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笔｜王涌

撰稿｜程(双吉) 蒋蕴 发自伦敦

迅猛的技术发展和资本市场的追捧或者打压，已使得全球电信行业前景难测。而在中国，由于缺乏相关法律的最终出台以及行业主管部门的不透明，市场发展更是扑朔迷离。

近几年来，中国政府主导的对运营商的拆分和重组，到近期的高层互换，都显示出政府对这一行业的方向还没作最后决定。

掌控行业政策又掌控企业的中国政府，既是电信产业中维护消费者利益的保护者又是该行业的最大既得利益者，在决断产业发展方向的时候，它势必会在两种角色的不同利益考量下摇摆。

在方向明确前，政府唯一明确主导的就是，四家大的国有电信运营商全部完成上市。最后一家还未上市的运营商网通，也进入上市最后冲刺阶段，其IPO价格定为每股8.48港元，在这次IPO中共筹集了11.4亿美元的资金。至此，政府的产业政策方向已无法再作拖延，否则四家运营商的发展都将笼罩在不确定的层层迷雾中。

曾担负“试点”意义而创建的原网通，引入了职业经理人田溯宁，这是政府在技术发展冲击下引入市场竞争的一个突破，随着2002年的产业重组，这个创新突破的意义被消解了。但随着新网通即将上市，田溯宁再次主导新网通的发展，一切都变得耐人寻味。而网通和田溯宁在中国电信产业格局中不断变换的角色，也恰恰将折射出政府在决断产业方向上的脉络。

(一)

中国四大国有电信运营商已全部完成上市。但由于政府对于这一行业的方向还没做最后决定，因此运营商的发展都将笼罩在不确定的层层迷雾中

网通上市拨云现雾

中国网通太急于上市了。在市道如此低迷的时候，它将于11月16日和17日分别在纽约和Hong Kong上市。它正在试图通过相对较低的定价和丰厚的派息吸引投资者购买其首次公开募股(IPO)的股票。

中国网通所希望的融资额一再降低，从25亿美元到15亿美元再到11亿美元。它计划发行16.2%已经扩大的注册资本，IPO募集资金的50%用于基本设施的建设及网络扩容。

2002年产业重组后，新网通就开始了内部融合、重组、上市的过程。为促使上市公司首发成功，今年7月23日，集团成立了作为上市公司的中国网通，将其资产中最精良的部分注入，这包括北方的北京、天津、山东、河北、河南、辽宁等六省市和南方的上海、广东两省市的电信资产。

“从上市资产的基本面看，和中国电信比，网通没有吸引人的资产和发展潜力。它虽然号称是国际运营商，但我们认为，它只是北方地区的固网运营商。”申银万国分析师杨大力说，“唯一可能吸引人的就是低定价高派息的策略。”

据中国网通呈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文件显示，网通分配给机构投资者的股票价格为7.88港元乣9港元。扣除经纪费后，私人投资者可以每股7.8港元乣8.91港元的价格购买网通股票。网通也向投资者承诺，未来两年将拿出利润的35%乣40%用于派息，也就是说股息收益率将达到5%，而中国电信的股息收益率只有2.8%。

网通一方面要上市融资，一方面又给出如此高的派息率，它到底需要钱还是不需要钱？“一般来说，高增长的企业不需要高派息，因为它需要资金来维持高增长。而网通已经进入平稳增长的轨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高派息，市场可以理解。”易凯网络资本公司首席执行官王冉说，中国的电信类股票在资本市场已不稀缺的情况下，这只是网通为了吸引更多投资者进驻而采取的一个市场策略。

但这也让一些投资者感到担忧，他们认为，如果将大部分利润用于派息，需要资金时就又需要到资本市场上来筹集，而这样的话，投资者的权益就会被稀释。

网通正在做上市的最后冲刺，随着它于本月完成上市工作，中国四家大的国有电信运营商已全部完成上市。但由于政府对于这一行业的发展方向还没做最后决定，因此运营商的发展都将笼罩在不确定的层层迷雾中。

“一个是看网通自身的长期企业策略，怎样从固话领域里开拓出并拉动业务增长，同时保持在这一领域的竞争力；另一方面是中国电信改革的大格局对其的影响，包括未来会不会获得3G牌照。”王冉认为，网通的未来受上述两个方面的影响。

尴尬的处境

值得注意的是，网通上市过程中，在市场上出现的一个难堪局面——网通一直将自己定位于一家新兴的高科技服务企业，尤其在中国南方地区，网通运营宽带网络，并希望为更多的家庭和企业提供高速互联网接入服务。但在它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招股书中，却披露出，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来自北方地区固定电话业务，在总额72亿美元的收入中，固定电话收入就占到61亿美元。去年，在宽频和互联网服务上的收入仅有4.23亿美元，“商业和数据”服务收入也仅有4.42亿美元。在移动业务缺乏的情况下，“小灵通”服务正在成为其主要业务增长点之一。这也正是网通首次公开募股最初市场反应欠佳的原因。

分析人士认为，当年将原网通与北方中国电信和吉通整合在一起，政府打的一个重要算盘，就是要借助原网通在资本市场上的创新形象，将北方中国电信和吉通的电信资产带到资本市场上。在网通完成上市的使命后，政府的产业政策方向已无法再拖延，而政府将如何让网通转换回它名副其实的角色定位上，将恰恰折射出政府在决断产业方向上的脉络。

“对网通来说，关键就看能不能拿到3G牌照，如果拿得到还能发展好，拿不到就会陷入非常缓慢的发展。”湘财证券分析师姚军博士说，目前市场对电信运营商成长性的评价比较谨慎，要看能不能进入移动领域，因为投资者已不认为固定电话服务是一项快速增长的业务。

在网通运作上市的最后关头，中国政府11月1日主导了其他三大运营商高层互换的调整，市场普遍认为，中国政府将以3G建设为契机展开新一轮体制改革。但网通对此的回应是，执行主席张春江11月3日在Hong Kong的上市推介会上明确指出，由于内地3G在牌照发行数量、时间表、技术标准、覆盖范围及漫游收费标准等均没有明确的情况下，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集团没有计划投资3G牌照。

一直在寻求开展全业务经营的网通，在此时对3G计划的态度表明，中国政府对推出3G网络依然顾虑重重。而在政府的3G计划摇摆时，网通却早已瞄上3G的替代品。

看上电讯盈科的真实意图

网通看上的3G替代品就是WiMax技术。而这正好解释了，为何网通上市之前对于并购Hong Kong电讯盈科或成立合资企业产生了浓厚兴趣。

双方的协商于今年5月份首次披露，当时一些分析师认为，这是为中国网通首次公开募股增加吸引力，获得更多投资者青睐的途径之一。但到7月份谈判显然遭遇挫折，田溯宁在出现僵局后亲自出马到Hong Kong谈判。

其实，网通看上了电讯盈科正在Hong Kong应用的WiMax技术，与3G的重点倾向于实现移动通信的宽带化有所不同的是，WiMAX技术的重点是实现宽带无线化，它更适合用于城域网建设的“最后一公里”的无线接入部分，对网通这样的新兴运营商尤为合适。而电讯盈科的管理经验将有助于网通在中国内地设立此项技术。

对网通而言，WiMax主要有两大优势：第一，能有助于实现公司成为一家完全使用其专用宽带网络提供信息和声音服务的通信运营商；第二，它很可能减少公司甚至国家巨大的资本性支出负担，例如在偏远省市安装电话线等等。要使用WiMax技术，运营商要做的就是在基本通信站点安装一个WiMax传输器，并在个人电脑上装一个接收器。这项技术会将声音信息传输到用户所在地，无需在每一家用户住所或办公楼安装昂贵的电缆和电话线。

目前芯片巨头Intel也在不遗余力地宣扬WiMAX这种新兴的远程无线技术，它希望引领人们进入“WiMAX时代”，以此取代线缆和DSL接入技术等，但遭到业界的强烈质疑。

目前的迹象显示，网通与电讯盈科的谈判可能告吹。而WiMax技术的市场应用也不明朗。但网通此举透露出，它在政府顾虑重重地决断产业方向时，已开始寻求化解风险的路径，并借以确立自己在未来市场格局中的优势。

浮现的与隐蔽的

网通在此次上市中，打出了自己国际化团队的旗帜。上市推广前，公司推出由多位海外知名人士组成的董事会名单，包括担任非执行董事的新闻集团董事长默多克、担任独立董事的高盛集团前联合总裁约翰桑顿。

其实，新闻集团的默多克、高盛证券及戴尔电脑的戴尔，都是从原网通创建时就通过资本成为其外资股东，中国网通上市后，他们将持有上市公司6.9%的股份。

市场分析人士更多地将这看成网通塑造市场形象的一个卖点，而忽略了田溯宁实施企业战略的一个基点——他早已把握到，整个产业“最根本的变化是整个行业的价值链发生了变化，计算机、电信、广播电视三个行业将合为一体”。在原网通当年私募时，他就将计算机企业戴尔和拥有传播内容的新闻集团“融合”进来了，这也正是田溯宁主导网通成为网络信息服务运营商模式的基础。在网通整合时，这两个外资股东并没被整合掉，反而被政府“保护”着进入了上市公司。

这个被保护下来的战略组合，将使网通在“三网合一”的发展趋势中，浮现出自己独有的优势。这也使得网通在未来的产业发展中，具有了成为“三网合一”试点企业的可能。

随着四家大的国有电信运营商已全部完成上市，政府对产业格局的主导作用可能将变得更加隐蔽。政府可能将不会再用行政组织的命令去实现“四合二”或“六合三”，它会让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相互并购，以体现市场规则主导中国电信产业格局的变化。但它始终是企业最大的股东，拥有最终的话语权。

李洁瑾亦为本文提供帮助

(二)

中国网通的国际色彩能够引入外部不同的观念，帮助中国网通进行最终的产业集中，将数据、视频和音频整合起来。国际化的董事会，将能很有效地帮助网通与美国、欧洲及其他国家的潜在合作伙伴进行接触。而进入网通的国外董事企图通过网通进入中国一些未开垦的市场

Hans Tung：默多克对网通另有所图

Hans Tung 曾供职于纽约及Hong Kong的美林证券，还曾经在高盛大中华区电信产业研究部门工作，在此期间，撰写了35页的中国宽带市场的产业报告，同时合作参与了对于中国3G和无线用户市场的预测。

高盛是此次网通上市的主承销商之一。但Hans Tung强调：“目前，我并没有在高盛工作。我的回答不代表高盛的观点，也不代表任何一位现任的高盛分析师的观点。一切只是我的个人观点。”

海外的中立态度

《全球财经观察》：中国网通本月在Hong Kong和纽约进行IPO，在这之前，它是中国四大电信运营商中唯一一家没有在海外上市的公司。它的姗姗来迟，您分析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Hans Tung：拆分中国电信花费了不少时间。我认为中国信息产业部在其中进行了恰当的政策推动，使得新组建的中国网通能够有可能与新的中国电信分庭抗礼。这是一种非常规的做法，但的确创造了一种健康的竞争环境，同时使得小网通和吉通有可能在其中取胜，因为原先的中国电信太过庞大和官僚主义。

然而，三者间的融合需要时间，甚至这种融合到现在还在进行，即便是在合并和收购行为更加普遍的美国，各方融合的过程也要花上4到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全球财经观察》：对于中国网通即将上市的消息，在美国市场上，例如基金等资本，它们持什么样的态度？

Hans Tung：在波士顿，有一些我的朋友，他们为美国的一些主要的信托基金工作。我曾经在私下里和他们谈论过这个话题，总体上他们对中国电信股持中立的态度。

ChinaMobile、中国联通和小灵通在移动电话领域打价格战，而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则都在渴望着下一个增长点，3G也许并不一定是最有效的。DSL在中国很有发展前景，但从中受益的是中国电信。相比较而言，中国电信拥有对宽带服务有更大需求的南方市场，而中国网通则需要开发一种无线宽带上网的方式，在南方的省份与中国电信的DSL产品竞争。因为DSL是一种基于固定线路的技术，在任何一个地区，总是对当地最大的固定电话营运商有利。

《全球财经观察》：新闻集团主席默多克，现在是网通董事会的成员。他的出现意味着什么？

Hans Tung：我怀疑默多克之所以进入网通的董事会，是为了向中国政府表明他想参与发展中国的电信产业。同时，我也怀疑新闻集团的兴趣是在于借助中国网通，探索今后如何把来自新闻集团的内容进行包装，并从网通那里分配到播出频道。因为网通今后将有可能不仅仅是提供电信和宽带服务，还有可能扩展到媒体播放服务领域。

《全球财经观察》：包括默多克在内，很多国外董事进入了网通的董事会。中国网通的国际化色彩，对它未来的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Hans Tung：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好迹象。引入外部不同的观念，能够帮助中国网通进行最终的产业集中，将数据、视频和音频整合起来。国际化的董事会，将能很有效地帮助网通与美国、欧洲及其他国家的潜在合作伙伴进行接触。

网通在IPO之后的方向

《全球财经观察》：有人说，中国网通选择了一个尴尬的时间进行IPO，因为现在的市场环境并不好。由于全球电信行业的总体低迷以及一些新兴企业负债过高的缘故，曾经很受投资者追捧的电信股早已风光不再。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Hans Tung：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能够在电信类股票最热的时候进行上市。但现实不可能尽如人意，网通需要资金来发展，如果它现在不上市，也很难保证一年以后情况会充分好转。说老实话，我觉得这种评论有一些随意和不够客观。

《全球财经观察》：此前市场一直认为，中国网通会拿出25%的股份进行IPO，但实际上，这个数字下降到了16.2%，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Hans Tung：最终募股的规模主要是基于投资者的需求。作为一个日渐成熟的电信市场当中的第四大运营商，刚开始的发售并不容易。

设想在一个总体上公平竞争的市场，根据对中国经济软着陆的判断，并不清楚有多少投资者想要买中国网通的股票。这使得网通的市场推广，变得更加困难。就我的看法，到目前为止，网通的管理层，以及高盛，他们所做的都很不错。

《全球财经观察》：对于中国网通来说，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它的高负债率。到今年6月底的时候，它的负债已经达到70亿美元。这会对投资者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Hans Tung：当一个公司有巨额债务的时候，投资者都想仔细分析一下资金的投向，而网通负债的原因是为了扩大其运营规模，借贷的资金使用基本是良性的，投资者应该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全球财经观察》：这一次，中国网通将它旗下最佳的资产拿来上市。这在资本市场上会产生好的效果吗？

Hans Tung：一定会产生好的效果。好的机构投资者很注重这一点。我敢肯定高盛以及网通的管理层也会强调这一点。同时他们也会向投资者保证，一旦其他资产的盈利和增长状况得到改进之后，也会以合理的价格上市发售。

《全球财经观察》：那么除此之外，中国网通该如何吸引投资者？

Hans Tung：中国网通要想吸引投资者，一定要坚持强调它与中国电信的不同之处。低定价和高派息，是一项良好起步的策略。另外一点，许多国外的机构投资者非常在意公司治理和财务账目的透明，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公司，许多人会更愿意向诚信和开放的企业投资，即便它增长速度较慢。一直以来，中国Hong Kong和新加坡市场是非常透明的。当投资者对中国市场不能确定的时候，往往会选择这两个地方。一旦他们对中国经济软着陆的可能性心中有数的时候，他们就会把ChinaMobile、中国电信甚至是中国网通看作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代表。

《全球财经观察》：在您看来，中国网通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它是一家新兴的高科技公司吗？

Hans Tung：在目前这个阶段，它更像是一个相对成熟的公司，看起来和许多同类的公司差不多，但比起其他的公用事业公司来说，它有着更多的潜在的上升空间。多媒体服务，有可能是它的下一个巨大的增长点。一旦它能发展起这个，那将会变成一家高速发展的公司。

在这期间，中国网通也应该注意提高内部的运作效率。尽管大网通和小网通之间的合并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但许多内部的程序和资源还需要花一些时间来调整和调配，才能使两者之间达到更加完全的融合。

完成了IPO之后，中国网通的未来策略应该注重完善多媒体播放内容。在中国北方扩展DSL服务，同时在中国南方发展无线宽带服务市场。

中国电信的未来

《全球财经观察》：2002年，在政府指导下，中国的电信产业进行了拆分和重组。自那以后，许多人觉得电信市场的未来，开始有了太多的不确定性。您对今天的情形怎么看？

Hans Tung：一般来说，美国以及欧洲的机构投资者对任何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都持保留意见，不管这其后的变化是好是坏。相对来说，我的看法更开放一些。我认为信息产业部的确从多种渠道收集了大量的数据和观点，也尽量平衡股份持有者的利益，做出了相对最好的决定。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完全赞同2002年拆分和重组，它使得小企业有机会占领市场，而大公司则因为缩小了规模而变得灵活，竞争被引入一种健康的模式。

《全球财经观察》：近年来，许多知名的电信巨头经营状况都不太好，整个行业的低迷会在什么时候有所好转？

Hans Tung：恢复是很艰难的。欧洲电信企业的复苏将会很慢，在高速增长期形成的债务问题，很难在短时间内消除。不过美国的电信企业正在好转，在未来2到3年内将会比欧洲表现得更好。亚洲仍然是最有希望的市场，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和印度。

《全球财经观察》：随着固定电话和手机用户越来越多，中国被认为是全世界发展最快的电信市场。在未来的2年乣3年内，它还有哪些潜力？

Hans Tung：每个人心里都在盘算着3G。我们不希望中国参照欧洲的类似经验，那里的运营商因为执照费向政府交纳了太多的钱。眼下，我也不能肯定中国的3G市场会有多大，不过我常常把韩国拿来作为中国的参照。在韩国，网吧、在线游戏早已普及和流行，两年之后，同样的情形就出现在了中国。现在韩国3G服务的普及，同样也预示着将来这一技术在中国的发展。

除此以外，我也很想看一看无线宽带技术在中国的发展，例如WiFi和WiMax。但这项服务依赖于笔记本电脑的普及，现在中国的发展速度还没有快到这个程度，所以这很可能会成为一个限制因素。同时，我也想看看WiMax和3G如何整合在一起，或许这要等到2006年或者以后更长的时间，才能得到答案。

(三)

随着运作网通上市，田溯宁再次成为新网通的主导人物。他也许无法改变什么，但他正在施加他的影响，作为一个符号性的象征人物，他的未来将折射出究竟是什么力量主导着中国电信业变革的走向

田溯宁的未来

原网通创建时，美林证券的麦尔迪找到田溯宁，要到网通公司去看看。田说我们什么都没有，就是有个商业计划。麦尔迪对他说：“你不需要有什么，你只要有许可，有商业计划就行。你计划建多少光纤？”依靠30页纸的商业计划和一个有信誉的管理团队，田溯宁就从投资银行融资到3.25亿美元。

这是中国电信产业寻求变革的一个表面突破。1999年3月，担负试点意义的原网通选中田溯宁出任总裁。这是国家级电信企业首次从非国有单位聘请老总。田溯宁随后成为推动中国商业国际化在电信产业里的标志性人物。

夹缝中的力量

在“试点”的保护下，田溯宁不断地从资本市场上私募资金，来推动原网通光纤网的建设，在政府体制主导下的中国电信市场上，出现了这样一个以竞争和创新态势出现的高度市场化、高度国际化的清新面孔。这是政府在技术发展冲击下的一次产业变革的市场化尝试。当时的市场为之欣喜。

但随着2002年的产业重组，田溯宁被夹在市场理想与体制现实之间，他将被踢出局的传言在当时的市场上蔓延。很多和他一起创业的员工，在整合中因理念不合离开了。他没有撤离，他在体制的规则中寻找着新支点。

据记者了解，网通运作上市前，内部一直有所谓到底以什么样的经营人才为主导的争论。在究竟谁来决定网通的未来上，也有过摇摆，有过风向的改变。

随着运作网通上市，田溯宁再次站在新网通的台前，成为主导人物。但网通上市后，田溯宁究竟是主导网通未来发展的人，还是会完成了“上市使命”后再次面临出局的境地呢？

11月初中国政府主导了电信运营商高层互换的调整，对即将上市的网通并没大的波动，但有消息透露，作为网通集团副总的田溯宁将被扶正，成为网通集团的新任总裁，而张春江只担任董事长的职位。11月3日，网通在Hong Kong召开上市详情发布会时，张春江也向投资者承诺他和田溯宁的职位不会有变。从这些迹象看，网通上市后，田溯宁的地位将更加稳固。据记者了解，以“国内经营，海外注册”的红筹股形式上市的网通，在海外注册的法人代表就是田溯宁。

“田溯宁是一个很好地把全球视野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具有政治嗅觉的企业家。”易凯网络资本公司首席执行官王冉说，“他对于自己的事业有着执著的追求。这么多年下来，换了不执著的人早已动摇甚至黯然离去，但他没有。”

在2002年原网通被整合时，王冉就表示过，“事实上，无论未来新网通的高层人事如何定夺，以今天网通的规模和实力，要想不被淹没都是非常困难的。电信那么多年的历史，那么多盘根错节的关系，那么大的运营机器，决非网通那一班电信新锐能够轻而易举地撼动的。”

时至今日，田溯宁再次主导新网通的发展，王冉仍然觉得，电信这么大的机器不能一夜之间改变，必须一点点渗透。“总体来看，我觉得传统国有企业的改变，不能只靠一两个国际化人才的进入，更多地要靠市场竞争机制。”

田溯宁无法决定用什么样的机制来引导中国电信业的发展，但他正在施加他的影响。他正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下，达到他所能达到的最适当的力量与强度。

理想：新的商业模式

不论是在美国创建亚信还是在网通，田溯宁都保持着对宽带互联网近乎宗教般的热情。“电信网从窄带走向宽带，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而在这个趋势里，中国第一次有了领先的机会。”田溯宁清楚自己处于一场技术革命的前沿，看到中国电信业面临着重大的机会，而网通给他提供了舞台。中国电信产业也借他的市场形象向国际市场打出了变革的信号。

带着给自己确立的历史使命，他上路了。在主要收入来源于销售IP卡但承受亏损的时候，田溯宁鼓励员工说，“我们虽然在卖IP卡，但我们在打造宽带中国。”2002年原网通被整合时，奋斗了两年半的田溯宁的历史使命也变得缥缈了。田溯宁当时也曾反叛性地暗渡陈仓，在中金公司的策划下，计划分拆部分宽带业务，以引入更多的国内外投资者，成立一家新的公司。但当时这件事也不了了之。田溯宁向员工表示，一切听上面的安排吧。

在整合的过程中，田溯宁主导不了什么，但他无时不在施加他的影响，在他操刀下，网通2002年底以80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亚洲环球电讯的东亚海缆，使网通在国际业务方面派生出优势。在网通运作上市的过程中，他同时还在运作对电讯盈科旗下的Hong Kong电话有限公司的收购。随着网通上市的进程，田溯宁再次成为主导新网通未来发展的企业领袖。他要确立电信业新的商业模式的战略得以继续实施。

“未来两三年里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把一个新的商业模式确定出来。”田溯宁看到技术的冲击已经使电信运营的旧的商业模式遭到破坏，但新的商业模式还没形成。他希望再造一个新的网络运营的商业模式，也就是在宽带网络上不能简单包月，要像公务舱、普通舱和头等舱一样将不同的服务分开，然后按照不同的收费标准提供服务。他希望网通能成为提供多媒体应用服务的新型运营商。

他看到技术变革正在导致电信行业成为一个崭新的信息服务业——这个行业将计算储存、传输和信息消费三种功能逐渐融为一体了。最根本的变化是整个行业的价值链发生了变化，计算机、电信、广播电视三个行业将合为一体。

为此，田溯宁曾在杭州等地进行民用宽带业务的实践。他们在杭州市政府的支持下，投资控股当地有线电视网，然后把这个有线电视网改造成一个双向的光纤网。他们在4个月之内完成40万户的改造，每一户的成本改造是500元人民币，在美国则通常是2000美元乣2500美元。“由于跟广电合作，我们的在线点播、股票、游戏和教育等增值服务也很容易开展。所以说真正要建成一个宽带的网络非常有可能。”田溯宁清楚他现在缺的是用户规模。

“我们现在在杭州的用户还很少，如果这个能做起来，几年之内，如果达到500万用户，我们就向联想和TCL采购宽带PC，我们支持它那个标准，宽带PC就有可能是民族工业完全从根本的技术方面创造出的新标准。”田溯宁估计宽带PC起来之后，电信数据业务将出现新的景象：所有的硬盘都是可以共享的。“中国计算机不需要硬盘了，有可能几百元钱一台，中国的农民都可以负担起计算机了。”他认为，那时需不需要传统PC时代的Microsoft操作系统将成为一个问题，“假如中国有500万这样的用户，中国有可能写出新的操作系统和自己的标准。”

田溯宁把握到了整个产业的核心环节是运营商，因为运营商没有形成用户规模，将支持不了标准，而运营商开放起来，整个产业链就火起来了。运营商的利益也就在这种新的商业模式中。

田溯宁将在新网通的舞台上尝试这种由技术推动的市场创新，但他能走多远，并不由他决定。

现实：未来无限宽广？

国外的研究者曾面对中国技术发明的一长串名单感到困惑，他们认为，在技术和科学方面，中国仍然是一个谜——谜在于中国未能有实现技术的潜力。很显然，一旦一项先进技术为人所知，必将淘汰旧技术。然而，他们看到，中国的产业历史却提供了一个技术埋没和倒退的例证。

“我们看到了中国计时技术的后退；同样，纺麻纤维的机械并未用于棉纺，后者从未达到机械化。而煤炭、焦炭冶铁也随着整个冶铁业弃置不用了。为什么呢？”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和经济学教授兰德斯曾困惑不解。

“当前所有的常规解释都不能使我明白，为什么在繁荣和扩张的时代，中国的经济中缺乏技术进步呢？历史学家认为对西北欧工业革命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因素，几乎都在中国出现过，但它对生产技术并无重大影响。……蒸汽机的发明并不容易，但对在宋朝就发明出利用活塞的‘二踢响’的中国来说，这并非不可逾越的困难。”学者Elvin在他的著作中表达着困惑，也在尝试着寻找答案，他认为，“关键问题在于，中国没有人进行尝试。”

兰德斯在很多研究者提出的部分解释中，认为其中最有说服力的一个因素就是，中国缺少自由市场和产权制度。“简言之，没有人去尝试。何苦去尝试呢？不管各种因素如何混合，结果都是不变中的变化，或变化中的不变。创新只被允许(只能)走那么远，不得再多走一步。”兰德斯说。

这种奇怪的现象在现在的中国改变了吗？田溯宁的尝试和创新能多走几步，走到无限宽广的未来吗？现实中还找不到佐证。

在当初成为第一个从私企转入国企的高级经理人时，田溯宁曾说，他被史蒂夫乔布斯在苹果的奋斗经历所激励。“只有在我能像运营一家私营企业那样管理公司的条件下，我才接受任命。”

但当他不能像运营一家私营企业那样管理公司时，他或许心有不甘，没有离开，继续接受了任命，将自己彻底并入国有系统中，成为新网通集团副总经理和党组成员。

在当时的一次企业家沙龙活动中，主办方安排了骑马项目，田溯宁骑在马上说，“骑马很累人。”有人就接话说，“就像经营企业。累就下马来，休息休息。”田溯宁马上回话说，“正因为像经营企业，所以才不能刚上路，就下马。”

田溯宁在体制内学会了“讲政治”。他也成了一个拥有22万员工的超大型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他现在的说法是，“在这样的一个新国企平台上，更能把自己的理想实现。”他现在的穿着也不再是显得另类的牛仔裤加体恤，而是西装革履。

在整个行业的明星中，埃伯斯的世界通信公司破产后，田溯宁看着这些戏剧性令人震惊的变化，曾感叹说，“会觉得像人生的悲剧一样，昨天的英雄今天变成了一个失败者。”埃伯斯曾通过70多次成功的并购交易，将世界通信公司打造成美国第二大电信公司。但却是市场上的失败者。

事实上，田溯宁的未来，并不决定于他在市场上取得的成绩，而在于政府大股东对他的考察和安排上。他的未来将折射出，在技术变革对政府管制的冲击下，究竟会是什么力量主导着中国电信业变革的走向。

(四)

中国电信产业的改革始终不彻底，虽然四大运营商已陆续上市，但它们依旧是国资委下的子公司，高层互换，“四变二”、“六变三”的重组，背后都彰显着政府的强大力量。“我们并没有和现代企业制度接轨。”企业虽然进入了资本市场，但只要政府力量影响的存在，它们就无法展开真正的竞争

吕廷杰：运营商都是国资委子公司

“别看网通上市，其实这几个运营商无非都是国资委下面的子公司。”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吕廷杰，用这句话总结电信分拆以来的市场格局。他认为，“这次国家把三大运营商的高层对调，实际上是将我的观点演绎到了极致。”

网通上市在即，吕廷杰看好网通的发展潜力，他觉得网通在田溯宁的资本运作下，很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沃达丰。11月8日，这位著名的电信业专家就中国电信产业的发展接受了《全球财经观察》的专访。

政府威力

《全球财经观察》：正值网通上市，中国电信行业面临重大发展之际，政府主导了11月1日包括网通副总经理冷荣泉在内的高层互换。你认为政府此举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吕廷杰：这次对高层的结构调整是为了遏止恶性竞争，原因在于中国电信产业的改革不彻底。

国外的电信企业例如日本国铁、NTT都是先民营再改革。我们则引入竞争在先，但还是国企跟国企竞争。由于产权结构没变，政府自然会过多介入。别看网通上市，这几个运营商都无非是国资委下的子公司。老板把下面有矛盾的部门领导对调一下很正常——Ericsson最近在这么做，美国的朗迅、AT&T也经常这样做，但他们都是一个公司。只要国家还把它们都当一个公司看待，电信业就完全可能发生“四变二”、“六变三”这样的重组。

《全球财经观察》：近几年来，中国电信产业不断分拆和重组，局面一直很扑朔迷离，你认为，在中国电信业未来的发展上，究竟是什么问题在困扰着政府的决断？

吕廷杰：这是因为政府对这个行业的监管还存在很多误区。尽管政府相信垄断随着新技术的引入会削弱，但它要扶植的新兴运营商总是起不来。

从前扶植联通，后来扶植铁通，可是他们总被老大灭掉，所以原来的思路是要把电信拆得跟那些公司差不多大，错就错在通信行业有自然垄断属性，即所谓大者恒大赢者通吃。

比方我开发一个软件花10万元，如果只卖出1份，成本很高，假如有1万个人买，增加的销售成本可能就是刻盘的钱。对每个运营商而言，只要我已经铺好了网，我再发展1万个用户，增量成本很低，你要是想建一个新的网，只要我的增量成本远远小于平均成本，你无论如何也打不过我。所以政府应该通过号码和频率资源的分配，用电信手段来管理，而不是拆分。

现在高层调换也是政府在均衡力量。和“八大军区”的调换不同，人家是协防关系，电信这是曹操刘备孙权之间调换。我们帮运营商做项目要签保密合同，国外跳槽两年内不能参与同业竞争，然而现在三个竞争对手的老总对调，保密合同岂不成了一纸空文？国家希望运营商竞争是为了迎接未来外资的进入，其实那只是比武，谁让你们真刀真枪？总之，我们还没有跟现代企业制度接轨。

《全球财经观察》：现在政府出手调换高层，如果下一步再把运营商进行合并，对于中国电信产业的格局会有怎样的影响？

吕廷杰：今年上半年发改委和信息产业部发布了第204号文件，严禁运营商打价格战，但还是令行禁不止。一直以来都是电信和网通这样的固话运营商竞争，移动和联通这样的移动运营商竞争。其实最大的竞争对手不是移动跟移动，固定跟固定，而是移动对固定的替代。所以如果电信重组“四变二”，固网运营商拿到移动许可证，两家公司都可以全业务经营，那才是大的竞争。

但是问题在于，改革带来的动荡太大，企业文化间不能兼容，网通就曾经在融合时遇到很多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在于，我们没有职业经理人制度，如果把通过干部任免制度上来的领导撤掉，就会导致企业不稳定。分拆的时候大家都当官，合并的时候就会痛。

这次高层调换，短期在资本市场绝对利好。国家在通过遏止恶性竞争保护国有资产的同时，保护了投资人的利益。但远期的负面影响在于，别人不敢来中国投资。目前根据WTO，外商已经可以高比例参与移动固话等领域的业务。我们每一次出国交流都有中国人问外商，我们让你们进来，你们怎么都不来啊。外国企业说，你们都是国企，既掌握政策又掌握企业，我们进来没法玩。

“四变二”也好，“六变三”也好，产权问题不解决，改革就无法深入。事实上，现有的这些改革措施对未来发展无关痛痒。

《全球财经观察》：你的意思是，2002年把网通从中国电信拆分出来完全没有效果？

吕廷杰：我一直认为第二次拆分中国电信是一个错误。有人说应该长话市话拆不应该南北拆，我认为根本就不应该拆。

当时拆分出网通，是因为有人说电信垄断了90%以上的中国电话网络，所以要像1980年代拆分AT&T一样，把它的长话和市话业务分离。事实上，长途电话要经过本地电话才能打出去。我掌握了本地电话，就好像掌握了码头，长途电话就成了装不上货的远洋客轮。尝试拆不可行，垄断也不成立。例如铁道部垄断中国所有的铁路网络，但是并没有垄断中国的客运货运。网络既不是铁道部的产品也不是运营商的产品，铁道部的产品是把人货从一个地方搬运到另一个地方的服务，通信产品例如语音数据业务也是如此。

1980年代没有移动电话，所以美国只能尝试拆分AT&T。到了我们拆的时候，固定电话已经走向衰败，而固定电话靠地域拆分无法竞争。网通在北，电信在南，还存在什么竞争？已经拆了怎么办呢？大家都去资本市场吧。可是，固话市场连竞争都不存在，资本市场凭什么看好网通？

网通潜力

《全球财经观察》：事实上，网通在公开发售前已经吸引到Hong Kong李嘉诚、李兆基两大富豪斥资逾10亿港元的认购。而戴尔电脑的戴尔、新闻集团的默多克以及高盛证券更是从一开始就通过资本介入了网通。在你看来，他们投资网通的信心和意图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吕廷杰：网通一直做得很努力，它的盈利前景很好。现在很多人不看好网通，使其股价暂时较低，但对于投资者而言，这就是机会。

其次网通相对较小，一点点钱可以做很多事情。前些年网通内部斗争太多，这几年刚刚走得顺一点。只要协同好了，网通就能发挥出最大潜力。

《全球财经观察》：网通的潜力在哪里？

吕廷杰：网通的业务仍然具备成长性，最大的卖点在于明年——如果中国上3G，网通肯定会拿到移动许可证。中国电信有，它就有。

资本市场看通信企业，最重要的指标是ARPU值，即用户平均每月向运营商缴纳的通信费用。这个值全中国都下降得非常厉害。能不能让ARPU值不变呢？这就要靠增值服务来弥补。现代通信网络的发展不仅能解决人跟人的通信还能解决人跟机器的通信，将来运营商的看点就在于增值服务。

只要打造好这个产业链，2008年奥运会就可以大大促进增值服务的应用，这对网通这样的北方公司来说是最好的机会。

《全球财经观察》：作为一般投资者，网通吸引他们的卖点在哪儿？

吕廷杰：因为它现在估值较低，将来上升空间大。中国发了3G移动牌照以后，到了2008年奥运会我们肯定会用互联网看IPTV。三网融合以后，这些都会发生在北方地区。

奥运会能改变一个国家。日本正是因为奥运会才推出了新干线，经济的腾飞就在1960年代。特别要指出的是，网通还是奥运的签约伙伴。到那时，它既能拿到移动许可证，又有奥运会玩，将来还可能开出更多的增值服务，所以对投资者而言，卖点挺多。

《全球财经观察》：然而网通的亏损已达111亿元，净债务与资产的比率为147%。特别是近来资本市场并未看好电信股，这从和记黄埔的上市就能略知端倪，投资者更关心网通实实在在的财务和业绩。

吕廷杰：中国电信上市的时候就很艰难，股票市值一直不是很好，网通上市遇到同样的问题很自然。对于网通来说，什么时候企业被完全推向资本市场，政府退出，才能实现充分竞争。

网通的CEO田溯宁是资本运作的高手，他的手下有一批这方面的人才和职业经理人。我觉得网通做下去，很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沃达丰。

趋势变数

《全球财经观察》：你曾一再表示，中国确实到了要考虑3G问题的时候了，而且越快越好。从人事调整与网通即将上市，至此，四大运营商都完成了资本筹备，是否可以认为，中国已开始布局3G？

吕廷杰：每个运营商都准备了很多年。3G牌照今年肯定不会发，明年的可能性很大。再不发3G牌照，我们就会错过很多机会。

《全球财经观察》：不过，市场上每年都在年初预测，政府将在年底发放3G牌照。然而每到年底，信息产业部就会公开说，“中国没有推出3G的具体时间表。”今年也是如此。你认为，信息产业部一贯暧昧的态度有什么特别含义？

吕廷杰：事实上，信息产业部能做的，能论证的，能够建议的都已经做了，连发改委、科技部都向国务院提交了建议。现在3G的决定权在国务院。去问信息产业部，他只能这么态度暧昧地回答。3G的采购额一上来就要好几千亿，国务院要考虑3G技术的前景。

3G前两年发展不顺，曾经认为要先培育两代市场。但是今年以来形势非常好。尤其是下半年，国庆节前我去美国考察两周，发现美国的3G已经启动，回来才知道欧洲发展得更好。事实上，这已经给了中国政府一定的信心，3G会更快地投入运营。

《全球财经观察》：另一个“三网合一”(电信网、计算机网和有线电视网)的发展趋势，一直被市场忽略。你认为，“三网合一”的发展会给电信产业带来怎样的变数？

吕廷杰：三网合一在西方是早就有的政策，当时沿用1996年美国的电信法，允许电信部门进入有线业务。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出于安定团结的需要，坚持媒体专营。作为中国特色，广电和电信只好互不准入。

但竞争是趋势，1994年和纳什同时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泽尔腾曾专门写文章论述了这个问题。海滩上两个卖冷饮的人，原本被隔离开来，不存在竞争。但如果去掉中间的隔离，就会发现两人互相靠近，最后在1公里的海滩中央一起摆摊，达到纳什平衡。

泽尔腾解释这个现象的原因是，我可以进到你的领域，你可以进到我的领域。三网合一的问题，1990年代中期北大周其仁教授回国，拉了几个人向国务院提出建议。负责研究这一方案的人就是我。2000年中宣部和国务院下了几个文件，基于现在的国情，还是互不准入。

但是今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广电部门的广告费用连续三年以百分之十几的速度下降，2008年奥运会将有一半的观众会在网上观看，已经没有办法不开三网融合的业务。

年初，21cn买下了一份足球转播权，要播的时候被广电部门告上去，不是说电信不准做电视节目吗？可是谁说扛着摄像机拍的节目就一定得在电视网上传呢？

明年最大的看点就在于三网合一，特别是电视节目在互联网IPTV中的应用。三网不是拧在一起就叫融合，而是业务的融合，最大的卖点就是电视节目在IPTV的应用。我晚上8点回家，错过了新闻联播，就可以上网调出来看，还可以随意控制节目播放或者停止。这需要建立巨大的控制系统，必须和通信网络结合。

所以，哪怕网通不是一个很大的公司，已经可以看出它的巨大潜力。有人担心股票会跌，担心投资收不回来，甚至担心政府干预。其实他们错了，政府在保护国有资产的同时也就保护了所有股东的利益，因为政府就是网通背后的大股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