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制造卢沟桥事变，将中华民族置于腥风血雨之中。然而在此之前，就有许许多多的共产党人、革命志士对日本帝国主义亡我之心有所警惕，并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我党早期卓越的政

治活动家高君宇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

高君宇早在少年时代，就在同盟会会员的父亲的影响下，在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反帝爱国的火种。1912年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后，他“目击时艰，痛国沉沦”，对“列强横暴，非份逼索”的本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1915年1月，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递交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要求“迅速商议解决，并守秘密”。这一“条约”理所当然遭到爱国志士和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殊料窃国大盗袁世凯公然违背人民意愿，出卖国家主权，竟于5月9日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获悉这一消息，高君宇义愤填膺，抱定以“丹心碧血，染吾黄帝以降列祖列宗光荣历史之末负”之决心，通过秘密组织同学印发传单，投入了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

1916年高君宇考入当时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后，在新思潮的冲击下，在《新青年》和李大钊的影响下，他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日趋成熟。1918年5月，中国留日学生因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协定》而举行集会，并决定组织救国会。当这一爱国行动遭到日本警察的干涉和侮辱后，留日学生遂罢课归国，以示抗议。当留日学生代表李达、黄日葵等抵达北京时，对这一事件颇为关注的高君宇、邓中夏等北大学生立即赶往前门车站迎接。接着，他们和李达、黄日葵等共同商讨了行动计划。会后，高君宇等热血青年立即四处奔波，积极串连，很快组织北京大学、高等师范等校的2000多名学生，于5月21日在新华门前举行了“五四”运动的预演——总统府请愿，要求废除《中日共同防敌协定》。这次斗争虽然由于学生缺乏政治斗争经验而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却使学生们进一步认识到有组织起来的必要。于是，高君宇等北京部分学生组织了学生救国会(初名爱国会)。在他们的积极串连下，该会很快成为一个近乎全国性的学生团体。当这一团体遭到北洋政府的干涉后，为了便于开展活动，他们于同年10月正式成立了国民社，并出版了具有反帝爱国色彩的《国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不断予以揭露和抨击。而高君宇则在编辑《国民》上“起过很大作用”。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会”。在会上，中国代表提出的七项希望条件和废除“二十一条”的要求，西方列强竟拒绝讨论。而日本代表又提出租借胶州湾以及铁路和享有德国人在山东的所有权利，与中国代表发生争执，日本驻华公使还向北京外交部施加压力。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气焰，北京大学学生于2月5日在法科礼堂开会筹议抵抗。会后，被推为干事之一的高君宇奔走呼号，联络北京各校学生，致电巴黎专使，要求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

5月1日，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犹如晴天霹雳，令举国上下大为震惊。高君宇等国民社各校会员代表当天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5月3日召开群众大会。会后，高君宇奔波不息，联络各校学生，并将李大钊当天发表的《五一节杂感》中明确提出的“直接行动”思想传播开来。在高君宇等学界爱国精英的发动和组织下，北京大学学生和高师、工专、法政等校学生代表于5月3日晚齐聚北大法科礼堂，开会商讨反帝爱国行动。会上，高君宇痛心疾首，声泪俱下，力主游行示威。大会决定翌日在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并通电巴黎专使决不签字。5月4日，一场震惊中外的反帝爱国运动爆发了。作为骨干分子的高君宇带头冲入卖国贼曹汝霖宅院，和爱国学生一起，撕毁日本天皇像，点燃宅中物，殴击章宗祥，谱写了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壮丽的一章。5月6日，北京学生联合会成立，高君宇被推为负责人之一。从此，高君宇率领爱国学生继续斗争，直至运动取得胜利。在这场斗争中，高君宇因奔波不息，积劳成疾，曾两次吐血，但“宇之志益坚，宇之猛烈益甚”，被誉为“五四运动之健将”。

五四运动后，日本帝国主义对北洋军阀政府施加压力，来取得山东权益。作为北京学联负责人之一的高君宇，立即率领爱国学生投入反对中日直接交涉的斗争。当这一爱国斗争遭到北洋政府的镇压、北京学联被强力解散之后，高君宇置安危于不顾，挺身而出，“以人民的一分子”，在《北京大家学生周刊》上发表了《我们为什么反对直接交涉》。文章一方面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通牒要求与北京政府直接交涉的罪恶目的，批驳了日本的种种“理由”和借口；一方面指出了直接交涉的“种种害处”，提醒人们要通过与“持暴力主义的日本军阀”直接交涉收回山东主权，“世界上决没有那回事”。文章还警告北洋政府:如果接受日本的无理要求，那就会招致“各国都要援例，沿海各地的租借地都失了主权，成了他人的领地”，并抨击了“那些以卖国为事业的大政客”，号召全国人民一致起来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在爱国学生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北洋政府以“未便与贵国开议”为由，拒绝与日本直接交涉，使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未能得逞。

1920年8月，日本亚西亚学生会旅行团抵京。经李大钊介绍，该团与北京学联代表于8月20日在北大第二院举行茶话会。作为北京学联负责人之一的高君宇出席了茶话会，并借此机会鼓励日本青年“和军阀官僚奋斗，以破除世界之黑暗”。他还批评说:“贵国讲民治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总觉得是假的。朝鲜受辱已达极点，固为军阀派之罪恶，但贵国青年何以无所表示……如是而欲求改造，是无希望的。”他热切希望日本学生起来共同反对日本的军阀、财阀和官僚。

1922年1月高君宇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大会后，更加明确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因此，在同年7月初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杭州年会上，高君宇提出学会当前的任务是“除反对军阀以外，我们应于任何可能范围内揭示帝国主义的恶魔”。在他的努力下，这次年会终于通过一项决议:“本会对时局的主张: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谋军阀势力的推翻。”不久，高君宇参加了党的“二大”，并和张国焘传达了列宁的指示和“远东大会”精神。这次大会明确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会后，作为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的高君宇，通过他参与创办和编辑的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大力宣传党的这一政治纲领，鼓动革命人民共同“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

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高君宇始终密切注意日本帝国主义的新动向，并随时予以揭露和抨击。1922年9月，俄日长春会议决裂后，高君宇立即撰文予以评述。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以武力胁迫交涉的普鲁士帝国主义强盗方式，和奸诈巧取的英国帝国主义商人手段，是一向日本传统的外交策略；这一次且两样兼采并用，这不但说不上什么交涉的诚意，侵略热欲已完全表露出来了。”当日本在英美所谓“善意的援助”偏袒下，通过与北洋政府谈判签订有利于日本的“山东协定”时，一位外国人在柏林发表了《日本与山东协定》一文，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贪得无厌”、“强横狡诈”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抨击。高君宇的朋友李骏很快将这篇文章翻译成中文，并交给高君宇。作为《向导》编辑的高君宇看过后，决定刊发于《向导》第七期上，并在文章前加了一段“画龙点睛”的按语:“外交系政府与日本‘接收山东’的交涉，又换去了许多新的实在权利，山东人民因而起来攻击王正廷，怨他不根据华府会议关于山东问题协定，替中国争回权利。其实，所谓‘山东协定’，其本身就无所谓权利可给中国根据的；朋友李骏译(自柏林I.P.Korrespondenz)的‘日本与山东协定’，很可释明这点。这是外国人代我们抨击帝国主义的议论；我们受压迫的人民当更可晓然‘华府会议是中国的胜利’是外交系欺骗我们的话，而明白外交系在华府成此协定，已就是与帝国主义勾结，安下今日卖国的张本了。”这一按语虽寥寥数语，但却一针见血地击中了中日“山东协定”的要害。

高君宇不仅多次撰文抨击日本等帝国主义“对于弱小国家只有侵略抢夺，只有横暴”的罪恶行径，而且联系中国经久不息的军阀战争，揭露了“中国军阀战争，每次莫不有帝国在背后操纵利用”的这一内幕。1924年9月江浙战争(亦名齐卢之战)爆发后，高君宇立即撰文说:“直皖战争的时候，站在直系背后的是美国，站在皖系背后的是日本”，直奉战争“亦系美国和日本的对垒。”“这次江浙战争，不仅是江浙两军阀的战争，而且是直系与反直系的战争。帝国主义站在直系军阀背后的，自然仍是老主顾美国，站在反直系军阀背后的亦仍是日本。”他指出，“帝国主义之所以各扶助一派军阀，并不是有深惠特爱于某一派军阀，乃是要籍所扶助的军阀之胜利与发展，造成外国在华优越的地位”。他还指出，“帝国主义一方面扶植军阀，造成中国定期的屠杀与战争；一方面又利用和藉口中国之混乱，以加增其奴服我民族的地位”。他认为，帝国主义及其扶助的军阀是“中国的祸害，他们存在一天，中国就一天不得和平”。因此，他呼吁全国人民，“只有是我们组织在国民革命旗帜之下，把他们推翻才是真正的自救”。

在揭露和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同时，高君宇还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亲日派军阀，并对为亲日派唱赞歌的国民党人进行了批评。当时局的发展可能导致国民党与亲日派军阀张作霖、段祺瑞联合时，高君宇立即撰文指出，“张作霖早已明显的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爪牙，近来且暴露日本有利用他和东俄白党设立大缓冲国(实是日本的外藩)的阴谋”，如果孙中山与段张搅和在一起，那实在“是国民党很失算的一件事情”。并告诫说，“如国民党还不在群众前明确表示与军阀断绝搅和”，则“很会使人民把有光荣历史的革命党当甘心做日本爪牙的张段一律看待”。但国民党并未听取这一衷告，而是派代表程潜、汪精卫赴奉天(即沈阳)会见张作霖。程潜回归后，竟然鼓吹张作霖“一不争地盘，二不亲日，三不复辟，且力思防制日本经济的侵略”。对此，高君宇撰文批驳说:“……明显的做了日本屠残满蒙的刽子手，近且暴露要联合俄国帝政党替日本建立‘大缓冲国’的张作霖，可说他‘不亲日’吗?卖铁路卖农田与日本合办好多企业的张作霖，可说他‘防制日本经济的侵略’吗?……”并不无遗憾地说:“像程君(即程潜)那样公表的谈话，我们诚不得不谓有失(国)民党的地位。”

高君宇长眠于地下已近80多个年头了，但他那种不屈不挠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精神，必将永远激励着人们高扬爱国主义旗帜，以史为鉴，以史自励，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