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着湾区春天淅淅沥沥的细雨，终于有时间写写我在美国西海岸亲身经历的这段非常时期。都说庚子年容易出大事，可一月初美国“定点清除”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时，大家就以为这是2020年最大的事了。事实证明，人类是多么地缺乏想象力，而生活又是多么地难以琢磨。

▌机场

思绪闪回到1月21日，赶着回学校开始春学期的我，带着一同来过年的父母，落地旧金山国际机场。海关大厅一如既往地人山人海，没有人戴口罩，一片安定祥和。对于美国民众而言，冠状病毒还是遥远的国际新闻版面上又一则遥远的异国轶事。当日国家卫健委通报收到全国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440例，报告死亡病例累计9例，新增3例。是的，当时还没有“新冠肺炎”这一简称，也没有太多人预料到两天后震惊全国的武汉封城。

唯一与平时不同的是海关大厅的电视荧幕上，滚动用英文和中文播放了一张黄鹤楼的图像，内容是：“健康预警：来自中国武汉的旅客请注意——若您在离开武汉的两周后，感到发烧、咳嗽，或呼吸困难，请立即与医生联系，并告知医生您曾到过武汉。”署名CDC（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打开微信，发现农历新年前后原本密密麻麻的华人聚餐、新春联欢活动几乎都取消了，我微微觉得可惜——本来圣诞假期就没在美国，想回来抓紧和一些朋友叙叙旧的。经过好几天的纠结、权衡，斯坦福大学中国学生、学者例行的春节晚会也取消了校外观众的观看，仅对极少数在校学生开放，目的是降低人群聚集程度。

回家后去了趟当地最主要的亚洲超市大华（Ranch 99）购物，大约只有1/3的民众戴了口罩；而这种戴口罩比例，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是看不到的。几天后我们又去好市多（Costco）购物，只在猪肉货架附近遇到了一对戴口罩的中国夫妇；由于几乎所有人都没戴口罩，我们也颇不好意思，准备好的口罩一直放在包里没有拿出来。看来人类果然天生具有社会属性，对其他人的观感还是非常在意的。

事后来看，得益于国内铺天盖地的宣传，华人的警惕意识是最强的：我们自己在亚马逊（Amazon）、易贝（eBay）上扫荡了几百只N95和一次性口罩，在网上也能看到部分华人民众大量囤积大米和面粉等必需品。我并没有囤积食品，因为此时的我还对美国的天量的物资储备深信不疑。

时隔两个月回头看，事实证明：在口罩和食品的判断上，我都错了。

▲ 2020年1月21日的旧金山国际机场海关大厅。 © 孙超

▌邮局

按照社会公德，我们应该居家隔离14天；但一月底的美国社会氛围实在太过于轻松。我主动避免了参加所有的课堂，但还是报名了即将举行的一些研讨会；闲暇无事时，带老人逛了周边的一些公园，湖光山色，鸟语花香；对应于国内愈来愈炽烈的气氛，只能感慨岁月静好。每天泡在图书馆里，不知魏晋。

唯一的一次主动与当地人接触，是口罩大批量到货后，给国内的师友寄了若干。邮局大叔见我就笑，问道：“是给中国寄口罩的吧？别问我为什么知道。”看来，在我之前，已经有很多华人做了类似的事情。邮局大叔其实是最容易被传染的，因为他们每天面对面接触形形色色的顾客，尤其是中国来的新移民和学生。须知道，一月底的主要传染源，还真的就是我这样刚从疫区过来的长途旅客。运费奇贵，心在滴血；而且堪称冒着生命危险（没戴口罩，该死的社会属性）。

然而最终只有一半的包裹及时送达了师友手里，有一件包裹在旧金山海关耽搁了一个多月，最后寄到北京老师手里的时候，北京早已解除警报了。然而拳拳之心，想必可鉴。

▌捐款

虽然身在美国，基本不见外人，但微信群里简直如战场一样火热。

我的博士母校武汉大学，正处于震中；博士班班长正在医疗抗疫的第一线。武汉大学北京校友会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捐款活动，我认识的几乎每一位校友都参与其中。当时武汉缺的不仅是资金，更是物资；神通广大的武汉大学北京校友会和加州校友会据说打通了唯一一条官方认可的物资入汉通道，为抗疫工作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上海民建的伙伴、斯坦福大学学生自发成立的武汉支援工作组、韩红基金会、协和等医院的直接捐款账户……默默在多个渠道捐了款，但深知缺的还是物资，奈何能力有限。这时候就体现出专业社会组织的重要性：既有远超行政当局的灵活性，又能将普通民众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点滴爱心汇聚成当事人真正需要的救命物资。

那些日子的海外华人情绪，确实如段子所说，每天不停处于愤而骂娘和热泪盈眶的循环往复。斯坦福医学院来自中国各大医院的访问学者和博士后非常多，初期前线物资的匮乏、调度的混乱，医生、护士、志愿者们的奋不顾身，除了前线媒体的报道以外，他们也为我增添了一些直观的转述。

▌微信群

火热战场一般的微信群里，除了众志成城的捐钱捐物，还有越来越频繁爆发的争吵和撕裂。核心争论点在于，危难当头，该不该对行政当局有所批评。一派认为此时此刻，更应搁置争议，齐心抗疫，任何批评都是添乱，无补于事，反而有伤大局；另一派则认为更加透明、更加有章法的措施才能更好地应对疫情，更好地保护好民众的生命安全。如此程度的观点撕裂，去年已经经历过一次，如今再来一次并不意外；也没有想到在一个月后，围绕着“美国”话题和“海外华人和留学生回国”话题，争吵持续不断，几乎没有尽头。短暂地参与争论后，我开始以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眼光记录并思考——全民都可参与的公共话题并不是每天都有的。

年龄并不是显著的变量，社会身份才是。

十几二十岁的年轻留学生，哪怕在美国读了高中和本科的，浑身充满新闻联播式正能量者亦不少见；爱国是言论中颠扑不灭的主旋律。想来他们也正是与《纽约客》爆发口水战的著名公众号“北美留学生日报”的主力读者。年轻留学生里也有持批判立场的，但多流露于私下场合；毕业找工作、未来事业发展，无不需要依靠中国大舞台，他们自有他们的思考和顾虑。

三四十岁的访问学者，多半在国内医院、高校和国企功成名就，或者处于事业的上升期；社会阅历丰富、社交网络发达。他们是捐款捐物的热心人，在公共话题上却不约而同地三缄其口。少说、多做，或者“不争论”，是他们的主流做法。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重任，根植中国的立场角度，决定了他们的行为逻辑。这样的稳妥做法并不引发争议，强烈的情绪表达才会引燃争吵。

真正能强烈表达自身真实情绪的，反而是来美多年、已经安居乐业的美籍华人。习惯性的言论自由，使得无论对行政当局的赞扬和批判都十分热烈而直白。很多微信群在这段时间都分裂了，按立场站队，退群、谩骂者不绝于耳。

更多人是默默发现，他们与国内的亲戚、朋友、老同学们的想法总归是有了诸多不同。原因其实很简单：信息来源。公众号自媒体的空前发达，主流媒体对社交网络的全覆盖，使得普通民众每天点开手机就能获取信息和观点的推送——而毫无疑问地，传播最广泛的，永远是最耸人听闻的帖子。网络信息管理部门非常勤奋地试图删除一些明显的谣言，但主流媒体显然也自有其坚定的爱国立场。在美国的留学生、访问学者和华侨华人，除了同样被海量自媒体信息覆盖以外，往往还会阅读美国的主流媒体；后者虽然难言绝对客观，但至少还是相对准确。

有趣的是，美国当然也有巨量的、耸人听闻的自媒体，但很明显华文受众并不是他们的传播对象；除了一些极端荒谬的例子被翻译回中文网络世界作为用途不一的反面证据外，这些极端内容并没有对海外华人的思考和判断造成明显影响。总体而言，海外华人“爱之深、责之切”，对行政当局的批评并没有妨碍他们几乎买空了全世界的口罩和防护服库存，充满爱心的涓涓细流汇入抗击疫情的汪洋大海。

而关于川普总统和留学生的话题，在一月底二月初并不热门。关于冠状病毒的一切，似乎都还只是世界一角的新闻而已。

▌美国人

在并不严格地自我隔离了14天后，2月5日，我参加了著名中国经济研究专家Nicholas R. Lardy的一场讨论会；会后，几位在美国研究中国经济与政治的泰斗一起在学校附近的中餐馆聚餐。学校附近像样的中餐馆并不多，这家正是农历新年前后我和几位朋友准备餐叙而最终无奈取消的地方。与此前去邮局一样，这次聚餐同样是“冒着生命危险”；但听了一晚上美国“中国通”的海阔天空闲聊，这点风险也值了。

在座有曾经的助理国务卿，曾经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还有几位斯坦福大学资深教授，普遍都学了几十年中文，但当然还是用母语英文在聊。作为最了解中国的美国专家群体，他们对中国并无恶意和偏见，只是对于近来越来越多的摩擦深表痛心。

话题很快转到冠状病毒上来，一位“中国通”资深经济学家告诉大家，他所打交道的上百个村庄，80%以上已经都封锁了；大家对行政当局的执行力并不感到意外。没有人谈及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因为大家想象力的上限也无非是SARS。美国“流感化”和中国“SARS化”的处理方式和逻辑都大相径庭，至于哪条路径是最正确的，在2月初的语境下着实为时过早；而大家想象力极限的SARS最终也不过被证明只是东亚地区茶杯里的风暴。即便如我这样当年在海淀区亲身经历过SARS的“有经验人士”，也是这么认为的。

为数不多的争论体现在抗疫的经济和社会影响上。

美国专家普遍觉得在高强度的社会隔离对抗疫造成的经济负面影响下，中国决策层应该更加大力支持民营经济部门；而在座的中国出生的教授们普遍觉得，“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在公共卫生事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未来有可能会扩展到更加强化国有经济部门的思路上来。

至于社会影响，大家话题又转到外交部发言人两天前所指出的美国“迄今未向中方提供任何实质性帮助”，却“第一个宣布对中国公民入境采取全面限制措施，不断制造和散播恐慌，带了一个很坏的头。”中国出生的教授们觉得这对普通民众的看法会有很大的引导作用；而美国专家们却普遍不以为然。有一位专家说，“中国普通老百姓谁会去听外交部发布会呢？”我们都笑了。看来即使学了几十年中文，老美对中国的理解还是差了那么点意思。

酒过三巡，尽兴而归。不过过了几天想想还是有些后怕，如果在座有一位确诊患者，恐怕这顿饭将会成为美国中国研究界的重大损失。毕竟各位泰斗多是新冠病毒的最易感人群——中老年、男性，恐怕都还有点基础疾病。

美国知识分子的信息还是相当灵通的。与我们同在三楼办公的周雪光老师隔几天就在微博上记录一段非常时期的生活，真实而有趣；而在一楼办公的弗朗西斯·福山也在第一时间知道了2月5号的方舱医院里，有一位患者还在坚持阅读他的名著《政治秩序的起源》。无论如何，此时此刻的美国人——不论名流还是普通人——和全世界几乎所有人一样，都不会想到这将成为一场席卷全世界的灾难。

出处：南都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