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乌云压城

在长达一年的新冠疫情灾难中，曾出现过三个关键时刻，可能会导致疫情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第一次是在2020年1月3日，当时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交谈。雷德菲尔德刚收到一份报告说，武汉市发现了一种不明原因的呼吸道病毒。

长期以来，公共卫生领域一直被像1918年流感那样的大规模呼吸系统疾病的爆发所困扰，为此雷德菲尔德很担心。追问之下，高福向他保证，没有证据表明这种病毒存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当时的理论是，每一个案例都来自野味菜市场的动物。

雷德菲尔德就注意到，在27个报告的病例中，有几个家庭聚集病例，不可能每个人被同一只关在笼子里的狸猫或是浣熊感染。

几天后，在与雷德菲尔德的另一次谈话中，高福哭了，他说：“我们怕是太晚了。”

当然，雷德菲尔德并不知道，病毒已经在加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出现了，并将在接下来的两周内在马萨诸塞、威斯康辛、爱荷华、康涅狄格、密歇根和罗得岛传播。

这些病例远远早于美国公布的第一例官方病例。

这种新的病原体是一种冠状病毒，当时人们认为它就跟它的表亲非典病毒一样，只具有轻微的传染性。

这种假设是错误的，武汉出现的病毒传染性要大得多，而且主要是通过无症状传播。雷德菲尔德最近告诉我，“根据症状诊断病例，隔离病例，并在患者周围追踪接触者，这种想法是行不通的。如果这样做，你会漏掉一半的病例。直到二月底我们才意识到这一点。

第一个错误已经犯下，第二个错误就要发生。

马修·波廷格（美国前新闻记者及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2019年9月22日以来担任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开始有点紧张。或许是因为他很难被归类，他成了川普领导下的白宫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他能说流利的普通话，在中国待了七年，曾为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做报道。32岁时他离开了新闻业，加入了海军陆战队，这个决定让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感到意外。

在阿富汗，他与中将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前美国安全顾问，前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合写了一篇影响力广泛的关于改进军事情报的论文。当川普任命弗林为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时，弗林选择了波廷格作为亚洲事务主管。

随后的丑闻（2017年2月13日，弗林因涉嫌在川普就任总统之前与俄罗斯的外交人员秘密接触，违反了非外交官不得接触外交机密的规定，使他辞去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职位，在任仅24日，是有史以来任期最短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几乎一夜之间就让弗林丢掉了职务，但波廷格却被留了下来，为随后的五名国家安全主管服务。

2019年9月，川普任命他为副国家安全顾问。在一个非常混乱的政府里，他已悄然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在华尔街日报，波廷格曾报道过2003年非典的爆发。当时死亡率约为百分之十，非典蔓延至香港、河内、新加坡、台湾、马尼拉、乌兰巴托、多伦多和旧金山。它最终感染了大约30个国家。由于公共卫生官员的英勇努力以及非典自身的缓慢传播特性，8个月后疫情得到了控制。

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处理全球事态发展，并为总统提供应对方案。

1月14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了一次跨部门会议来讨论这种病毒。

1月20日， 美国发现了第一例病例，在美国之音的广播中， 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博士说，“患者是在美国工作的35岁年轻人，他曾经到过武汉。”

正在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川普对这一威胁不以为然，他说，“这只是从中国来的一个人，没什么大不了。一切都会好的。”

2020年1月23日，美国参议员们聚集在一起，就川普的弹劾案展开第二天的开庭辩论。这不过是走过场，因为结果早就注定。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已经说了，他将阻止民主党引入证人或新证据，“我们掌握着选票。”

弹劾审判给仍在参加竞选党内初选的四位民主党参议员带来了困难。周五晚上，诉讼程序刚一休庭，其中两位候选人就匆忙前往参加周末的竞选活动，然后又回到华盛顿，听取一场输赢已定的辩论。

在一片死气沉沉的气氛中，麦康奈尔宣布，“早上10点半，全体成员将听取关于新冠病毒的简报。”

这是美国国会第一次提到新冠疫情。

1月24日，简报会在健康、教育、劳工和养老金委员会的听证室举行，这个委员会由田纳西州共和党人拉马尔 · 亚历山大主持。帕蒂·默里是委员会里的民主党资深成员，她曾是一名幼儿园教师，已经当了27年的参议员。她的父亲一直经营着一家廉价便利店。十五岁时，她父亲患上了多发性硬化症而无法工作，从那以后，他们家只能靠着救济金生活。

疾病如何从经济上摧毁人们的生活，对此她深有体会，也知道政府应该如何提供帮助。

几天前，她听说了美国首例新冠确诊病例。这名男性病患从武汉来到了她所在的华盛顿州。默里联系了当地的公共卫生官员，他们所做的一切似乎都很正确：男子已经被安排住院，卫生官员正在追踪几个可能的接触者。

突然，他们的追踪名单扩展到几十人。默里对自己说，“哇，形势有点严峻，火已经烧到自家门口了。”

在疫情爆发的早期，果断及时地采取措施才是最重要的，但是几乎没有其他政治家关注到这一点。上一次的大规模疫情，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蔓延到热带丛林和爱斯基摩人的村庄，距今已有一个世纪。那时，科学家们还几乎不知道什么是病毒。

在21世纪，传染病虽然是一种麻烦，但不是什么致命的威胁。那些曾经引领世界抗击疾病和保持美国人健康的机构，预算在逐年减少，这反映出人们对病毒关注度越来越少。一些相关的医院关闭了，应急设备的库存也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充。

在中国出现的这种如幽灵般的未知病毒，让某些公共卫生官员感到噩梦般的恐惧，但并没有出现在大多数美国决策者的议程上。

大约20名参议员出席了安东尼·福奇和罗伯特·雷德菲尔德长达一小时的简报会，卫生当局对疫情表现的轻描淡写。雷德菲尔德说，“我们已经做好了防范措施。”

当天，波廷格召集了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内阁级官员在内的42人，举行了一次会议。那时中国刚刚宣布封锁武汉，这是一座拥有1100万人口的城市，意味着人际传播可能正在发生。

事实上，波廷格的工作人员报告说，另一个城市黄冈也被封锁了。在此前一天，国务院加强了对前往武汉地区的乘客的旅行警告，与会人员讨论了如何实施另一项预防措施：将所有来自武汉的乘客送往美国的五个机场，在那里对他们进行健康检查后再入境。

第二天，波廷格出席了在国会山举行的华人新年晚会。资深外交人员、中国的移民，转述了从朋友和家人那里传来的关于疫情的消息。人们开始害怕起来，听起来像是非典重演。

波廷格回到家，翻出了他曾经做报道时的档案，寻找可能的信息来源，包括中国医生的电话号码。然后他打电话给在西雅图做传染病医生的兄弟保罗。保罗一直在Listservs（一种电子邮件群组讨论列软件）上阅读这种新病毒的报道，但他认为，就像非典一样，只是“昙花一现”。

波廷格问道，如果来自中国的航班停飞，美国是否有更多的时间来准备？

保罗很犹豫。像大多数公共卫生从业者一样，他认为旅行禁令往往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会使正在应对疫情蔓延的国家遭到舆论压力，同时会阻碍医生和医疗设备的流通。而且，当限制措施到位时，这种疾病往往已经渗入边境，使得整个行动毫无意义。

但是波廷格对于停飞中国航班的态度很坚决，人们对这种病毒知之甚少，只知道它会像野火一样蔓延，火苗通过航班从一个城市蹿到另一个城市。

保罗告诉波廷格，要尽一切所能减缓病毒的蔓延，让美国有机会建立检测和接触者追踪等相关措施，这样才能控制住病毒的爆发。否则，接下来的一年可能是灾难性的。

没有人意识到这种疾病当时已经传播得如此广泛。就连福奇在接受电台采访时表示，新冠并不是美国人需要“担心或害怕的东西”，但他补充说，“情况正在不断地变化”。

2、狡猾的病毒

2019年10月，首个《全球卫生安全指数》发布，这是一份清醒的报告，指出整个世界基本上都没有做好应对疫情的准备。

“不幸的是，加强卫生安全保障措施的政治意愿陷入了恐慌和忽视的死循环。”报告的作者们观察到，“没有一个国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但是，曾经有一个国家的准备工作很充分，那就是美国。

在向川普政府过渡期间，奥巴马政府曾递交了一份69页的文件，名为《早期应对重大新发传染病威胁和生物事件的战术手册》。这本书是对抗“潜在疫情”的细致指南，它包含了政府资源的目录，一旦事情开始失控，就可以查阅这些资源。

其中最危险的病原体是呼吸道病毒，包括正痘病毒（天花）、新型流感病毒和冠状病毒。对于国内爆发的疫情，《手册》明确指出，"虽然各州在除了个别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以外的公共卫生事件上，拥有重大自主权，但公众仍会期待美国政府采取统一行动。

手册概述了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各种联邦机构应积极参与。有关疾病的严重程度和传染性的问题，应向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和环境保护局报告。

如何确定对接触者追踪力度？如果病例激增，该地区的临床护理是否可扩展？手册对许多这样的问题提出了决策建议并指定了负责的机构。附录中描述了五角大楼的军事空中医疗后勤小组等组织，可以被召集起来运送病人。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可以召集灾难殡葬行动反应小组，其中包括法医、病理学家和牙科助理。

川普政府抛弃了奥巴马的策略。

2019年，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开展了“赤色传染”（Crimson Contagion）测试。这是一个模拟实验，测试政府控制流行病的能力。参与者包括五角大楼、国家安全委员会、医院、地方和地区卫生保健部门、美国红十字会和12个州政府。实验设想的是，一个国际旅游团感染了一种新型流感，并将其传播到全世界。这种病毒没有对应的疫苗，并且抗病毒药物无效。

“赤色传染”实验，并没有让人们对政府应对疫情有信心。联邦机构说不清楚谁是负责人；各州在资源储备的努力上屡屡受挫。整个模拟过程中，一些城市无视了疾控中心关闭学校的建议。

这场演习的结论是，政府的准备不够充分，而且“经常发生冲突”。公共卫生应急基金和国家战略储备已经严重消耗；N95口罩和其他医疗必需品供应短缺，国内生产能力不足。

美国国会听取了实验结果的简报，但从未公开，到新冠疫情到来时，也没有做出任何有意义的实事来弥补这些缺陷。

直到去年，美国疾控中心一直保持着公共卫生界黄金标准的声誉，它的运作凌驾于政治之上，并一再证明了开明政府的价值，以及科学对推进文明的必要性。

“我就是对传染病感兴趣，”疾控中心新冠应对小组的首席医疗官约翰·布鲁克斯对我说。“我知道疾病是可怕的，它们会杀人。但它们的某些东西吸引着我。”

每一代人都在与疾病做斗争。1939年，布鲁克斯的母亲琼患上了小儿麻痹症。她的腿上布满了手术留下的疤痕，而且她的右腿明显比左腿短。布鲁克斯回忆说，“她经常谈起那段经历，她是如何被人取笑、侮辱或公然歧视的。”

对于同性恋的布鲁克斯来说，他那一代人面对的是艾滋病。他在华盛顿特区的杜邦圈（Dupont Circle，华盛顿老城区，）附近长大，那里有大量的同性恋人群，他看着自己认识的男人消逝，“男人变瘦了，出现病变，然后就消失了。”

科学没有提供任何解决办法，这很可怕，这也是布鲁克斯决定成为一名医生的原因。被哈佛医学院录取的那天，他和母亲一起吃午饭庆祝。

“后来，我们遇到了一个10美元看手相的人，她说她看到我娶了一个高大的瑞典女人，拥有一架飞机，带着我们的三个孩子飞遍了世界各地，”他大笑起来：“我应该要求退钱的。”

2015年，布鲁克斯成为了疾控中心艾滋病部门的首席医疗官。面对这种疾病的各种表现，每一位艾滋病研究人员都深感自己的无知。布鲁克斯说，每一次爆发都有不同，会有各种各样被感染的情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太有意思了。布鲁克斯研究艾滋病毒的经历，最终帮助他应对新冠可能带来的各种花招。

美国疾控中心成立于1946年，原名传染病中心。亚特兰大之所以成为总部，是因为这座城市位于所谓的“疟疾地带”的中心。五年后，美国宣布为无疟疾地区。疾控中心的任务扩大到打击其他疾病：斑疹伤寒、小儿麻痹症、狂犬病。

1981年，传染病中心更名为疾病控制中心，在洛杉矶报告了第一例已知的艾滋病病例。直到去年，美国疾控中心一直保持着公共卫生界黄金标准的声誉，它的运作凌驾于政治之上，并一再证明了开明政府的价值，以及科学对推进文明的必要性。

在20世纪，美国人的寿命增加了30岁，主要是因为公共卫生的进步，特别是疫苗的接种。

疾控中心的场地像一所中等规模的大学，还有更多的建筑正在建设中，其中包括一座针对世界上最危险疾病的高封闭设施。实验室的动物，像老鼠、雪貂、猴子，都被安置在生物安全级别为4的笼子里。人类在它们周围移动，就像穿着充气服的深海潜水员，被拴在头顶的气流系统上。

应急操作中心则是一个宽敞明亮的房间，有一排排的木质办公桌，面对着一整面墙的电视屏幕。这个地方散发出一种紧迫感和冷静的专业气息。在房间的一侧，接线员对来电进行分类。

2014年埃博拉病毒危机期间，布鲁克斯接到来自达拉斯的县执法官克莱·詹金斯的电话。一位来旅游的利比里亚公民托马斯·邓肯感染了这种疾病，詹金斯想知道如何安全地接近邓肯的未婚妻和她的家人。

通过监视器，布鲁克斯可以看到由直升机从上方拍摄的那位未婚妻公寓的画面。布鲁克斯告诉詹金斯，只要这家人没有症状，就可以安全地进入公寓。对他来说，选择同情而不是恐惧，将是对公众非常重要的表态。

布鲁克斯观看了詹金斯护送这家人走出大楼的视频。邓肯最终去世，曾经照顾过他的两名护士感染，但活了下来。

布鲁克斯当时与同为流行病专家的格雷格·阿姆斯特朗在新冠应对小组工作。阿姆斯特朗负责高级分子检测项目，这是疾控中心新建的人畜共患传染病中心的一部分（人畜共患疾病来自动物，冠状病毒也是如此）。人类对野生地区的侵占，加上气候变化迫使动物离开传统栖息地，给人类带来了许多新的疾病，包括埃博拉病毒和寨卡病毒。

最初，新冠病毒被称为SARS-CoV-2，看上去是一种并不致命的冠状病毒，就像普通感冒一样，传播迅速，有时没有症状。事实上，SARS - CoV -2更像脊髓灰质炎。大多数脊髓灰质炎感染是无症状或非常轻微的发烧和头痛，但有时就会变得致命。医生们实际看到的小儿麻痹症病例大约是200个感染者中的一个，隐形传播是脊髓灰质炎始终难以根除的原因。

阿姆斯特朗在盐湖城进行培训时，注意到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网站上的一篇文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性肺炎在中国武汉的早期传播动态》。这篇文章是最早描述这种病毒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文章之一，阿姆斯特朗对此并不感到惊讶，“任何有流行病学经验的人都会告诉你，这就是人际间传播。”

接着，他注意到了表1中的“患者特征”，其中记录了他们感染的原始来源。在1月1日前已知的感染病毒的中国人中，26%的人既没有接触过武汉海鲜野味市场，也没有接触过有明显呼吸道症状的人。在随后的几周里，没有明显感染源的人数超过了70%。

阿姆斯特朗注意到隐藏在表1中的细节，与非典或MERS（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中东呼吸综合征，也是由冠状病毒引起的人畜共患的呼吸系统传染病）等冠状病毒疾病不同，许多SARS-CoV-2感染可能是无症状或轻微的，光进行接触者追踪、隔离和检疫可能还不够。

其他关于怀疑无症状传播的报告也开始出现。尽管SARS-CoV-2与非典和MERS病毒在基因上有关联，但它与这两种病毒在两个关键地方明显不同：感染者在出现症状之前就可能具有传染性，一些感染者永远不会表现出症状。2月底，以劳伦·迈耶斯为首的德克萨斯大学科学家报告称，这种病毒可能有一个“负序列间隔”，也就是说，一些感染者会比传染他们的病毒携带者更早出现症状。

美国疾控中心的早期指导文件没有提到这种可能性，因为无症状传播的证据不足。布鲁克斯说：“在一开始，对于任何一个表明序列间隔比潜伏期短的数学分析，其他分析报告都会表示并没有这种区别。当科学研究发现新证据的时候，我们的看法变了，我们的建议也改变了。”

但那个时候，疾控中心已经在川普政府的控制之下了。

作为新冠应对小组首席医师的布鲁克斯说，新病毒有三件事让他震惊。首先，它直接感染血管内皮细胞。他还没见过其他人类呼吸道病毒有这种功能，这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内皮细胞通常帮助保护身体免受感染。当SARS-CoV-2侵入它们时，内皮细胞强大的化学成分注入到血液中，导致身体其他部位发炎。单个内皮细胞的破裂会使血管内壁变粗，造成阻断和粗糙的斑点，导致血流不稳定。

第二个令人惊讶的是高凝性——患者有明显的血栓倾向。这让布鲁克斯想起了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美国畅销书作家、医生、影视制片人、导演兼编剧，被称为“科幻惊悚小说之父”）1969年的小说《仙女座菌株》。在小说中，一种病原体会导致瞬间凝血，一步不停地击倒受害者。

布鲁克斯说，“两者还是不太一样的，新冠引起的病症叫做肺栓塞，很麻烦，血栓形成了，它移动到肺部，破坏组织，阻塞血液流动，产生压力，从而导致心脏问题。”

更令人费解的是，有证据表明，血块有时在肺部形成，导致急性呼吸困难。布鲁克斯提到了一份记录受害者尸体解剖的早期报告。几乎所有人都有肺血栓。在尸检之前，没有人想到肺栓塞的存在，更没人想到肺栓塞会是新冠感染者的死因。

“最后一个是超免疫反应，”布鲁克斯说。大多数传染病是通过触发过度的免疫系统反应而致人死亡的。与肺炎一样，新冠病毒会激发人体释放白细胞，使肺部充满液体，使患者有类溺水的风险。

但新冠病毒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还会以多种方式导致身体机能失常。有些病人肝脏受损或者需要肾透析；病毒会影响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其他部分，导致精神错乱、中风和持久的神经损伤。病毒也可能对心脏造成奇怪的影响，医院开始接收到有心脏骤停症状的病人，病人胸痛、呼吸困难，医生要对病人进行紧急冠状动脉导管插入术。

“但他们的冠状血管是干净的，”布鲁克斯说，“没有堵塞。相反，一种免疫反应引发了心肌炎。你能做的非常有限，只能寄希望于他们自己能挺过去。”

德国对100名平均年龄49岁的新冠康复者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22名患者有持久的心脏问题，包括心肌疤痕。

即使布鲁克斯认为新冠肺炎已经没什么新花招了，另一个后遗症还是让他感到困惑：病好了，感觉好多了，但病情又会出现反复。在成年人中，可能只是一个皮疹，但有些孩子会患上多器官炎症综合征。布鲁克斯说，“他们患有结膜炎，眼睛变得非常红，腹痛，然后会继续经历心血管衰竭。”

3、蛋白

大约六岁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我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下不了床：腰部以下都瘫痪了。那是50年代初小儿麻痹症的年代，这病还没有治愈的方法。我还记得母亲眼中的惊恐。我们的家庭医生来看我，他坐在床边，量了量我的体温和脉搏。除此之外，他无能为力。当时，小儿麻痹症的恐怖笼罩着世界各地的儿童和家长。

我是幸运的。过了一天左右，腿又能动了。我一直不确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短暂的瘫痪，但这段往事记忆深刻。1955年，乔纳斯·索尔克发明的小儿麻痹症疫苗问世后不久，我和其他数百万儿童一起接种了疫苗。

所以，当我走进位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国家卫生研究院主校区的40号楼时，也是出于个人兴趣。那里有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疫苗研究中心副主任、病毒致病实验室和转化科学核心主任巴尼·格雷厄姆医生在二楼工作。他研究病毒如何引起疾病，并设计疫苗。

关于格雷厄姆，你会注意到他的很多特点，身材高大，195厘米，留着灰色山羊胡，举止干净利落。格雷厄姆在传染病研究院的上司安东尼·福奇告诉我，“他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更了解疫苗学。”

格雷厄姆办公室的书架上放着他研究过的各种病毒的3d彩色打印图，包括埃博拉病毒、寨卡病毒和流感病毒。今年早些时候，我在准备一部出版小说《十月底》，这是一部关于致命传染病的小说，格雷厄姆帮我设计了一种虚构的病毒，并为它研制了疫苗。

在我们的合作中，我开始意识到像格雷厄姆这样的研究人员本质上是解谜者。在过去的一年里，他解决了现代科学中最重要的谜题之一。他是首批获准紧急使用的新冠疫苗的总设计师，疫苗由Moderna和辉瑞公司生产，两者只是在输送系统上有所不同。

格雷厄姆的墙上有一张堪萨斯州地图，他是在那里长大的，父亲是一位牙医，母亲是一位教师。在童年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住在养猪场里。

格雷厄姆和他弟弟干了很多农活。在和动物们打交道的过程中，他学到了很多兽医学知识。在莱斯大学，他主修生物学，然后在堪萨斯大学获得了医学学位，并在那里遇到了妻子辛西娅，一名精神科医生。

1978年，在医学院的一次传染病轮岗中，他在国立卫生研究院度过了一段时间，在那里他第一次遇到了福奇。“我的妻子辛西娅注意到我当时是多么兴奋，”格雷厄姆回忆说。“人们的想法互相碰撞，我妻子认为我会在那里奋斗一生。”

但是首先，他和辛西娅必须完成住院实习。两人想住在同一个城镇，这是许多职业情侣都面临的问题，而且辛西娅是黑人，这使他们的情况更加复杂。她建议搬去纳什维尔（Nashville，田纳西州首府），这样他可以申请范德比尔特医学院，而她可以申请梅哈里医学院，那是一所历史悠久的黑人医学院。田纳西州最近才废除了一项禁止跨种族通婚的禁令。

平安夜，格雷厄姆开车从马里兰州回堪萨斯州时，在范德比尔特医学院停留了一下。令他惊讶的是，实习项目主任托马斯·布里廷汉姆当时就在他的办公室，并且愿意立即与他见面。谈话结束后，格雷厄姆告诉布里廷汉姆，“我知道这是南方，我要娶一个黑人女性，如果你们不能接受，我就不能来这里了。”

布里廷汉姆说这不是问题，立刻就对格雷厄姆表示欢迎。辛西娅也被梅哈里医学院录取了，所以他们搬到了纳什维尔。

到1982年，格雷厄姆已成为纳什维尔综合医院的住院总医师。那一年，他接诊了一个同时患有五种感染的病人，包括隐球菌脑膜炎和单纯疱疹。这是个谜，因为大多数感染一般都是单独发生的。

医护人员吓坏了。格雷厄姆意识到他正在治疗田纳西州的第一个艾滋病患者。他说，“我们让他活了三个星期。”

数百万人的命运被这种无情的、难以捉摸的疾病所改变，许多人失去了生命。当时还是新兴领域的免疫学被这场战斗彻底改变了。

“我们花了几年时间才搞清楚HIV是一种病毒，”格雷厄姆说，他开始进行疫苗试验，“直到90年代中期，我们才有了像样的治疗方法。开始那几年真的很艰难，几乎所有得病的人都死了。”

很有可能，在遥远的过去，感冒病毒和新冠病毒一样致命，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产生了抵抗力。

2000年，国家卫生研究院聘请格雷厄姆创建了一个疫苗评估诊所。他坚持保留一个由24位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实验室，他的实验室主要研究三类呼吸道病毒的疫苗：流感，冠状病毒，和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称为呼吸道合胞体的病毒（RSV），这种病毒在新冠疫苗的研发上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呼吸道合胞病毒（RSV）会导致儿童喘息性肺炎，并且比其他疾病更容易导致5岁以下儿童住院。作为最后一种没有疫苗的儿童传染病，它和季节性流感一样导致老年人死亡。它的传染性很强，为了阻止其在医院儿科病房的传播，工作人员必须戴手套、口罩和护目镜；如果遗漏了其中任何一项，RSV病例就会激增。

与新冠病毒一样，它通过颗粒飞沫和被污染的表面传播。在20世纪60年代，一种正在进行临床试验的RSV疫苗使儿童病情加重，并导致两人死亡，致死原因是一种被称为疫苗增强病的综合征。格雷厄姆花了20年的时间试图解开RSV的成因之谜，但他所需要的技术仍在开发中。

2008年，他的运气来了。研究艾滋病毒疫苗的博士后杰森·麦克莱伦离开了楼上的结构生物学实验室。尽管有非凡的技术进步和设计疫苗的精妙新理论，但艾滋病毒仍被认为无法用疫苗来解决的。麦克莱伦回忆说，“我当时想，还是换一种更容易对付的病毒来试验吧，格雷厄姆认为RSV是用来研究基于结构的疫苗的完美选择。”

疫苗可以训练免疫系统识别病毒并对抗病毒。利用成像技术，结构生物学家可以直观地了解病毒及其蛋白质的轮廓，然后复制这些结构来制造更有效的疫苗。麦克莱伦谈到他的研究领域时说：“我们可以通过结构的认识来确定功能，就像看到一辆有四个轮子和门的汽车，就可以推断它是运输工具。”

RSV病毒颗粒的表面有一种名为F的蛋白质。在蛋白质的顶部有一个称为抗原表位的斑点，它是体内抗体的着陆点，然后病毒会被消灭。但是当病毒侵入细胞时，会有不寻常的反应，F蛋白勃起膨胀，掩盖了抗原表位，有效地隐藏了它，使抗体无法消灭入侵的病毒。不管怎样，麦克莱伦必须阻止F蛋白的膨胀。

那个时候，疫苗学家使用的主要成像工具之一，低温电子显微镜，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可视化病毒蛋白，因为病毒蛋白质极其微小。麦克莱伦说，“整个领域被称为超微小生物学（blobloology）。”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发展了x射线晶体学方面的专业知识。用x射线照射一种病毒，或者仅仅是病毒上的一个蛋白质结晶，湿气产生散射图案，就像霰弹爆炸一样。

通过这种方法，从电子的分布就可以确定结晶物的结构。麦克莱伦给我看了一个RSV病毒上F蛋白的“原子学解释”，这个蛋白质可视化后看起来像一堆粟米膨化零食。这个很考验想象力，在这个抽象的世界里，格雷厄姆和麦克莱伦及其团队对F蛋白进行操作，基本上是通过克隆它，并插入突变而将限制它的膨胀。麦克莱伦说：“这里面有很多操作的艺术。”

2013年，麦克莱伦和格雷厄姆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基于结构的呼吸道合胞病毒融合糖蛋白疫苗的设计》（Structure-Based Design of a Fusion Glycoprotein Vaccine for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演示了他们如何稳定F蛋白，防止它的膨胀来保护抗原表位，抗原表位正是疫苗中引发免疫反应的部分，这样疫苗产生的抗体就可以攻击F蛋白，消灭病毒。

格雷厄姆和麦克莱伦确定他们的疫苗可以给孕妇注射，并给腹中的胎儿提供足够的抗体，使其在前六个月的关键期存活下来。这篇论文开辟了与传染病作斗争的新战线。在随后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中，该团队宣称，他们已经建立了“基于结构的疫苗设计概念的临床证明”，预示着“精准疫苗学时代”到来的RSV的疫苗正处于人体试验的第三阶段。

2012年，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出现在沙特阿拉伯。这种病毒非常危险：三分之一的感染者死亡。不幸的是，这是十年来的第二种新型冠状病毒。冠状病毒已经感染人类长达八个世纪之久，但在非典和中东呼吸综合征之前，它们只引起普通感冒。很有可能，在遥远的过去，感冒病毒和新冠病毒一样致命，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产生了抵抗力。

使用高倍透镜，格雷厄姆和麦克莱伦改良了MERS冠状病毒的刺突蛋白，创造了疫苗。在老鼠身上效果很好。他们正在研制一种人类适用的版本，但在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导致数百人死亡后，这种病毒对人类的直接威胁逐渐消失，研究经费也随之逐渐减少。

格雷厄姆感到沮丧，他认为这样的反应是目光短浅的，但他同时也很清楚他的精力不会白费。目前已知有二十多种病毒会感染人类，而格雷厄姆的实验室研发的战胜RSV和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的武器可能会用在别的病毒上。

传递改良蛋白质的最佳途径是什么？格雷厄姆了解到，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一家生物技术初创公司Moderna，已经在被称为信使RNA的遗传物质条带上编码了一种改良过的蛋白质。该公司从未向市场推出过疫苗，而是专注于提供罕见疾病的治疗，而这些疾病的利润不足以引起大型制药公司的兴趣。但是Moderna在RNA上编码改良蛋白质的做法非常有效。

在小白鼠身上，格雷厄姆已经证明了基于结构的疫苗对中东呼吸综合征有效，同时对另一种特别致命的尼帕病毒也有效。2017年，格雷厄姆组织了一个防疫示范项目，使用Moderna的信使RNA平台，针对中东呼吸综合征和尼帕病毒制作人类疫苗。大约三年后，当他准备开始尼帕病毒疫苗的人体试验时，他听到了来自武汉的消息。

格雷厄姆打电话给麦克莱伦，麦克莱伦正好在犹他州的帕克城，穿着热塑的滑雪靴。

麦克莱伦已经成为结构生物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并被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录用，在那里他可以使用低温电子显微镜。作为一个非常了解格雷厄姆的人，麦克莱伦察觉出他声音里的紧迫感。格雷厄姆怀疑中国出现的肺炎是由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他试图获得基因组序列。这是一个在现实环境中验证他们理论的机会。麦克莱伦和他的团队愿意“重回战场”并帮助他制造疫苗吗？

“当然，”麦克莱伦说。

“我们在1月10日周五晚上拿到了所有的序列，” 格雷厄姆告诉我。这些照片是中国人贴在网上的。“我们11号一醒来，就开始设计蛋白质。”

9天后，新冠病毒正式抵达美国。

格雷厄姆和麦克莱伦下载了SARS-CoV-2的序列后不到一天，他们就设计出了修改过的蛋白质。如此神速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如何改变冠状病毒的刺突蛋白。1月13日，他们把他们的计划交给了Moderna，进行生产。六周后，Moderna开始将疫苗用于临床试验。

格雷厄姆告诉我，开发过程之快“创下历史记录”。

一般来说，从研制出疫苗到生产出可供测试的产品，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这个过程优先考虑安全性和成本，而不是速度。

格雷厄姆在设计疫苗时必须做出几个关键决定，包括从哪里开始编码信使RNA上的尖刺蛋白序列。错误的选择可能会降低疫苗的有效性，使其变得毫无价值。他征求同事的意见。每个人都说最终的决定取决于他，因为没有人比他拥有更丰富的设计疫苗的经验。最终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然后，在Moderna已经开始制造过程后，公司发回了一些初步数据，这让他担心自己搞砸了工作。格雷厄姆惊慌失措，他向来是个沉稳冷静的人，所以妻子辛西娅感到惊慌。她说：“这是一场我在他身上从未看到的信心危机。”

能否迅速研制出安全有效的疫苗至关重要。格雷厄姆的实验室起步很快。如果他的疫苗起作用，数百万人可能会活下来，但如果计划失败或推迟，那就是格雷厄姆的错。

在这种疫苗在动物身上进行试验后，很明显，格雷厄姆的设计选择是合理的。第一次人体试验于3月16日开始。一周后，Moderna开始扩大产量，达到每月100万剂。

4、这更像是1918年

自2016年以来，里克·布莱特医生一直管理生物医学高级研究和开发管理局，这是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一个部门，负责应对生物恐怖主义或流行病的医疗对策。

据吹哨人的描述，1月22日，布莱特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最大的医用口罩制造商、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的Prestige Ameritech公司高管迈克·鲍文的电子邮件。

鲍文写道，他有四条几乎全新的N95生产线，但没有投入使用。他补充说，“重新启动这些机器将非常困难和昂贵，但在形势严峻的时候，如果政府愿意提供帮助的话是可以实现的。”

在另一条信息中，鲍文写道，“我们是美国国内最后一家大型口罩公司……我的电话响个不停，所以我并不需要政府给我介绍生意。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如果情况真的恶化了我可以帮你保护我们的基础设施。我首先是个爱国者，其次才是个商人。”

布莱特已经对美国国家战略储备中可能出现个人防疫装备短缺感到担忧。他认为，在开发针对病毒的诊断方法方面做得不够。1月23日，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的会议上，布莱特警告说，“病毒可能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只是没有检测出来而已。”

川普政府的官员似乎打定主意不理睬分享坏消息的科学家。

1月25日，鲍文再次写信给布莱特，称他的公司收到了“大量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口罩需求”，这是一项惊人的情报。美国使用的口罩约有一半来自中国，如果这种供应中断，美国的医院的口罩很快就会用完。

布莱特继续呼吁立即采取行动应对口罩短缺，但他发现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没有反应。

1月27日，鲍文写道：“老天，我想我们陷入了困境。”

同一天，在白宫，波廷格召开了一次内阁官员和副手的跨部门会议。与会者分为四个阵营：有一些公共卫生机构，如雷德菲尔德、福奇、阿扎尔这样以数据为导向的人，但是他们当时手上还没有足够清晰的数据；另一个阵营是白宫代理办公厅主任米克·马尔瓦尼，以及来自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和运输部的官员们，他们正专注于计算如果采取极端措施将会造成的经济损失；国务院一派主要关心后勤问题，比如把美国人从武汉撤出；最后还有波廷格，他认为这种病毒不仅是医学和经济上的挑战，也是国家安全的威胁。他希望现在就采取有效措施阻止疫情蔓延。

公共卫生特遣队不想在没有确切情报的情况下做出隔离或旅行禁令的决定。当波廷格提出一项减少来自中国的旅行的提议时，经济顾问们嘲笑他小题大做。旅行禁令违反与中国的贸易协定，这是需要严肃考虑的因素，除了个人防护设备，中国还生产了大量美国所依赖的重要药品。

可想而知，公共卫生代表也持反对态度，旅行禁令减缓了紧急援助的速度，而病毒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找到传播的途径。此外，每天至少有1.4万名来自中国的旅客抵达美国：没有办法将他们全部隔离。

这些观点最终将被推翻。越南和新西兰等实施旅行禁令并实行严格隔离的国家，都将疫情维持在了可控范围内。

国务院开始从中国撤离美国人，被派去接美国人的747飞机上装满了18吨的个人防护用品，包括口罩、医用长袍和纱布。这个决定让很多人后悔不已，尤其是当一些替代品后来以极高的价格卖回美国时。

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早上，波廷格与一位在中国治疗病人的医生进行了交谈。人们被感染了，却没有办法知道它是如何发生的，在哪里发生的——这是一个被称为社区传播的传染阶段。

波廷格问道：“这会和非典一样严重吗？”

“不要跟2003年比较，它更像是1918年，”医生说。

1918那次流感持续了两年，导致了四千万到一亿人的死亡。

1月28日，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把波廷格带到美国总统办公室，川普正在那里听取每日情报简报。根据当时在场的人的记录，这次会议上，简报员提到了病毒，但并没有将其列为头号威胁。

奥布莱恩提醒总统，“这将是你面临的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

川普问疫情是否会造成和非典一样大的危险，简报人回答说目前还不清楚。

波廷格站了出来，讲述了他从消息来源那里听到的消息——最令人震惊的是，半数以上的疾病传播归因于无症状携带者。然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从中国飞往美国。

川普问：“我们应该关闭旅行吗？”

波廷格回道：“是的。”

波廷格离开总统办公室，走进了战况室——一个新成立的新冠病毒特别工作组正在那里开会。人们对他很恼火。福奇说，“一个没有症状的人引发呼吸道疾病是不常见的。”

就非典的情况来说，这种说法确实没错。福奇仍然希望美国科学家从中国获得更多数据报告。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认为现在采取破坏性行动还为时过早。他说，在中国以外只有少数病例，而在美国，这种病原体的传播速度也没有那么快。

公共卫生团队的意见是一致的。他们建议道：“让数据来指导我们。”

波廷格指出，“我们没有得到可靠的数据！”

与此同时，经济顾问们也急疯了，因为旅行禁令会扼杀航空业，关闭全球供应链。总统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一直在质疑形势是不是真有那么严重性，他无法使末日预言与股市的表现保持一致。

“所有的钱都是傻瓜吗? ”他说。“所有人都在玩忽职守？我只是很难相信这一点。”

库德洛后来说不记得说过这样的话。

波廷格觉得自己需要后援，于是带上了彼得·纳瓦罗。纳瓦罗是一位粗暴的经济顾问，许多白宫官员认为纳瓦罗是一个疯子，但众所周知，纳瓦罗是总统跟前的红人之一，因为他主张关税战争和其他民族主义措施。

纳瓦罗警告说，“我们现在必须封锁边境。这是一个黑天鹅事件（指非常难以预测，且不寻常的事件，通常会引起连锁负面反应甚至颠覆市场。），你是在用渐进主义的方式掷骰子。”

几分钟之内，纳瓦罗就和房间里的每个人发生了争执。他指出，这种新病毒比季节性流感或非典传播得更快，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生命损失是惊人的。但阿扎尔坚持认为旅行禁令是一种过度反应。那次会议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纳瓦罗的态度非常强硬，白宫代理办公厅主任米克·马尔瓦尼禁止他参加以后的会议。

但随后浮出水面的数据改变了大家的观点。1月中旬，一名芝加哥女子从中国旅行回来。不到一周，她就因新冠肺炎住院。1月30日，她没有去过中国的丈夫检测呈阳性。福奇、雷德菲尔德和公共卫生队伍中的其他人改变了想法：人际传播显然正在美国发生。

川普被告知了这一消息。这个时间点对他来说再糟糕不过了。不过，川普同意第二天宣布旅行禁令。

这是一个大胆的举措，但不够全面。美国政府禁止非美国人从中国入境，但美国公民、居民及其家人可以自由入境。对来自武汉地区的旅客实施了为期两周的隔离，但与严格执行隔离措施的台湾、澳大利亚、香港和新西兰的做法不同，美国几乎没有严格执行这些规定，新冠很快就渗透进美国。

5. 拉平曲线

1989年，霍华德·马克尔医生正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研究生，专攻儿科和医学史。在结婚一周年后的第一个月，他因癌症失去了妻子。马克尔开始在当地的一家艾滋病诊所做志愿者。他发现，帮助那些面临死亡的同龄人，或者他们的伴侣，是极大的安慰，“这是我整个临床生涯中最让人精神振奋的工作。”

马克尔的病人经常问他，“医生，你认为我会因为感染艾滋病毒而被隔离吗？”

他会回答说，隔离不适用于这种疾病。但是，意识到这些人害怕被关在门外，就像麻风病患者一样，他开始研究“隔离的用途和误用”。

他的第一本书讲的是1892年纽约市的两场流行病，一场是斑疹伤寒，一场是霍乱，犹太移民被认为是疫情爆发的罪魁祸首，许多人被送往隔离岛。

在2000年初，马克尔研究了那些在1918年大流感期间基本上关闭了大门的“逃避”社区，其中包括科罗拉多州的甘尼森和匹兹堡的一所盲人学校。那里面的人几乎毫发无损地从传染病中幸存下来。

2006年，马克尔与马丁·塞特隆继续他在1918年大流感方面的研究工作，塞特隆现在是疾控中心全球移民和检疫部门的负责人。在一项由乔治·布什政府开展的活动中，塞特隆和马克尔应邀帮助确定在没有疫苗和治疗手段的疫情早期，如何制定最好的管理策略。

他们考虑过关闭学校、禁止公众集会、关闭企业——这些都是公共卫生的传统手段。马克尔召集了十几名研究人员梳理了一百多份档案，他开玩笑说这是“历史学家的曼哈顿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间研发与制造原子弹的大型军事工程）”。

1918年，美国人面临着和今天一样两难的选择。有25个城市曾经关闭过学校；14个城市关闭了两次，堪萨斯城关了三次。超过一半的城市出现了“第二次高峰”，即遭受了第二波流感的打击。

马克尔现在是密歇根大学的教授，他说当采取措施时，病例减少了，当措施被取消时，病例就会上升。在费城允许自由贷款游行（1918年9月28日，费城为宣传政府债券而举行的游行，20万多名费城人民参加了该游行，导致流感大爆发。它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致命的游行）之后，病例数量大幅上升。

与之形成对比，圣路易斯的官员口径一致宣布取消所有的游行，该市卫生专员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提醒市民注意这一威胁，并立即关闭娱乐场所，禁止公众集会。结果圣路易斯的死亡率只有费城的一半。

通过快速实施一些非药物干预措施，一个城市可以大幅降低感染高峰——从图表上看，它看起来更像一道彩虹，而不是一座摩天大楼。马克尔将每一种干预措施比作一片瑞士奶酪；单单一片的话因为有太多的漏洞效果不明显，但多铺几层就会有显著的区别。

“尽早采取措施，多管齐下，坚持长期措施”，永远是准则。

《美国医学会杂志》于2007年发表了这项研究。作者宣称，“我们没有发现一个城市，在第一套非药物干预措施有效实施的情况下，出现第二波流感高峰的案例。”

自1918年以来的一个世纪里，技术发生了巨大变化，但遏制流行病的工具却没有改变。在治疗方法或疫苗出现之前，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和经常洗手仍然是限制传染的唯一可靠方法。

一天晚上，马克尔和塞特隆在亚特兰大的书房讨论疫情，他们点了泰国菜外卖。当他们的晚餐上桌时，马克尔打开了他的泡沫塑料饭盒：他看到的不是蓬松的面条堆，而是一片平坦的、凝胶状的东西。

“看，” 马克尔说。“他们把曲线拉平了，就像我们正在努力做的那样。”

一条“把曲线拉平”的口号就此诞生。

6、失控二月

1月20日，也就是中国公布SARS-CoV-2基因序列的第10天，美国疾控中心已经开发出了一种诊断测试。据报道，部长阿扎尔向川普吹嘘说，这是“我们有史以来创造的最快的测试”，并承诺在几周内准备好100多万套检测设备。

阿扎尔后来否认了这一点。

但美国食品药物监管局直到2月4日才批准投入使用，然后一切都乱了套。

这次测试的失败，标志着美国错失了控制危机蔓延的第二次机会。疾控中心决定根据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紧急使用授权条款，生产检测试剂盒，并将其分发给公共卫生实验室。雷德菲尔德说，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公布了测试的蓝图，并鼓励这些实验室向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申请许可，创建自己的测试。

但公共卫生实验室协会的首席执行官斯科特·贝克尔告诉我，实验室根本没有意识到流程的变化。他们一直在等待疾控中心提供检测，就像之前一直做的那样。

在冠状病毒特别工作组的一次会议上，雷德菲尔德宣布，疾控中心将向五个“哨兵城市”发送数量有限的检测试剂盒。波廷格惊呆了：为什么不把它们送到各地去呢？

他了解到疾控中心做的测试试剂，数量有限，所以必须去找像罗氏或雅培这样的分子检测公司，这些公司有经验和能力每月生产数百万份测试品。波廷格意识到，疾控中心就像一个小啤酒作坊，他们不是安海斯·布希（Anheuser·Busch，美国最大的啤酒酿造公司）。”

当时，制药公司礼来的前高管阿扎尔领导着冠状病毒工作组。他同意波廷格的观点，认为测试工具需要广泛分发，但现状没有任何改变。

工作组中的每个人都明白这场危机的严重性，他们每个工作日都参加会议，周末还要开电话会议，连朝鲜和伊朗都没有受到如此集中的关注。然而，政府根本没有完成控制疫情的关键任务。阿扎尔私下或在特别小组会议上说的话，到了川普面前就变了——他向雷德菲尔德和疾控中心施压，抱怨他们测试推迟，同时向川普保证一切都在控制之中。

疾控中心检测盒数量瓶颈意味着，检测最初仅限于来自中国或与感染者密切接触的有症状患者。即使是在治疗患者时出现了类似新冠症状的医护人员，也难以得到检测机会，因为疾控中心的能力太有限了。

波廷格经常与他的哥哥保罗保持联系，保罗是西雅图的一位传染病医生。

“你有足够的试剂盒吗？” 波廷格问他。

“我们没有用到疾控中心的哪怕一个试剂盒，”保罗回答说。“他们来得太慢了。”

他们也没有被批准用于筛查无症状患者。西雅图的医生们设计了一个自制的诊断平台，但他们的检测能力远远低于需求。保罗正在疯狂地设置分流程序，判断哪些病例是新冠肺炎，并着手隔离这些病人，以防止他们感染医院的每个人。

但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微生物学家立刻意识到污染的危险。病毒DNA可以在表面停留数小时甚至数天，掺杂在检测材料中。疾控中心的科学家们每天都要擦拭他们的仪器。

2014年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退休的台湾微生物学家欧金毅说过，他在研发一种针对婴儿的HIV检测方法时，不让清洁工进入他的实验室，而是自己拖地。在一些实验室里，晚上最后一个离开的人会打开紫外线灯，杀死可能在地板上或实验室长凳上残留的DNA。一个病原体就像一枚简易炸弹：一个错误的决定可能是致命的。

疾控中心检测试剂盒的开发，是由来自加拿大的微生物学家、斯蒂芬·林德斯特伦监督的，他以长期在高压下工作的能力而闻名。疾控中心的科学家们在他的领导下开始每天16个小时的工作，生物技术核心机构负责生产用于检测流感、艾滋病毒和非典等病原体的组件。

为了节省时间，林德斯特伦要求核心设施生产冠状病毒片段的组件和模板，用于生成疾控中心测试的阳性对照。但是，就在检测盒装箱寄出去的时候，最后一道质量控制程序出现了问题，可能会导致测试失败的几率达到33%。

一个也许来自林德斯特伦，也许来自他的上级的决定，要求不管怎样都要把检测工具包送过去。

根据ProPublica（一个总部设在纽约的独立非盈利新闻编辑部）的说法，林德斯特伦告诉同事：“不成功，便成仁。”

疾控中心没有让林德斯特伦回复这事儿。

公共卫生实验室几乎同时意识到试剂盒有问题。实验室被要求做一个阴性对照——例如，使用无菌水——测试结果一直显示假阳性。

疾控中心的检测试剂盒有三套引物和探针，它们是一小段核酸，可以发现病毒中的RNA片段，并进行复制，直到达到可检测的水平。其中两种针对SARS-CoV-2，第三种用于检测所有冠状病毒，以防病毒发生变异。

第三个组件失效了，公共卫生实验室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2月9日，公共卫生实验室协会首席执行官斯科特·贝克尔，代表实验室与疾控中心进行了沟通，请求批准使用不含第三种组件的检测。

他对我说，“对方沉默以对。”

后来，他得知疾控中心的内部审查显示，在检测试剂盒被送出之前，疾控中心没有通过质量控制检查，“那是一记重击。”贝克尔说。

2009年时波廷格在喀布尔，这是他作为海军陆战队成员参与的最后一次部署。当他穿过一条连接美国大使馆的隧道时，经过了一名年轻女子，然后突然转过身来，这名女子叫颜杜恩。她正在与阿富汗政府合作改善HIV检测。

“当时大概是晚上七点钟，” 颜杜恩回忆说。“他走到我面前，问我知不知道某某的办公室在哪里。我在想那个办公室这个时间早就已经关门了，那只是个搭讪的花招。”

两人于2014年结婚。

他们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波廷格在马萨诸塞州长大，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他主要跟母亲和继父生活在一起。他的父亲斯坦利·波廷格是尼克松政府的一名律师。波廷格对语言很有天赋，他在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主修汉语和日语，这样他获得了去中国做记者的机会。

1979年，当全家离开越南时，颜杜恩只有6个月大，坐着她父亲在糖厂偷偷造的一艘船。在海上，总共装了68人的船遭遇了风暴，几乎倾覆，之后又遭到了海盗抢劫。

最后，这家人到达了印度尼西亚的一个难民营。六个月后，杜恩夫妇得到了长岛美国教堂的赞助，来到了汉普顿。颜杜恩的母亲打扫房子，做针线活，然后在面包店找到一份工作。她的父亲粉刷房屋，从事建筑工作。最终，他们攒够钱送颜杜恩去了寄宿学校。

对科学感兴趣的颜杜恩爱上了病毒研究。她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获得了药理学博士学位。2007年，她成为了疾控中心的一名病毒学家，并在那里开发了一种衡量艾滋病发病率的全球标准检测方法。如果这家人留在越南，如果船在风暴中沉没，如果海盗杀害了他们，如果他们没有被想要帮助他们重获新生的美国人收留，之后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颜杜恩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高级实验室顾问，她告诉丈夫检测试剂盒有问题。颜杜恩向波廷格解释说，一旦中国人在网上公布了病毒的基因序列，引导物就很容易设计了。“这是一个标准化任务，”她告诉他。

但SARS-CoV-2是一种“粘性”的RNA病毒，它容易附着在任何表面。受污染是检测试剂盒失败的唯一合理解释，也许有什么东西进入了引物和探针。她说，“污染打败了许多伟大的科学家。”

这就是为什么原始的实验室环境至关重要。

2月10日，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已经知道，有10家用了疾控中心检测试剂盒的实验室报告了检测失败。疾控中心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保证，它可以迅速解决第三个组件的问题。

川普政府，尤其是阿扎尔，坚持继续提供疾控中心的试剂盒。虽然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规定通常要求，任何获得紧急使用授权的程序都必须完全按照设计来使用，但本可以允许公共卫生实验室继续使用疾控中心的检测试剂盒，只要不使用第三个组件即可，正如他们一直请求的那样。

即使没有第三种组件，测试套件也基本奏效，但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表示，它没有疾控中心提供的数据来证明这个简单的解决方案是合理的。

疾控中心想要坚持其最初的设计，此外，大学科学家、医院研究人员和商业实验室都渴望开发自己的测试，但他们受到了能授权紧急使用的官僚体系的阻碍。

2月12日，疾控中心估计需要一周时间重新制造第三个组件。六天后，雷德菲尔德告诉阿扎尔，可能需要等到三月中旬。到2月21日，全美只有7个实验室证实检测盒有效。雷德菲尔德承认，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准备好新的检测盒。

2月22日，星期六，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派体外诊断和放射卫生办公室主任、蒂莫西·斯坦泽尔医生前往疾控中心调查检测出了什么问题。到了那里，没有人接待他，他被拒之门外。第二天，他被允许进入大楼，但禁止进入任何实验室。

当时是周末。斯坦泽尔打了几个电话。在他最终获准参观生产试剂盒的实验室后，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在一间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分析病人的样本，而这间实验室里恰恰是组装检测原料的房间。

测试非常敏感，如果一个人不换实验服就走进房间，衣服上都有可能携带病毒物质，从而干扰测试。华尔街日报后来报道说，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官员形容疾控中心的实验室“脏乱差”。这个机构一向以专业能力而自豪，结果去年成了他们有史以来名誉最受伤的一年。

根据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内部消息，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向斯坦泽尔医生表示，“斯蒂芬·林德斯特伦医生同时监管不同的实验室，这位医生允许他们在同一间实验室存放正负对照材料，这违反了他们的书面协议。”

最显而易见的补救办法是将部分测试的制造工作外包给两家承包商。一周之内，就有数以万计的检测盒就可以投入使用了。但美国从未采取任何措施去弥补失去的二月。

我最近问了雷德菲尔德——这个留着白色络腮胡的圆脸男人，污染是怎么发生的，是否有人要为这些损坏的检测盒负责。他含糊地回答说，有一个新人没有遵守规定，也可能是一个设计上的缺陷，这两个错误都有可能。

他说，“当我们进行内部审查时，我很难过。”

他承认疾控中心不应该大规模生产这种检测工具，“我们不是生产工厂。”

但是他又坚称，“公共卫生实验室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新冠病毒检测，你只需要把病人样本送到疾控中心。”

但事实上，疾控中心没有能力处理成千上万的检测。

疾控中心并不是这次延误的全部原因。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本可以批准不使用有问题的第三种组件，或者对其他实验室开发的测试放松控制。但是直到2月26日，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才允许公共卫生实验室使用不含第三种组件的疾控中心检测试剂盒，其他实验室在2月29日后才能进行自己的测试。

阿扎尔认为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应该要对没有替代测试负责。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告诉我，“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非但没有更加变通，反而变得更加谨慎。”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实际上禁止了美国所有其他的新冠病毒检测，专员史蒂文·汗否认说，“这是不正确的”，并指出目前有超过300种测试得到了批准。但是在二月底时，美国就只有一项测试。

不管延迟主要是由疾控中心还是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造成的，这两个机构确实都由阿扎尔监管。

没有检测试剂盒，追踪接触者的工作受阻；在没有接触者追踪的情况下，病毒在传播的道路上畅通无阻。在全国范围内，美国从未有过足够可靠的、在两天内能得到结果的测试盒。相比之下，韩国得益于全民公共保险和从2015年MERS疫情中吸取的教训，提供了免费和快速的检测，并在接触者追踪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这对切断感染链至关重要。

韩国目前为止共记录了约5万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美国现在每天报告的数字，已经是这个数字的四倍多。

7、兵临城下

“有一天，它会奇迹般地消失，”川普在2月27日告诉美国人民。

当时，美国已知的新冠肺炎病例只有15例，而且几乎所有病例都涉及旅行者或与其密切接触的人。

就在川普做出承诺时，生物科技公司百健（Biogen）的175名员工正从波士顿万豪酒店举行的一场会议上回家。与会者中有许多人来自其他州或其他国家，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两天，聚集在宴会厅和拥挤的电梯里，一同在健身房锻炼。

很快，许多人病倒了。

麻省总医院、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布罗德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认为，SARS-CoV-2很可能是由一个人带到会议去的。他们感染的病毒株发生了不寻常的突变，使研究人员得以跟踪其传播，大约有100名会议相关人员最终测试呈阳性。

在最近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报告说，仅在美国，百健公司的传染就可能导致30万例病例。

在研究的最初阶段，也就是2月和3月，研究人员对数据感到困惑，甚至无比灰心。

“传播的速度和程度表明，它不是一系列一对一的传播，”该研究的首席作者雅各·勒米厄医生告诉我。相反的，它是“一对多的传播”，这引发了是否通过空气传播的问题。

“在当时，这种想法是异端邪说，”勒米厄说，“我们不敢深思这个问题，因为这意味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感染控制方法”，在这种方法中，口罩将在防护中扮演核心角色，尤其是在室内。

但世界卫生组织一再宣称，是大量呼吸道飞沫，比如打喷嚏或咳嗽会产生的那种，导致了传播。这并不是基于新病毒的数据得出的结论，勒米厄说，“这是基于以前的呼吸道病毒而得出的结论，全球公共卫生最基础的组织简直是自取其辱。人的天性中有个劣根性，那就是，鞭子不打在自己身上，是不知道疼的。”

世界各地都在研发疫苗，但波廷格听说，疫苗最早要18个月才能上市。即使如此，也是创纪录的速度。一种疫苗必须经受三次实验，实验规模一次比一次大，以确其定安全性、有效性和适量性。制药公司随后才会投资生产，从数千剂增加到数百万剂。

波廷格和贸易顾问纳瓦罗提出了一种从根本上缩短时间的方法：向企业支付报酬，让它们生产仍在试验、可能永远不会被使用的候选疫苗。只要任何一种疫苗最终获得成功，美国人就可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接种疫苗。

2月底，纳瓦罗写了一份报告，提议拨款30亿美元追加预算，以支付加速疫苗生产、一线工人的个人防护用品以及有效疗法的费用。阿扎尔意识到，有必要加大预算补贴，但在与川普的代理幕僚长马尔瓦尼会面后，他宣布，8亿美元暂时足够了。

波廷格怒不可遏。

现在，中国境外的病例比中国境内的多了，意大利和伊朗已经爆发。然而，马尔瓦尼和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坚持认为，这场传染病是一种恶性流感，只能被动忍受。

在家里，波廷格愤怒地对妻子颜杜恩说，8亿美元只是支持疫苗研发进入第三阶段试验所需资金的一半。

“打电话给黛比，”颜杜恩建议。

黛比就是黛博拉·伯克斯，美国全球艾滋病协调员。80年代中期，作为一名军医，黛比在福奇的诊所学习免疫学和艾滋病。他们一起走在走廊上，看着病人死去。然后，黛比转到了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在那里她从事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疫苗的研究。

在沃尔特里德，黛比与雷德菲尔德合作。从2005年到2014年，她领导了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全球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部门，成为了颜杜恩的上司。众所周知，黛比注重效率、听从数据，但也很专制。颜杜恩形容她“超级专注”，并补充说，“她精力充沛，对工作要求超高，这让人恼火。”

这正是波廷格要找的人。

波廷格打电话给黛比时，她正在约翰内斯堡，应邀担任协调员，此时加入冠状病毒特别工作组使她很矛盾。当她刚开始在疾控中心工作时，一些非洲国家的艾滋病感染率高达40%。通过公共卫生措施的稳步实施和非洲各国政府的坚定合作，这种病毒的传播已经大大减少。如果她现在转移方向，数字会不会暴涨呢？

不过，考虑到新冠病毒很可能会在她致力于保护的免疫缺陷人群中肆虐，她决定去华盛顿。

随着3月的临近，阿扎尔部长不得不在参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前为他的追加预算请求辩护。早些时候，参议员们被告知美国可能会爆发一场严重的冠状病毒疫情。来自华盛顿州的民主党人帕蒂·默里是该委员会的成员。

“你已经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她说。“现在我们的国家准备好了吗？”

“我们的国家每天都在准备着。”

默里说：“你给我发了一份补充材料，我完全看不明白。”

她列出了阿扎尔认为必要的行动。这些都没有列在预算中，“你们有没有囤积我们被告知需要的关键物资，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等？”

“我们有国家战略储备呼吸机，我们有口罩，我们有——”

“够了吗？”

“当然不够，否则我们也不会要求追加资金，”阿扎尔说。

“我在你的请求中没有看到任何关于囤积这些物品需要的数字，”默里说。

阿扎尔说，细节正在制定中。

默里坚持说她很担心政府的态度。“我们到现在都没有储备那好些我们可能需要的东西，”她总结道，“我们已经远远落后了。”

2月27日，疾控中心开始允许没有去过中国、或没有与已知感染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进行检测。第二天，华盛顿州的医生对来自西雅图郊区柯克兰一家疗养院的两名病人进行了检查，这两名病人患了肺炎，新冠测试结果都呈阳性。美国再也没有办法自欺欺人了。

然而，川普还在继续忽悠。他宣称，“我们正在测试所有需要测试的人，有问题的很少。”

2月29日，华盛顿州州长杰伊·英斯利报告说，他的州有人死于新冠肺炎。这是美国第一例正式的死于新冠的病例，尽管后来证实有两名加州人早在几周前就死于该病毒，并且可能还有其他许多更早的病例。

英斯利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参议员默里的一个亲戚几年前曾在柯克兰监狱服刑。“我知道那里有多少人进进出出，有访客，也有工作人员，”她告诉我。

她对自己说，“天呐，这种传染性病毒，不可能只存在于疗养院里。”

很快，默里的朋友们也生病了。她催促他们去做检查，但他们说，“我问了我的医生，问了郡公共卫生部门的人，也问了州卫生部门的人，没人提供这种检测。”

国家的状态陷入一片混乱。然而，在参议院的听证会和简报会上，她没有看到协调努力和应该有的紧迫感。

民主党核心小组会议在巴尔的摩时，默里收到了女儿的短信，她的孩子在养老院附近上学。“他们关闭了学校，”她的女儿说。她补充说，“孩子们病了，老师们也病了。这真的很可怕。”

默里告诉她的同事，“我女儿的学校关闭了，兵临城下了”。

8、淡定

由纽约公共剧院的奥斯卡·尤斯蒂斯担任导演的戴维营峰会，我对彩排时的一幕记忆犹新，后来回想起来，很有意义。演员们围成一圈表演，斜斜的灯光照亮他们的脸庞，与对面观众阴暗的身影形成对比。

一名演员声情并茂地表演着，他唾沫横飞，那些飞沫在空气中翻滚着挥之不去，形成了一片昏暗的云。当时，我觉得这很有戏剧性，增加了角色的力量。

后来我想，这就是超级传播者的样子。

我不知道戏剧导演尤斯蒂斯是怎么生病的。但当他突然飞回纽约，错过了2月20日的首演之夜时，我就知道出事了。那一月，德克萨斯被认为还不在危险区，但是回顾模型表明，那月中旬病毒在那里可能已经感染了至少10人。

纽约、加利福尼亚、华盛顿、伊利诺伊和佛罗里达也是如此。到2月底，38个州可能都出现了本地传播。

病毒继续潜伏在来自其他热点地区的乘客身上，从去年12月到今年3月，有3200个从中国直飞美国的航班，其中很多都降落在纽约。更重要的是，从意大利飞至美国的航班有60%降落在纽约地区。其中一些乘客携带了更具传染性的SARS-CoV-2变异病毒。3月10日，意大利进入封锁状态，第二天，世界卫生组织终于宣布了大流行。那时，114个国家已经有超过10万例病例。

“淡定，”川普说。“它会消失的。”

最佳的控制时间已经过去了数周。2月25日，疾控中心的高级主管南希·梅松尼耶警告说，“我们将看到疫情在这个国家蔓延。不是是否会发生，是何时会发生。”

在没有疫苗或治疗的情况下，社区需要依靠学校关闭、保持社交距离、远程工作和推迟选择性手术等措施来控制疫情。可以料想到人们会失去工作和收入，父母需要一个儿童护理计划。

“我明白，这整个情况可能看起来令人难以承受，”她说，“但这些都是人们现在需要开始考虑的事情。”

梅松尼耶直言不讳的警告之后，股市急剧下跌，那位曾鼓励美国人以市场指标来判断其功绩的总统怒了。于是等到下一次梅松尼耶在公开场合发言时，她很快就赞扬了川普，说国家的行动 “快得令人难以置信”。

艾米·克洛布在3月2日退出了总统初选，飞往达拉斯支持拜登。舞台上挤满了支持者。人群喊着：“上啊，乔！”

她拥抱了拜登，但同时提醒自己，“拜登不能感染新冠。”

于是她提醒顾问们开始采取全面的预防措施。3月的第一个星期五，她参加了拜登在底特律举行的集会。那天晚上，韦恩县治安办公室的员工聚集在贝尔特餐厅的年度派对上，这是一个灵魂、美食和爵士乐的场所。大多数军官是黑人，一些已经退休。

当时，密歇根州还没有已知的新冠病例。三周后，出席者中有7人感染了新冠病毒，治安官办公室的数十人患病。到3月底，已有三名执法官员死亡。

在集会上，克洛布注意到人们变得更加谨慎。“我戴了手套，”她说。“但是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要戴口罩的事。”

民主党的集会很快就停止了。

历史学家大卫·奥辛斯基告诉我，位于曼哈顿第一大道的贝尔维尤医院是“美国公立医院中的典范”。自从它在18世纪作为一个济贫院开放以来，不管病人是否能负担得起治疗费用，它从来没有将病人拒之门外。贝尔维尤医院经历了霍乱和黄热病的流行，这些疾病使成千上万的人进了现在的华盛顿广场和布莱恩特公园的墓园。在20世纪80年代，贝尔维尤医院收治的艾滋病患者比美国任何医院都多。

1983年，内特·林克开始在贝尔维尤医院实习，实习没几天就不小心被污染的针头扎伤了。他以为这是死刑判决，但最终逃脱了感染。这工作真是既痛苦又刺激。

“我感觉自己就像身处动荡的震中，”他告诉我。他现在是贝尔维尤医院的首席医师。

在2014年埃博拉病毒在非洲爆发期间，林克和他的同事很明白，如果埃博拉病毒扩散到纽约，患者最终会被送往贝尔维尤医院。于是医院建立了一个埃博拉病房和一个专用实验室，培训了数百名工作人员，并储存了更多的个人防护设备。

他们刚准备好，第一个病人就出现了，他活了下来。贝尔维尤医院随后派人到全国各地帮助医院准备特殊设施，制定规程，并培训员工应对新型感染。如果没有林克和他的同事们的未雨绸缪，美国对新冠的准备工作会更加不堪一击。

一旦冠状病毒出现，贝尔维尤医院的特殊病原体团队就着手准备方案。

“我们原以为会出现一两个病例，就像埃博拉一样，”林克回忆说。但到3月初，这家医院就收治了一连串发烧和无法解释的呼吸问题的病人。他们被标记为P.U.I（patients under investigation），正在检查病因的患者。

没有检测盒供应，林克回忆说，“我们当时的感觉就是，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他认为该市已经有成千上万的病例，但是，“没有检测就根本无法得知多少人得病，这是一次偷袭。”

3月1日，当纽约报告第一例阳性病例时，只进行过32次检测。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微病患都成了漏网之鱼。测试指南的设计似乎低估了这种传播。

3月10日，剧院导演尤斯蒂斯从他位于布鲁克林的家走了半英里，来到阿米蒂街的一家急诊室。他的肌肉疼痛。有两次不得不停下来喘口气，在消防栓上坐了一会儿。他太累了，都顾不上害怕。

他的生命体征显示低钾水平，心脏漏博，处境非常危险。救护车把他送到了布鲁克林的一家医院。最终抗体测试显示他感染了新冠。

尽管尤斯提斯身体状况不佳，但却没有空余的病容收容他。他被放在轮床上，静脉滴注钾，在走廊里过夜。他满身污秽，也没有人来帮他清理。36个小时里，他没有得到任何食物。

新冠病例的激增开始了。

3月11日，贝尔维尤医院的巴伦·勒纳医生在他的办公室，医院已经开始在前台对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实行分流。那天早上，在员工会议上，医生们被告知，“如果你和一个你认为可能感染了新冠病毒的病人交谈，你必须离开房间。你要对病人说，好，我现在得离开一会儿。然后护士会过来给你一个口罩。”

勒纳会见了一位普通病人，一位不会说英语的亚洲移民。贝尔维尤医院拥有100名翻译人员，其中一名翻译在电话上负责沟通。

“大约十天前，她发烧了，”翻译告诉勒纳。“然后她开始咳嗽，从那以后她就一直呼吸困难。”

勒纳回忆说，“我当时简直不敢相信发生的这一切。我可能是第一个被感染的员工。”他被送回家，并被告知监测体温。他和妻子开始分房睡。五天后，他开始发烧。

与此同时，剧作家尤斯蒂斯在四天后出院了，身体仍在颤抖。他回到家里倒头就睡。他感觉自己得的是“慢性”新冠。“它是一波一波来的，”他告诉我，“我在极度疲劳和持续的肌肉疼痛中挣扎。幸好我不需要工作，反正纽约的所有剧院都关门了。”

9、恶性循环

副总统迈克·彭斯代替了阿扎尔负责疫情特别小组，但阿扎尔仍是其中一员，开会的时候，参会者经常彼此泼洒着着尖刻的言辞。

彭斯的前国土安全顾问奥利维亚·特罗耶告诉我，“我无法形容白宫里这些疯狂的派系。我经常想，如果这些人能更多地专注于为国家干实事，而不是互相拆台，那我们的处境会多么地不同啊。”

她回忆说，官员们认为福奇对媒体“过于直言不讳”，白宫顾问、川普的女婿库什纳和纳瓦罗等川普的手下，抱怨他“口无遮拦”。

特罗耶还简洁地总结了政府对黛比医生的普遍看法，“他们恨她。”

在特别工作组的简报会上，黛比通常会展示一张幻灯片，特罗耶有一次看到白宫工作人员翻白眼。彭斯的幕僚长马克·肖特说，“她还要在美国制造恐惧氛围到什么时候？”

3月11日，冠状病毒特别工作组的成员拥挤在总统办公室里，库什纳、伊万卡、国务卿蓬佩奥和其他十几个人也加入了。据当时做记录的官员称，黛比和福奇曾主张关闭欧洲旅行。

“你预防了一个种子病例，就等于预防了一大堆的病例，”黛比解释说。

雷德菲尔德和阿扎尔也认为，切断欧洲旅行可能会赢得时间，但财政部长史蒂文·努钦激烈地反驳，这样做会削弱美国经济，引发全球萧条，市场将会崩溃。

“球赛怎么办！”他说，并尖刻的补充，“竞选集会也别搞了！”

一小时后，川普有了另一个会议，他请彭斯继续主持讨论。这群人退到内阁会议室接着争吵，努钦认为，一定有办法在不禁止旅行的情况下遏制病毒传播，“老年人的风险很高，为什么不把最脆弱的人隔离起来呢？”

“老人占了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口！”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道。“你不可能把他们都关在酒店里。”

不久前福奇才警告过，疫情将变得更糟，他说，“美国已经没有一片净土了，所有的商业都受到影响。就算今天开始疫情减轻，我们已经迟了三周了。”

当时各大高校纷纷将学生送回家，这反而加剧了疫情的蔓延。

工作组的另一名成员问道，在一个严重的流感季，也可能导致6万美国人死亡。新冠跟严重的流感有什么不同吗？

“这是流感死亡率的20倍，”波廷格争辩道。“这是2%的死亡，而流感是0.1%。”

“如果我们任由它继续下去，可能会有200万人死亡，” 黛比说。“如果我们采取行动，我们可以将死亡人数保持在15万到25万。“

在当时看来是如此惊人数字，直白的摆到桌面上，官员们压根没法相信。

努钦要求提供数据支持这些数字，他的看法是，美国必须与病毒共存，牺牲航空、游轮和酒店是不值得的。“这会让所有人都破产，”他说。“波音飞机一架都飞不出去。”

“你一直在问我要数据，”黛比尖锐地说。“你要什么样的数据？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的死亡数字吗？”

最后，黛比那一方赢了。

当天晚上，在白宫一次异常正式的演讲中，川普宣布，他将在下个月暂停从欧洲前往美国的航班。他承诺，“我们将动用联邦政府和私营部门的全部力量来保护美国人民。”

他还签署了一项法案，提供83亿美元帮助疾控中心和其他政府机构对抗疫情，强调了老年人面临的危险，并敦促养老院暂停不必要的探访。

川普建议保持社交距离，不要握手——这些都是他自己还没有养成的习惯。

川普的演讲还是他一向的信口开河。他声称，保险公司已经同意“免除所有冠状病毒治疗的费用”，其实他们只同意免除检测费用。

但是，这也许是他第一次以真正全美的领导者形象出现，一个愿意负全责的总统筹。如果他继续扮演这一角色，美国在危机蔓延时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格伦·哈伯德是一位保守派经济学家，曾担任布什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疫情爆发后不久，他就在华盛顿参与了有关如何应对金融影响的讨论。哈伯德说，他和其他经济学家一直担心一个恶性循环——经济上的恶性循环。

当疫情爆发时，世界遭受了供应链冲击，贸易中断，工厂和商店关闭。如果工人们不能很快重返岗位挣钱，供给冲击就会转变为需求冲击，这将进一步削弱供给，从而增加失业率，然后又进一步减少需求，如此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3月中旬，经济学家哈伯德与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缅因州的苏珊·柯林斯和密苏里州的罗伊·布朗特进行了交流。NBA刚刚暂停了赛季，经济预测令人恐惧。参议员们收到了来自国内企业主充满恐慌的报告。

缅因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自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就已在职，当时国会通过了7000亿美元救助不良资产的法案——这是保守派以前能想象的开支上限。

现在，他们讨论的是数万亿。

扩大赤字和扩大联邦政府的范围，一直是共和党党团会议的忌讳，在一些成员看来，这会有一股社会主义的味道。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表示，在正常时期，他绝不会支持这样的支出。

“你需要做点什么，” 哈伯德警告说。“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讨论政府的规模。更有趣的争论是政府的职能范围。”

他谈到林肯时说，“他决定实施《宅地法》（Homestead Act），授予大学土地，并为横贯大陆的铁路奠定基础。如果林肯在南北战争期间，有过利用政府有一番作为的想法，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能这样做呢？与其关注政府有多大，还不如想想它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同时是小企业委员会的主席，他想到了餐馆、旅游公司、发廊，这些服务性企业的“生存能力最低”。从财政保守主义的角度来看，国会正在考虑的行动是大逆不道，但另一种选择，企业倒闭，贫困加剧，无限的失业，听起来更糟糕。

参议员们一致认为，采取行动是必要的。结果，出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后续问题：财政部此前救助了公司，并发放了支票给个人，却不清楚如何帮助小企业。柯林斯正在研究一项贷款减免计划，卢比奥则试图找出如何通过美国小企业管理局现有的贷款网络，创建一项新的贷款计划。

卢比奥说，“就是在那个时候，工资保护计划产生了。”

为了让员工继续工作而欠下的贷款可以被免除，这可以让企业主向员工保证，等到峰回路转的那一天，他们的饭碗还能够保住。

民主党人完全同意，国会很快批准了价值3500亿美元的小企业豁免贷款。整个救助方案的规模甚至更大。特拉华州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告诉我，“从‘不知道该做什么’发展到900页的计划和2.2万亿美元的预算，只用了大约10天。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情。”

哈伯德说，“没有什么比一个巨大的危机更有助于实现两党合作。”

10、援军

3月12日，艾米·克洛布（Amy Klobuchar，曾参与美国总统竞选，后退出竞选支持拜登）回到了明尼苏达州。她的丈夫约翰·贝斯勒在巴尔的摩大学教法律，当时仍留在华盛顿。

那天早上他醒来时觉得不舒服。克洛布回忆说，“他本来要代替我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选民早餐。我们现在知道，正是在那个时候，他的传染性最强。在一个小房间里大约有50个人。然后他要去参加一个教员会议——大约60人，也是在一个小房间里。然后要坐飞机去明尼苏达，同样是一群人挤在一起。我在梅奥做一个小手术，他也要来！他真的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去传染别人。他们不知道他是怎么感染上病毒的。他当时52岁，身体非常健康。”

贝斯勒回到家里，病情不断恶化。一个多星期以来，克洛布一直在打电话，焦急地询问他的体温。他们唯一的温度计是摄氏温度计，所以克洛布必须转换成华氏温度——每次都超过100度。听说他呼吸急促，她催促他去看医生，担心“他得的是那种被人低估了严重程度，第二天就会死的病。”

在贝斯勒咳血后，他去医院做了检查，结果是严重的肺炎。医生一直告诉克洛布，她丈夫的含氧量越来越差了。她不能去看他，这让这场折磨更加可怕。

贝斯勒在医院住了五天后康复出院，当他回到了在华盛顿的公寓时，他新冠检测阳性的报告才出来。

贝尔维尤医院第一个得病的医生是勒纳，他的病例是轻度的。12天后，也就是3月23日，他回到了贝尔维尤医院工作。这个城市变得出奇的安静：第一大道就像一个废弃的片场。他不在的这段时间里，院子里搭起了一个帐篷，用来给病人进行筛查。现在每个人都戴着口罩。

重症监护病房的非新冠患者被送往术后外科病房，由于所有手术已被取消，病房就腾出来给新冠病人用，于是他们多了56个重症监护室床位。工人们在每个房间安装了高效空气过滤器，室内保持负压，防止受感染的空气逸出。办公室也变成了病房，工人们一走出刚刚被改造好的房间，病人就被推了进来。

急诊室里又增加了25个供呼吸机病人使用的位置。当所有床位都被占满后，重症监护病房的小隔间也被挤满了。仍在康复中的勒纳医生通过视频来照顾他的病人，中午就在贝尔维尤医院打个盹。

3月中旬，贝尔维尤医院出现了首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一名没有既往病史的中年患者，在医院已经住了两周。重症监护主任阿米特·尤帕尔医生回忆说，“大家心里都很明白，好了，要开始了。从那以后，新冠病例呈指数级增长。”

尤帕尔是印度移民的儿子，在北加州长大，在俄亥俄州接受医学培训。他被贝尔维尤医院吸引，一来因为他想服务弱势群体，二来也因为这里的工作人员，“这个医院的工作人员可以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找到更好的工作，他们却选择保护人民。”

尤帕尔想专攻重症护理，这样他就能应对最严重的疾病，他已准备好面对由于医学知识的有限而带来的棘手伦理问题。

尤帕尔主任医师在贝尔维尤医院的任务之一，就是帮助病人平和地面对死亡。

“这项工作为你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角度来反思自己的生活，”尤帕尔医生说。“很多非医学专业人士不开药，也没有接触过临终问题，他们可能在自己生命结束前，都没有机会反思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

但新冠，似乎是被残忍地设计用来挫败死亡仪式的。

就在贝尔维尤医院的第一批病人开始死亡时，医院里又挤满了新入院的病人。一般重症监护室的死亡率远低于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因此，就连尤帕尔医生这样经验丰富的重症护理人员也感到束手无策。

这些训练有素的医生知道如何处理紧急状态，一般来说，紧急状态通常会持续30到40分钟，比如心脏病患者。在公交巴士失事或大规模伤亡事件后，紧急状态可能会持续一整天。但是新冠肺炎则持续了数周。

查房时，尤帕尔医生挨个走过了重症监护室的56个隔间。所有患者均使用呼吸机，独特的喘息声不绝于耳。静脉注射的管子延伸到了每个小隔间之外，这样医护人员就不需要走进房间去给病人输液。在昏暗的消毒室里，病人们看上去一模一样。人们很容易忽视他们的特别之处。

尤帕尔医生强迫自己检查他们的图表。他需要重新捕捉“他们的独特之处”。

不堪重负的纽约郊区医院将600多名病人转移到了贝尔维尤医院，他们知道贝尔维尤从来不会拒收病人。急诊室成为了一个热点地区，许多从街上走来的人都需要立即插管。内特·林克（贝尔维尤医院首席医师）告诉我，“当新冠病毒来袭时，我们对自己说，我们不会让急诊室崩溃，我们会维持它们平时的水准。”

员工们不得不一直裹着个人防护用品，林克说，“最后，只有15%的急症室员工检测呈阳性。这比一般的医院要低。甚至比城市平均水平还要低一点。这传达出的信息是，个人防护措施是有效的。”

一些医生需要扮演新的角色。骨科医生开始把他们的轮休时间奉献出来帮病人翻身以促进呼吸。眼科医生在重症监护室帮忙，普通外科医生治疗非新冠患者。

“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林克说。“三个月来，我们变成了一家完全不同的医院。”

今年春天，超过2万名纽约人死于新冠肺炎。随着人数的增加，林克注意到员工们正在进行“心理疏离”的训练。他说，“我们的工作人员从未见过这么多的死亡。正常情况下，一个病人的死亡是一件大事，但是，当你一天有十几个病人死亡时，你必须保持麻木，否则你就无法承受死亡带来的痛苦。”

当第一位工作人员，在贝尔维尤医院工作了33年、受人爱戴的护士欧内斯托·德莱昂去世时，这种情感上的疏离被粉碎了。林克说，“他死后，我们举行了一场新冠式的守灵仪式，许多同事都穿着个人防护服，走近他的重症监护室小隔间，把手放在玻璃门上，诵读经文、祈祷和哭泣。为了控制感染，工作人员隔空安慰，没有接触或拥抱，这并不自然。”

当贝尔维尤的医生在重压下几乎无法喘息时，援军到来了。来自其他州的医院工作人员涌入纽约提供帮助。州长安德鲁·库默说，三万人响应了援助呼吁，这是美国难得一见的团结。

“重症监护病房里有一半的人都有南方口音，” 贝尔维尤医院首席医师林克告诉我，“这拯救了我们。”

11、计划就是没有计划

三月中旬，美国开始封锁。冠状病毒特别工作组敦促美国人在家工作。教育系统也改为线上。旅行和购物将会停止，餐馆和酒吧关门歇业，其目标是在15天内阻止病毒的传播，并“使曲线变平”。

川普突然变得不耐烦起来。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谈到这种病毒时说，“这种病毒完全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福奇纠正了他，指出更糟糕的情况还在前面，并指出，“我们选择如何应对挑战，将决定最终的结果。”

川普与州长们举行了电话会议。他说，“我们百分之百地支持你们”。然后他说，“呼吸器，所有的设备供给，你们得自己想办法。”

大多数州长自然而然的认为，就像在发生飓风或森林火灾时一样，联邦政府会迅速提供帮助，存放应急设备的仓库将会打开。面对呼吸机、N95口罩和鼻腔棉签严重短缺的情况，州长们以为川普会援引《国防生产法案》，迫使私营企业生产所有医疗必需品。

当然，这得有一个全国性的统筹计划。

当华盛顿州长英斯利意识到川普无意动员联邦政府时，大吃一惊。英斯利告诉他，“这相当于罗斯福在1941年12月8日说，祝你好运，康涅狄格，你自己去建造战舰吧。”

川普回应说，“我们只是后备力量。”

“我不是想让你做什么替补四分卫，”英斯利说。"我们需要你扮演汤姆·布雷迪（注，美国最优秀的四分卫）。”

马里兰州的共和党州长拉里·霍根被激怒了。他告诉川普：“你这是要陷我们于不义！”

副美国安全顾问马特·波廷格的弟弟保罗医生，一直从西雅图发来绝望的邮件。他听说一些医务人员用从家得宝（Home Depot，出售家庭装饰品与建材的零售商）买来的材料制作个人防护用品，用工业胶带和海洋级乙烯基做面罩，垃圾袋被用作外科手术服。

当地一名卫生官员写信给他说，“我们目前正在起草如何用布料自制口罩的指导方针，我已经询问了社区里的其他创新者，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好点子，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

波廷格给保罗写信说，“救援就在路上，但远水解不了近渴，所以赶紧撕下床单，把它们做成实验室大褂，到救世军（Salvation Army，以基督教为信仰的国际性慈善公益组织）去找衣服，如果有必要的话，用胸罩代替口罩把脸包起来。”

国家战略储备是为应对这种紧急情况而存在的，但部长阿扎尔最近向参议院作证说，国家储备只有1200万个N95口罩，只能满足需求的一小部分。这个仓库曾经存放过1亿只口罩，但其中大部分都在2009年H1N1流感期间用掉了，而且也没有及时补货。

在川普明确表示各州要自己想办法以后，康涅狄格州州长内德·拉蒙特给附近地区的其他州长打了电话：新泽西州的州长菲尔·墨菲，马萨诸塞州的州长查理·贝克，罗德岛州的州长吉娜·雷蒙多，还有纽约州州长科莫。

拉蒙特说，各州需要共同行动。

“如果我关闭酒吧，科莫那边继续开着，那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说。“每个人都会去他那里喝酒，然后再把感染带回来。”

州长们被他们面临的任务吓到了，康涅狄格州州长拉蒙特能够想象选民们的愤怒，“你们要关闭学校？我的上帝！”

所以，州长们的一致行动不仅能显示团结，还能提供了政治掩护。

州长们同时关闭了健身房、餐馆和酒吧。康涅狄格州州长拉蒙特、新泽西州州长墨菲和纽约州州长科莫禁止集会人数超过50人，马萨诸塞州州长贝克和罗德岛州长雷蒙多限定为25人。科莫宣布，“你们别指望举办毕业派对，纽约州办不了，在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都办不了。”

然而州长们发现，川普正在破坏他们保护公民的努力。马萨诸塞州州长查理·贝克，安排从中国购买300万个N95口罩，但联邦当局在纽约港将其没收，并向供应商支付了溢价后据为己有。

在另一次与川普的集体电话会议上，贝克抱怨说，“我们认真对待你提出的不要依赖国家储备的建议。我现在告诉你，我输给了联邦政府，我有一种感觉，如果有人要选择卖给你还是我，那我肯定争不过你啊。”

“价高者得。”川普冷冷地回答。

后来，贝克又悄悄地从中国弄来了120万个口罩，并得到了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在麻萨诸塞州福克斯堡的一支球队）所有者罗伯特·克拉夫特的帮助。克拉夫特用球队的飞机把这些口罩运到了洛根机场，在那里，马萨诸塞国民警卫队接收了口罩，偷偷将其带走了。

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纽约州州长科莫愤怒地说，50个州在争抢物资，不得不互相竞价。他摊开双手，“这有什么意义？联邦政府，联邦应急管理局，应该是采购代理负责人。”

罗德岛州州长吉娜·雷蒙多给联邦应急管理局施压，“我们能动用国家储备吗？”

她被搪塞了几天后，管理局承诺，一卡车的个人防护用品正在路上。晚上9点，她收到一条短信，说卡车已经到了。雷蒙多后来告诉《政治家》杂志 ，“我给我的卫生主任打了电话说，好消息，卡车终于来了！她说，州长，这是一辆空卡车，他们派来了一辆空卡车。”

华盛顿州州长英斯利告诉我，“我们获得的个人防护用品中，只有11%来自联邦政府。”

想获得更多防疫物品的州长不得不对川普卑躬屈膝。加州的加文·纽森在得到总统提供一批棉签的承诺后，大拍其马屁。大约在这个时候，一名记者问川普，“你说有些州长没有尽到他们的本分。在这个国家处于紧急状态的时候，州长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很简单”，川普说。“我希望他们心存感激。”

今年春天，川普向美国联邦药品管理局施压，要求快速批准一种治疗疟疾的药物——羟氯喹，用于治疗新冠。福克斯新闻将这种药物吹上了天，说它将“改变游戏规”，福克斯的名牌主持人塔克·卡尔森和劳拉·英格拉汉姆，播出了对格雷戈里·里加诺那令人作呕的采访。

里加诺曾与人合写了一篇“论文”，一篇自行发表在谷歌上的文档，称这种药物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他是一名律师，最近又创立了区块链基金，旨在“骗过死神”和“终结老年痴呆症”。

在3月23日到4月6日之间，羟氯喹在福克斯新闻上被提到了近300次。包括纳瓦罗在内的白宫官员大力宣传这种药物。

在一个工作小组的简报会上，福奇被问及羟氯喹是否能遏制冠状病毒。他说，“答案是否定的。”

川普怒目圆睁，走向麦克风说，“我是这种药物的超级粉丝。”

三个月后，美国联邦药品管理局撤销了授权，因为非但无效，还会导致“严重的心脏不良事件”和其他副作用，包括肾病和死亡。当羟氯喹和阿奇霉素（川普公开支持的一种组合）同时服用时，患者发生心脏骤停的可能性，是那些不服用这两种药物的患者的两倍。

福克斯新闻不再大肆宣传羟氯喹，但川普仍然想快速解决这个问题。当时纽约的病例每三天翻一番，医生们在中央公园的帐篷里治疗病人时，他宣称希望美国在复活节前“整装出发”。

总体来说，新冠的病死率为2%。但75岁以上的老人的死亡风险比30岁以下的人高出数百倍。老年人生命的贬值，在许多养老院的低护理标准中表现得很明显，美国40%的新冠死亡发生在养老院，但老年人的新冠病例只占了8%。

去年3月，在马萨诸塞州霍利奥克的士兵之家，235名退伍军人住在那里，他们中有些人参加过二战。最终，他们成了自己努力保护，但无法保护他们的体制的牺牲品。

根据该州委托进行的一项独立调查，家人和员工长期以来一直抱怨人手不足，部分原因是州长贝克在2015年下令停止招聘人手。3月17日，一名出现症状数周的老兵被确诊患有新冠。他住在两个痴呆症病房中的一个。他没有被隔离，甚至在四天后他的检测结果呈阳性之后也没有。

病毒蔓延开来，不堪重负的员工们做出了不得已的决定，将两个单元病房合并起来，把床排列得很紧。许多搞不清楚位置的老兵爬错了床，这加速了疫情的蔓延。一位娱乐治疗师说（娱乐治疗师是指使用娱乐、休闲和玩耍作为模式对治疗进行积极干预），她觉得自己好像是在把她的病人“引向死亡”。

3月20日星期五，从陆军国民警卫队退休的迈克·米勒，接到了他的两个姐妹琳达和苏珊的电话。她们说，“他们认为爸爸可能熬不过今晚。”

他们的父亲詹姆斯·米勒现年96岁，自2015年以来一直住在军人之家。姐弟开车去了医院。一次只能有一名家庭成员进入。迈克走了进去，他的姐妹们在车里等着。他回忆说，父亲“看起来像具尸体，他就那样没有生气的躺了一个星期了，却没有人给我们打电话。”

在诺曼底登陆日，詹姆斯·米勒登陆了诺曼底海滩，还曾帮助解放德国诺德豪森附近的一个集中营。退伍后，他成为了一名邮政工人和一名消防员。他沉默寡言，很少和孩子们讨论他的军旅生涯。

现在，这位沉默的老兵在一片混乱中慢慢地死去。

“老人家们到处乱走，”迈克说。“他们穿着各种各样的衣服。有个帘子特意为我父亲关着，其他老兵会打开帘子站在那里，里面还有我认识的人。他们并没有任何不敬的意思。”

旁边床上的一个男人，“只是在呻吟，他无法呼吸。当天晚上他就去世了。”

工作人员除了把吗啡放在舌头下面这样的安慰措施以外，什么都做不了。詹姆斯脱水严重，无法吞咽。迈克恳求道，“给他输液吧！”但工作人员没有被授权这么做，他们也不能把他送到医院。

迈克用湿润的棉签蘸了蘸爸爸的嘴，护士们非常难过。迈克回忆说，“他们爱我爸爸。但是他们什么也做不了。”

他从未见过任何管理人员。

迈克每天都会来，他的姐妹们在停车场守夜。周六，他们目睹了一辆用于存放尸体的冷藏卡车到来。周一，詹姆斯·米勒去世了，在这一切结束之前，已经至少有75名退伍军人去世。

12、小非洲

在疫情肆虐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戴着口罩。当艾博尼·希尔顿医生走进病房时，病人们会看到她的手术口罩上面那双大而灵动的眼睛。她的头发和身体都被帽子和长袍遮住了。

她带有南方口音，称自己为“乡村女孩”，这与她自信的态度不相称。当被要求给新冠患者插管时，她说，“这说明这病人快不行了，我之所以要插这根呼吸管，是因为病人的身体正在衰竭，所以如果我不插管，病人就死定了。但如果我给病人插管，我就有被传染的风险。”

38岁的希尔顿，是夏洛茨维尔市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和麻醉师。弗吉尼亚大学医院有大约600个床位，但是希尔顿经常独自奋斗在工作岗位上，“我是整个医院唯一的麻醉师。在这一刻，我得挺住，不能回到房间，让恐惧把我吓倒。”

她继续说，“我相信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停下来犹豫，想着这个病人可能会传染我。你没有时间考虑那么多，你必须穿上工作服立刻行动。”

三月初的一天，希尔顿收到了一个病人，一名患者感染了败血症，这意味着感染进入了她的血液，并在她的身体里肆虐。她的肾脏开始衰竭。通常，医生会怀疑细菌是病因，但感染的传播速度快得令人担忧，而且症状与医生报告的中国和意大利新冠肺炎患者的症状相符。

许多卫生保健工作者注意到，这种感染导致的死亡速度非常快。

希尔顿走进房间，戴着N95口罩。患者已经没有血压，如果不立刻采取措施，她缺氧的大脑几秒钟内就会开始死亡。插管过程中，需要在患者肩胛骨下放置一个枕头，使头部向后倾斜，处于“嗅探”的位置。

希尔顿确保病人接受了氧气，并注射了镇静剂和肌肉松弛剂；然后她撬开病人的嘴，把舌头推到一边，插入一个喉镜（一个弯曲的刀片附在一个柄上，看起来像一根拐杖头）。这个装置能将上颚提起，露出声带。如果声带无法露出，压迫喉部会使声带出现。

希尔顿缓慢地将一根塑料管穿过声带之间的狭窄入口，向下插入气管。管子一固定，病人就连上了呼吸机。

三月初的那个病人可能是希尔顿的第一个新冠肺炎患者，但也说不准，因为弗吉尼亚在三月初几乎没有任何检测设备。

希尔顿来自南卡罗莱纳州斯帕坦堡附近、一个叫做“小非洲”的社区。内战结束后，曾为奴隶的辛普森·福斯特和一个名叫伊曼纽尔·瓦德尔的切罗基人建立了这个社区，作为一个农业避难所。

希尔顿说：“它很小，红灯都没有。我们只有我叔祖父霍布斯的商店，还有为我们准备的零食和其他东西。”

小非洲在蓝岭山脉的山脚下。“当你坐在门廊上时，你可以看到山脊线，”希尔顿的母亲玛丽·希尔顿告诉我。她说，“我们这里出了医生、律师、法官——我们这个非洲小社区培养了很多专业人士，因为我们非常重视教育，且彼此照顾。希尔顿来自一个非常伟大的地方。”

希尔顿八岁的时候，她的妹妹问妈妈他们是否可以有一个弟弟。希尔顿的妈妈玛丽很意外，但她诚实地回答说，她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

“我当时17岁，”妈妈回忆说。“我从没听说过妇产科医生，我们都是去诊所做产检。“

她一个人去看医生，她的母亲正在摘棉花，玛丽想。在一次怀孕检查中，一名技术人员刺穿了她的羊膜囊，导致婴儿早产，男孩出生三天后就死了。

玛丽说，“我告诉希尔顿这段往事的时候，不知道这会改变她的生活。”

希尔顿下定决心要去学医，从那时起，妈妈就开始叫她希尔顿医生。

不久前，希尔顿和她的姐妹布兰迪和凯德兰，为他们素未谋面的哥哥立了一块墓碑，建在小非洲新贝德福德浸信会教堂的墓地里。

“他是个斗士，”希尔顿告诉我。“他试图努力活下来，所以我要代替他完成这个任务。”

希尔顿对自己未来的形象，是通过观看《女医奎恩》（一部美国电视连续剧）形成的。她上了南卡罗来纳医科大学，打算成为一名妇产科医生。

“一天晚上，当我在做妇产科值班时，有一位女士癫痫发作，她实际上是子痫，有个男人跑进房间，开始发号施令，比如，我要做A线（动脉穿刺和插管，通常在急诊科进行），你来打镁光灯。我靠过去问他是谁啊？其中一个医生说，哦，那是麻醉住院医师，”希尔顿对自己说。“我就想成为那种当出现混乱时，镇定自若知道该做什么的人。”

2013年，她成为1824年成立的南卡罗来纳医科大学聘用的第一位黑人女麻醉师。2018年，弗吉尼亚大学聘用了她。

“随着我的医学知识越来越丰富，我逐渐意识到，如果我有孩子，它的死亡风险实际上比我母亲的孩子还要高，”她说。她引用了杜克大学一项研究，其中将种族和教育水平联系起来。“如果你研究一下和我拥有相同学历的白人女性，我的孩子在一周岁前死亡的可能性是她们的五到七倍。历史上黑人女性就是这样。自奴隶时代以来，就健康层面而言，数据并没有改变多少。”

许多少数民族患有相同的疾病。“这就是社会阶层决定健康状况，”希尔顿说。哮喘和慢性呼吸道疾病可能是空气污染的结果，比如来自低收入社区的工厂污染。

“如果你在一个封闭的社区里（通常高档社区才会有封闭设施），你就不会看到这些工厂冒出的滚滚浓烟，因为你有金钱和权力来影响政策制定者说，不能把有污染的工厂放在这里。”

心脏衰竭、肥胖和糖尿病，都与附近是否有健康的餐馆和杂货店有关。她指出，在南卡罗来纳州，五分之一的县没有医院，11个县没有妇产科医生。

希尔顿说，今年2月美国宣布第一例新冠死亡病例的那一刻，她就开始向疾控中心和世卫组织发推特风暴（指用户在推特上快速且连续发布讯息的行为）。

“我们知道种族健康差异存在，在新冠病毒出现之前就存在了，我们也清楚这将导致什么结果，”她恳求道。“告诉我们你测试了谁，你没测试谁。”

《纽约时报》起诉疾控中心后，美国疾控中心直到7月份才公布了全面的数据。事实证明，这个国家的各个阶层正在经历完全同不的新冠疫情。

总的来说，每1万名美国人就有38例冠状病毒病例。但是，对于白人来说，这个数字是23，对黑人来说，是62人，对于西班牙裔，这个数字是73。在希尔顿的医院，前10名新冠死亡病例中有7个人属于有色人种。

希尔顿和她的同事前往夏洛茨维尔及其周边的少数族裔社区，在教堂和购物中心提供测试。她说，“少数族裔不太可能接受检测，这意味着他们可能会直接回家，在那里他们会感染整个社区。”

有色人种更容易暴露在病毒下，因为他们中有很多人都是工人。“只有五分之一的非洲裔美国人可以在家办公，”她说。“西班牙裔在家办公的只有六分之一。”

弗吉尼亚大学医院的工作人员把他们的遗嘱都准备好了，希尔顿意识到她会长时间不能陪伴她的狗巴克利，所以她又买了一只小狗，“为我的狗买了一只狗”。她叫它为本特利，她承认它们相处地并不好。

希尔顿的邻居是新冠病房的一名护士，她有两个孩子，因为担心会把新冠传染给孩子，她住在地下室里。

希尔顿所在的医院经历的最艰难的时刻之一，是49岁的洛娜·布林医生被送进了精神科。她的父亲菲利普·布林是一名退休的创伤外科医生，母亲罗斯玛丽·布林曾是罗娜住院病房的一名护士。洛娜一直住在曼哈顿，在纽约长老会艾伦医院主管急诊室。

当新冠病毒席卷纽约时，她的工作时间是12个小时，有时候会延长到18个小时。她几乎没有睡觉时间。不到一周，布林自己也感染了新冠病毒。她一边在公寓里辛苦工作，一边远程管理她的部门。退烧后，她于4月1日重返工作岗位。

布林以活力而著称。她是一个舞者，还是一个业余管弦乐队的大提琴手。她跑马拉松，开一辆保时捷敞篷车，在业余时间，她攻读MBA。她的姐姐詹妮弗·菲斯特告诉我，“她超级喜欢开派对。”

布林告诉詹妮弗，一名创伤科护士正在急诊室里走来走去，根据病人的脸色对他们进行分类。纽约有如此多的医生生病，以至于布林一度同时在两家医院管理急诊室。

压力大任务重，正如她父亲后来说的那样，布林“就像一匹拉了太重货物的马，再也走不动了，最终倒下。”

一天早上，布林给她姐姐打电话说她坐不起来了。詹妮弗告诉我，“她精神紧张，新冠病毒伤到了她的大脑。”

詹妮弗和她的丈夫科里决定，布林需要回到弗吉尼亚的家中。一位康涅狄格州的朋友开车送布林去费城，另一个朋友带她去了巴尔的摩，詹妮弗在路边等着开车送她回夏洛茨维尔。

布林在弗吉尼亚大学医院度过11天，她很害怕自己的职业生涯就此结束。她知道，执照颁发委员会可能会标记她患有精神疾病。在被新冠感染之前，布林从来没有任何精神不稳定的迹象。詹妮弗和丈夫都是律师，他们向她保证不会吊销她的医师执照。布林似乎有所改善，她甚至尝试在手机上做MBA作业。

詹妮弗在四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把布林带回家。第二天，布林自杀了。

这一场疫情给已经精疲力竭的公共卫生工作人员增加了难以想象的压力。詹妮弗告诉我，“她被压垮了，她试图帮助别人。她被一个没有做好准备的国家给拖累了。我们应该早做准备的，我们应该提前计划的。”

13、华尔街的使命

高盛在高级金融业是个有争议的名字。它的影响力渗透到美国的经济政策中。美联储12位主席中有三位曾在那里工作过。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就曾经是高盛的一员。许多批评者认为它是人能想象的贪婪最高峰，必须要为美国巨大的收入差距负责，因为高盛操纵政府政策，让富人更加富有。

但是，在高层权力机构中，高盛的成功文化备受尊崇。

在2020年第一季度，高盛对经济的看法是乐观的。高盛首席经济学家简·哈祖斯告诉我，“我们已经完全走出了2008年经济衰退的阴影。”

失业率接近历史最低水平，工资正在缓慢上涨。当然，收入中位数自70年代以来就没有大幅增长；贫富差距看来是无法弥补的。但这些都不是高盛的问题。这家公司存在的价值，就是为了让有钱的客户更有钱。

当武汉爆发疫情时，美国面临的经济风险似乎很低。以前的疫情，如禽流感和非典，对美国的经济影响几乎忽略不计。2月12日，由于新冠病毒渗入美国，道琼斯指数收盘于29551点，创下历史纪录。三周后，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哈祖斯说，“我们开始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收缩。”

哈祖斯做了高盛季度GDP预测。他说，“通常情况下，你可以通过将人们的消费倾向与他们的劳动收入或税收变化联系起来，或者把利率变化对购房意愿或能力的影响联系起来，来估计商业周期的起伏。”

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这并不是说人们没钱下馆子，而是说他们不能下馆子。”

航空公司停止了飞行，汽车生产停止，整个行业必须从经济中剔除，“这更像是算术，而不是计量经济学。”

3月27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个世界末日般的标题——失业激增，美国新冠病例居世界首位。奇怪的是，到那个时候，道琼斯指数已经扭转了暴跌的趋势，开始了与实际经济明显不符的长期攀升。11月，该指数再次创下历史新高。

史蒂夫·斯特朗金是高盛的高级顾问。六十二岁的他戴着一副无框眼镜，这使他看起来像一个十九世纪的欧洲的有识之士的形象，活像没有鬓角的易卜生（影响深远的挪威剧作家，被认为是现代现实主义戏剧的创始人）。

他告诉我，“人们经常把市场比作一个巨大的赌场，但它们实际上有一个深刻的经济功能，那就是把资本，包括股权和债务，从不再具有价值的企业转移到我们今天需要的企业。”

斯特朗金说，市场最初的反应是，“我们只要按兵不动，蛰伏一段时间，疫情自然会过去，然后我们就能恢复如初。”

在那个阶段，华尔街的职能在于提供资金的流动，因为客户开始求助于保值策略，筹集现金、提取信贷额度等，同时等待危机的结束。但新冠就像一个不愿离开的晚餐客人，它赖着不走，还吃光了食品柜里所有的东西。

“当人们意识到无症状携带者的可怕性时，大家都被迫重新评估危机的严重性和长期性，”斯特朗金说。“这意味着所有先前的控制都将失败。数千家企业将关闭。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见过如此大规模的灾难。规则必须改变，新冠疫情是一个历史性的颠覆者，迫使人们从短期思维转向长期思维。”

斯特朗金曾写过一篇论文，名为《危机幸存者指南》，他说，“一旦意识到这一点，你就会看到人们急于抓住机会。”

投资者转向了新的阶段，追随赢家的脚步。市场的复苏是由五支股票，Facebook，苹果，微软，谷歌和亚马逊主导的，它们占标准普尔指数的20%以上。

然而，“资本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现实，并不是关于这五个赢家的杰出表现，”斯特朗金说。“而是要拿走5万名失败者手中的钱。这是经济体系的核心，我们不支持失败。”

他表示，政府能做的最有用的事情，是帮助人们创办新的小型企业。“目前股市和就业人数之间的差距是一个醒目的警告，表明经济和人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不把钱花到地方，痛苦将是非常真实的，政治后果也很危险。”

14、那个不戴口罩的男人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控制感染的机会是口罩，这是最简单、最经济，或许也是最有效的。但美国政府和美国没有能抓住这最后的机会。

3月4日，马特·波廷格开车前往白宫时，正在与一位中国医生通话。他一边开车，一边在信封背面做笔记，他听到了关于中国如何控制病毒的宝贵新信息。

这名医生提到了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它在美国刚刚成为一种可能的治疗方法。医生强调，口罩对阻隔新冠病毒非常有效，比阻隔流感更有效。

医生说，“随身携带洗手液的方法很好，但口罩的作用更大。”

当波廷格把他的手动挡奥迪停在西行政大道西面的时候，他还在打电话，忘了踩刹车。当他冲进他的办公室时，汽车向后滑动，差一点撞上副总统的豪华轿车，最后撞在一棵树上停了下来。

在特勤局检查那辆犯了错的奥迪时，波廷格还在琢磨口罩的事。，美国的疫情应对已经迟钝了。测试盒的麻烦又使这个国家浪费了几个月。但口罩提供了一个现成的解决方案。

黛比告诉波廷格，戴口罩是亚洲文化的一部分，但不能指望美国人会遵守。波廷格开始觉得美国的公共卫生体制在帮倒忙。卫生局局长杰罗姆·亚当斯在推特上写道，“停止购买口罩！它们不能有效地防止普通公众感染新冠病毒。“

这些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防止囤积医院用的口罩，但它们等于劝阻人们不要使用任何形式的口罩。在早期，美国医疗机构在研究SARS- CoV-2时，只是简单地应用了非典的逻辑——病人应该戴口罩，但其他人不需要。

疾控中心的雷德菲尔德告诉我，“直到3月中旬，我们才明白许多新冠患者没有症状，却同时具有高度传染性。”

然而，波廷格认为，很明显，只要大多数人都戴着口罩，传染就会“完全停止”。香港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但那里没有社区传播病毒，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戴着口罩。台湾每天为2300万人口生产1000万个口罩，几乎未受疫情影响。这两个地方都毗邻震中中国大陆。

波廷格的观点激起了公共卫生部门出乎意料的严厉反应。在波廷格看来，当雷德菲尔德， 福奇， 黛比和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专员史蒂文·汗发言时，倒像是一种群体性思维，呼应了他们在口罩问题上的公共发言。

白宫没人戴口罩。3月中旬波廷格戴上口罩。走进白宫西翼时，他觉得自己仿佛戴上了小丑的鼻子，人人都目瞪口呆。

川普问他是否病了，波廷格回答说，“我只是不想被以后的历史说成是用新冠杀死总统的人。”

许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战况室工作，监测新闻和全球动态。他们像呼叫中心的工人一样挤在一起。波廷格请病毒学专家教大家如何戴口罩。有些人很生气，戴口罩已经上升到了政治层面，许多保守主义者谴责戴口罩的规定是对自由的侵犯，在川普的白宫戴口罩似乎是一种近乎叛国的行为。

波廷格震惊地得知，官员们怎么想其实不重要，反正白宫也没有现成的口罩存货。

他打电话给中国台湾的一位官员，询问如何控制病毒。他又被告知要戴口罩。那次通话后不久，台湾通过外交渠道向美国捐赠了50万个口罩。波廷格拿走了3600个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和白宫医疗单位，并将其余的送到国家库存。

4月初，新的研究表明，戴上口罩后，传染率大幅下降。波廷格把这些研究的副本装订在文件夹里，供特别工作组主要成员查阅。中国的一项研究报告中说，一名感染病毒的旅客乘坐了两次长途巴士。他在第一次乘车时就开始咳嗽，然后在登上一辆小巴前买了一个口罩。第一班有五名乘客被感染，第二班则没有。另一项研究显示，在佩戴外科口罩的实验对象的气溶胶或飞沫中没有检测到任何病毒颗粒。

4月3日，疾控中心终于宣布，口罩是至关重要的武器。这是有效遏制这一病毒的最后机会。

雷德菲尔德承认，疾控中心突然改变口风令人尴尬，“我们不得不改变传达的信息，但是第二个信息传达的并不顺利。”

更糟糕的是，当川普宣布新的口罩建议时，他强调说，“这是自愿的。”

然后他补充说，“我不会这么做。”

川普是一个出了名的细菌恐惧症患者。他讨厌和人握手，只要有人靠近他打喷嚏，他就会往后退。他曾在总统办公室的镜头前斥责别人，“如果你要咳嗽，请离开房间。”

在新冠出现多年前，川普曾告诉别人，他有洗手强迫症，这“可能是一种心理问题”。这是川普绝无仅有愿意承认的弱点，他似乎深受污染恐惧的困扰。

这样的人为什么在疫情期间拒绝戴口罩呢？

不只是川普，他周围的人都以他为榜样。彭斯访问梅奥诊所（梅奥诊所是一家非盈利的美国学术医疗中心，专注于综合医疗保健、教育和研究）时没有戴口罩，这违反了医院的规定。许多共和党议员即使在他们的核心小组成员被感染后也不戴口罩。

还好美国并不是只有共和党人，民主党人认为应该始终戴口罩的人数比例是共和党的两倍。相比男性，女性更愿意接受戴口罩。相比白人，黑人和拉丁美洲人更愿意戴口罩。如果你说出每个最不可能戴口罩的群体的名字，结果与川普的选民大致相符。

一些反口罩者称新冠病毒是一场骗局，还有一些人认为病毒并没有那么危险。但不戴口罩的总统形象，对人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他的支持者。

川普想让自己看起来毫无顾忌，充满男子气概，无坚不摧。他知道这种病毒有多危险，在二月的一次采访中，川普告诉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新冠“甚至比严重的流感还要致命”。那次采访几个月后浮出水面。

然而，川普却不害怕接触病毒，就像李尔王在暴风雨中狂怒一样（注，莎士比亚的知名剧作中的一幕）。

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效仿川普。肆意蔓延的病毒延长了失业时间，摧毁了重新开放经济的努力，并造成了更多的死亡。

“我才他妈的不买口罩呢，”俄亥俄州37岁的退伍军人理查德·罗斯在Facebook上发帖说。“我之所以能走到现在，就是不相信那些该死的炒作。”

他于去年7月1日检测出阳性，三天后死亡。

类似的故事数不胜数。

令人沮丧的是，如果从一开始就大规模的实施这样一个简单的预防措施，美国本可以避免如此多的痛苦、死亡、贫困和悲伤。最明显的例子发生在堪萨斯州，州长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在公共场合戴口罩，但允许各县选择不戴。堪萨斯就好像在用自己进行临床试验。在两个月内，戴口罩的县的感染率下降了6%；在其他地区，感染率上升了100%。

奇怪的是，与自我隔离相比，戴口罩的负担要小得多。尽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不断播放人们不听劝阻坚持去酒吧和购物的视频，但更多的美国人还是听从了专家的建议，以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情感损失为代价，与世隔绝数个月。

我和妻子住在奥斯汀，随着隔离的持续，我们强迫自己偶尔开车出去，部分原因是为了保持汽车电池的活力。我们会在市中心空荡荡的街道上蜿蜒而行，沮丧地注意着自上次开车以来，哪些店铺关门了。

四月的一个下午，我到家附近学校的跑道上慢跑。一群年轻女子在参加百米赛跑计时赛。她们是我见过跑得最快的人。偶尔，当我转弯的时候，一位年轻女子像起飞一般从我身边绝尘而去，而我就像卡通片里只能吃灰尘的形象。

“你们是哪个学校的运动员？”我问其中一个正在休息的人。

“哦，我们不是学校运动员，”她说。“我们是奥运选手。”

她们没有在东京比赛，而是在奥斯汀一所中学的跑道上，在被隔离的这段时间，她们努力保持最佳状态，等待奥运会的再次举办。

这么多的梦想，被推迟或放弃。

作者：劳伦斯·赖特
编译：朱远奇

出处：头条号 @全球即时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