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的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研究员辰己由纪：“日本绝对亲华和激烈反华的都只是一小撮人，绝大多数日本人对中国并没有特别看法，不过容易被影响。当然出现一些事端，比如潜水艇进入日本水域等，这些会将公众意见推向左边或是右边。中国和日本应该做的是加强文化和学生交流，稳定政治关系。如果这一部分的关系可以得到公众的注意，日本公众对中国的看法就会回到积极面。你真的不能对那些右翼分子太当真，他们爱大声说话，一说话就上报纸头条，但是并不代表日本大多数人的想法。”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政治室主任高洪：对外传播讲究的是客观公正，在今天的日本人中，也有一些对中日理解友好，怀有积极心态的日本人。比如说，风景秀丽的日本湘南藤泽海岸，是中国著名音乐家聂耳取道日本赴苏联途中溺水身亡的地点。日本友人和藤泽市政府官员在那里修造了很庄重，也很气派的陵墓，至今仍年年有日本人到那里去敬献鲜花，以示祭悼。可别忘了聂耳先生是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曲作者，在右翼看来恐怕属于他们的死敌。但坚持与中国进行友好交流的人士，仍旧在继续着这项活动，值得称道。

日本札幌市市长上田文雄：日本“争常”遭遇困境根本是日本错误的历史认识。他指出，日本侵略战争给亚洲国家带来灾难，即使随着时间的流逝，受害国的人民忘记了这段历史，日本也决不能忘记。 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员赖洪毅：中日民间关系要走出低谷，并非毫无希望、无事可做。如能理性地调整宣传、教育，两国和平共处和正常交往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从中国自身来说，避免给国人制造日本“铁板一块”和“脸谱化”印象。多宣传日本民众在两国关系方面的多层次性和多元性。日本民众既有亲右翼的，也有对华友善或中立的。在历史问题上，日本教育、知识和文化界人士观点与立场应该是较中肯和客观的。许多日本大中企业也积极地看待与中国发展经贸往来。

日本侵华老兵东史郎：多亏中国军人的宽大和“以德报怨”，我才幸运地活到今天。一想到这些，我觉得日本军队不但在军事上吃了败仗，而且在道德上也是败将。因此我要忏悔，坦白罪过，脱胎换骨。 日本学者笠原十九司：我个人认为，日本人很善良，但的确有一个本性，就是服从强权，遵守国民政策，国民有从不与国家违抗的民族心，所以，他们作了残忍的事，也没有罪恶感，他们只是觉得，这是服从了国家。是军国主义让日本右倾化的。但是，我想给中国目前的爱国主义教育提点善意的建议。一个例子是，在中国受了传统爱国主义教育的学生，到日本留学或工作后发现，许多日本国民其实是很热情、友好和善良的，这出乎他们意料，因为他们原先国内的教育中过多地强调日军的暴行，给他们形成一个印象是日本人是残忍的。其实，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应该强调一点，就是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原本善良的日本人变得凶残，从而在中国犯下那么罪行，这样会更好一些。

日本16个团体的代表呼吁：编撰会的教科书是一本既否认日本加害过亚洲人民，也无视日本人民遭受战争灾难的危险教科书。政府当局无视1982年日本政府所做的“从国际理解与协调的观点出发，有必要对与近邻国家之间发生的近现代史的历史事实与现象加以考虑”的谈话，也不顾及1995年村山首相的发表的对亚洲诸国“造成重大损害与痛苦”的首相谈话精神，审定通过这样的教科书是对国际公约的公然违反，日本政府对此难脱责任。 中国人战争受害者索赔要求日本律师团团长尾山宏：“尽管我们知道道路艰难，但是，我们要让家永先生的精神长存，我们要让日本政治家改变他们的历史观，我们要还给日本国民一个历史真相，我们要让战争受害人得到补偿，我们要安慰那些受伤的心灵……”

中国学者朱建荣：不要仅从少数反华言论去判断日本的整体走向，据此来制定对日政策，而应更多地着眼于绝大多数日本人民的心理去做工作。一定不要忘记更高层次的斗争，即与右派争夺群众。毛泽东、周恩来提出的把绝大多数日本人民与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区别开来的主张现在仍然是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广大日本人民赞成的事，哪怕有不合理成份，也不要立即正面地全盘否定；广大日本人民不赞成的事，也不要过于强人所求。当然中国有自己的想法和立场，该说的要说，但即使是正确的，如果会导致两国人民之间感情对立的，则也应点到为止，从长计议，从大局着想。 日本友人坂东弘美女士和高桥雪枝女士：：“过去日本曾给中国带来过深重的灾难，虽然日本人战后过上了物质条件较好的生活，但我们觉得过去不应该忘记。人心没有国界，失去亲人的痛苦，是全世界人民共通的感受。在北京与非典抗争的日子里，我们在日本也坐立不安。虽然这些钱不多，但代表了我们对北京战胜非典的美好祝愿，衷心希望姚先生一家早日走出失去亲人的阴影，振作起来，重新找到生活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