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姗姗(刘鉴强摄)

当性传播成为艾滋病蔓延的主要途径时，对性工作者这一传播链条关节点的干预，就成为不得不面对的任务。一项名为“小姐同伴教育”的防艾探索正在云南和四川两地推行。记录人物故事的同时，我们尤其关注其间的政府角色。政府究竟应如何行事？从打击“卖淫嫖娼”，到直面性工作者———这的确是一个挑战。



关键词

中英项目——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英国政府出资，与中国合作，旨在提高中国对艾滋病的有效应对能力，遏制日益增长的艾滋病传播速度。

小姐同伴教育——培养性工作者中的骨干人员，由她们对同伴进行预防艾滋病的教育。“小姐同伴教育”是中英项目的一个重要部分。

杨姗姗：小姐领班的双重生活

7月1日下午2时，28岁的杨姗姗身着艳丽的傣族长裙，袅袅娜娜走在云南保山的街道上。她没有为裙子配上漂亮的傣族式小包，而是肩挎一个大大的黑色布包。

“你知道我为什么用这么个大包吗？”她说，“我可以用它装很多安全套。”

在云南防治艾滋病领域，杨姗姗是个不大不小的名人。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以下简称中英项目)的一些官员和工作者，会时常提到她的名字。在昆明，一位性工作者也对记者提到：“保山有个杨姗姗……”

杨姗姗是“小姐同伴教育”的一名工作人员。她的状况有点特殊，即使在全国也很难找到类似的第二个人。她做过舞厅小姐，现在是小姐领班。夜里与客人喝完酒，小姐妹们散去，她关上大门，大睡一场，第二天下午，就背着大包，里面装着安全套，走街串户，去找那些站街的性工作者，宣传防治艾滋病的知识。

杨姗姗顺着保岫东路悠然走过。保山是云南西部的一个城市，别称“兰城”，以种植名贵兰花得名，但经济并不发达，街道上闲人很多，男男女女在路边站着，坐着，蹲着。

杨姗姗脸上一副漫不经心的表情，眼睛却已扫过了路边的所有女子。“这个是站街小姐。”她轻轻对记者说。那是一个30多岁，身穿白色套裙，坐在路边花坛上的女士。“那个也是。”她眼睛望着远处。那是一位年纪更大的女士，站在路边的树荫里，无所事事。“她们在等客人。”杨姗姗说，“我都认识她们，但是因为你在我身边，她们不会与我打招呼。平时我一个人，她们老远就冲我笑。”

走到保岫东路208号，一个沿街的铺面，上写醒目的大字：“中英项目欧洲前景集团健康亭”。杨姗姗弯腰开锁，将卷帘门“哗啦”打开，笑道：“到了。这就是我的地盘！”

这个被称为“健康亭”的地方，是中英项目的一处据点，针对那些流动性强的“站街”性工作者，提供卫生咨询服务。杨姗姗被聘为这里的负责人。

屋子的墙壁上贴满了防治艾滋病的宣传画，门右边摆着一张麻将桌，左边是一个玻璃橱柜，里面摆着一些健康宣传小册子，成盒的安全套，还有一个塑料男性生殖器，这是杨姗姗向性工作者传授健康知识的道具。

有时候，她会呆在这里，和那些“姐妹们”看电视，聊天，打麻将，谈论防病知识，期待这里成为性工作者们喜欢的俱乐部。

杨姗姗坐在藤椅里，眼睛看着外面的车来车往，一边等她的姐妹们，一边讲她的故事。



“保护我舞厅的小妹们”

我从来没想到会做这个工作。本来，我白天卖手机，晚上在舞厅当领班，很忙。

两年前，中英项目办的宋鹏飞医生找到我，希望我做“同伴教育”

的工作人员，在小姐中培养一些骨干，再让这些骨干在小姐中宣传防治艾滋病的知识。我去听了两次课，觉得做这个事情挺好。这个工作如果没人做的话，艾滋病不就蔓延得特别快吗？能保护自己舞厅的小妹们，并且一传十，十传百，像网一样，把知识传播开，不是很好吗？

我给父亲打电话说这个事———家里都知道我在舞厅工作，我从不向他们隐瞒。父亲很支持我，我就把白天卖手机的工作辞了，听老师讲课，晚上回去给小妹们讲。

我采取的方式是与姐妹们逛街，打麻将，到我家里做饭吃。这些场合都可以聊。我会问：“昨天客人怎么样？有没有用安全套？”

你要讲艾滋病，就要把生活带进去，一见面就讲艾滋病，谁会跟你玩？我给她们讲知识，就是在一起玩的时候。她们打牌，我给她们做“菲佣”，倒水，捏背，讲故事。

我们很多姐妹喜欢看《知音》，我也喜欢，我虽然文化不高，但还看得懂。最近有一期讲一个艾滋病人的故事，他有一次在发廊里发生了高危性行为，得了艾滋病，并传染给了妻子。我就和姐妹们聊这个故事。

她们要赚钱，肯定是要出台的(与客人发生性关系)。我会提醒她们，客人怎么样？是熟客吗？一定要用安全套。

有些客人对家庭负责任，会提出用套的。而有些素质低的、对家庭不负责的，根本不用。

我和我舞厅的小妹们感情特别好，有一次我去昆明接受培训，才几天，回到保山，小妹们就抱着我哭。她们特别信任我，也特别尊重我的意见。做小姐的，赚钱不容易，我不扣她们的台费。小姐的领班，一般是要扣小姐的坐台费和出台费的，比如小姐出台赚100，领班会扣10元20元。我的工资每月800元，所以姐妹们说，我是保山最穷的领班。

现在她们出台，会先跟我要安全套。有时我也会做客人的工作。晚上来了客人喝酒，问我：“白天请你出去喝酒，你怎么老不去？”我说我白天在做预防艾滋病的工作，没时间。他们问：“保山有艾滋病吗？”我说：“有啊，多着呢。”他们说：“吓死我了！”现在，当我舞厅里的小姐要出台的时候，有时她们自己不跟我要安全套，但会有客人主动跟我要。

“我与站街女姐妹相称”

做舞厅小姐的很可怜，她们“站街的”就更可怜，要多给她们一点关爱。

我把这里的性工作者分为三类，第一是舞厅小姐，第二是发廊小姐，第三是站街小姐。前两者文化素质高一点，工作场所比较稳定，还好沟通，站街的性工作者就太难沟通了。以前的防治工作，往往很难涉及到她们。

今年，中英项目办想在“站街”的性工作者这方面作出突破，问我愿不愿意做这件事。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见到这些站街的性工作者，我总是特别难过。

她们岁数都很大，大多数30岁以上，有的40多岁，价钱很低，最多几十元。住的地方只有一小间，除了一张床，就是一个小柜子。她们大半是结过婚的，其中又有半数离婚，家庭很困难，特别可怜，聊到伤心的时候，她们不哭，我自己先哭。

站街的性工作者为什么从事这工作？如果问她们，百分之百是因为家里没钱，孩子要上学，老公没本事，老人要供养。谁不愿意在家里好好过日子？一个住旅店的性工作者告诉我，这几天老下雨，生意不好，她赚了100块钱，给自己买了一把雨伞，给女儿买了一箱方便面，剩下的60块钱捎回家买化肥农药。

我第一次去找她们时，她们以为我是疯子，不理我，有的把我当成推销安全套的。我对她们说：“我是来和你们做好姐妹的。”她们会问：“你怎么可能和我们做姐妹？”我说：“怎么不可以？我也是在舞厅里做过小姐的。”

我与她们姐妹相称。我对她们说，你们不必告诉我真名字，只要随便说个名字就行了，姓也可以。我不能冲她们“哎，哎”地叫啊，我就称她们“赵姐”，“李姐”，有个年纪小的，才17岁，我就叫她“小宝贝儿”，“小乖乖”。

有时候我给她们材料，她们会说：“小妹，我不识字啊。”我说没关系，我也没文化，我讲给你听。说真的，书本上的语言，我自己都不是很懂。有一次我对项目办的老师开玩笑说：“你们是不是觉得我特没文化，和她们好沟通，才找我？”

跟她们交流，做艾滋病知识的宣传，不能照书本上的讲，要是这样讲的话，她们一是文化程度低，听不懂，二是会想，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文化程度比我高？怎么那么神气？

去找那些站街的性工作者时，我会把戒指、项链全拿掉。站街的性工作者自尊心和自卑感都特别强烈，我不能表现得比她们优越。

我做了一些调查，问她们最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你知道她们的回答是什么吗？其中一条是能得到免费的安全套。

“送你安全套，只要你们用！”

我们建立这个健康亭，就是要小姐们来聊天，看电视，打麻将，同时能了解到性病、艾滋病知识。但是，她们太忙了，要拉客人，没时间来这里，我只好到外面去找她们。

我得说服她们用安全套。我们项目的安全套成本是4毛钱一只，但她们还是不能接受，一般是买两毛钱一只的，“反正不漏就可以了。”所以我申请了一批半卖半送的安全套，两毛钱一只，如果她们实在没有钱，那就送给她们。没关系，只要你们用！

有些性工作者会这样想：客人用不用套我不管，只要多给钱就行。很多客人也不想用套。

我跟Hong Kong的老师学的，要教她们说服客人，说什么样的话，用什么样的语气，有时我会用一个小妹的身体做模特，教给那些性工作者一些方法。

我还告诉她们，姐妹们要一起来保护自己。只要大家都坚持用安全套的话，客人到了别的地方，遇到这样的情况，不用你们开口，就会主动用安全套。

现在，我已接触了180个人左右，这样，整个保山市隆阳区的街边性工作者，我已接触了一半。现在已经有人主动向我买安全套了，也有人身体不舒服，就打电话找我，我会打车带她去看病，还借钱给她。



“我脸皮再厚，也会害羞”

当我去和那些性工作者聊天时，她们以为我这个工作能赚很多钱，我就乐：“你看我像不像二百五？”

做这个工作，我的月收入就是250元。做公益事业肯定没钱，如果是为了钱，也就不做这个工作了。

为什么做这件事？做见得了阳光的事，内心没负担。自信来自哪里？我现在做的是好事。

我从小就自己选择生活方式。15岁当酒吧老板，是德宏州芒市最小的“老板娘”，我坐过台，但没卖过身，做过导游，在赌场发过牌，也赌过钱。我有过痛苦的经历。你看我这手腕上的几道刀疤，我后来买过很多祛疤的药，也去不掉。小时候如果别人关心我，我也不至于把自己糟蹋成那个样子。

那种被歧视的滋味太难受了。别人歧视过我，所以我不歧视别人，我要帮助别人。我从继父那里学会了宽容，要宽容地对待别人。我原来不叫杨姗姗，这是继父给我起的名字。我做防艾的事情，希望给这个名字增添一点光彩。

但是，我很累，那么多的性工作者，我一个人，怎么聊得过来啊？有时我就乱想，赶紧找个人，把自己嫁出去，晚上不必到舞厅上班，专门做白天的工作。

现在我在小姐中发展了6个宣传员。我想，既然是同伴教育，她们在一起，比我更容易沟通。我对她们说，你看，有那么多的姐妹，我一个人也聊不了那么多，你们帮我和姐妹们聊。我教育这几个小妹，如果我的身体吃不消，做不下去的话，她们接着做。如果她们不做，希望一定有人做下去。

小妹们说我的脸皮特厚。为什么呢？因为我找那些性工作者，很多时候她们不理我。她们会说，我忙啊，打麻将呢。她们有的打麻将，有的睡觉，有的接客，有的不见人影。如果有人理我，我就高兴得不得了，晚上多喝两杯，如果不理我，我回来就生气，不许别人理我，说“我烦着呢”。

前几天实在不想做了，因为去跟她们谈，好像我是在求她们，对我根本不理解。我脸皮就算再厚，也会害羞的。

我只希望她们能理解我，对自己好一点，不要得病，就是对别人好，对社会好。

7月2日下午5时半，杨姗姗与舞厅里的小姐QQ———她两年来的铁杆“跟屁虫”，一起走进一条小巷，去给宣传员发放小证章。几位三四十岁的性工作者坐在临街房的门口，有的打毛线，有的看杂志，正在等着客人。看杨姗姗来了，远远地就笑着打起招呼。

“我前两天病了，你们也不来看我。”杨姗姗嗔道。“哎呀，你也不捎个口信，我们去看你啊。”大家叽叽呱呱地说，“现在好了吗？”

“好了！”杨姗姗笑着，拿出证章，并拎出一大串葡萄送给她们，“有空了到我那里坐坐啊。”

告别姐妹们，杨姗姗微笑着回家。吃完晚饭，她就要回到舞厅去做另一份工作。她说：“白天的工作让我充实，在做这工作之前，我不知道她们需要我，不知道这个社会需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