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我的一些不太成熟的思考，是否是对中国认知的滞后阻止了美国和西方形成共识的进程，导致给了中国崛起更多的时间。

有时候我都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直到2018年才开始对中国大打贸易战，并且把一堆中国公司送上实体清单。难道美国人没有意识到有点晚了吗？

这个时候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美国已经八年了（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是在2010年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的），2018年的中国也已经是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了（中国的货物进出口贸易是在2013年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2018年的中国内需市场也早已成为经济增长主力，2014-2018年国内消费连续五年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2018年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6.2%，大大超过了贸易顺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中美的科技战也是在2018年开始的，以中兴事件的开始为标志，而在接下来几年美国把华为、中广核、海康、大华、旷视科技、商汤科技、科大讯飞、中芯国际等中国科技公司送上实体清单。在2020年9月更是对华为彻底芯片断供。

但是问题在于，国内对半导体产业链去美化的反复分析，中国当前国内的产业链在28nm工艺节点实现去美化生产已经逐渐接近成熟，这意味着华为即使在极端严酷的条件下依然存在着较大的生机。

国产的头部半导体设备和半导体材料厂家，在2020年已经初具规模并且已经具备一定的技术实力。国产28nm工艺节点光刻机也刚好在“十三五”规划中，按照时间点要在2020年研发完成，刚好可以在2021年上产线验证。

而如果把时间从2020年倒推五年到2015年，那个时候的中国半导体生产设备和材料厂家，不要说上市并且有几百亿人民币的市值了，公司规模都很小，甚至在网上也查不到公司的营收和利润信息，关于这些企业的新闻也非常少，在国内芯片公司产线应用国产设备的也是寥寥无几，今天在大力应用国产化设备的长江存储和合肥长鑫公司，在2015年甚至都还不存在。

美国人直到2020年才真正地芯片断供华为，这让我感到有种天助我也的感觉，那就是如果美国的打击早来五年甚至十年，以那个时候国产半导体产业链的发展完善程度，那华为的生存胜算就很小了。

这是一个让人疑惑的问题，美国为什么就没有早点动手呢?

对于一个组织来说，耗时最长的阶段莫过于“形成共识”阶段，因为组织内部每个人的认知不一样，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每个人的利益不一样。

那么对美国，一定也有一种力量在阻止着他们提早对中国做出反应，所以他们直到2018年川普政府时期才开始全面对中国动手，走向日益敌对，尤其是在2020年川普任期即将结束的最后几个月，对华的敌对行为达到了一个高潮。

这种力量首先是经济利益的捆绑，就是那句著名的话“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压舱石”。

美国的跨国公司，苹果、高通、博通、英特尔、美光、福特、通用、波音、星巴克、肯德基、麦当劳、可口可乐、百事可乐、耐克等等，都从中国市场获得了巨额的经济收益。

以星巴克为例子，2020年第四季度该公司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就达到9.11亿美元，注意这只是一个季度的营收。

还有百胜中国公司，这是美国百胜餐饮集团的中国事业部独立运营成立的公司，旗下拥有肯德基、必胜客、东方既白、小肥羊、黄记煌等餐饮品牌，2020年实现营收82.6亿美元，是中国最大的餐饮集团，营收远远超过海底捞，也就是说中国最大的餐饮公司是家外资企业。

美国的贸易商、零售商和消费者也从大量进口的中国商品中获得了收益。

但是，尽管这个经贸关系非常重要，也是非常重大的利益，是中美关系稳定的“压舱石”，但它在2018年之前和之后都是存在的，导致美国态度剧烈变化的显然不是经贸关系利益突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主要还是美国国内的对华思想共识逐渐变化了。

非常明显，美国的精英们终于开始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强大的、难以对付的，而且不会自行崩溃的对手了，必须要宁可舍弃部分经济利益，也要对中国进行遏制。

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美国国内对华遏制的共识在行动上体现得这么晚，是不是因为西方社会对中国普遍存在的偏见和扭曲宣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方精英的客观判断，阻止了其对华采取遏制政策共识的形成。

这种遍布整个西方社会的、无孔不入的对中国的偏见式、扭曲式的宣传，不只是让西方民众对中国形成了错误的印象，甚至连相当大一部分西方精英分子也不能幸免地被洗脑。

这使得那些清醒认识中国必将持续发展走向强大，认为必须尽早对中国进行遏制的势力始终无法在精英层中获得主导权。

前不久我看到了一篇文章，作者黄亚生是美国长期研究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华裔政治和经济学家，他出生在中国，本科哈佛大学毕业，先后任密歇根大学副教授，哈佛大学教授，现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教授，是绝对的精英人物。他在美国学界在比较中国和印度道路时，认为印度模式更优，他的一篇文章(写在2010年左右)论证为什么印度模式优于中国模式，里面提到一个有趣的细节，“我在MIT（注：麻省理工学院）有一门中印比较的课，教了5年，每年都有人质疑中国经济的统计数字。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质疑过印度的统计数字。”

黄亚生教授其实是想把这个作为论据，论证印度模式的优势，并且说明一个国家的透明度和可信性多么重要。

但是我注意到的点是，在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美国精英学生聚集的高校，这些未来掌握着美国各行各业权力的精英学生，喜欢质疑中国经济增长的数字是假的，却没有人质疑印度的数字。

而教他们课的教授，则在向他们教授印度模式优于中国模式的观点。

其实中国经济的增长是非常明显的，是方方面面的，非常容易验证的。

比如进出口数据，和中国产生贸易的国家和地区也是有统计数据的，很容易和中国海关发布的数据进行交叉验证；再比如经济的发展需要能源供应，那么从中国每年进口的石油数量增长也可以判断中国的发展趋势，研究政治经济学也可以通过中国领导人的出访目的国行程，看出石油是否在中国对外议题中越来越重要，例如非洲有个国家名字叫安哥拉，如果查询中国和安哥拉的外交互动，会发现级别和次数都明显很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安哥拉是中国在非洲最大的石油进口国。

再比如电子和汽车是两个制造业的超级造富产业，那么可以通过全球顶尖的电子、汽车零部件企业的财报，分析其中国市场业务占比，以及在中国生产的汽车数量进行判断。

实际上这样各种方方面面的数据实在是太多了，我记得我2010年去南非参加一个展会，嗯没错，这是个遥远的地方，而且这个展会名气也没有那么大，结果到现场一看几乎一半的展位是中国公司，现场到处是中国同行和销售人员，你一看就知道这个行业中国是什么地位。

实际上如此众多的方方面面，我倒是觉得中国真正困难的是，要想掩盖自己正在迅速发展和崛起的事实反而太难了，进出口、外资、基础设施数量、能源供应、全球上市公司财报、国际展会的中国公司数量、前往中国的航班数量、中国的外交重点国家、中国的物价走向、对外偷渡和非法移民人数、自费留学生人数……

这些各个维度、各个方面的数据都可以显示出中国的发展轨迹，要想通过调低数据掩盖中国的发展，难度着实有点高。

但是在黄教授执教的五年中，这些麻省理工的精英学生，却每一届都有人质疑中国经济发展数字是否真实，认为中国是通过数据造假来营造经济繁荣的假象，相反对印度的数字却没有人质疑，这说明他们一定是处于一个对于中国信息报道高度负面的社会环境之中，这些信息无时无刻不在告诉他们，跟西方的制度相比，中国的制度是落后的，也是得不到人民支持的，因此中国要么是夸大了自己的增长以欺骗人民维持统治，要么是增长只是短期的，不可持续的，只有西方的制度才是人类的最高级形式，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持续领先的制度，因此不认为中国的制度在长期的维度上能够对西方构成挑战。

以上这样的信息一定是海量的，无孔不入的，因此才有可能形成这样的认知。

简而言之，他们生活在一个“厉害了我的制度”的环境中，形成了一种本能的、根深蒂固的认知，质疑中国的各种问题在大脑中形成了“话题优先权”，以至于在中国的增长如此容易验证的情况下，这些麻省理工的精英学生把重点放在不断质疑中国的发展数字是虚假的上面。面对如此海量的负面信息输入，连这些精英人物对中国的认知也无法逃脱和避免受到影响。

在网上流传的非常著名的张维为在2017年11月23日参与The Nexus Institute的辩论视频，张维为和西方的学者们辩论中西方制度的问题。

张维为说到，民意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政府的调查满意度很高（89%），而不少西方国家民意调查却显示其民众对政府执政满意度很低的时候，现场马上有一个人说I disagree（我不同意），而现场唯一的女性Shaha Riza，一个利比亚人，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工作，主要工作是促进中东的民主化工作，她直接说“在中国谁敢说实话”，神态和语气都表示不相信中国的数据。

其实这是双方交流的一个过程，目的在于交流和获取有价值的信息。

如果对于对方提出的数据和观点，不愿意去思考是否有可取之处，而是本能地不假思索地，对对方提供的数据表示完全不相信，把对方说的话都当成谎言，实际上交流是无法进行的，也无助于自身的进步。

你可以质疑89%这个数字是不是准确，但是即使是79%、69%，不一样说明满意度很高么，这背后有没有反映出中国的确有较大的发展，一定有做对的地方？

但是并没有用，Shaha Riza作为一个美国社会的中东裔精英人物，从她的言论可以看出，她已经被训练出了条件反射式的抵触，这说明她日常一定大量的接收了关于中国的各种负面新闻和信息，以至于完全不相信中国民众对于中国发展的满意度会很高，认为这肯定是中国政府作假，中国人民一定并没有分享到经济发展的好处，一定是各种不满意，又不敢说实话。不愿意去思考数据背后是否有可取之处，而是本能地100%地予以否定。

不只是她，现场的其他西方学者也是类似的看法，表情中总是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些不屑，有一种我已经洞察了一切，中国人民是不可能对国家的总体表现感到满意的，而你却还在撒谎和狡辩的感觉。

这跟西方社会对于中国的舆论环境有很大关系，2019年10月的英国货车藏尸案，里面发现了39具亚洲偷渡者的尸体，然而10月24日英国BBC率先发出了报道，标题是Essex Lorry Deaths：39 found dead inlorry were Chinese nationals，用肯定的语气说这39具尸体是中国公民，立即引起法新社、德国之声等西方媒体的转载。

英国的《镜报》等媒体则马上整理了2000年58名中国偷渡者闷死在集装箱的“英国多佛惨案”，以及2004年23名中国偷渡者在涨潮时遇难的“莫克姆湾拾贝惨剧”。

10月25日，美国CNN驻华记者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提问，“为何中国公民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以这种极端危险的方式离开中国？”

如果你是一名西方的普通读者，看到BBC、《镜报》、CNN如此短时间内多方面多角度的报道，是不是又强化了对2019年的中国的负面认知？

中国是如此地糟糕，以至于她的人民会选择这样危险的方式离开。而实际上很快证明，这39具尸体都是越南偷渡者。

那么那些接收了错误信息的西方人，都能够得到更正的信息吗？

由于中国的发展对全球的影响越来越大，西方媒体根本无法回避这一点，因此在西方媒体上也能找到大量的关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产业升级、高科技公司份额扩大、军事力量增强的报道，但是西方媒体在报道此类信息时，又总是会附加一些负面的东西，让读者感受到中国的这种发展是“部分虚假的”、“不稳定的”、“不道德的”、是无法持续下去的。

因此在西方社会，对于中国发展的认知形成了三类声音，一类认为中国的发展其实是被夸大了，中国政府公布的经济增长数据是虚假的，或者说是被夸大的，不要觉得这是以前才有的事情，下图是我在面向西方受过高等教育的读者群体《经济学人》官网截图，2020年10月17日的一篇文章，叫做“Can China’s reported growth be trusted”（能否信任中国公布的增长数字）。

2020年了，西方内部还在讨论中国的发展数据是否可信。

一类是“增长不稳定”论，在承认中国发展事实的同时，又各种试图说明这种发展是不可持续的，是存在重大危机的，是不完全的，比如地方债务高企、国有银行坏账、房地产泡沫、鬼城、产能过剩、政治制度不稳定等等，张维为在《这就是中国》中的一期讲过，他2012年在伦敦书展接受BBC的采访，主持人提了一个问题是质疑中国政治制度能否能继续至十九大，顺便说一句，十九大是2017年召开的，这个主持人在2012年问这个问题，可见他内心的观点以及日常接收的信息，使得他觉得中国的体制五年内就可能会崩溃。

这方面最为著名的就是美国华裔混血章家敦在2001年发表的新书《中国即将崩溃》，在美国乃至全球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这本书当时的影响力有多大呢？根据《环球时报》2003年的报道，不只是该书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章家敦还成了各地争相邀请演讲的名人，连美国国会都专门邀请他举行听证会。

在2003年4月底，由贝聿铭、何大一、马友友等100多名在美杰出华裔组成的“百人会”，在纽约举行“中国的机会与金融市场发展”论坛。章家敦在会上提出他一贯的看法——中国的金融体系病入膏肓，药石无效，中国国企问题积重难返，银行放款对象只限国企和中央批准的企业，形成封闭垄断体系，中国经济将在几年内崩溃的观点。

而对于章家敦的说法，华尔街的几个名人——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兼执行总裁史瓦兹、摩根斯坦利亚洲荣誉董事长及顾问总监华沃兹、投资家罗杰斯（量子基金就是索罗斯和罗杰斯联合创立）均对章家敦进行了反驳，指出“你的‘中国崩溃论’，只在你的书中存在，不存在于中国的现实中”。

尤其是罗杰斯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人民币将成强势货币，中国应尽快将人民币改为可自由兑换货币。罗杰斯并且开玩笑说，还是赶紧学中文吧，不然赶不上潮流了。

连华尔街的几个大佬也在讨论章家敦的言论，可见其影响之大。罗杰斯言行是一致的，他的两个女儿普通话非常标准，这个相信大家多少都看过视频。2019年罗杰斯一家还上过央视，两个女儿会背诵很多中国古诗词。

不仅如此，由于章家敦在美国舆论引起的巨大影响，他还在2003年访问台湾并且得到当时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陈水扁的接见。

而中国的媒体在那几年不断地批评章家敦的中国崩溃论，以稳定市场信心，可见当时章家敦的这本书影响之大。不仅如此，在10年后的2011年12月29日，章家敦又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文章〈中国即将崩溃：2012年版〉。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是一个由亨廷顿及华伦·戴米安·曼舍尔在1970年创办的美国刊物，原为学术季刊，后改为双月刊。这是一个面向美国高等教育群体的精英杂志，而创始人亨廷顿就是那个著名的写了《文明的冲突》的哈佛教授。

这样的杂志刊登章家敦的言论，可见他是进入了西方主流舆论场的人物，他的中国崩溃论有着重大影响。

再举一个例子，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作为上个世纪90年代曾经成功预言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经济学家，2011年他在美国《纽约时报》发表名为《中国经济会不会崩溃？》的文章，认为中国这种出口导向型经济过于依赖贸易顺差来维持制造业的运转必然会面临挑战，并称中国经济“正在变成世界经济的又一危险区域”和“危机的新震源”。

不过我查询了克鲁格曼的更多言论，发现他是一个喜欢发出“盛世危言”的经济学家，不只是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包括亚洲金融危机、欧洲面临的经济问题等等他都有提及，因此暂且还是先把他的观点归纳于学术观点。但是他的权威身份，也在当时造成了较大影响。

以上BBC、 《纽约时报》、《外交政策》不断报道中国崩溃论的观点，只是几个例子，西方类似这样中国经济可能会出问题，中国政治可能会出问题的言论非常多，也形成了认为中国的增长不可持续的一派。

第三类是“中国增长不道德论”。指责最多的就是中国盗窃知识产权，其他还有雇佣童工、血汗工厂、忽视劳工权利、污染环境、中国远洋渔船过度捕捞，当然还有让中国网民很反感的把中国人吃肉和巴西热带雨林被毁、全球碳排放增长联系在一起的报道。

其实中国在发展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在各国的历史发展时期都存在，并不是中国独有，而且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总的来说这些问题在不断改善。

一个简单的例子，下图是2001-2018年中国煤矿矿难每年的死亡人数，从顶峰的2002年的6995人下降到2018年的333人，下降了95%以上。

这说明什么呢，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观点，发展才是硬道理，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是最为符合道德标准的行为，长期不增长或者负增长才是真正的不道德。

而由于制造业更发达，基础设施的快速大规模建设，中国人的实际生活水平，更是明显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高出不少，但是西方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明显并不太关心，要么就是褒扬其选择了西方钟意的民主自由道路，即使该国发展得并没有中国好。

在中国增长不道德论中，美国或者说西方社会渲染最多的就是中国盗窃西方知识产权，他们长期以来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依靠复制、抄袭和盗窃西方国家的技术形成的，而且坚定地认为中国的体制不适合创新，只有西方这样的自由社会才有可能激发人类的想象力和创意，才具备创新的土壤，这种思想根深蒂固。

1999年的李文和案就是个典型，美国的媒体和政治精英们全部都相信中国一定是窃取了美国的W88核弹技术才做到了核弹小型化，凭中国自己不可能做出来，而一定是华裔李文和泄露了机密技术给中国人，而最终证明这是一起冤案。

我们再以华为为例子，2019年6月，华为首席法务官宋柳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从华为成立以来，从欧洲、美国、日本到中国，全球从来没有法院认定华为主观恶意盗窃知识产权，并且为此要求华为支付赔偿，这对于一家全球化的，面临全球各种竞争对手的商业公司来说是非常难得的。

但是这并不妨碍西方记者始终不断地把华为和偷窃技术联系在一起。

下图是2019年6月《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华为崛起之路伴随着剽窃与不正当竞争指控”，暗示华为的技术是通过剽窃西方公司技术得来的。

2019年6月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在采访任正非时问了这个问题，请注意这个记者没有掌握任何证据，仅仅是了解到有以前在北电网络工作过的人士跳槽到了华为在加拿大的渥太华研究所，就问“华为是不是把北电的技术偷过来了”。

Nathan Vander Klippe：在华为渥太华研究所，有三位比较资深的人士，他们三人以前都在北电工作，包括他们的下属也有一些是在北电工作的。华为是不是把北电的技术偷过来了，并把他们剩余的人招过来了，然后在加拿大设立自己的研发机构，并逐步发展壮大的？

任正非：北电破产以后，我们招聘了北电的一些人员。那时北电并没有现在的技术，只是有人才，人才失业之后要再就业，这永远都是必须的。北电破产的时候，实际上世界连3G都才刚刚开始，经过3G、4G到5G，这些人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了，作为人才，他们头脑里的思维方式是有贡献的，但没有知识产权问题。

北电当年最伟大的贡献，就是把光传输容量提高到了10G，但由于IT泡沫的破灭，把北电拖垮了。我们现在的光传输能力，已经做到了800G。当然，我们肯定是踏着前人的 脚步往前走，但这没有知识产权问题，是新的创造。我们曾经想收购北电，最后因为商业考虑也没有做。

任正非说得很清楚，2019年人类已经开始进入5G时代了，北电十几年前破产的时候，世界连4G都没有，连3G也才刚刚开始。北电根本就没有4G和5G技术，3G技术也只是处于起步阶段。

北电当年只能把光传输容量做到10G，华为现在能做到800G。

你怎么因为华为渥太华研究所有曾经在北电工作的员工，手上也没有任何证据，就说华为偷窃了北电的技术呢，业界哪个公司没有在同行工作过的员工？华为不雇佣他们，他们到哪里找工作机会？

同样在2019年6月的媒体圆桌会议中，《福布斯》记者问了这个问题：

《福布斯》记者：经常有报道提到美国对华为的指控，称华为是国家情报代理机构，以及华为会窃取知识产权，对此，您有何回应？

华为董事长梁华：这些指控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只是一种猜测。（后面的回复略过）

2019年12月《华尔街日报》总编Matt Murray在采访任正非时问了这个问题：

在华为发展历程中面临了很多关于盗窃的指控，其中包括思科和CNEX等大公司以及个人的指控。您可能也知道，今年《华尔街日报》有过一篇这方面的报道。为什么这样的指控一直存在？华为有没有解决或者曾经解决过在技术窃取方面面临的挑战？

任正非：指控不一定就是事实，川普遭受的指控比我们还多。

我们从来都是尊重第三方知识产权，美国有很多大公司每年都给我们交非常多的知识产权费，但我们交给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费更多。我们这么多年累计收了14亿美元的专利费，付出了60亿美元左右的知识产权费。而且，华为的科研经费每年投入150亿-200亿美元左右，研发人员八九万人，领先世界不可能靠偷来的。好人也会蒙受指责，我们还是相信美国法庭的判决。

以上说明，即使是对创新能力全球一流的华为，西方的媒体也在不断地、反复地质疑华为是不是偷窃了技术，不只是对华为，西方社会对于中国科技公司和高校科研机构普遍地持有这样的态度，普遍性地对中国在科技创新能力方面有所质疑，他们认为中国专制，压制自由思想，使得创新天然地不活跃，受到压制，必须依靠从西方偷窃技术来实现进步。

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氛围对于西方社会而言造成了两个负面影响，第一是起到了“议题设置”的作用，使得他们的注意力长期集中在“中国偷窃技术”上，而忽略了真正需要关注的主要议题是中国原始创新能力的进步到什么程度了。

一旦有中国公司被指控窃密和技术侵权，又或者华裔科学家被指控盗窃技术给中国的新闻，他们总是会进行重点报道，而实际上这些指控很多最终被美国法院宣判并不成立，更有很多指控完全是从政治出发。

一个例子，美籍华裔学者谢克平，他曾就职于全美顶级癌症研究中心德克萨斯大学休斯顿分校安德森癌症中心（MD Anderson），是胃肠肿瘤方面的知名专家。

2018年初当地警方在对其进行的调查中发现谢克平的电脑中存有一些涉及儿童色情的图片，由此发出对谢克平“非法持有色情照片”的指控。

而谢克平的律师梅斯（Nathan Mays）的声明，在从谢克平处拿走的40TB的海量文件中，警方自称找到12张被怀疑为儿童色情的图片，但其中大部分是“指甲盖大小的”缩略图，分辨率非常低，经有关专家鉴定后并不认为图片中的人物可以被证实是儿童。

而且这些图片，最后一次浏览的时间是数年以前，他所聘请的计算机分析师认为，这种图像被意外下载的情况并不少见。

2018年11月，法庭大陪审团做出决定，认为指控“没有证据，不予起诉”，谢克平被指控持有儿童色情图片的背景，是FBI在指控他当中国的经济间谍。

从莫名其妙的指控儿童色情案，可见FBI在对其大力施压，急于将其定罪的心理。

实际上此类案件在美国经常形成学校为华裔教授喊冤，美国政府却想将其指控定罪的情况。2021年1月14日，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华人教授陈刚在美被捕，后面临三项刑事指控，分别为电汇欺诈、未能提交外国银行和金融账户报告、向美国政府机构作出虚假陈述，指责其隐瞒与中国的合作关系。事件发生后，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拉斐尔·赖夫（L. Rafael Reif）发文表示“惊讶、非常沮丧且难以理解”。

不仅如此，差不多百名MIT的教授在给校长写的联名信上签名，针对美国政府对陈刚的指控进行了辩护。

任何国家，一定会有机构、公司、个人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况发生，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些人有违法犯罪行为是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现象，否则还要专利和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做什么呢？

但是大量的此类负面报道，实际上很多还是政治指控，形成了“议题设置”效应，让西方人长期注意力被“中国偷窃技术，剽窃知识产权”这个话题吸引，而却忽略和没注意到中国在原始创新能力的进步。

中国在2000年、2010年、2020年的原始创新能力有差异吗？当然有，而且差异大了去了，注意时间的不同意味着中国自主研发和原始创新能力的极大不同。

这种差异和进步会给西方主导的产业优势带来极大的挑战，从中国公司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跃居世界第二，从2019年中国对外支付的知识产权使用费超过340亿美元都可以看出来，中国是在通过自主研发为主，引进外国技术为辅掌握基础科学和技术。

中国近年来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的新闻，包括空间站，水下机器人，三代核电站，登月返回地球等等，都被更多的关于知识产权的负面报道抢占了更主要的位置，即使是对华为这样的对手，他们承认了华为在5G上的领先地位，但是也认为华为是通过剽窃西方技术而不是自主研发发展壮大的，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把自己宝贵的时间花费在不断地质疑华为究竟有没有偷技术上面，而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深度报道和研究华为为什么成功，有哪些成功的原始管理创新和科技创新。

这种负面议题设置，不断地强化和保持西方人“中国的体制缺乏创新能力”的印象，这使得西方尤其是美国内部在对待中国科技公司的方式时，技术封锁派占据了上风。

认为只要阻断中国的技术来源，西方就可以保持产业优势，并且无需担心会刺激中国对自主研发的投入会因此大幅增长带动中国实现赶超。

实际上，技术封锁的效果在不同领域、不同时间，和面对不同国家时都是不同的，就拿中国来说，你在2000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对中国搞半导体技术封锁，效果能一样吗？你对中国，和对越南、印度搞半导体技术封锁，效果能一样吗?

由于美国的半导体技术封锁，虽然华为的终端业务遭遇了很大困难，中芯国际的扩产和业绩增长也受到了很大影响，但从2018年到今天(2021年)的这三年里，可以说是中国“民族工业党”的春天，所有的核心技术都有中国公司在做，都有产业资本都在注入资金，做出来了还都有公司用，整条路畅通无比，这实在是太令人高兴了。

要知道在之前，手机操作系统、手机移动服务框架、国产化芯片生产设备、国产半导体材料、指令集、EDA软件、光刻机、硅片、模拟芯片、射频芯片等等，要么根本没有公司愿意投入资源做，要么想做的公司也得不到资本市场足够的资本和人才投入，要么做出来了也没人用，因为下游的终端企业要使用国际厂家器件来保证产品竞争力。

如果没有美国人的技术封锁，替代谷歌GMS的HMS就不会在2020年上线，鸿蒙系统就不会在2021年4月底开始向华为手机推送测试，上海微电子国产的28nm光刻机做出来了在2021年也不会有公司如此着急地试用，中国各大半导体公司的业绩也不会在2018年尤其是2019年开始逐渐起飞，半导体公司也不会在这几年市值飙升成为A股的最大亮点，实际上这几年只要买半导体产业龙头公司的股票，除了极少数不太争气的之外，大多数都连创新高，有的股价涨了10倍以上，下图是某领域国产芯片龙头的股价，2018-2020年，股价就涨了10倍以上，这背后说明大量的资本在涌入中国的半导体产业。

EDA工具软件领域也不会冒出来这么多新公司，像国产EDA最近两年就涌入了不少资本成立了新的创业公司，因为一个国产EDA的市场被人为地创造出来了，其实说实话，EDA这个市场并不大，全球规模也就100亿美元左右，本来美国几大巨头做得好好的搞垄断经营，现在非得把一堆中国公司搞进来了，而且背后都还有各种资本支持。

除此之外，国内芯片设计企业的校招薪资从2018年开始出现大幅增长，到现在芯片设计已经成为制造业中收入最高的岗位了。工作10年的工程师跳槽拿到百万年薪的事情已经不断出现，我今年就看到了好几例，还都不是主管级别，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实际上西方内部不乏其他的声音，那就是认为目前的中国有能力实现技术自主化，包括比尔·盖茨、ASML的总裁兼CEO都发表了这样的观点。

尤其是ASML，我觉得他们的想法跟美国的EDA公司是类似的，其实光刻机和EDA市场一样，进入技术门槛很高，和制造工艺深度绑定，而且市场规模小，根据芯思想研究院（ChipInsights）的数据，2020年ASML、佳能、尼康三家加起来光刻机设备销售收入988亿元人民币，大约140亿美元的规模。当然这个数据只是设备销售收入，像ASML 2020年全年营收达到139.78亿欧元，其中设备销售103亿欧元，其余是安装和各种基础管理服务收入。

这些市场垄断程度高，不仅新对手入局困难，而且巨头还可以通过降价和各种手段进行绞杀。但是现在制裁制造了一个ASML无法竞争的“去美化”市场。

而2018年的中国已经有了半导体生产设备，EDA和半导体生产材料企业，具备了一定的技术基础，他们缺乏的刚好是市场的应用。

我一直觉得，商业市场的国产化难度本来就比军工市场还高，由于关系到国家安全，因此中国在该领域会有国家意志推动装备国产化，而且该采购市场100%来自政府，中国的军费则是该领域稳定的国产装备购买市场。

但是在空间远远更为广阔的商业市场领域，这个逻辑就有些不一样了，中国政府尽管在每个领域都做了国产化规划，但是商业市场购买什么产品并不是中国政府决定的，而是企业通过对市场竞争的判断决定的。

不是说政府搞专项搞出了某种产品，就一定有商业市场的买家和客户，实际上在商业市场中，很多领域政府采购的比例往往很小，以至于影响不到大局，典型就是电脑，政府每年都在采购芯片和操作系统国产化的电脑，但是这能占到整个市场多少比例呢？我没有查过，但应该在1%、2%、3%左右也许更多一点，总之这和军工产品政府市场占100%的逻辑并不太一样，必须要在价值上具备商业可行性。

目前的中国和10年前、20年前可以说是能力完全不同的国家了，美国保证自己利益的办法：提高投资回报期和路径绑定。

1：延长投资回报期

对那些商业领域使用的高技术产品来说，美国保持利益最大化的办法并不是封锁，因为那会刺激中国大力投入，给自己创造竞争者，而是用合理的价格对中国大量销售，延长后来者的投资回报期，让后来者面临即使投入巨额资本却可能无人愿意买，即使有人愿意买也难以赚钱，无利可图的局面。

由于商业市场的规模是军事装备市场的几十倍，大量行业又是民营企业主导，中国政府的力量不可能面面俱到，高技术产品的研发，本身就具有较高的技术、资本、品质、市场和生态门槛，后来者追赶本来就困难重重，再加上高技术行业本来投资金额就大，如果市场价格普遍不高，那会导致投资回报期更长，那么后来者必须承受长期的亏损。

因此美国的逻辑，应该是在技术和生态上提高门槛，在供应上维持高可获得性，在价格上维持“漫长投资回报期”的局面，这样可以延缓甚至基本断绝中国公司进入该商业市场。

本文中全球市场规模仅有100亿美元的EDA软件、全球市场规模仅有150亿美元的光刻机市场都是典型，长期没有真正有实力的中国公司出现。

2：路径绑定

另外一条路就是路径绑定，中国的预警机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本来中国是想走引进以色列预警机之路的，当然后一步很可能就是仿制和国产化，但是不管怎样，意味着中国将把大量的投资投在这条技术路径上，但是美国人不让以色列卖预警机，逼迫中国把投资从购买以色列预警机，转为投资到自主开发，结果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牵头最终搞出了国产预警机，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再一个例子就是日本的氢能汽车研发，日本企业已经持续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力物力，内部已经形成了利益群体，日本企业想彻底转向电动汽车那必然是首鼠两端。

最后一个例子就是中国的汽车产业，在这个超级规模的产业，可以说是发达国家成功地对中国的各大公司进行发展路径绑定的极佳案例，中国公司把大量的资本投资在了合资企业上，上去了长期下不来。

反之，目前国内电动汽车市值最高的蔚来汽车和比亚迪，都是没有搞过路径绑定的公司。

而反过来，从中国制造的发展历史上看，西方的产品其实主要是高价格和技术封锁两点，极大地提高了中国获取某项产品的难度，从而给予中国公司极大的动力自主研发，而中国公司的研发能力其实是很强的。

华为当初进入通信行业就是因为这个行业的产品实在是卖得太贵了，类似的还有中国盾构机的开发，最初也是因为德国和日本的盾构机的购买和维护费用实在太贵。

如果在商业市场搞技术封锁，实际上等于大大扩展了原本有限的国产产品采购市场，以芯片制造为例，以前为什么工厂不爱用国产半导体生产设备，一来设备和工艺强相关，使用新厂家的设备需要进行新的工艺研发，相当于新的投资，二来国产厂家设备在一开始一定会和国际厂家有差距，而如果国际厂家价格合理，那买国际厂家产品是更稳妥的选择。像是晶圆厂使用设备生产的良率降低一个点、两个点，或者因为故障停机，对工厂而言都意味着很大损失。

不让中国企业购买西方的设备，那就相当于国产产品的可能市场比例从0%，1%，2%一下子提高了30%、50%甚至更高，这在商业上具备了可行性，我只要投钱把东西做出来就有人用，而且还没有强大的国外竞争者，因为他们全都因为要执行技术封锁不能销售，从而让出了一大块市场，这个市场不只是有华为、中芯国际、福建晋华等在实体清单上的企业，其他中国公司也会加强国产化采购份额，以保障自己的供应安全。

除了市场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时间点，我认为美国在半导体技术领域搞封锁的时间点晚了，现在的中国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半导体产业链国产化能力，加上美国人的封锁一下子打开了广阔的国产化市场，形成了良好的商业效应。

现在看来，西方对中国的偏见，直接辐射了西方的整个舆论场，让西方的大量精英也不能幸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第一步会有人觉得中国的数字可能是假的；第二步是有人觉得即使中国增长是真的，但是肯定无法长期持续下去；第三步是认识到增长是真的，而且还将长期持续，但是中国的体制不适合搞技术创新，只有靠窃取西方技术才能获得增长动力，持续进步，因此要开始全面搞技术封锁就能遏制中国崛起，这是他们目前的认知。

现在回头看，美国到2018年才开始真正走到了第三步，时间有点晚了，2018年的中国已经具备了较好的技术基础和大规模的市场，美国人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晚了，他们认为中国是靠偷西方技术实现进步的，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因此他们不是选择向中国大量销售平价产品通过市场的力量阻止中国公司进入，也不是通过路径依赖绑定中国企业获得利益，而是选择搞技术封锁引导中国企业在关键技术领域加大投资，逼迫中国公司自立门户，并且认为这样可以有效阻止中国的进步。

应该说，西方舆论场本来就普遍存在种族优越感和制度偏见，再加上改革开放后大批来自中国的高级知识精英通过移民进入到了西方学术和媒体圈子，而这些青少年时期成长于中国六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落后和政治运动时期的中国精英，到西方后察觉到中国和西方发展水平的极大落差，因此其中很多人对于中国的制度和发展前景普遍抱有负面的态度，他们中很多人在美国知名高校任教，在美国顶级媒体和杂志有发表文章，对美国的精英阶层非常有影响力，又进一步影响到了西方的舆论场，使得西方精英对中国的认识产生了滞后效应和分裂效应，延后了形成新共识的时间。

对中国这种体量的对手来说，就从2010年的中国来说吧，你多给了5年的时间，他就能增长出一个日本的规模，多给10年的时间，中国的体量就会膨胀一倍。对于美国来说，他们并没有很多的时间可以浪费。

应该说这种思潮的普遍传播在极大程度上掩护了中国崛起。

以上是个人的一些思考。

来源：宁南山（微信公众号：ningnanshan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