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适度的乐观才是对的。而在这个前提下，你必须学会选择自己的战场。

2、从投资回报的角度看，我在过去二十年中作为Founders Fund创始合伙人尝试过的各类投资里，表现最差的两个领域，就是教育软件和医疗信息化。

3、当所有人都认同这是一件“显而易见的大事”时，如果你不能拿出一种完全不同的视角，你就几乎没戏。

反倒是那些不那么热门、但你有独特认知差的地方，更容易挖出真正的机会。

4、你不能什么都干。你不能像一个冲浪者，在一个没有浪的平静日子里拼命划水。

你要等到有浪来的时候，在恰当的位置发力，才会有效果。

彼得·蒂尔（Peter Thiel）在中国最广为人知的身份，可能是《从0到1》的作者，是支持川普的硅谷少数派，是与马斯克曾在PayPal一起打天下的早期合伙人。

他是Facebook的第一个外部投资人，创办过Palantir、Founders Fund，投过SpaceX、Stripe、Airbnb……在过去 25 年中深刻塑造了美国的科技世界。

在最近马斯克效率部门受挫、川普关税乱拳的背景下，彼得·蒂尔罕见出来参与了一档播客对话。

近50分钟的交流，说得最多的却不是技术趋势，也不是大模型和AI，而是系统为什么失效，创业者/投资人还能做什么。

主持人是他的老搭档乔·朗斯代尔——Palantir的联合创始人、奥斯汀大学（UATX）的发起人之一，也是在制度改革、科技赋能政府方面极为活跃的投资人。

两人多年好友，对话没有太多寒暄，直接切入问题本身：

“在一个越来越多系统坏掉的时代，聪明人该怎么选择战场？”

他吐槽了很多美国政府系统失灵的、不可思议之处。比如地铁，美国修建1英里需要10亿美元，10倍于伦敦搭建的成本；政府预算明面上写着“援助非洲”，实际上却是给政党选举买单……

而恰恰因为“腐败低效到令人发指”，这些领域也充满机会。“它会用成千上万页的监管文件把你拖死。但只要你能越过这些门槛，你几乎可以掌控整个市场。”

彼得讲的是那些看起来“没人愿意碰”的领域——核能、国防、城市治理、预算结构，为什么恰恰可能是最大的机会。

他举例了马斯克的例子，说SpaceX就是第一个成功打破这种封锁的典范。

得说，在理解系统性失灵、看清文明底层逻辑、并为逆势而行者指明方向这三件事上，没有人比彼得·蒂尔更擅长。

彼得还首次坦率地谈到过去几十年中自己投得最差的项目，并解释了为何有些领域的变革几乎难以撼动。

比起过去人们印象中那个“加速主义者”“技术理想派”，这次的彼得·蒂尔，说得更慢了，也更冷静。他谈得最多的，是制度如何掩盖问题、文化如何压抑真话、资本如何沉迷叙事。

是一场很有意思的、畅所欲言的交流。

关于现实脱节的教育

乔彼得，欢迎来到节目。我该怎么介绍你呢？PayPal、Palantir、Founders Fund的创始人，这些身份都耳熟能详了。你会怎么形容自己？是创始人？是投资人？

彼得我也说不好。我只是很喜欢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想知道世界将去向何方。

我对“赢”感兴趣，也对“思想”感兴趣。两样我都喜欢。

乔 我一直觉得你就像是一位应用哲学家，但你其实并不喜欢“哲学家”这个词，对吗？

彼得听起来太土了（笑）。确实不太喜欢。

乔 你这次是来UATX（奥斯汀大学）做一场特别讲座。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聊聊吧。你对我们新创大学以及学生们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彼得出乎意料地优秀。我之前也跟你说过，在这个大学体系日渐失去其精英功能与社会引导能力的时代，如果你都无法把奥斯汀大学办成一家成功的大学，那就真的毫无希望了。

我过去几年在很多大学做过不少讲座、演讲，我的感受是，在很多地方，学生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他们努力进了像耶鲁、哈佛、斯坦福这样的名校，这是某种意义上的成就。但一旦进去了，他们就完全迷失了方向。

高中至少还有一个明确目标——考上大学。而大学，尤其是这些精英大学，五十年前或许还能指引学生进入社会精英阶层。可现在完全失效了。

1980年代，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曾在哈佛演讲时开场白说：“我的精英同胞们。”这是一个相当刺耳的说法，因为那时的哈佛学生都口头标榜平等，实际上却是精英主义者。

但今天你已经无法在哈佛再说这样的话了，因为那里早已谈不上“精英”二字——既不成就精英，也没人愿意私下承认精英身份。

所以，当下一代年轻人进入这些大学时，完全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乔确实。我们很多所谓的精英机构已经名存实亡。

彼得这些机构已经不再是精英机构了，他们本应培养的组织和系统也在瓦解。

比如说，五六十年代的CIA（美国中央情报局）是一个精英组织，那时的哈佛耶鲁毕业生会进入CIA。

但今天，彼此之间都缺少吸引力了。

整个社会的“顶层”已经塌陷。我们曾经视为最好的那些东西，现在根本不是最好的。

乔那他们现在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就是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那些聪明、雄心勃勃的年轻人？

彼得 说实话，我一直不太擅长这种人生建议类的回答（笑）。

但我想说的是，在过去的二十五、三十年里，科技领域——广义地说，包括计算机科学、软件、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到最近几年的加密货币和人工智能……一直是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进步主轴。

这是一个你可以做出新东西的地方，也是你可以创建新公司的地方。

我们可以争论这条主轴到底是不是足够强大到可以带领人类文明迈向全新阶段，还是它只是让我们可以建立市值数十亿、数千亿甚至上万亿美元的公司。

但无论如何，这确实是你可以真正做事、推动进步的少数几个方向之一。

而几乎其他所有领域，都已经陷入停滞、僵化、甚至可以说是陷入了（增长受限、机会枯竭的）马尔萨斯式的现实困境。

我本科读的是哲学，后来上了法学院。其实我当时并没意识到，大二那年选择哲学专业，基本上就是默认未来要去读法学院了，未来的路其实是被定型的。

理论上，法学院被宣传为一种通识型的研究生教育，但实际上你最后就被训练成一个公司律师。

大概在我上斯坦福的八十年代末，乃至你在2000年代初那段时间，学生大致都集中在四条路上：法律、金融、医学、咨询。

可能有三分之二的本科生都在这四条路中选。

到今天为止，我觉得这四个方向中法学院的抗压能力最强，还算稳。但说实话，那也是一个普遍让人不开心的职业方向。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去科技行业，这是当前社会赋予年轻人的最重要选择。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你一定要去创业，但你有很多可选项。你可以加入不同规模、不同阶段的科技公司，而令人惊讶的是，这种大趋势至今还没真正进入到主流教育的系统中。

比如，在哈佛这样的学校，我的印象是，学生甚至都不知道扎克伯格就是在哈佛创立的Facebook。真的，他们对现实已经彻底脱节，甚至连2005年的现实都没跟上。

关于失灵的系统

乔你说的没错。当年我和你一起工作的时候，我在对冲基金，你投了Facebook，还做了很多其他投资。后来我们决定全力投入 Palantir（一家美国的大数据分析公司，成立于2003年，总部位于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其核心业务是帮助政府和企业从海量数据中提取洞察、作出决策，特别是在安全、军事、金融等领域），花了大量时间在这家公司上。

你还记得当时为什么觉得这是一个对的选择吗？当时的科技逻辑是什么？你是怎么思考这个方向的？你看到了什么空白或缺口？

彼得那个决定大方向上是政府，具体来说是跟国防相关，涉及到情报组织，也就是国防的周边系统。

当时是9·11之后的几年，我们是在2003、2004年启动Palantir的。

我们当时感觉，在反恐问题上，政府使用的是一些非常低技术含量、同时严重侵犯隐私的解决方案。

比如，你得在每个机场脱鞋检查，这根本不是真正的安全措施，只是一场极其烦人的安保动作而已。

所以我们的问题是：能不能设计出一种方案，让技术真正在提供便捷的情况下提供更多帮助？

我们设想的是在侵犯更少公民自由的情况下，提升安全防护的实际效果。

是否可以从根本上重置整个政府系统呢？政府就像一个黑匣子，我们并不知道CIA、NSA这些情报机构背后是不是有什么超级电脑，能把所有恐怖分子都揪出来。

我们怀疑他们其实没有。

当然，这件事我们花了不少时间才弄清楚。但最终的结论是，我们的怀疑没错。我们看到了一些做法，显示他们远远落后于硅谷（技术）。

我还记得我们2005年第一次去兰利访问CIA总部的场景。那时候英特尔刚刚投资了我们，你和我一起去的。

我记得我们俩差不多花了一整天才消化掉他们落后的现实。

我们在出口时被问：“要不要买点CIA纪念品？”那边居然还有个礼品店，卖风衣、帽子，还有纪念币。

说实话，那些纪念币还挺酷的，虽然我严重怀疑一半是中国制造的（笑）。

当然，也可能是某种说法：我们看到的这些不过是幌子，背后其实另有玄机。

但我记得很清楚，每道门上都安装了虹膜识别器，本该用来刷眼睛进门的，结果全都坏了，压根没在用。

你走哪儿都能看到那玩意儿，但全是摆设，根本不起作用。我觉得这就是典型的、象征性的高科技，像个空壳。

你会发现很多领域其实早已千疮百孔，比如教育、医疗，这些系统性的领域问题极其深层，表面看起来似乎有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但始终没能实施。

这说明背后存在巨大的制度性障碍。

这些系统的设计目的，某种程度上就是不让你来打破它。

Palantir的那段经历就非常典型。我们最初是从情报系统出发，后来逐步扩展到更广义的军事系统。

我们接触到一个叫“DCGS”的软件系统（我都忘了缩写全称了），理论上它是一个用来整合一线部队和总部情报数据的系统，是非常重要的任务。

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糟糕至极、由顾问外包公司搞出来的“10亿美元大坑”——根本没法用。

我们一开始天真地以为，半年就能把它搞定。结果花了10年，直到2019年才真正替代它。

而为了替代它，我们甚至不得不起诉了美军。是的，我们所有的顾问都吓跑了，说我们疯了吧～～但我们还是这么做了。

那是在2016年。我们引用的是1994年通过的一项法律，该法案要求军方必须有一个公开招标的采购流程。

当你起诉的时候，你就可以要求披露证据，这意味着你可以真正走进这个“香肠工厂”，看看里面的制作过程——那可是22年没人碰过的领域。

我们发现了很多问题。

内部报告其实明确指出Palantir的系统表现更好，但没人关心这些评估。更严重的是，有命令要求“压下这些报告”，有邮件显示有人被要求隐匿关键结论，甚至有彻头彻尾的掩盖行为。

这跟所谓的“公开采购流程”完全是两码事。

后来我们在法院一级胜诉，在DC巡回法庭也赢了官司。军方被迫重启招标流程。十年后，我们终于拿下了合同。

所以，是的，这是一个可以攻克的问题。但它远比听上去的要难太多。

关于适度乐观的机会

乔这真的很像我们社会的某些部分，它们的设计初衷就是“保持现状、维持低效”，如果你想突破它们，必须狠狠地冲破体制壁垒。而敢于这么做的人非常少。

彼得 没错，SpaceX就是第一个成功打破这种封锁的典范。

我们的大学系统，某种程度上比军方的采购系统还要陈旧，尤其是加上那些认证机构、审批机制……它们的作用就是把新人挡在门外。

一旦真的来了一个“新人”，这个系统的第一反应就是：“干掉他。”

它会用成千上万页的监管文件把你拖死。但只要你能越过这些门槛，你几乎可以掌控整个市场。

我记得马斯克曾经跟我说过一个比喻，大概是2010或2011年的时候。

他说，美国当时有三四家大型航空航天公司，管理极其糟糕、效率极其低下，就像几头躺在围栏草地上吃得很胖的奶牛。

而一旦你能闯进那个围栏，里面将是一场惨烈的厮杀——赢家收割的，不只是市场，还有规则制定权。

他说的没错。

那是一个真正的肉食动物的战场，但你首先得翻过那个特别高的围栏。

乔无论是马斯克的例子，还是我们一起打造的Palantir，最后都成功突破了那些障碍，真的做成了。这种精神是不是也应该延续到医疗、教育、大学等领域？

那是不是还应该去试试别的领域？

彼得 很多领域都是值得一试的。我始终认为，比起悲观，乐观是更好的选择。

但我不认为“极端乐观”或者“极端悲观”是值得追求的。

如果你极度悲观，你会觉得什么都做不了；但如果你极度乐观，你又会觉得什么都不需要做。

比如《奇点临近》这本书，标题听起来非常乐观，好像未来的科技革命已注定会发生，我们只需要坐下来、吃点爆米花，看着未来像电影一样自动上演。

无论是极端乐观还是极端悲观，最终都通向了“懒惰”——人们什么都不做。

适度的乐观才是对的。而在这个前提下，你必须学会选择自己的战场。

我觉得教育和医疗真正棘手的地方在于：这些领域过去已经有太多人试图改革了，尝试过各种方法。

相比之下，我们在2003、2004年做Palantir时，目标是做一个面向军事领域的软件创业公司——那时几乎没有人愿意碰这事。

连投资人都觉得我们疯了。

正是因为没人做，如果你能闯进去，前方将是一片无人区。直到十年后，我们在这个领域里几乎都没有竞争对手。

而现在，国防科技领域肯定比当时要热得多。

那时没有竞争的状态，其实非常好（如果你做得成）。当然，也可能说明你疯了（笑），所以这本身也是个模糊的信号。

如果从投资回报的角度看，我过去二十年中作为Founders Fund的创始合伙人，尝试过的各类投资里，表现最差的两个领域，就是教育软件和医疗信息化。

教育这块我们几乎没怎么投，因为太难了；医疗这块我们倒是尝试了一些，但效果也不理想。

以医疗为例，表面上你会听到很多改革方案听起来都很靠谱，比如从定价端着手、改革支付系统。但问题是，这里面有十种方式可以做，每一种都牵涉到政府、保险公司、医院之间非常复杂的利益切换。

你要是能直接让消费者或者医生改变行为，那还容易点。可惜，他们通常不是付款方。

这就是一个严重扭曲、结构紊乱的系统。

而且这类领域，大家都在试。

我有个自己的“风投社会学模型”：凡是那些在投资圈里，大家爱在社交场合炫耀“我也投了某某热门项目”的赛道，通常都特别警惕。

教育、医疗、绿色能源，很多时候就属于这种情况。

它们的问题往往不是缺乏关注，而是太受欢迎了，就像当年的绿色科技。

当然，这种热度通常不会持续太久。一旦这些项目开始亏钱，它们就迅速“失宠”。

但在这之前，整个市场都会被一堆“听起来高尚”的故事占满：什么使命驱动啊、改变世界啊、社会责任啊……但真正去看项目回报、执行能力的人，很少。

因为风险投资这个行业，本来就缺乏即时反馈机制。你投一个项目，可能五年、十年甚至更久才知道结果。

有时候，确实会有那种风口的感觉：估值涨得快，势头也很猛，让你觉得这个事好像在起作用。

现实是，这类公司的真正流动性周期通常都很长，你很难判断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好”。

于是人们很容易被社会舆论、流行趋势影响，过度押注那些“看起来有希望”的行业。

像医疗、教育这些行业，已经千疮百孔，但大家对它们的想象还停留在一些特别传统、套路化的解决方案上。

再比如，我这十年也投过一些大麻相关的创业公司——在美国这是过去十年非常热门的赛道，多个州推动大麻合法化，资本热情高涨，政策红利不断，看起来毫无疑问是个“趋势中的趋势”。

但正因为大麻合法化太显眼了，大家都看得出它是个趋势，反而特别难找到真正的切入口。

当所有人都认同这是一件“显而易见的大事”时，如果你不能拿出一种完全不同的视角，你就几乎没戏。

反倒是那些不那么热门、但你有独特认知差的地方，更容易挖出真正的机会。

关于贸易政策

乔我想稍微转向宏观话题。老生常谈的话题肯定是贸易政策，但我更想先问：你对当前政府有没有什么特别期待的？

彼得这是我这些年来最感到有希望的一个时刻。我觉得这个国家确实有一些非常深层的问题需要修复。而反对派明显已经精疲力尽，完全没有新点子。

这可能是自里根上任初期以来，第一次出现真正可以推动变革的机会。

这跟当年布什政府那种毫无作为的共和党路线不同，也跟川普第一任期被全面掣肘的状态不同——那时候几乎每一层都在阻挠你，从政府内到政府外。

这次，我认为他们确实会干成点事。

一般来说，第二任期比第一任期效率要差很多，这次情况正好相反。

乔现在的财政赤字已经达到GDP的6%，这几乎没什么温和的解决方式了。要么加税，要么砍开支。当然也许可以做点效率优化……你怎么看？说到效率提升，DOGE能不能给我们省出5000亿美元？你觉得还能做什么？

彼得 我觉得可做的空间非常大，但要面对巨大阻力。

我通常的答案就是：“税率应该……稍微再低一点。”我不会告诉你具体该是多少，只是永远应该再低一点。

同理，政府也永远应该更高效一点。

这里面真的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很多事真的让人震惊。

乔你是说连你都被吓到了？

彼得是的，我自己都震惊了。我以前就知道政府里有浪费，但现在看来，远不止浪费那么简单，简直是系统性的骗局。

尤其是那些非营利组织的板块（NGO），已经完全失控了，彻底跑偏。

我现在的理解是，只要你看到有人在道德喊话，你就得小心了，因为那很可能是在掩盖他们正在干的坏事。

乔（笑）这已经成了一种模式了：当你在偷全社会的钱时，你必须要举起一面道德大旗。

彼得是啊，尤其是在左派主导的慈善和非营利领域，我看到的情况已经不是“出了点问题”那么简单——很多操作都接近犯罪了。

那些所谓的道德姿态，其实是他们的保护色。

这些操作背后的机制极其复杂，必须真的钻进体制里的泥潭才能搞清楚。

有人跟我讲过一个“第五层”的解释方式。在政府预算系统里，有一个叫“line item”的项目单位（可理解为预算细目或具体支出条目），决定了资金最终流向。

但很多被政治任命的官员拿到的，却是第四层摘要，也就是说，他们看到的是“模糊处理的分类总表”。

比如说，有二十个组织分别给不同的非洲国家提供粮食援助，你在报表上可以简单地写成：“非洲粮食援助”——听上去没毛病，对吧？

可如果这些组织实际上是在给拜登竞选团队拉选票，那这个描述就成了严重误导。

而一旦误导达到一定程度，政府内部其实是可以被以欺诈罪起诉的。

我认识的一些深入研究预算结构的人就认为，很多人干的事其实完全可以像上世纪伊朗门事件中的奥利弗·诺斯（Oliver North）一样被告上法庭。

当年，诺斯就是因为“改写资金流向”和“伪造用途描述”被定罪的。

而今天，这种操作在政府系统里可能早就成千上万地存在了。

乔对中国产品加征125%的关税这事（虽然政策可能几天就会变），基本就是一场贸易战的开始。你怎么看这次的贸易和关税政策？你觉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注意到国债收益率比预期下跌得更猛，利率上涨也超出了市场预期。

彼得这个问题我不太想轻易下结论，毕竟局势确实还在快速演变中。但我感觉，我们正在朝着一场非常彻底的“重置”迈进。

我们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确实到了该重新设定底层逻辑的时候了。

当然，理论上我们也该和其他国家调整关系。但真正的关键，是促使其他国家也开始重新定义他们与中国的关系。

根据一些粗略估算，美国的贸易逆差中，有四分之一是直接来自中国，另外还有四分之一是间接与中国有关——比如很多在越南、墨西哥组装的产品，其零部件其实仍是中国产的。

也就是说，中国本质上占了我们贸易逆差的一半。更重要的是，中国同时也是我们的地缘战略对手。

我不会说现在的政策是乐观的方案，但这种贸易上的重置是值得推进的。

最理想的结果是——美国重新设定对华关系的同时，促使更多国家也跟着调整，从而形成一个更稳固、更强大的“自由世界联盟”。

乔未来几个月的谈判会很有意思。你觉得我们有没有可能借助AI等先进生产力，把很多原来在中国的制造业搬回美国？比如十年内能不能靠生产效率和技术提高，把制造“做回来”？

彼得这样的可能性永远是存在的。但你必须对每一个具体细节都极度敏感：机器人有多贵？生产设备成本有多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制造业过去250年来一直都在自动化。

而制造“制造机器”的机器也在不断演进，越来越智能、越来越复杂。AI可能就是这个进程中的“量子飞跃”。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只是过去200多年工业自动化进程的自然延续。

我确实认为，部分制造环节是可以通过AI迁回美国的，尤其是如果我们能够调整某些环境政策，放松一部分反工业化的监管。

当然，如果这些制造环节能转移到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也不是坏事。

关于选对“战场”

乔你最近反复提到，我们的文化、科技进步都出了问题，整套系统好像坏掉了，似乎认为我们的进步速度已经无法与工业革命时代相比了？

彼得没错。在我看来，在原子世界，也就是物理世界里，科技基本已经停滞了有50年了。比特世界（bits）在进步，但现实世界里的东西却慢了下来。

至于为什么发生这种情况，原因非常复杂，不能归咎于单一变量。

可能是我们真的没有新点子了——这是最悲观的说法。也可能是我们的文化出了问题，变得过于厌恶风险，或者对科技的末日潜力过于恐惧。

无论哪种解释，基本事实是：自1970年代以来，物质世界的进步就放慢了。

乔我一直觉得你研究的模仿理论（mimetic theory）对理解这一点特别重要。人类天然就是模仿性的，哪怕是在错误的道路上，也会集体走偏。这其实就是文化如何集体向错误方向转动的根本原因。

但反过来说，正因为大家都看错了，也就留下了机会。

就比如，我最近特别看好马斯克的地下隧道公司。昨天我还在和他们的一些人一起讨论。我们都觉得建隧道、解决城市拥堵，本质上能创造出数万亿美元的价值。

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但也正因为系统如此糟糕，这样显而易见的事却没有人去做。

你有没有看到类似的机会，那种“因为这个系统太破了，所以机会反而更大”的例子？

彼得这种类型的机会，恰恰是最好的机会。

只要这个问题不是技术层面的、不需要什么科技奇迹来解决，那它就极具潜力。

比如挖隧道这件事，它并不要求你有十几项前沿突破，只要你有办法对付那些“黑手党式”的工程合约腐败系统就成。

我们在曼哈顿建地铁，每英里居然要花10亿美元，这比巴黎高出10倍！这哪里是什么资本主义效率，这是疯了！

而马斯克的目标是做到巴黎的十分之一。等于说，是100倍的成本效率差距！

但我觉得，这事最难的地方就在于：为什么我们连巴黎水平都做不到？原因不是科技，而是政治障碍。

所以你要深入思考，这道政治障碍到底是什么，怎么跨过去。一旦你能突破，你真的可以做成非常大的事情。

乔现在的你，看起来比过去更乐观一些。那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发声，去修复系统？我有不少朋友直接选择了退出，搬去新加坡、瑞士。

你确实做了很多努力来为这个社会而战，但又对很多领域的出手保持谨慎。你怎么权衡“发声”和“退出”之间的选择？

彼得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去努力，但一定要选对战场。

不要到处乱打靶！

你不能像远距离乱射的战士，看见坏人就冲，子弹乱飞。我们可不鼓励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种说法。

我们关心的是结果！所以我会继续努力，继续尝试，但一定是在我判断值得出手的领域里。

我们这些年投了不少核能相关的项目。从科学角度看，这个领域有很多理论上更优的方式，比如小型模块化裂变反应堆，或者说也许聚变技术真的没那么遥远。

核能行业有不少细分领域已经陷入了系统性瘫痪，体制内外都难有真正创新。理论上，如果有人能打破这些障碍，就有机会成就一家伟大的公司。

但现实非常残酷。比如，美国核能监管委员会（NRC）过去五十多年基本没批准过新的反应堆设计。

在这个领域，永远是在“理论非常理想”和“现实极其残酷”之间徘徊。

如果你问我在哪些领域是更悲观的，我会说，我对城市治理这件事真的感到很悲观。

我现在人在洛杉矶，刚刚经历了严重山火灾难。

而让人沮丧的是，这事你怎么归因都能说得通：是加州海岸委员会不让人盖现代防火房？是消防局没有水源？是那个由三个虔诚基督徒女性管理的消防局？是游民们拿着喷火枪乱走？还是市长人在非洲度假根本不在岗？

你怎么解释都合理。

但最可怕的部分是，可能最终什么都不会改变。最多换个替罪羊，市长不连任罢了。

从结构上看，这些城市治理现象就是解决不了的问题。

乔你连奥斯汀都不看好吗？

彼得是的。它本质上是个政府城市，也可以说是个大学城。

奥斯汀大学当然有些很好的学生。但整体来看，结构决定了教授们一定会更激进、更左倾，这就会破坏城市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体制没法变，文化也变不了。

你看这几天我在奥斯汀逛了一圈，现在街头确实流浪汉很多，激进派在这城市里掌权。

而共和党州长似乎也并不怎么在意——可能是因为共和党人根本不住在奥斯汀。

乔我觉得他在意的。他们也确实谈过要设立capital district。我知道有一些努力正在进行。

彼得它现在还不是“前十大议题”对吧？所以目前这事还没纳入法眼。

这就回到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问题：你当然要发声，你要去修复系统，但你得选对战场。

你不能什么都干。你不能像一个冲浪者，在一个没有浪的平静日子里拼命划水。

你要等到有浪来的时候，在恰当的位置发力，才会有效果。

关于硅谷的“文艺复兴”

乔说到时机，我觉得硅谷这两年气氛变化很大，和两年前完全不一样了。甚至有人觉得，硅谷正在经历一场属于它自己的“文艺复兴”。

你觉得这是真的变化吗？风向真的变了吗？

彼得我觉得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们得先问一个问题：过去为什么硅谷会几乎一边倒地偏左？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层原因。

我从2005年到2022年在Meta董事会坐了17年，我见过各种解释。

有一种说法是，像扎克伯格或谢丽尔·桑德伯格这类人，本身就是“左派富豪”。也有一种说法是，公司被一代“觉醒员工”主导了，变成了内部员工文化绑架。

但我觉得更根本的原因，是来自监管系统的顶层压力。

科技公司面临的监管接口太多了，只要你稍微“向左靠”一点，就能安抚监管者，让自己安全一点。

就像扎克伯格，我不觉得他是个有强烈政治意图的人，他只想专注做产品，不想年年被叫去国会听证。

所以他们当时的想法是：“不如象征性做点什么”。比如搞搞DEI，做点姿态，换点社会好感度，代价看起来也不算高。

但问题来了，如果你做了这些事，结果不如预期，比如你搞了DEI，团队反而没变好，那怎么办？

这时候你只有两个选择：

一是说：“我们做得不够，还得加码”；

二是承认：“这套玩法错了，得停。”

而过去这些年，系统永远选第一种。直到某个时候，这整套逻辑彻底崩了。

乔而这个“崩”，其实就是过去四五年间慢慢发生的。

彼得你说得没错。直到最近几个月前，这些话题大家其实都不敢在公开场合说。

尤其在川普第一任期，整个舆论环境非常压抑。一切都被政治撕裂绑架了，什么事大家都是顶格干架。

拜登上台后，情况开始松动了一些。大家私下才开始说实话，承认这套东西真的不行了、越来越不灵了。

而到了2024年，川普回归的这场选战开始后，哪怕有些硅谷CEO在表面上并不支持他但私底下可不这样。

这些年，这种“台上台下两张脸”的情况特别明显。

我认识一家大型科技公司，他们在旧金山的一个棘手问题是，员工表现出的极端“政治正确”到让管理层都头疼。

公司于是内部做了个决定：每年都要把一部分人从旧金山调走，慢慢把这种状况稀释一点。

这是他们真实的策略。

但这种话，他们只能在私下和我聊天时说说，绝对不能在公司内部公开讲。

我一直觉得，问题的核心在于——人们心里在想什么，和他们敢说什么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落差。

这种落差，本质上是过度言论审查带来的副作用。它最终会反噬那些试图建立所谓“正确话语秩序”的人。

你根本不需要什么大事件，只要一个人跳出来说一句：“皇帝根本没穿衣服。”——整个系统就会瞬间垮掉。

乔这也是很多人担心“AI觉醒”的原因吧？你给它设太多规则，不让它说冒犯人的话，一旦系统反弹，崩溃可能会来得更剧烈。

彼得完全正确。而且这种情况不只会出现在AI上。

经济学里有个理论叫“团队逻辑”（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还有提摩西·库朗提出的“公开谎言 vs 私下真相”理论，都在讲同一个现象。

即只要大家都在说违心话，而且彼此都知道对方也在说违心话，那么变化通常不会是缓慢进行的，而是一夕之间崩盘。

类似“沉默的大多数突然表态”的情况，我认为这几年已经在硅谷真实上演了。

等所有人都意识到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个系统也就差不多要断裂了。

乔所以你觉得，这种模式也可以用在政府改革上？比如数字化改革、裁撤冗余机构这类事？

彼得是的，这正是我仍然保持谨慎乐观的原因之一。

当然，也有人会悲观地说，政府只会越长越大，从来没有哪个部门真被砍掉。米尔顿·弗里德曼就说过，“没有任何一个政府项目在设立之后被真正取消过。”

整个体制就像个单行道，一旦启动就难以退出。

但我觉得，2019年我们这些人可能只是怀疑政府系统效率不高。可五年过去，经历了大规模远程办公，我们在自己公司都看到了一个现实：远程办公根本不行。

而联邦政府的情况可能更夸张：90%的员工五年来几乎没真的在工作，而且整个系统运转也没出什么乱子。

于是你会意识到，他们以前可能就没真的在干活（笑），但这似乎也没关系。

所以也许我们根本不用什么强大的AI来取代他们，就算只是拿AI做个幌子把人裁掉，效率也能大大提升（笑）。

乔（笑）：彼得，这大概是你今天说得最乐观的一段了。谢谢你的精彩分享！

彼得谢谢你邀请我，聊得很开心。

出处：头条号 @聪明投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