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前在广州天河北路取景，我和同事张选来选去，决定爬到某诚广场上去拍照。

某诚广场是广州知名的烂尾楼盘，可能有五十几层高，地下室就有好几层，沉夜时，巨大的身形笼罩整个街道，凄厉的风穿过楼体发出闷闷的呜咽让人浑身遍生凉意。

据说，看到那一个个神秘的黑洞，很多人都会感觉到莫名的心悸和恐惧，正因如此很少有人去这上面拍照，我们希望去招惹这大厦能带来一些好的创意。

我们下午四五点来到这里，费了好长时间敲开了那个破旧的大铁门，一个面目可憎、又矮又瘦长着浓密头发的男人接待了我们。

大厦遮天盖日，院子里被挡的阴气森森，冷风习习，一个个不知怎么来的小旋风卷着垃圾贴着地面不停地转着，加上满院子堆积着锈蚀不堪的建筑材料，让人感到破败萧索。

借着那人盘问张的时侯，我新奇地四处打量着这个开发热的后遗症大厦，那个工作人员则不时阴阴地看我两眼。

好说歹说，这个男人终于同意去向他的领导汇报，然后就拐到了大厦的另一侧。

我们等了好久，这个人仍然没有回来，我们咒骂着开始找他，但找遍了工地办公室和工棚也没见到一个人，用不了工程电梯，我们只能自己钻进乱七八糟的工地找步行梯。

经过一番折腾，终于找到了两组步行梯，我和张用力推开了一个没有锁的楼梯间，楼梯的扶手还没有装，台阶上尘土堆得很厚，一看就是一年半载没人来过。

望不到顶的秃梯扶摇直上，看起来不太结实，而通往下面则是黑乎乎的看不到底，让人想起水牢。

厚厚的灰尘踩上去就一个清楚的脚印，没有扶手的楼梯看着让人眼晕腿软，越向上走风声越大，到了三十层我们要说话几乎喊起来才能听到。

由于扛了一堆镜头还要照顾脚下，到了三十几楼，我决定不走了，背着大部分设备先留了下来，而张继续向上爬。

我找了个开阔的地方，周围只有一条细细的钢筋绕楼当做安全带，我扶着钢筋看了一下楼下，人和车子都变得很小，体育中心也几乎一览无余。

我小心翼翼地选好位置，开始打量这个建筑，这是个双体建筑，上面部分有一个通道相连，这时楼里有点昏暗，但外面的光线还不错，我拿着设备开始测光、选景，拍照。

忙忙活活一阵子，外面已开始暗下来了，我于是打电话给张，结果一问之下张说以回到了院子里，我非常生气，骂他为什么不叫我一下。

我边打电话边伸头看一下院子里有没有他，但后面好像有人一用力推我，我往前一冲，那个钢筋向前颤成一个弧度，整个人差点栽了下去，我另一只手一下子抓住了墙，手机已失手摔到了楼下，我看着楼下的路，一身冷汗冒了出来。

其实我身后根本就没有人，但想到整个建筑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而且天开始越来越暗了，心里有点害怕，我快速收拾好设备，急急忙忙地下找步行梯下楼，但我不知转了几圈竟然找不到上来的那个梯，我还路过黑黑的电梯预留口，听到里面呼呼的风声，不敢停留匆匆而过。

一件让人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我找到了那个步行梯，里面已很黑了，我急忙忙地往下走，用手电筒来断地照着脚下。我这样边查楼层边往下走，几乎是一口气都没有停过，但查到了快四十层仍然没有走到一层。

我有点傻了，因为我绝不会走上去那么多层，所以我果断地停了下来。

这时里面很黑了，关掉电筒几乎什么也看不到。

我忽然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差点让我倒在地上。

这个梯不是我走过的那个，因为我想起这个楼梯的那层灰尘似乎一个脚印都没有，我骂着自己是个笨蛋“：为什么早不发现，因为我现在一定走到地下室来了，那个被我称为该死的水牢。

一定要走上去，我电话也掉了，和外面联系不上。

那个十多公斤的包开始影响我的速度，这时侯我感到自己好像一点力气都没了，很绝望很恐惧。

向上走之前，我在楼梯上坐了下来休息一会，那时我非常地困，似乎一闭眼睛就能睡着。但我硬是支持着不能睡，我用力拍着头保持清醒。这个向井似的空间现在静到一根针掉下来都能听到，我的呼吸声很重，听得更清楚，呼啦啦地很吓人。

我用小手电照来照去，判断这里应该是地下层，我一定要找到能走出去的楼层换另一个步行梯去走才能出去，要不今晚非睡在这楼梯里不可了。

我一鼓劲站了起来，忽然听到耳边有一声重重的吐气，吓得我差点喊出来，但很快又没声音了。我怀疑自己听错了，一动不动地等了一下，然后又重复了几次坐下站起的动作，确认是听错了之后开始向上爬。

到处都是木板封着，我确认不出哪是首层，也根本拐不出这个楼梯间，最后我向上查了五六层的样子，忽然看了一点光亮，才拐出去到了一个楼层里。我急忙跑到能看得到外面的地方，外面路灯和写字楼的灯都很亮了，我向下一看，可能是三四层这个样子，我大喊张的名字，听到了他在下面答应。

我叫他上来接我，一会他就跑了上来，边下楼边说工程公司在这里值班的人正骂我们呢，说我们不遵守安全擅自上楼诸如此类的话。

到了院子里我看了一下表八点四十了，施工公司的好几个人不停地埋怨着我们和互相埋怨着，说这里的电梯间还是什么楼梯间死过施工的工人什么的。

乱轰轰的场面里，我没有看到那个放我们进来的人，工程公司的人说这里没有我们形容的这个人，乱了一阵我们怎么也说不清楚，就道着歉地走了。

在回去的路上，张听说我手机摔没了，直向我赔礼。

他和我说：他工作了一个多小时，六点半就开始下楼，下的时侯打我手机打不通，然后他一路从楼上下来一路叫我，一直没听我回答以为我先下去了，结果下来才接到我的电话，接我电话时大约七点多一点。

听他说我才知道从我差点摔下去到出来我用了差不多两个小时。

再后来，我拍的几筒胶卷只有一筒正常，其他几筒什么也没拍到。

这个事情过了几个月，我仍然心有余悸，路过天河北都不愿意看那个黑乎乎的楼。

后来。

我和张分别调到其他的城市工作。

有意思的是，我那一筒晒出来的相片中选出了一张在某城广场拍出去的天河北华灯初放的景色，取名城市之眼，获得建设部、中国国家文化产业部举办的＜中国之光＞摄影大奖赛的二等奖。

而张在楼顶拍的部分天河北全景照片，对被拍滥的广州代表建筑有了一点突破，也被Hong Kong和国内的几家摄影杂志转了好几次。

说心里话，还算不虚此行。

值得一说的是我的那张相片这张照片可以清晰看到一边的水泥框，尤其让我难受的是那条钢筋横在照片中间，别人说像城市之眼眯起来的感觉，却把我差点从这掉下去的经历当笑话来听。

如果我不是在北京时见到了Hong Kong东方某报的曹，可能我再和这个大厦有任何关系了。

曹有四十几岁，满头白发，下巴向前探着，这人天天西装毕挺，京片子们都笑他成天价儿装政治局委员，典型的一在家喝补药在外装猛男的Hong Kong佬形象。

因我在广州工作过，曹见我有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后来我们谈到某城广场惊魂的事，他极为感兴趣，用他比较烂的普通话活灵活现地给我讲了许多鬼怪灵异的事，并言之凿凿的指我在那一定是遇鬼了，只不过我运气好才没出人命，把我弄的半信半疑，甚至他还约我去广州再去看一下那个大厦。

我没当回事，很快把这事忘了。

我认识曹没几天，我的同事张在大连采访时出车祸去世了，我和社里一些人去那把他的骨灰从东北捧了回来，抵京的当晚，我又找出了“城市之眼”开始看，充满感叹地回忆我和张在广州共事的那段时间。

我看着照片中的那条钢筋，手机就是从这掉下去的，和张开玩笑我还说怎么没砸到他脑袋上，现在这个人竟这么倒霉的死掉了。

那晚上我做了一生中最可怕的梦。

我梦到了某诚广场的一个个黑洞都变成了眼睛和嘴，狠狠地瞅我和吸我进去。

我梦到张还活着，一个浑身是血的人嚎叫着和我们说每天都被人咬脖子，我抓着他问是谁，他说的那个人就是个我们见过那个面目可憎有浓密头发的看门人，我们都在那说话，谁也听不清谁在说什么，好象有多少人一样，说着说着，那个看门人竟然后我说起来了……

实际上我并非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小时侯我爷爷就给我们讲他自己遇到“鬼打墙”的事，爷爷是个忠厚朴实的公允的人，一生不讲假话，所以给我留下了一个总也抹不去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