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继勇 北京报道

“日本趋势大师大钱研一向我推荐后，我买回来花了三天时间将它读完。”来京参加全国两会的政协委员刘积仁，看到记者随身携带的《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一书显得十分兴奋，“我这次的提案就与这本书有关。世界越来越平坦，中国有更多从事服务业的机会，但需要政策调整，还需要教育支持。”

刘积仁的这份提案名为“开放增值电信市场，加快发展中国BPO业务”。

BPO(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即业务流程外包，指企业以长期合同的形式将自己的部分业务委托给专业的服务提供商，由其按协定的要求进行管理、运营、维护。其主要形式包括呼叫中心、数据加工处理、客户关系处理、应收/应付账款业务、订单处理、数据分析/挖掘业务、互联网数据中心(IDC)等。

在BPO业务方面，印度走在中国的前面。而流行的观点也认为：中国是离岸生产的好地方，而印度则是BPO最好的地方。但刘积仁却反倒认为，中国在BPO业务方面将会越来体现自己不可替代的优势，获得来自全球的BPO业务。

全球BPO转移路线

《21世纪》：中国在全球BPO浪潮中还有机会吗？

刘积仁：我认为，全球BPO产业正在发生产业链重组，正在由印度、爱尔兰等有限的几个国家向中国、菲律宾、俄罗斯、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转移。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跨国公司眼中，在BPO方面有许多得天独厚的优势。

《21世纪》：它能给中国带来什么？

刘积仁：BPO能给中国社会带来新的机会。其中包括大量引进外资、赚取外汇、增加就业；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为中国在未来国际分工中创造条件；促进尖端技术及产业的发展等。

尤其是在解决大规模就业及提高整体人才素质方面，BPO将发挥巨大作用。中国过去20年把许多中国制造的产品卖到全世界，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上亿人口的就业机会，但那主要是面对中国农村进城的青年。

目前，中国每年大学毕业生有300万，居世界第一，他们的就业选择显然不是制造企业中的生产线，而中国BPO产业的成熟将会给国内带来大量软件设计、IC设计、财务处理、法律咨询、股票分析、保险等一些高层次的就业机会。BPO发展最快的印度，目前从事这类职业的有几十万人。

政策要支持BPO

《21世纪》：中国BPO发展的障碍在哪里？

刘积仁：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BPO业务，但至今仍然处于初期发展阶段。除了人才、观念、信用、语言等的差异需要补足外，现有的电信增值业务法规及市场环境也限制着中国企业开展BPO外包业务。

呼叫中心、IDC等增值电信业务是BPO的基本形式，但按国家有关规定，目前实行许可制度，不允许成立合资、外资企业经营此类业务，这阻碍了BPO产业的大规模发展。这就像打的的人也要拥有出租车运营执照。

限制的初衷是对电信增值业务进行保护。但电信运营商不可能做好HR(人力资源)、财务、IT等专业的服务，而专业的公司能做好。因此，应该放松管制，允许多种资本进来。

《21世纪》：印度、爱尔兰等地是如何做的？

刘积仁：在中国还没有开放电信增值业务市场时，全球其他BPO接包方不仅保证了基本政策的开放，并且已经相继出台了多种有关BPO的扶持政策。以印度为例，其针对BPO的多种鼓励性政策就包括：IT业带动的外包服务业所得税全免；BPO公司进口的货物免税等。

爱尔兰的成功也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定位。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明确重点发展知识型产业，在风险投资与税收方面为企业提供优先支持。菲律宾则更强调环境因素，他们考虑的是当地环境如何能够与美国的环境更好配套。

《21世纪》：你认为中国在政策方面应该做哪些改变？

刘积仁：应做三方面的努力：

首先是政策明朗化。在确保网络与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合理开放市场，尤其是在合法开展离岸外包等国际BPO业务方面，做到有法可依。从而简化运营环节，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竞争力。

其次是允许已经成立的合资企业经营电信增值业务。国家2001年颁布的《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允许拟成立的外商投资企业经营电信业务。但目前尚未向它们发放电信业务经营许可制度。

最后，市场监管应根据市场情况做适时调整。整个BPO产业持续健康发展需要政策环境、监管体制、产业链等多个环节的成熟。在市场监管方面，面对不断变化的新环境，政府要形成一套灵活、完整的政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