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丽斯身边至少有7位像她一样的年轻人，在医生判断他们感染了新冠病毒后，依旧得不到核酸检测的机会。

纽约核酸检测的临床标准高，导致更多病人成为危重病人，提高了整个州的死亡率。

纽约新增住院人数的增幅降低，不是因为需要入院的病人减少，而是医院的收治能力已达极限。

因为医疗资源紧张，患者症状转轻就会被安排出院，而不是像中国这样要两次核酸检测阴性才能出院。

一位纽约医院系统人士预测，纽约新冠疫情的峰值，至少要到4月底才能产生。

2020年4月2日，是31岁的阿丽斯在纽约家里隔离的第22天。

她是一个特殊的新冠病人，3月中旬，家庭医生明确告诉她得了新冠，建议她在家隔离。但是自始至终，她都没有得到家庭医生给她开的检测处方，也从未做过核酸测试。她是纽约近20万确诊病例之外的患者，而她所知道的和她一样被家庭医生确诊，但未做核酸检测的患者，仅在她身边，就有十余位，包括她的室友。

阿丽斯是幸运的，从3月11日身体感觉不适，在经历过腹泻、高烧、极度疲惫、呼吸困难的两周后，她逐渐好转。

这一周，她每天都在感谢上帝。

在纽约读书的26岁华人女孩张华（化名），前半段的故事和阿丽斯相似。她在4月初居家自我隔离一周后，情况恶化，呼吸极度困难，由家庭医生紧急联系911送往医院，直接进了重症监护室，上了呼吸机——直至住院，她才争取到做核酸检测的机会。

她们共同经历了一个国际大都市应对疫情的不同阶段，也遭遇了同一个问题——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短缺。得不到检测的她们，很可能错失救治机会；也很有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感染他人。

从3月底开始，纽约州成为美国核酸检测能力扩展最快的州：一个病人从检测到拿到结果已从3月份的一周缩短至2天，速度远快于加州、俄亥俄、佛罗里达的5-8天。纽约州每天的检测人数也是全美最高，最高时达到2万6千余人，远高于其余各州平均每天几千例的检测量。

尽管纽约累计检测人数已超过40万，但仍有许多已出现症状的病患得不到检测，他们有的在病情恶化时拨打911被紧急送往医院，还有一些人在得到核酸检测的机会之前，就死于家中。

纽约州长科莫在4月8日的发布会上承认，“极有可能”该州因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造成的死亡人数比报告的数据更高。在家中死亡的人可能未包含在现有数据中。而截至4月12日，纽约州的新冠死亡率已达4.7%，高居美国各州之首。

截至4月12日，确诊人数超过18万的纽约州，远未到达疫情高峰。整个美国的疫情峰值和真正拐点尚不知何时到来。

被医生确诊的患者，仍然得不到检测

3月11日，阿丽斯感觉肚子不舒服，出现了腹泻，当天，她请假在家。第二天，她感觉整个身体非常疲累，并开始发烧。她的室友，一个和她年龄相仿的姑娘，几乎在同一时间，出现了同样的症状。

第三天时，她打电话给家庭医生，得到的答复是：她的状态不算很差，应该继续留在家中观察。医生明确表示“这个时候”不会给她开核酸检测的申请单。

那段时期，整个美国的核酸检测都非常紧张。自3月8日至3月12日，纽约州每日的检测数保持在30-40例之间，阳性率均为百分之百——这意味着病人很可能出现了严重的临床症状才得到检测的机会。在3月9日，据《大西洋月刊》报道，整个美国的核酸测试总量为4384个。

检测数量上不去，是因为美国核酸检测在过去近两个月的时间内，走了一段弯路。在1月中旬，各州只能将病人的检测样本送往疾控中心亚特兰大实验室，随后，CDC总部将自己研发的检测试剂盒发往各州（2月12日，官方承认这批试剂盒存在瑕疵）；2月29日，美国食药监局终于让医院和学术实验室自行开发检测试剂；3月8日，修正后的试剂盒才向各地公共卫生实验室发放。

纽约州长科莫在3月上旬，一直在推特上公开喊话CDC放开商业机构的核酸检测。

但像阿丽斯和她室友这样的年轻人，根本不是极其有限的核酸检测的优先考虑对象。

出现消化道症状后的一个星期，阿丽斯开始剧烈的咳嗽，并失去了味觉和嗅觉。她感到越来越累。有一天，她去房间外倒垃圾，回来时都没有力气爬到床上，直接睡在了门边。她感觉到肺里装满了液体，每一口呼吸都很沉重。3月中下旬，她又给家庭医生打电话，描述了自己的症状。家庭医生很确定地告诉她，从症状来看，她已经得了新冠肺炎。本该用核酸检测得出的结果——“Positive(阳性)”——被家庭医生在电话里说了出来。医生给她两个建议：一是居家隔离；二是如果病情恶化到呼吸困难的地步，马上打911，紧急去医院。但是医生从始至终只字未提核酸检测。

阿丽斯第二次给医生打电话是在3月下旬，那时纽约州的核酸检测能力已大幅扩增。在州长科莫的多次呼吁下，商业机构进入，3月14日检测数量达2892例，其中205例为阳性，阳性检出率大幅降低至7.09%。3月20日，纽约州检测数量为7687例，其中1770例为阳性，阳性检出率为23.03%。3月21日之后，纽约州单日检测量均超过了1万。

阿丽斯坚持要医生给她开一个核酸检测申请单，医生却程序化地问了她五个问题：1、有没有104度（40摄氏度）及以上的发烧；2、近期有没有出过国？3、有没有哮喘史？4、是否接触过一个已经确诊的新冠病人。5、是否咳嗽得很厉害？如果这五个条件有一个没有满足，就不能做核酸检测。

即便纽约州的检测数量比3月初扩增了几千倍，阿丽斯这样的年轻人依旧被排除在外。

除阿丽斯之外，她的室友，以及她记忆中身边最早出现症状的朋友，都没有得到核酸检测。阿丽斯怀疑，是一位20多岁的朋友感染了她，那位朋友身边的5位朋友也出现了相同的症状：发烧、咳嗽、丧失嗅觉味觉、感到疲惫。她还有一位在航空公司工作的飞行员朋友，也病得非常严重，病了三个星期，发烧在40摄氏度以上，虽然有海外航行史，但因为没有满足医生要求的全部条件，在4月初，依旧没有得到检测的机会。

医生最后告诉阿丽斯，“你的症状让我很确定你的核酸检测结果是阳性的，即便去检测，也是一样的结果。”他不建议去做核酸检测，因为“出去了可能会感染其他人”。随后，他建议阿丽斯吃一些无需处方、在药房就可以买到的止咳药和退烧药，不要出门，如果情况恶化，就打911叫救护车。

急速增长的感染者，紧缺的医疗资源

纽约州是整个美国核酸检测速度最快、数量最多的州。从3月21日开始，截至4月9日，平均每天的检测量高达1.7万次。但核酸检测能力的扩张，远跟不上疫情发展。到4月12日，纽约州新冠确诊人数已超过18万。

纽约州的新冠确诊病人，在4月上旬以每天成千上万的规模增长，病毒检测阳性率高达40.8%。在核酸检测阳性率仅有10%的俄亥俄州，一位病理科医生认为：“过高的阳性率，意味着纽约的检测试剂比起需要检测的人群，依旧不充足。”他解释道：“在检测试剂不充足的时候，没有办法给所有潜在的病患发放试剂，会导致更高的临床标准，即病情已经进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才有做检测的机会。”

3月下旬出现新冠症状的华人女孩张华，在出现咳嗽、发烧等症状时，第一时间联系家庭医生，因为她比较年轻，虽然有过敏性哮喘，但还是像阿丽斯一样，不是核酸检测的优先考虑对象，因此一直在家隔离。大约一周后，她出现了102-104华氏度（39-40摄氏度）的高烧，并伴随强烈的呼吸障碍，她再次联系家庭医生，医生开始给她找医院，但那个时候，医院已经人满为患，没有可以收治她的地方。

纽约市布鲁克林一所有近460个床位的中型医院，在3月底已经停止收治非新冠病人。这家医院的护士总监莱姆接受采访时说，2月份纽约的医院刚意识到有新冠肺炎这种病，但没感觉很严重，更没想象到会发展这么快，到3月中旬，住院人数激增，他们才紧急改造了五六个住院单元去收治新冠病人。

在4月初，医院的460个床位已满，收治的211个病人是确诊或疑似新冠肺炎，其中，有167个病人的核酸检测结果确定是阳性，他们是出现严重的临床症状后，经家庭医生推荐，才得到检测机会。他们几乎全是中度到重度的病人。还有50多个病人是被救护车紧急送往医院的，在等待核酸检测结果。离莱姆最近的ICU病房一共有24个病人，其中12个情况严重，已经插管（上呼吸机）。

找不到医院收治的张华，最终拨打了911。4月1日，她被救护车紧急送往曼哈顿的一家医院抢救。一到医院就进了重症监护病房，马上进行核酸检测，进行呼吸机插管治疗。

过高的检测标准，会导致重症患者病情恶化，最直接后果就是死亡人数激增。在4月8日，纽约州的死亡人数达到了779人，是这段时期单日死亡人数最高的一天。州长科莫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警告，未来几天死亡人数可能更高。截至4月12日，纽约的死亡人数已达8650人。莱姆所在的布鲁克林那家医院，停尸间已经装满了因新冠肺炎去世的病人。

纽约防疫的“傲慢与偏见”

3月初，纽约州长科莫曾在一次发布会上乐观地表示，纽约有这个地球上最好的医疗系统，认为其他国家发生的疫情，在纽约不会如此严重。

但他始料未及的是，即使是最好的医疗系统，也招架不住飞速增长的感染人数。如果对疫情控制不力，再好的医疗系统、再充足的医疗资源，都会面临短缺甚至崩溃的境地。

阿丽斯回忆，在3月份的前两个星期，纽约的生活没有任何改变。她照常去咖啡厅、餐厅、健身房。直到3月13日，纽约才开始取消集会、关闭公共场所。

莱姆带领的护士团队，一共有60个人，4月初，已经有11人确诊新冠阳性。莱姆回忆，对新冠疫情，医院完全没有在防护措施上做好准备。起初，医院将N95口罩放在前台，谁需要就会去拿，但有一天，在周一下班时，她发现医护人员开始抢口罩，原本一周的量只剩下15个。4月份开始，医护人员需要口罩必须要向前台申请，而且发放的速度非常慢。在如今疫情最紧张的时刻，她的团队有的护士一个N95用5天，她自己是用两个一次性医用口罩 ，代替N95。

更让她感到紧张的是，纽约州核酸检测的不足，也限制了出现症状的医护人员的检测机会。她团队中，如果有护士出现新冠肺炎的轻症症状，需要自行在家隔离，等到自己感觉到症状变轻，就可以回来上班。有一名护士自行在家隔离5天后，回来上班时，莱姆完全不知道她是否痊愈，会不会传染他人。纽约最大的医疗系统之一，西奈山医院，已经有30%-40%的医护人员因身体不适，在家休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没有进行过核酸检测。

而在其他州，随着核酸检测能力的扩大，早已开始优先检测“重点人群”，即传染范围广的人群——例如医护人员和流浪汉。

加州比纽约和其他州实行居家隔离早了近一周（3月20日），硅谷的大公司如苹果、谷歌，早在政府要求居家办公之前，就已提前要求员工在家工作，早期实施的措施，控制了感染人数。即便加州4月份的核酸检测能力和速度低于纽约，3月底到4月9日大约每天检测数千个，但阳性率仅有11%。

加州检测门槛比起初期核酸检测不足时，降低许多，尤其是医护人员和流浪群体，只要出现轻度症状，不需要高烧或旅行史，就可以得到检测机会。而在3月初，加州检测能力一天仅有几十例时，最早出现新冠确诊病人的医院，有两名护士确诊新冠阳性，这两名护士的一位密切接触者，在出现了咳嗽症状后，医院拒绝为她做检测，规定她继续上班。现在，这种情况已完全不可能出现。

阿丽斯的家乡，俄亥俄州，在3月9日发现第一例新冠确诊病人后就宣布了紧急状态，于3月12日关闭学校、餐厅等大型公共场所，禁止集会。俄亥俄州州长和卫生局长在3月12日新闻发布会时，根据测算模型宣布疫情严重，虽然那时确诊不过3例，但因为核酸检测严重不足，实际感染人数可能至少已达10万人。

俄亥俄州一个县的社区医院，在3月中旬，就已经遵循州政府的测算，准备好了用来收治新冠病人的200多个床位，但因为早期州政府的提前控制，到了预测中将出现峰值的4月中旬，这家医院的新冠病人住院人数只有10名。该院一位医生认为，很可能模型中的峰值，不可能出现了。

一直关注武汉疫情的他认为，根据模型预测疫情，应该基于新冠病毒的特点，而不是看中国新冠疫情的死亡率。“美国一开始只看中国的死亡率，忽略了这个病的严重程度。他们没有看到这一死亡率的背后，中国政府在控制疫情上做了多少工作。‘封城’、‘集中隔离’，是政府的这些措施控制了中国的疫情，降低了死亡率。中国新冠疫情的死亡率，不是在什么都不做的情况下，自然发生的死亡率。”

纽约疫情形势仍不乐观

阿丽斯是幸运的，在居家隔离的第十五天，状况逐渐变好。

她在状态最差时，醒两个小时，睡四个小时，每次入睡前，都感觉自己的心脏和肺部非常沉重。“那时最恐惧的是，担心自己睡着了再也醒不来。”经历过这场疾病的她，完全能够理解，新冠为何会让人忽然病情加重并死亡。

现在的她，已经不需要睡午觉：“在两个星期前，这样的电话，我都没有力气讲，因为说不出话。”

唯一让她感到不安的是，家庭医生并没有说出一个明确的标准，告诉她何时可以出门。“他只让我根据自己的感觉，没有时间和我讲更多的东西，感觉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和标准。”阿丽斯不确定“自己的感觉”，是否保证她出门不会感染他人。

张华也算是幸运的，但她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仅住了三天，状态刚一有好转，不需要呼吸机后，马上被医院要求出院回家休息——因为有情况更紧急的病人需要转到ICU病房。张华出院之前，也没有像此前中国新冠病人这样，先经过两次核酸检测来确定是阴性。

纽约州长科莫在4月6日一度乐观地表示，纽约州每天的新增入院人数都在下降，4月3日是1095人，4月5日下降到300余人，入院人数在3月底高峰期，每天暴涨40%，下降到4月5日、6日的4%。ICU的收治人数也从3日的395人，下降到5日的128人。他认为这种信号是“纽约疫情即将迎来拐点。”

但奋战在疫情一线的纽约医务工作者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住院人数增长的减少，不是因为需要收治的病人减少了，而是医院的住院容量达到极限。

纽约排名前三的一个医疗系统的人士谈到，他们医院在4月4日一天新建了2000个病历，其中的200余人需要紧急住院。他说道：“我们的八家医院，住院的新冠患者是2000人，我们一直都在增加床位数，最多的一周增加了80%的床位。现在普通床只剩86个床位，ICU只剩35个床位，下周医院的床位数将到极限。”

他认为，真正的纽约疫情高峰期并未到来，而且真正的高峰期，是超越大多数医院的收治能力的。一直到4月底，整个纽约的疫情，依旧不容乐观。

出处&撰文：《八点健闻》王晨、吴晔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