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纽约时报》报道，审查显示，在纽约被警察活动杀害的人数是所报道人数的两倍以上，但是官方从来没有公布过相关的报道，这一报道，再次引发了美国民选市长是否有能力约束警察部门的疑问。
纽约市市长白思豪2014年参加纽约警察学院毕业演讲。
2020年5月30日上午，就在针对乔治·弗洛伊德被杀的抗议活动席卷全国之际，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著名专家、纽约市前卫生委员玛丽·巴塞特给纽约市长白思豪发了一封电子邮件。
“你好！”她写道，“现在似乎是提出这件事的好时机。”
她告诉白思豪，2015年在她任职期间，纽约市卫生局已经开始对与警察有关的死亡报告进行内部审查。当时的纽约警察局在时任局长詹姆斯·奥尼尔的指示下分享了数据，对审查提供了帮助。
在2017年的一份报告草案中，卫生局的调查结果令人震惊：尽管纽约市死于警察之手的人均人数几乎少于美国其他任何地方，但该市严重低估了死亡总数。审查还发现，该市死于警察之手的黑人数量是白人的五倍。
巴塞特团队确认，在2010年至2015年期间，有105人直接死于纽约警察之手，或在警察执行任务过程中死亡，这一数字是此前官方公布的46人的两倍多。在未报告的死亡事件中，有13人是被警察子弹击中的旁观者，或是在警察执行任务期间死于车辆事故的行人。研究小组还发现，死者中存在严重的种族差异。例如，在这六年间，有六名非裔和五名拉丁裔市民因遭遇警察而死，但他们并没有携带武器；同期没有不带武器的白人被警察杀害。
这一调查结果本可以改变警察的执法方式并挽救更多生命，但却从未公之于众。
2014年的玛丽·巴塞特
2018年8月，巴塞特在报告尚未完成之前离开了政府部门，但她继续与卫生局的前同事就审查工作进行磋商。去年年底接替奥尼尔出任警察局长的谢伊对这个项目兴趣不大。
巴塞特在5月30日写给白思豪的电子邮件中写道：“谢伊局长决定不再继续这项审查。结果，调查结果和两部门的合作都被葬送了。你本可以让调查再次启动。”
白思豪从未与巴塞特谈论过她的这封电子邮件。他的新闻秘书弗雷迪·戈尔茨坦说，一些有问题的数据已经可以在网上获得，这些数据发布在纽约市警察局的报告中。她在电子邮件中表示：“透明度和问责是至关重要的，市长完全致力于推动实现这两者。市政府是在几周前才知道这个项目的。此后，我们将与卫生局和警察局进行接触，以了解更多信息，并致力于让这些数据更容易获得。”
警方官员说，他们从未试图阻止卫生部门公开调查结果。但在去年他们退出之后，这个项目就停滞不前了。
纽约市卫生局负责报告纽约市所有的死亡病例。巴塞特在卫生局的继任者奥克斯利斯·巴伯特仍未发表这份报告。该市首席法医芭芭拉·桑普森也参与了审查工作。但这些官员没有就他们的发现上报市议会，更不用说公之于众了。
当被问及为何推迟三年才上报调查结果时，卫生局发言人将其归咎于新冠疫情。他不愿透露该报告何时或是否会发表。他在给我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我们仍然致力于在重要的统计数据中，创建一个与执法相关的死亡事件健全而准确的记录。”
巴塞特是白思豪最引人注目的聘用官员之一，她是美国及其他地区医疗领域种族差异方面的知名专家。她现在负责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的FXB健康与人权中心。
2015年，她读到《卫报》的一份调查报告，其中发现在美国，由警察造成的死亡人数被大大低估，于是她决定重新审视卫生局报告的数据。
巴塞特说，她的初衷是希望改善纽约与警察相关死亡事件的报告流程，并让公众可以随时查阅。她还希望能挽救黑人的生命。她在电话采访中说：“自美国建国以来，从来没有哪一年黑人的病重率是低于白人的，也没有任何一年黑人的平均死亡年龄高于白人。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是社会原因。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改变现状。”
《纽约时报》获得的卫生局2017年调查结果报告草案显示，纽约涉警死亡人数被低估的原因有很多。该市的官方统计往往不包括那些在警察执法活动相关事件中的死亡者，比如在被警察追赶时撞入车流后死亡的人。在某些情况下，法医报告上并没有注明该死者死于警察执法活动，导致卫生局将其错误分类。纽约市首席法医桑普森说，她会支持改变确定这些死亡案例的方式，但她说了不算。她告诉我：“在我看来，这些建议真的是应该由卫生局来提出。”
卫生局是通过媒体报道才确定了上述13名旁观的死者其中6人的身份。巴塞特说，所有的这13名死者从一开始就应该被归类为与警察有关。她说：“这个定义太窄了，没有充分体现与警察接触对死亡率的影响。”
2013年，白思豪当选纽约市市长，当时他承诺要约束该市的警察局，但这一表态没有得到警员们的支持。在他上任初期的两次警察葬礼上，数百名警察对他敬而远之。从此以后，白思豪成了发声最响亮的警察局捍卫者之一。他的政府开始对一项被称为50-A的法律进行更广泛的解释，阻止公布早已公开的执法记录。在他的眼皮底下，将埃里克·加纳锁喉致死的警察仍在警队工作了5年之久，甚至还在领取加班费。
注：2014年7月17日，纽约警察潘塔利奥用手卡住44岁非裔市民埃里克·加纳的喉咙，最后加纳在11次呼救“我无法呼吸”后身亡。司法部门最后未对潘塔利奥提出任何起诉，但考虑到纽约禁止警察对任何嫌疑人锁喉，2019年将其解职。
多年来，巴塞特的团队精心收集了与警察有关的死亡数据，但她选择不上报市长或市政府。当我问她为什么时，她说，“我以为他们会让我们停止调查。”
巴塞特没有从市长那里得到任何协助，反而是从一个不太可能的人那里得到了帮助，他就是当时的警察局长詹姆斯·奥尼尔。
巴塞特说，她是2017年9月在布鲁克林大桥附近的警察广场一号（纽约市警察局的总部）与警察局长会面的。巴塞特说，现任局长谢伊（当时的警察局副局长）以及桑普森也在那里。
巴塞特和她的团队向他们展示了数据，并告知他们她已经认定卫生局正在低报与警察有关的死亡案例。出乎她意料的是，奥尼尔并没有质疑这些调查结果。“你应该早点来找我们，”巴塞特回忆当时奥尼尔局长说。他要求成为审查工作的一员。
巴塞特说，利用纽约警察局提供的数据，卫生局确定了在同一时期内还有大约10起死亡事件与警察有关。在电话采访中，奥尼尔表示，与巴塞特合作是为了更好地提高警察局的透明度而做出的一项努力。他说：“我们合作得很好。”
但到了去年1月，警察局已经停止与卫生局分享数据。在本周的电话中，警方官员表示，他们已经在年度《使用武力报告》中向公众公布了许多信息。
换句话说，纽约市警察局更喜欢用自己的话术发布自己的报告。巴塞特的梦想是建立一个现代健康监控体系，以追踪和防止与警察有关的死亡事件。但这一梦想已经破灭。
近三年来，纽约市卫生局、警察局和法医办公室的负责人都知道该市低报了与警察有关的死亡事件，但却缄口不言。
纽约市民有权知道原因。
编译：头条号 @海外即时通
这家伙浪费了“黄金广告位”，啥也没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