印度和中国制造业企业之间也不完全就是剑拔弩张的竞争关系，实际上双方在很多方面也存在相当多的合作关系。例如，TCL和Videocon在印度市场上交火，但是并不妨碍TCL采购Videocon的彩管；塔塔钢铁抱怨中国企业抢走了印度的铁矿石，但是它却也在中国采购粗钢加工后再卖给中国的客户。正如印度国会议员、经济学家贾拉姆·兰密施(Jairam Ramesh)创造的“Chindia”一词，中印制造业之间实际上早就已经密不可分了。

利用“中国制造”来开拓全球业务，早已经是跨国公司公开的秘密了。与中国企业对印度的一知半解相比，很多印度的“跨国公司”对中国却相当了解。例如，塔塔集团与中国结缘已久，其创始人詹姆谢特吉·塔塔早在1864年就曾经到过上海并在那里生活了几年。

如今，作为塔塔集团最顶端的控股公司塔塔子孙公司(Tata Sons Limited)的执行董事(Executive Director)，英国人Alan Rosling掌管着整个塔塔集团的海外业务。但是，他对塔塔在中国的业务现状并不大满意。“我们在中国做的生意还很小(We are very small in China)。塔塔集团的营业收入有220亿美元，来自印度之外的收入有66亿美元，其中来自中国的只有1.67亿美元。”最近，Rosling刚刚任命了James Zhang作为塔塔集团驻中国的负责人，全面协调塔塔集团在中国的所有业务。

目前塔塔集团有超过60%的营业收入来自于旗下的三大公司：TCS等IT服务公司、塔塔钢铁和塔塔汽车。其中，TCS已经在杭州拥有一个研发中心，在北京和上海也都有市场和销售部门。8月，TCS完成与中方合作伙伴的谈判，正式宣布在北京组建一家从事软件外包的合资公司。“合资公司的投资额将达到1060万美元，后期Microsoft加入后投资额将增至1470万美元，计划5年内达到5000人的规模。”TCS全球市场负责人Jayant V Pendharkar透露。这也将成为国内软件外包领域的巨无霸。除此之外，塔塔集团还与北京的一家酒店集团签订了备忘录，要在北京建设一家超五星级酒店泰姬酒店(Taj Indian Hotel)。要知道，在孟买海边，与印度门正对着的金壁辉煌的泰姬大酒店也是塔塔集团的产业。

“1991年印度改革开放以后，塔塔开始面对各个方面的竞争，这里面既有美国的高科技的竞争，也有中国的低成本的竞争，这其实就是全球化的竞争。”这些年来，Rosling正在加紧将这种来自中国的竞争转变成塔塔的竞争优势。

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塔塔集团最重要的采购中心：除了塔塔钢铁在中国采购粗钢和焦炭之外，塔塔电信每年至少采购150万部ZTE为其定制的手机；塔塔汽车在中国也采购了不少的卡车零部件；塔塔鞋业每年也在中国采购几十万双皮鞋。

实际上，采购中国生产的品已经成为了一种企业战略，一种通过站在中国制造的低成本肩膀上赚取品牌或技术附加值的战略。

Liberty是印度最为知名的皮鞋品牌，其皮鞋已经远销到中东等地区，另外，他们也为一些欧洲客户OEM其他品牌的皮鞋。虽然Liberty几乎恰好站在中国制造的最强点上，但是它并不为此感到绝望。“中国的生产能力非常强大，占据了全球皮鞋市场50%的份额，他们的成本至少比我们要低30%，从这个角度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竞争。”Liberty鞋业有限公司CEO Adesh Gupta说，“但是中国的鞋并没有全球品牌，只能集中在低端市场，我们的应对办法就是从中国大量进口皮革，在印度生产，然后销售到全球市场。”

有意思的是，印度家电制造企业近年来高速发展的背后，也有着中国人的影子。就在8月1日记者在奥兰加巴德采访Videocon的时候，竟然与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广州电器科学研究院成套装备副总经理陈传好等几名中国人不期而遇，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与Videocon探讨德里附近新建工厂成套生产设备的引进问题。

此前，作为家电成套设备的总包商，广州电器科学研究院已经帮助Videocon在意大利和安曼的新工厂引进了大量的中国生产设备。“除了Videocon，我们在印度还在谈几个单子，现在印度家电制造的整体水平相当于我们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水平，但是增长非常迅速。”陈传好期待在印度拿下几个大的单子。

伙伴关系

塔塔子孙公司的执行董事Alan Rosling有时很羡慕Mahindra & Mahindra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Anand G. Mahindra，“他们在中国干得不错。”与塔塔汽车擅长卡车和轿车不同，Mahindra & Mahindra的吉普车、越野车和拖拉机在印度同样家喻户晓并占据统治地位。

坐在富丽堂皇的办公室里，手按在胡桃木的桌子上面，Mahindra的心情不错。去年6月，Mahindra & Mahindra公司与江铃汽车集团共同投资组建了马恒达(中国)拖拉机有限公司。“南昌是一个不错的城市，很适合生活。”他笑着回忆道，“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计划每年在中国也就生产8万台拖拉机。可是仅仅一年的时间，我们现在的年产量已经达到了15万台，中国的市场发展得太快了！”目前，Mahindra & Mahindra公司持有合资公司80%的股份，但是Mahindra从来没有想过要把合资公司变成独资公司，因为他已经深知外商在中国的经营之道：“我们需要一个对中国文化有深入了解的合作伙伴，通过合作伙伴，我们才能够了解当地的政府、人民和文化，我们在中国才能有良好的发展。”

尝到了甜头的他已经在设想将Mahindra在印度非常知名的吉普车和轿车产品介绍到中国。早在1955年Mahindra & Mahindra公司就开始生产吉普车，因此Mahindra知道其实吉普车和拖拉机的生产工艺很多方面都是很相近的，很多技术和设备也能够通用。“目前我们已经在与中国的几家合作伙伴谈判，我相信12个月之后一定会有结果。”

与塔塔汽车一样，Mahindra & Mahindra公司在汽车的自主研发方面也有着很强的实力，Mahindra一直希望能够进军欧美市场，但是以前并不太成功。时隔10年之后，Mahindra宣布将在明年夏天推出新款的SUV产品并重返英国市场。

Mahindra觉得应该更好地利用在中国的这个平台。一开始合资公司用江铃品牌的时候大部分的零部件都是从中国国内采购；推出Mahindra品牌之后为了保证质量，这部分的零部件大部分改在从印度采购。Mahindra认为交叉采购的时机已经到来，这样无论是江铃还是Mahindra品牌的拖拉机，就都能够拥有最好的质量和最低的成本，“我们要做一盘中印混合菜。”他笑着说，“而且，印度和中国的工程师都是全世界最好的工程师，我们双方结合起来，为什么不能够占领全世界的市场呢？”

如今，越来越多的印度企业来到中国寻求机会。6月23日，一大群印度人突然出现在了北京的金城万豪酒店，他们个个西装笔挺、谈吐不凡；这不是一般的旅行团，而是印度Godrej集团的董事会考察团。Godrej集团是一家有着109年历史的家族企业，传到现任董事长Adi B. Godrej手中已经是第三代了。从做锁具开始，如今的Godrej集团已经发展成涉足机械、化工、家电、农产品、房地产诸多领域的多元化企业集团，去年的营业收入约合110亿元人民币，Godrej家族也成为印度最富有的家族之一，在《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中名列第278位。

Adi B. Godrej有一个小“怪僻”，就是只要能用自己公司生产的产品，他就不会用其他公司的产品。“我办公室和家里的家俱、所有的锁都是Goerej生产的，我的黑头发也是用Godrej的染发剂染的，就连家里吃的鸡肉也是Godrej加工的。今天我洗澡用的香皂都是自己公司的产品，我专门从印度带过来的。“他不无自豪地说道。

算上30年前第一次来到中国，Adi B. Godrej已经是第7次到中国来了，他说每一次都会发现一些新变化。但是，Godrej集团目前还没有在中国开展任何业务，这也是他急着花费一周的时间把董事会的大部分成员都请到中国的主要原因，“我们必须在中国做点什么了。”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把Godrej旗下的一些家化产品引入中国。一个月之前他来过一次中国，去了广东中山和上海。令他失望的是，当他与上海家化谈合作的时候对方的态度并不积极。于是这一次他改去扬州，准备与规模小一点的中国公司组建合资公司，将Godrej集团的家化产品打入中国市场。“乐观地说，一年之内我们就会进入中国。”

这种与中国企业合作的困惑在印度企业中普遍存在。生产灯具的Neolite公司总裁Rajesh Jain也一直希望能够在中国建一个生产基地，因为他的很多客户都在印度之外，而印度从工厂到港口的物流成本很高。而且，Neolite生产所需的很多模具和原材料都在中国，中国的供电和厂房设施也远比印度要好。更令他着急的是，Neolite的几个主要竞争对手(来自日本和中国台湾)都已经在无锡建了工厂。

但是，他前前后后在中国跑了两年，竟然没有找过一家合适的合作伙伴。这里面就有很多沟通的问题：他提出合资公司的产品要用Neolite的品牌，中方也表示同意，但是却不同意品牌折算成投资额。而且，中国的企业基本上是一提到欧美或者日韩企业就两眼放光，说到印度企业尤其是搞制造的印度企业则半信半疑——印度还有如此出色的制造企业和品牌？因此，虽然他找了好几家中国企业谈判，却一直都没有结果。“我还要过来，我不会放弃。”虽然遭受了如此之多的挫折，Rajesh Jain仍然没有失去希望。

同样在中国寻找机会的还有Alan Rosling这位塔塔集团海外业务的当家人。早在2004年的8月，塔塔汽车就曾经与中国的华晨汽车签订了一项谅解备忘录，计划将塔塔的轿车引入中国。如今印度满大街跑的轿车中除了日本和韩国车外就是塔塔汽车自主研发的小型轿车“Indica”和中型轿车“Indiago”了。但是，这项合作却无疾而终。

“2004年中国出台了新的政策，对于汽车行业的外商投资比例加强了限制，因此塔塔汽车转向了别国发展。”Rosling强调，“我们的汽车还会在适当的时候进入中国。”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中文题字，是他在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约翰·梅杰办公室工作期间得到的，上面写着“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撒切尔夫人惠存，包玉刚敬题，1985年元旦”。他知道，自己还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

人才的融合

资金上的合作是一方面，中国和印度的企业家们都没有忘记企业中最宝贵的资源：人。在班加罗尔著名的七星级酒店Leela Palace的高档写字楼里，Huawei印度研究所占据了整个3～5层，这里有超过800名印度最聪明的软件人才在为Huawei开发软件。有些印度软件顶尖高手还被交流到了中国，参加Huawei的一些大项目。

还是在位于班加罗尔的Embassy Golf Links Business Park，原来全部是印度人的联想印度公司中最近突然出现了六七张中国人的面孔，其中有联想集团外设事业部海外业务专员高睿、联想中国服务管理部项目管理总监任作敏等人。正如联想集团COO刘军所说的那样，联想下一步的紧要目标就是将其在中国行之有效的“黄金供应链”拷贝到印度，然后推广到全球市场。

“联想中国公司对我们印度公司的支持非常关键，它帮助我们度过了最初困难的整合期。这些中国员工在不同的时期从中国过来，他们在许多方面富有经验，将帮助我们把整个印度公司的供应链、销售以及服务全面加速。”联想印度公司主管市场和品牌的副总裁Ajay Mittal认为。更多的变化还在悄悄地发生。

原来IBM PC在印度的客户只有关系型的大客户，现在则从联想中国引入了交易型的模式，同时开拓了中小企业、消费客户和个人三种新的细分客户。同时，联想还在全印度建立了44家Lenovo品牌零售店。过去，IBM PC在印度的产品比较单调，每年只有很少的新品推出，而去年一年就发布了8款新产品，印度员工们的积极性一下子就调动起来了。甚至在印度市场上推出的带有控制转盘、无需开机即可播放媒体文件的台式机也是拷贝了联想中国的某些创意。印度和中国最聪明的脑瓜子结合在一起，产生的能量实在是惊人。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头发花白的A. K. Dashora是位于奥兰加巴德的Videocon部件部门的副总经理，他的职业生涯基本上都是在这家公司度过的；如今，他上大学的儿子马上就要毕业了，而且要被派到Videocon设在深圳的实验室做软件工程师。而无论是Videocon收购的汤姆逊工厂，还是Mahindra & Mahindra位于南昌的拖拉机厂，都雇用了成百上千的中国员工。

如今，这种人员之间的交流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基层员工的这个层面，而是已经开始渗入到公司的高层。塔塔集团在中国的总代表James Zhang已经不是一个印度人而是一位华人了，而印度人西姆辛(C. M. Singh)加入TCL印度公司并担任主管市场和销售的副总裁，则标志着这种人员之间的交流已经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去年10月，西姆辛从LG转投TCL。1998年加入LG印度公司之后，他一手缔造了LG在印度的辉煌，LG成为印度彩电市场单品牌的老大。“再没有什么新的挑战了”，西姆辛选择了重新开始，将一个在印度尚不知名的品牌从头做起来。当然，刚到TCL的西姆辛也有些许的不适应：这里没有那么多的预算来投放广告，这里的业绩压力同样很大，原来汤姆逊的一些地区分公司经理已经丧失了斗志。

但是，西姆辛毕竟是西姆辛。他很快对TCL在全印度的25个分公司经理进行了彻底的洗牌，18个不称职的经理被撤掉，换成了原来LG印度公司的中层，这已经使得整个LG印度的营销团队走掉了70%。由于西姆辛在LG时候巨大的号召力，有80%的LG的经销商也开始代理TCL的产品。

在Marketing方面，西姆辛也采取了地道的“印度式营销”。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板球比赛的赛场上，出现了TCL的广告。印度的小商店多，TCL就给每个小店发了广告，让他们贴在门外；印度的三轮出租车很多，他们就在三轮车的背后贴上广告；他们甚至还雇了很多民工到人口密集的市场上去发广告；这些营销方式虽然花费相对不多，但是收到的效果却相当不错。

刘洪齐和西姆辛，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如今却已经成为印度彩电市场上的“王牌组合”。除了掌握一些大的原则外，刘洪齐对西姆辛信任有加，整个市场营销都放手让他去做。“西姆辛加盟之前我的时间安排是八二开，80%的精力都放在了营销上，只有20%的精力放在供应链、财务、行政等其他事情上。他来了之后，我就变成二八开了，大部分的时间能够放在保证TCL印度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上了。”

胖胖的西姆辛左手中指戴着一个翡翠戒指，右手中指是金戒指，无名指上是银戒指，手腕上还有一只银手镯，粗粗的脖子上戴着金项链，衬衫的口袋上还插着一支签字笔，一副典型的印度职业经理人打扮。不过一个细节却让人感到新奇——嗓子有点不舒服的他拿起一杯中国的绿茶就喝了起来，显然，他已经习惯中国绿茶淡淡的清香而放弃了回味醇厚的印度奶茶。

7月6日，在中印边境的乃堆拉山口中国一侧，有100多名中国的边民正在焦急地等待着进入印度，而在印度一侧也是如此。事隔44年之后，中印之间的边境贸易终于重新开放。

如今，中国和印度在经济上的交流已经越来越密切。但是一种新的不平衡已经出现。根据印度旅游咨询公司Manas咨询公司董事长Ravi Bhoothalingam的数据：“如今，每年有6万中国人到印度来，其中有2万人是来旅游的，其他4万人都是做生意。同时，也有25万印度人来到中国，其中有10万人都是商人。”

领先者总是不习惯回头观察后来者的，而后来者总是把目光锁定在领先者的身上。正如今天很多中国人都能够熟练地说出美国十几个州的名称，而美国人对中国地理却知之甚少一样，印度人对中国的了解也比中国人对印度人的了解要深入得多。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中，印度还是一个很神秘的国家，人口众多，经济不发达，仅此而已。

当全球化的大铁锨将整个世界都铲平了之后，隔着崇山峻岭的中国和印度突然发现，虽然以前走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但是最终却将交汇在一起，这个交点就是制造业。在这个战场上，中国和印度的企业们既竞争，也合作，而神秘并且遥远的印度也将会因此而史无前例地扑面而来。-

(本刊记者叶可可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