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窘境 生存有道

Samsung 是国际芯片业的后起之秀，但它不是靠紧盯Intel才成功的，而是扬长避短，抓住数码产品兴起的热潮，实现了后发超越。那么，中国的软件企业为什么一定要瞄准Microsoft、SAP等“死磕”呢？应用软件们是不是可以换个方向突围？

事实上，在过去的20多年中，美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发达软件应用的代表，一直是中国学习的楷模。中国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美国模式’的努力复制。这种“复制”的结果就是诞生很快，死得也快。

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使用管理软件的时候，所拥有的是非常落后的计算机和相当落后的软件开发程序，这便是软件美国模式的“雏形”:在一个非常简陋的计算体系中解决特别复杂的问题;而软件的中国模式则是另外的一番景象:互联网时代，计算机的资源已经非常便宜，但是客户对管理的需求却日益急迫。中国模式要解决的是如何用更丰富的技术资源去解决不断变化不断成长的客户需求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美国模式的一种颠覆。对另一种“印度模式”能否成功指导中国实践，业内外存在着泾渭分明的两种看法，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印度模式”可以让一些中国软件企业获得新的市场机会，但不是提升中国软件产业实力的“秘笈”。

在IT业，永远不缺的是想法，市场也总有层出不穷的需求涌现。对于创业者或市场新入者来说，只要拥有合适的技术和团队，找到合适的产品定位，就能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但中国应用软件需要的是将自身打造得更为强大的百年大计，解开这个“结”的关键就在于寻找到符合中国软件自身发展的模式……

产品化生存

“天才”开发出一项产品，然后凭借这项产品一招鲜吃遍天，最终公司或是上市或是出售……

这种美国式的天才梦不知鼓舞了多少中国的软件企业，然而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中国软件企业在商业环境以及核心技术的缺失，注定了走产品生存道路是一个非常艰苦的选择。“软件产品不好做。一年到头，卖不几套，售后维护更是让人焦头烂额，尾款基本上拿不到。”

做产品难，许多软件企业在生死的边缘苦苦支撑，但十多年的发展也让中国软件产业沉淀了一批产品型的软件企业，比如瑞星、东方通、北信源……也许有人会质疑他们的企业规模不够大、营业额不够高或者还不是上市企业，但活着就是理由，生存就是硬道理，他们“一招鲜”本领本身就值得尊敬。

在中国，一个成功的软件企业通常要经历作坊型企业、中小企业、规模化企业、公众企业(上市公司)四个阶段。一个不足二十人的小公司，通过个人的知识积累开发出一个有特点的软件，然后通过非常简单的销售和付账途径完成软件产品的交易……这是国内最常见的作坊型软件企业。虽然他们对技术的理解和产品的成熟度都比较有限，却能够抓住社会上某些客户群体的实际应用需求。更重要的是，其销售业绩总额较小，但是人均利润值往往比较高。由于中国的作坊式软件企业数量巨大，让人对他们寄予很大的期望。

成功的产品型企业，无一不是在固定的领域坚持创新从而获得成功。

瑞星作为国内老牌的杀毒软件公司，坚持做信息安全领域的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在发展过程中，从硬件反病毒系统到反病毒软件;从网络和网关级的反病毒产品到硬件防火墙、入侵检测系统、漏洞扫描系统、网络监控系统，都是遵循以信息安全为主线的开发思路。软件说到底就是一种创新，当新技术的出现带来了大量的安全隐患，如何处理这些安全隐患，需要的就是技术创新，这些创新是企业不断发展的基础。

期望毕竟不是现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只有极少数的产品型企业能够生存并发展起来。原因很简单，企业在不同的阶段要经过不同的锤炼。

作坊式企业市场意识欠缺，不懂得如何将这种意识融合到日常经营当中;作为中小企业，他们需要解决如何从单点突破转化到全面的创新，并长久地加以保持;成为规模化企业以后也可能忽视了企业自身管理的经营并最终没能形成品牌力量;一个公众企业，就更要懂得与资本市场接轨并通过资本的力量保持长期的赢利能力。

残酷的环境使得大部分靠产品生存的公司感到步履维艰，因为他们不得不依照跨国公司制定好的游戏规则，去和竞争对手巨额研发费用打造的产品硬碰硬。但是这并不表示在中国做产品就没有前途，正如PC的普及造就了Microsoft，企业对信息化管理的需求造就了SAP、甲骨文一样，中国正在经历着技术变革与新的商业模式切换时期，其中蕴藏着无限闪闪发光的机会。但想抓住机会依然不容易，它需要企业领导人卓越的远见、对研发不懈以及正确的投入，还有必要的好运气。

从产品到服务，已经形成了势不可挡的市场趋势。软件企业需要重新定位，策略需要有所倾斜，而这一切还是为了那个永恒不变的理由——活着。

对于一个企业，赢利是最大的生存的底线和根本目标。无论做产品、还是解决方案，或者服务外包，目的肯定是为了赢利。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讲，企业只有拥有形成核心竞争力，才有可能长期稳健发展和辉煌。对于一个国家的软件产业，更是如此，只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技术和品牌产品才是推动产业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