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弗洛伊德死亡事件引发的全美抗议浪潮余波未尽之际，一项被称为“种族配额平权（ACA5）”的提案在美国加州华裔社区中却引发争议。该提案旨在废除目前施行的加州宪法修订案“第209号法案”，以族裔人口的配额比例为依据，用于加州公立大学的录取、就业和政府机构签约等。

当地时间6月10日，加州众议院以高票通过ACA5提案。接下来，该提案将于6月25日前在参议院完成投票，如再获通过，将于11月3日在全州范围内进行公投。

“加州的华人社区群情激愤。”美国执业律师刘龙珠称，他现在每天都会收到数份咨询和号召签名反对该提案的邮件——为了不让提案于6月25日在参议院通过，加州华人们纷纷行动：给州议员发反对邮件，并号召身边的人请愿。

“我上一次看到华人社区如此积极行动，还是2014年的‘第5号宪法修正案’（SCA-5）时。”刘龙珠说，“华裔历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这两份提案的共通之处是，都触及了华人对于子女教育问题的敏感神经。如此看来，因华人社区集体抗议而推翻提案的历史，或许有可能会再一次重演。”

“第209号法案”是1996年由选民通过的加州宪法修订案，主要内容为在处理公共就业、公共教育或公共合同上，不得基于种族、性别、肤色、族群或民族来源而歧视或优待任何个人或群体。加州自此成为全美第一个禁止公立大学以族裔背景决定入学的州，成绩优异的亚裔学生进入加州州立大学的比例因此大幅增加。公开数据显示，自1996年以来，黑人学生在加州州立大学系统的入学率始终仅为4%，低于非洲裔人口占加州总人口数6.2%的比例；拉丁裔学生的入学率则由14%上升至24%，但也低于该族裔占加州总人口37%的比例；而人口仅占加州13%的亚裔，学生入学率约为30.5%。如果单独计算华裔学生，比率或将更高。

因此，ACA5提案在众议院获通过后，引发了加州华裔社群的不安。很多华裔家长认为，ACA5提案的出台，将使得入学和就业的机会向其他族裔倾斜，也由此让华裔学生失去竞争优势。为此，他们在网上发起了名为“反对ACA5提案”的请愿活动。

“在1962年的8月28日，著名平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说：‘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肤色的深浅，而是以品格的优劣作为评判标准的国家里。’然而58年后，一些加州立法者提议完全废除‘第209号法案’开历史倒车，使得基于种族、性别、肤色的歧视合法化，我们很愤怒。”请愿活动的首页写道。

截至目前，已经有129957人签名反对ACA5提案。

ACA5提案触动了华人对教育的敏感神经

当地时间2020年6月17日上午9点，加州参议院劳工、公共就业和退休委员会对ACA5提案进行了公开听证会。不过由于新冠疫情影响，听证会主要以电话形式线上进行。

得知听证会消息后，居住在洛杉矶的张雪莱（化名），提前半个小时就准备好了致电参议院表达反对意见。电话一直拨不进，直到约一个小时后才被接通。电话发言时，张雪莱有点紧张。“我是一名居住在洛杉矶市的美国公民，我反对ACA5提案，我认为它违反了宪法的理念，会使得亚裔学生在高校招生中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她按照纸条上提前准备好的说辞念道。

和张雪莱约好同时打电话的，还有数百个焦灼的华裔学生家长。张雪莱属于幸运的，当天有上百名反对者在线等待发言，但很多人从早上8点等待到会议结束，也未能拨入电话发言。“我们不知道结果如何，但毕竟还是要试一试。”张雪莱说。

除了张雪莱他们，当天大约还有十来位民众冒着疫情风险，赶到参议院会议现场发言反对ACA5提案。

不过结果令张雪莱他们失望。6月17日中午12点左右，该委员会投票通过了ACA5提案。根据规定，若整个参议院在6月25日前以三分之二的票数通过该提案，则可在11月进行全民公投，如获多数票，则将成为法案在加州正式实施。

“我很感谢，我不用说服你们种族主义真的存在，因为‘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已经证明了。”6月10日，ACA5提案的起草者——加州非裔民主党女议员雪莉·韦伯（Shirley Weber）在提案于众议院投票前向媒体解释，她认为通过ACA5提案，废除“第209号法案”，虽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种族问题带来的不公，但ACA5提案可以证明“加州仍然是一片拥有众多机遇之地”。

根据加州立法机构官网的公开信息，在此次投票前，ACA5提案已经分别于今年3月9日、5月4日、6月4日进行了三轮修订。“鉴于机会均等原则深深根植于美国关于公平、正义与理想的理念中，我们力求在寻求机会均等的行动中实践这些基本价值。机会均等原则不仅可以帮助到个人，还可以使不同族裔与整个社会受益。但加州的机会均等状况因为1996年通过的‘第209号法案’受到了阻碍。”ACA5提案如此表述道。

截至目前，ACA5提案在一定范围内受到了广泛认可，其中包括加州州长加文·纽瑟姆（Gavin Newsom）。而加州大学（UC）理事会更于6月15日表态称，将一致支持废除“第209号法案”。加州大学总校长纳波里·塔诺（Janet Napolitano）和所有十位校区校长以及教职员工、大学生和研究生的管理机构均表示支持ACA5提案。纳波里·塔诺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尽管经过了近20年的努力和对加州大学种族中立招生的尝试，该校招收代表性不足的群体，以及有色人种的教职工的努力，仍未能反映出加州人口的多样性。”在加州大学2013年录取的新生中，36%为占加州总人口13%的亚裔，白人、拉美裔和非洲裔学生的占比分别为28.1%、27.6%和4.2%。而到了2019年，加州大学录取的亚裔新生占比35%，拉美裔占比34%，拉美裔人数迅速成长几乎同亚裔打平。

但张雪莱这样的亚裔家长则认为，该提案若通过，或将意味着加大洛杉矶分校、加大尔湾分校、加大伯克利分校等加州公立大学的新生录取时，或忽略成绩而按照人口比率分配，这对于一向成绩优良的亚裔学生升学，将会产生重大影响。“华裔家长望子成龙，我们家孩子也是一放学就回家按时写作业，希望未来能申请到加大伯克利分校。如果提案通过了，我如何向孩子解释，是他的族裔而不是分数影响了他，使他不能进入梦想的学校？”张雪莱说。

47岁的张雪莱在洛杉矶居住了20年，从事地产经纪人工作。儿子张也力（化名）今年15岁，在当地读高一，成绩优秀。虽然张也力还未到申请大学的年龄，但张雪莱已开始早早作准备，她鼓励张也力业余时间准备学术竞赛和其他课外活动。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张也力将来能顺利申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平常张也力也会关注社会时事，最近与张雪莱就黑人乔治·弗洛伊德死亡事件进行探讨。“孩子问我，弗洛伊德被杀与街上示威游行的人们有什么关系？我告诉他，不是肤色区分了人们，而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陷入和弗洛伊德一样的困境中，我们要关怀彼此和发声。”张雪莱说。

华裔社区支持平权行动，但涉及“升学就业”态度敏感

在此次ACA5提案之前，六年前的2014年，曾有另一部类似涉及教育平权的提案在加州引发争议。即SCA-5提案，由拉丁裔参议员埃德·赫尔南德兹提出，主张修改“第209号法案”部分内容，并要求恢复公立大学在录取学生时，允许考虑其族裔背景，根据族裔背景给予合法的优惠或限制的待遇。

美籍华裔科学家廖春华（Chunhua Liao）为此在网上发起请愿，号召加州华裔社区签名反对该提案落地。仅仅在发起两周之内，请愿人数就达到10万人，其中多数都是像廖春华这样来自中国的第一代移民。与ACA5提案此次带来的担忧相似，他们认为, SCA-5提案表面上是要恢复照顾少数族裔的平权法案，其实是要限制亚裔、增加亚裔之外族裔进入公立大学的比例。若获实施，亚裔学生入学比例将从36%大幅下降至13%，重视教育的亚裔家庭的子女进入加州大学会更加困难。

自2014年2月上旬起，以中国内地移民家长、留学生团体、校友会为主的华人移民开始酝酿反对SAC-5提案，并在随后的一个月内迅速推进成为全加州、乃至美国多地参与的大规模联合行动，最终使得加州众议院议长约翰·佩雷斯和州参议员埃德·赫尔南德斯于3月17日联合发布声明，宣布撤回SAC-5提案，不再交由众院讨论。

时隔六年，廖春华同样成为了反对ACA5提案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他在Facebook（脸书）上建立了名为“反对ACA5”的主页，获得了约322位粉丝关注与点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廖春华表示，他明显看到这次反对ACA5提案的声势相对当年反对SAC-5提案的声势小了很多。廖春华认为，很多公众对于ACA5提案的支持是一种顺应“时事”的表现。“我认为有些人试图通过给以某些族裔特殊待遇的方式，来表示同情。”他说。

前后相隔六年，SAC-5与ACA5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刘龙珠认为，虽然前者由参议院率先发起，而后者由众议院发起，但ACA5被看作是SAC-5的升级版，影响面更大，两者内核相似，即推翻“第209号法案”。它们都由少数族裔的议员发起，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少数族裔对于目前升学就业空间的不满。

不过，对于上述提案的强烈反对，并不意味着华裔社群对于平权运动持有负面态度。在2014年针对平权运动所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当被问及“对于旨在帮助黑人、妇女及其他少数族裔获得更好的工作和教育的平权运动”的态度时，被抽样调查的加州1280名注册选民中，有65.7%表示支持平权运动。进一步细分，在亚裔美国人中有69%的人持赞成态度，仅次于非裔支持者与拉丁裔支持者，而白人支持者的占比仅为57.3%。

在此次ACA5提案表决中，亚裔社区内部亦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在6月10日的加州众议院投票中，亚裔美国人支持ACA5的票数超过半数，如参与投票的亚裔美国人太平洋立法委员会的10名民主党人中，有8人投票赞成ACA5，另2名民主党人选择弃票，现场4名共和党人弃票。平权组织“人人享有机遇 （Opportunity for All）”的联合主席、亚裔潘文森也是支持废除“第209号法案”的一员，他认为ACA5提案体现了全社会广泛利益，不仅有益于有色人种，并且有益于女性。“无论最后ACA5提案如何收尾，加州都应该为实现机会均等作出努力。解决种族主义与性别歧视的最好方法，就是指出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存在。”潘文森说。

由此可以看出，平权运动一旦涉及教育的议题，会成为亚裔族群的最大分歧。根据2016年一份面向亚裔美国人的调查问卷的结果统计显示，在多数情况下亚裔美国人更愿意支持平权运动，但当提及关于大学招生考虑种族是否合法的问题时，亚裔群体的回答出现了最低的支持率。其中，华裔美国人支持率最低，其后分别是印裔、韩裔、菲律宾裔、越南裔。

而亚裔之所以反对教育平权法案，核心问题就在于担心成为最大的受害者。虽然看表面数据，亚裔学生入学比率高，但在加州乃至全美所有不同族裔中，亚裔学生总是成绩最高，入学难度却高于学校的平均难度。根据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托马斯·埃斯彭沙德于2009年出版的《不再隔离，但仍未平等》一书，对美国大学申请者成绩的统计显示，进入精英大学的亚裔学生的平均分数比白人学生高140分，比拉丁裔学生高270分，比黑人学生高450分。而亚裔学生的课外活动指标上并不比其他种族差。由于入学成绩上较之其他族裔要求更高，亚裔甚至还要遭受录取官诸如“缺乏创造力与批判性思维”等偏见。

备受瞩目的“哈佛歧视亚裔申请人”诉讼案也揭露了对亚裔申请者“反向歧视”的事实。2014年，非营利组织“大学生公平录取”指控哈佛大学在制度上歧视亚裔美国人。该组织认为，在录取学生时，哈佛大学倾向于录取白人、非裔和拉丁裔学生，把学业成绩好、更符合条件的亚裔学生拒之门外。

在收集证据的最后阶段，“大学生公平录取”组织向法院递交了一份报告，报告分析了哈佛大学2010年至2015年间超过16万份入学申请材料，结果发现，即使亚裔学生的入学考试分数较高，但哈佛招生委员会普遍会在亚裔的品格方面给出较低的评价，以降低他们获得录取的机会。

除了哈佛，也有其他美国名校陷入“歧视疑云”。2016年5月，亚裔团体联盟就曾向美国教育部和司法部抗议耶鲁大学、布朗大学和达特茅斯学院在招生过程中，出现歧视亚裔申请者现象。

“种族配额制”背后的公平争议

美国备受关注的“平权行动（Affirmation Action）”最早出现在1935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实施“新政”当中的《国家劳动关系法》中，目的是通过一系列积极举措将对黑人受教育权的保障摆在突出地位。具体表现在随后的一系列行政令中，对以黑人为主的少数族裔学生，在高等教育招生中实行一定比例的配额优惠政策。平权行动的提出，基于1964 年《民权法》和 1965 年《高等教育法》的坚实基础，同时发生于1954 年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一案，也对清除种族隔离在教育上的阻碍起到了关键作用。

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使得美国实行了58年之久的种族隔离政策在法律承认的基础上宣告结束。该案是由5个基本相似案件构成的集合体，其中的核心案件主角琳达·布朗是堪萨斯托皮卡地区的一个黑人小女孩，由于当时的种族隔离政策，她每天必须先步行到车站，换乘一次公交车，再步行21个街区，才能来到特意为黑人学生建立的学校。当她的父亲奥利弗·布朗为了方便孩子上学，决意让她转学到一所邻近的白人学校时，当地教育主管委员会谢绝了琳达·布朗的入学申请。布朗决定向“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求助，后者将当地的教育委员会告上地方法院。案件从地方法院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最终在195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全体一致裁决，将1896年的普莱西案确立的“隔离但平等”原则推及学校是违宪。

1965年9月，由林登·约翰逊总统签署的一份行政令，则正式标志着平权行动的落实。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第一个将平权行动引入到学校教育中的践行者。平权运动实施之前，伯克利的白人学生占据主导地位。伯克利院校的领导为了贯彻平权行动，在学校的招生中对黑人学生有所照顾。根据伯克利院校1986年的学术索引结果显示，总分8000分的考题，美国白人得7000分才能通过，有进入学校的资格；相比较而言，黑人只要4800分就能录取，而亚裔美国人即使有7000分，也只有50%被录取的可能性。也因此，伯克利成为了20世纪初美国第一所少数族裔学生占多数的州立大学。

但在平权行动实施后的三十多年中，对于其是否合乎美国高等教育的需要，是否真正的公平合理、是否存在“反向歧视”(ReverseDiscrimination)的争论，在美国一直没有中断。平权行动开始后，一些白人坚信自己才是最大的受害者，也因此出现了很多白人因不被学校录取而起诉美国大学的案件。如1987年的加州大学董事会诉巴基案（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 Bakke case），案件主角巴基曾经两次申请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被拒，他认为未被录取的原因来自他的白人身份，而学校规定在100个招生名额中必须有16个少数族裔名额。最终，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判决医学院败诉，认为该校采取的种族配额违反了1964年民权法案，并下令学校接受巴基入学，但同时也强调“种族可以作为学校录取的决定因素之一”。

表面上是受益人群的黑人，也开始对这一处境进行反思。在布朗案过去近半个世纪后，耶鲁大学法学院的9位顶尖宪法学者组成了一个模拟的最高法院，尝试重新对布朗案做出了“判决”。出乎意料的是，与当年那份9比0全体一致的意见不同，本次判决结果中出现了一份异议，而且是来自9位学者中唯一一位黑人教授德里克·贝尔（Derrick Bell）。

贝尔认为，布朗案的判决“承诺了很多，却实现了很少”，将“隔离但平等”替换为“混合就平等”的逻辑根本无济于事。贝尔把自己对布朗案的批判落在了美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上，他认为美国黑人的命运“永远像被抛向天空的硬币般无法自我掌控”。他在2004年出版的研究布朗案专著中提到，美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对黑人来说就像是签订了一份“沉默的契约”，这份契约对黑人来说就像硬币的两面。一面是 “种族牺牲契约（the racial-sacrifice covenants）”，对白人特别是白人精英和政策制定者来说，为了调和白人不同群体、阶级和力量之间的潜在冲突，黑人的利益就像被拿来献祭的羔羊一样随时可以被牺牲掉；另一面是“利益融合（interest-convergent）”，当提升黑人的利益有助于实现白人或国家更大的利益时，黑人的权利和利益有可能得到提升。

尤其是在特朗普上台后，“白人至上”主义盛行的今天，黑人的命运更像是被抛向天空的硬币一样无解。“如果说此前两党历任总统多少还希望试图团结、弥合或至少做些掩盖的话，特朗普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放弃这一策略，转而只求稳固自己基本盘的总统。另一方面，以前精英阶层还可以通过‘利益融合’来‘收买’或安抚黑人，现在的困境则是拿不出更多或更新的‘好处’。”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左亦鲁这样认为。

ACA5提案会成为这个新的“好处”吗？“ACA5提案缺乏全面考虑，会给包括黑人在内的所有加州人造成潜在损失。”加州大学前校务委员兼美国民权研究所创建人瓦尔德·康纳利（Ward Connerly）警告说：“如果丧失了平等，我们只能将寻求自我发展的权利让渡给一个寻求利益的政府，让他们根据我们的身份‘制定’我们的生活。”

作者：刘壹昭

出处：头条号 @观象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