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丽容

电信资费监管的大门正在进一步敞开。信息产业部部长王旭东日前透露，今年中国将研究向各类电信收费实施“不管下限、只管上限”的方案，在此资费管理模式下，电信价格将在政府制定的最高定价之下，由市场形成。

那么，这一调整会带来怎样的影响？电信企业在政府的“上限”管理之下应如何定价？带着这些疑问，本报记者邀请了著名电信专家周光斌来解读这一政策变化。

疑问一:政府为何要设置“上限”管理？

长期以来，中国对基础电信业务实行严格的政府监管。过去，长途费、漫游费和固话区间费等都不允许电信企业擅自调价，经过几次的调整，上述资费实质上是放开了市场。

“这表明政府对电信资费的监管思路变新了，减少了政府定价范围，扩大了企业定价权。这种变化是符合监管趋势的。在全球电信监管史上，首先是经济型监管，资费是经济型监管第一要务；随后是社会型监管，如网络与信息安全。”周光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首先强调了这个观点。他认为，现在正处于由经济型监管向偏重社会型监管转化，政府放松对企业定价的干预，实施“不管下限、只管上限”的措施无疑是这种转化的体现。

“此外，从消费者角度考虑，政府资费政策也是有所变化的”周光斌认为，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首先，强调资费透明；其次，尊重自主选择。

疑问二：“上限”管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王旭东部长表示，“上限”管理是政府防止电信运营企业联手制定较高电信资费的一种监管政策。那么，这种只有“上限”没有“下限”的管理模式会不会带来市场的恶性竞争，政府应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成了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政府在电信资费监管中应该本着‘站高一点，看远一点’的态度，通过市场‘无形之手’与政府‘有形之手’相互配合进行监管，该由市场管理的内容就要放手让市场进行管理。”对于政府如何实施资费监管问题周光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事实上，我相信政府在执行该管理时也一定会有相应的管理措施，这也可以用来解释政府为什么不出‘下限’管理的原因。”周光斌解释到，他认为，随着市场的发展，电信资费管制将从政府定价向市场定价转变，从制订资费标准向严格审批程序转变，从行政管制向依法管制转变，从直接管制向间接管制转变，从微观管制向宏观管制转变，电信资费最终还是必须由合理的市场竞争来实现。

因此，各大运营商在电信资费问题上加强市场资费意识是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而且，政府不出台‘下限’管理也体现了政府对电信企业的信任。在这个基础上，我认为企业的自律很重要，如果企业管不好自己，造成市场不健康发展，政府就应该而且也会适时出面调整。所以，该‘上限’管理方案不等于坐视‘下限’不管。现在有人担心，政府不监管资费下限，会不会出现企业的价格战？其实，在这两年，信息产业部已经就价格战问题先后出台了204号等多个文件，它们是抑制价格战的政策工具。”周光斌如是说。

疑问三：企业如何定价？

放松管制不等于不管，资费管制在世界大多数国家仍然是管制的主要内容。那么，在此背景下电信企业应如何“管”好自己？

“从发达国家的电信业来看，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都非常重视用户的切身利益，用户满意了企业才能有更好的发展。”周光斌说到，他认为，现在是用户主导时代，企业发展更多地应从用户角度出发并争取得到用户的认可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

同时，他还认为，在目前资费套餐繁多的情况下，运营商做好资费套餐的透明非常重要，“企业的套餐必须保证用户看的懂，让用户真正感觉到实惠，这才是套餐推出的根本所在，否则一旦‘忽悠’了用户就等于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但是，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上限’限在哪里才最为合适，只有合理的‘上限’，电信市场才能发展的更好。”周光斌告诉记者，他认为，这个‘合理’也即：首先是照顾了消费者的利益。目前，中国电信运营商的利润，尤其是移动运营商的利润在全球都是比较高的，还有比较大的降价空间。一旦价格下降到更合理范围，通信业务量必将有大的提升。

“所以，政府重点照顾了用户利益，自然也就照顾了企业，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也不成问题。不言而喻，政府提出上限监管，关键是这个‘上限’要设的科学合理，否则就是虚晃一枪，因此‘上限’也在考量政府的监管能力。”周光斌最后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