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占波

德鲁克：凝固的灯塔

一位大师的离世，不会立刻让人感到孤独。不过，他离去得越久，人们才越发能感受到他光泽不再的失落和彷徨。

他自称为“旁观者”。正是这个“旁观者”，在过去几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里，像一座伟大的灯塔，照亮了众多学者和企业领袖们的前程。

德鲁克60余年的著述生涯中，一束穿越世纪的光芒日渐变得明亮，这就是他第一个关注的“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阅读德鲁克，能够感受到他那种宣言式的风格，震撼力直指人心：“基本经济资源不再是资本、自然资源或劳动力，它现在是并且将来也是知识。”

“社会拯救信念的告终，无疑标志着转向内心。它可能重新强调个体，强调人。”

“一切都在变化之中，这确实是一个创造未来的时期。这是一个采取行动的时期。”

德鲁克是在知识社会、知识经济风云激荡的日子里离开我们的。一个奉献了大智慧，教化了一代又一代人，让一个又一个腰缠万贯头顶晕轮的商界巨子，拜倒在脚下的“大师中的大师”，在离开并带给人们思念与孤独的时候，在敬重与缅怀的时候，依旧有一个老问题涌动着：在没有德鲁克的时代，在“知识”刚刚开始与“经济”联姻的时代，这座已然凝固的灯塔，还能暗示我们哪些需要细心品味的智慧之光，未来还有什么让我们再度陷入更加迷离、更加张狂的诱惑？

一座灯塔凝固了。任何咀嚼德鲁克的言语和文本，都再也无法得到德鲁克的回应。我们将学会在“没有德鲁克”的时代生活。

我们必得这样。

洛杉矶当地时间2005年11月11日上午，一个伟大的头脑停止了思考。95岁高龄的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 在洛杉矶附近的家中安然辞世。在他的身边，有一起生活了多年的结发妻子窦瑞斯(Doris Drucker)，还有他的4个孩子和6个孙子。出生于 1909年11月19日的德鲁克最终没能等来自己96岁的生日。

当媒体沉浸在“现代管理学之父”撒手人寰的报道之时，黄建东教授告诉记者：“其实，在晚年，他一直自称是‘社会生态学家’(Socioecologist)”。黄建东教授是北京光华管理研修中心副院长。2005年，北京光华管理研修中心彼得·德鲁克研究会正式成立，这是国内唯一经由彼得·德鲁克先生亲自授权，以德鲁克先生名字命名的研究会。

世纪智者的身影

“接见我的时候，他已经95岁了，亲自走过来和我们打招呼。”黄教授提起今年1月28日在德鲁克家中拜访的情形仍然历历在目。德鲁克的家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克莱蒙特城。那是一个三万人口左右的小城，座落在一个北高南低，略有倾斜的平原上。以德鲁克名字命名的德鲁克管理研究生院所在的克莱蒙特大学就位于这里。

当黄建东教授来到德鲁克的住处，他不禁犹豫了一下，“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住宅”.在一排相似的房子里面，丝毫不起眼，甚至称得上颇为简朴。对于一名普通的克莱蒙特大学教授，这样的房子也许还说得过去，可是他要拜见的是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德鲁克太太热情地把一行人请进了大厅。

德鲁克先生一身很寻常的穿着，粉色衬衫外面套着大红的羊毛衫，灰色的西裤可能为了老人穿着方便看上去很肥大。老人眼力差了，耳朵上架着老花镜；耳背，需要戴助听器。但老人的思维却是异常敏捷。“我走上前说，德鲁克教授，我想给您报告一下我们最近的工作。”黄建东说，当时用了report(报告)这个词。德鲁克立刻就说到：“不，不，没有人向我报告。”黄建东就改口说，那我向您通报(inform)一下吧。德鲁克先生才欣然接受。德鲁克是北京光华管理研修中心的首席发展顾问。

“如果只听我们谈话，恐怕很难想象他是一个95岁的老人。”黄建东介绍，当时德鲁克听到他是用英文交谈，就询问他如何学习英语。进而，他还谈到机械翻译问题，认为在欧盟，如果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好像还有可能。但他怀疑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几种语言能够成功。“他真是一个平易近人的智者。”黄建东说。

不是主流学派的“现代管理学之父”

“为什么德鲁克的管理思想，在企业界那么受欢迎，但是，在学术上却不是主流学派？”这是黄建东在克莱蒙特大学进修期间，向一位资深教授提出的问题，这位教授已经研究德鲁克思想几十年了。老教授的回答很机智：“黄先生，你看那些被认为学术水平很高的文章，他的读者有多少？德鲁克的书又有多少读者？”《卓越的管理者》这本写于1967年的书，已经被翻译成了20多种语言，时值今日，仍在不断重版。

“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唯一权威就是成就。”德鲁克说。

作为一个管理咨询顾问，德鲁克一直抱有与一线管理人员交流的强烈兴趣。德鲁克的管理理论也非常强调结果，他所指的结果不是在组织的内部，而是在组织的外部。“他认为，如果一个企业不能对社会有贡献，就没有存在的价值。我体会，这也是他为什么称自己社会生态学家的依据。”黄建东说。

1954年11月6日是管理学中一个划时代的日子。彼得·德鲁克在这一天出版了他的《管理实践》(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一书。该书标志着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德鲁克说：“直到那个时候，人们仍是把商业看作经济学，而不是一个有人和社会的组织机构。”

而早在1939年，德鲁克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工业人的末日》，在书中他深入剖析了法西斯主义的荒谬性。社会、人和组织正是他毕生关注的核心。“德鲁克把社会看作一个有机体，各种人和组织构成了一个社会。一个社会没有好的组织，很难想象会运转良好。而如果一个组织没有好的管理，也很难想象组织里面的人会乐意工作。”黄建东教授指出，德鲁克正是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组织的管理问题。由于德鲁克看待管理的角度、高度的与众不同，才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独特管理思想。

2003年7月，彼得.德鲁克接受了美国总统布什颁赠的美国最高荣誉勋章“总统自由奖章”。对于94岁高龄的德鲁克而言，这可谓一份迟到的荣誉。

中国“缘”

“当我说道，我们和人民大学准备举办德鲁克EMBA项目时，他连续说了两次‘太好了’(that is wonderful)”黄建东一脸的激动。黄建东介绍，德鲁克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到过中国的北京和西安。此后，一直对中国保持热切的关注。他曾经多次表示，如果身体允许很想到中国再看看，没想到，最终没能成行。

“德鲁克先生就像是你的一位同事，虽然与你面对相同的事实，却从不同的视角说出了你不曾想到的新理念。”海尔集团德总裁张瑞敏对德鲁克的思想推崇备至。20多年前，正是阅读德鲁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一书中对有效管理的阐述，激发了他创造“日清”工作法。1988年海尔冰箱摘取了中国冰箱史上的第一枚金牌。张瑞敏说，“这枚金牌要归功于“日清”工作法，更要归功于德鲁克先生。”

“德鲁克留给我们的是一个管理思想的宝库，还有待我们去挖掘。”黄建东说，一脸肃穆。

德鲁克旁观IT

文/本刊记者 张述冠

作为一名极具洞察力的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自然不会对强劲的信息技术浪潮漠然不顾。实际上，德鲁克不仅是最早对IT的影响产生深远洞察的人，也是少有的对IT保持着清醒的质疑的人。

在《卓有成效的管理》一书里，德鲁克提醒企业的经理人员：小心电脑。电脑能够提高经理的工作效率，但它也有一种反向趋势，即将经理和外界隔绝，使他只注重数据，而不注重企业现状。计算机的优点在于它是一台逻辑性机器，它只按程序行事。这使它迅速准确，这也使它成为十足的傻瓜，因为逻辑根本就是单调乏味的。”德鲁克说以上这些话时，还是1966年。那时，计算机的大小和发电站差不多，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还不知其为何物。

虽然德鲁克对于信息革命的到来深信不疑，但他似乎终其一生都对IT抱着一种质疑的态度。

20世纪90年代之后，IT对全球经济产生了令人瞩目的影响，但德鲁克依然不改初衷。一些来自媒体的新经济鼓吹者在采访德鲁克时，总是会问起德鲁克对于IT的态度，他们似乎希望听到德鲁克对IT会有更积极的评价，但德鲁克每次都让他们失望。

1997年，《CIO》杂志的专栏作家达文波特(Davenport)在采访德鲁克时曾经问他：你认为IT对管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吗？

德鲁克回答：我不这样认为。当我在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使用计算机时，我相信数据的获取可以对企业运作产生重大影响，但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个知道他可以获得什么信息的高级经理。经理人员最需要的信息不在企业之内，而是在企业之外。

2000年，《Business 2.0》的主编舒诺费尔德(Erick Schonfeld)前往德鲁克家中向这位91岁的大师请教：难道计算机没有使业务更加高效么？

德鲁克的回答与他30多年前的观点一脉相承：互联网只是创造了一个记录体系，而这种记录体系大多数公司早在没有互联网之前就在做了。基本上而言，互联网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计算机所能做的事情，但它并不能使我们做一些从未做过的事情。而且还有某些事情它是做不来的。每当你陷入某种危机时，你靠的是你的供应商帮助你来摆脱困境。你要作出判断：我是否信赖这个人？而判断力，正是计算机无法逾越的障碍。

德鲁克确实不像那些新经济的鼓吹者那般对IT大唱赞歌，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认为德鲁克站在IT的对立面。也许我们应该这样认为，德鲁克对于IT的质疑，是在现实世界对于IT已经给予了足够多的热情的情况之下，有意向IT抛去的冷水。德鲁克并非不明白IT的重要，他只是想借此机会反复提醒人们：我们要学得更谦恭一点。

不得不承认，在这个问题上，德鲁克依然表现出了他作为一个“旁观者”的锐利和清醒。比如说，德鲁克认为，IT只是改善了企业的日常运作，它对于企业的战略决策助益不大，因为战略决策的基础主要是外部信息而不是内部信息。

德鲁克的这一看法无疑是精准的。像CRM和SCM这样的信息系统就是希望能解决商业供应链之间的信息交换问题，但这些系统的运用似乎并没有让我们看到太让人兴奋的结果。实际上，不仅是企业之间难以实现信息的充分共享，就是在企业内部不同部门之间也很难做到这一点。我们并没有找到获取外部信息的更好的办法。

虽然德鲁克看到了这个问题，但他也没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不过我们不能对德鲁克过于苛求。正如《管理大师德鲁克》一书所说的那样：

德鲁克是我们商业文明的道德学家。他提出建议，他确立那些需要扶植的价值观，有时他指出正确的方向，但是他提出的解决方案不多，而且，他提出的那些方案充其量不过是对解决办法的提示而已。对道德学家来说，只要指出现实和可能之间有多大的距离就足够了。

“用德鲁克的方式出版德鲁克图书”

“我们六月份出版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半个月内就成为北京图书大厦管理类图书销售的第一名。”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张渝娟副总经理兴奋地说。作为一家经管类图书出版的领导者，自7年前成立始，华章一直关注着德鲁克图书的引进工作。“德鲁克是我们不可逾越的，”张渝娟认为，华章最终能够拿到25本德鲁克系列图书的版权是最值得欣慰的。

“在我们出版过程中，我们常说我们是用德鲁克的方式出版德鲁克图书”张渝娟说，出版社现在就在采用德鲁克教导的方法来做出版规划。

“德鲁克的图书确实值得一读再读。”这是张渝娟最想对中国读者说的话。

缅怀管理大师，品味变革真谛

陈蓉

2005年11月16日，《中国计算机用户》组织了“彼得.德鲁克追思会”，总编段永朝邀请了胡泳、吴伯凡、王俊秀、姜奇平等多位学者专家，共同回忆了管理学大师的观点，德鲁克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并探讨了将来的走向。

学者们深切缅怀了管理大师，回忆了他思想的形成历程。可以说，浓厚的家庭文化背景、丰富的社会实践成就了他的思想。德鲁克不仅在管理学领域成就斐然，他同时也是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和未来学家。

德鲁克一生著作无数，但他的实用主义色彩浓厚，他关心的是企业社会的责任。他对“企业目的”的理解，更是值得当代中国人细细品味：利润只是企业运行正常与否的指标，但不是企业的目的。在他看来，企业不是赚钱的工具，而是承担社会责任的机构。企业不是商品，不应该买卖；而是一个组织，承担“解决就业，创造税收”等社会责任。

学者们认为，虽然德鲁克离开了，但他的管理思想必将永放光芒。

《21世纪商业评论》

编委 吴伯凡

德鲁克个人的成功和对社会的贡献，得益于他是一个旁观者。他在旁观与历险中有一种张力，与社会既保持距离，又参与其中，这一点很多知识分子都没有做到。

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

策划 胡泳

德鲁克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正像他所说，管理不是想当然，而要落到实处。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

秘书长 姜奇平

德鲁克是一个走在信息时代前面的人。

博客网

创始人 王俊秀

德鲁克是引领我们进入知识社会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