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者:
周世俭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中国世界贸易研究会常务理事
徐香梅深圳商报驻京记者
25年来,伴随着特区的不断改革开放,深圳出口也成绩骄人,在全国各大城市中蝉联了12届出口冠军。入世后,随着全国外贸出口的“井喷”,中外贸易摩擦不断增多,与此同时,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土地等优势有逐渐丧失的危险,沿海地区表现尤为突出。面对新形势,深圳外贸下一步应怎样转变增长方式?如何从出口大市向强市转变?外贸到底应该打什么牌?专家指出:应该增创新优势,提高出口竞争力。
徐香梅:深圳是出口大市,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深圳有望在国内实现外贸出口十三连冠。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作为出口大国的中国,与国外贸易摩擦的火花四溅,出口成本不断提高。常言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您是中国贸易问题资深专家,能不能结合深圳,剖析一下中国外贸的近忧与远虑?
周世俭: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弱化,正成为深圳外贸乃至中国外贸的一个近忧。“三农”问题是本届政府的关注重点,国家扶持农业的一个结果就是农民增收,而农民对工资的要求必然提高。另外,由于水电油煤气等资源价格的提高,中国出口成本正在不断上升。
事实上,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支撑的外贸出口也很难长期走强。欧盟贸易专家曾就中国强劲的纺织品出口发出预警。他说,30年前,欧盟也是世界纺织品主要生产地,30年后,也许不是中国的纺织品冲击别人,而是别人来冲击你。
现在中国外贸是前有强敌、后有追兵。强敌是欧美日。中国5000万双鞋才抵得上美国卖一架波音的钱,这意味着中国出口的档次还相当低。后有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等国家在猛力追赶。世界银行预测,2030年,印度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其劳动力成本将会比中国还要便宜。拥有8000万人口的越南也具有劳动力低廉及政策宽松的优势。现在越南正与中国争鞋业制造。
对一个国家和地区来说,一个产业保持繁荣的时间是有限的。拿美国来讲,仅用了30年,美国的制鞋业就实现了“安乐死”:1976年,美中国生产的鞋占国内总消费量的53%,1996年比例降到10%,2004年降到3%。再比如,美国上世纪50年代年产1亿吨钢铁,当时中国还在为1070万吨而奋斗。2004年,中国生产了2.72亿吨钢铁,相当于美日德三国的总和。
因此,不要一味沉醉于现在中国是生产大国,是出口大国,眼光放长远一点,即使看不到10年之后,也要考虑5年之后的局势。
徐香梅:您认为应该如何应对外贸出口中存在的这一系列隐忧?
周世俭:中国外贸未来的出路就在于科技兴贸,向深加工、高附加值方面转变。中国已进入贸易摩擦的高峰期,就像有一根鞭子在后面抽着你,如果满足于现状,随着出口成本的不断提高,好日子不会超过5年,惟一的出路就是上台阶,走科技兴贸的路子,转变贸易增长方式。
深圳这方面显得尤其紧迫,要有危机感,因为中西部地区还可再延续5年劳动力、土地便宜的优势,但是沿海地区不行了,现在海外在沿海地区的投资正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如果继续停留在原来的水平,10年之后怎么办?我早就说过,中国外贸已进入调整提升阶段。
徐香梅:事实上,深圳这些年也一直在致力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最新数据显示,深圳外贸质量正不断提高,主要表现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势迅猛、一般贸易出口比重上升等方面;从贸易方式看,深圳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呈现比翼齐飞的良好态势。
周世俭:深圳这样做是很有远见的。深圳必须在科技兴贸方面有所作为。整个广东地区的加工贸易出口占的比重较大,随着长三角经济带的崛起,广东外贸出口必然面临很大的压力。而深圳自创建特区以来,积聚了大量的人才,再加上深圳这些年大力发展高科技,还有政策和机制的优势,应该说,最有优势走科技兴贸的路子。下一步,深圳应该加快转变贸易增长方式,朝着深加工、高附加值、上档次和创品牌方面努力,要在出口大市的基础上向出口强市迈进。
创品牌对深圳显得尤为重要。比如,世界七成的手表产自中国的广东特别是深圳。深圳的钟表业相当发达,但真正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品牌表却少有,原因就是档次低、技术含量低。
徐香梅:您觉得在引导企业转变出口方式、提高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方面,深圳的政府部门可以有哪些作为?
周世俭:深圳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强政策引导和扶持力度,特别要注意对企业以及企业老总的培训,做好咨询服务、协调指导工作。
现阶段,国家在大力倡导节约资源和能源。深圳市政府在这方面对出口企业应该有更多的支持和引导。过去讲一块牛皮在意大利就可以削成七层用。而这种技术是靠国家成立的技术研究所研制出来的。对于一般中小出口企业来说,没有科研能力,因此,政府部门应该加大科技投入,研发出新成果,然后通过低价或无偿转让给企业,这才是真正的科技兴贸。这方面光靠企业不行,政府应该想方设法让企业对高科技成果感兴趣,帮助他们去应用这些科技成果,并且从被动转为主动。
只有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等上上下下都动起来,深圳的外贸出口才可能真正实现升级换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