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陈朋(Cheng Peng)来到北京的清华大学就读工程科系。清华是中国最好的科技大学之一。
在今年的年底,他将拿到博士学位。然而他的成长经历并不是一路一帆风顺。
“我的家乡生产中国三分之一的煤矿,”他说:“我记得20年前,我的父母总是在担心家计温饱。在我年轻的时候,他们的薪水大约是一个月150元人民币。
“我们家在13年前才开始有电话,”他补充,“在那时,没有多少人家里有电话。然而现在的生活品质愈来愈好了--就连我祖父都有了手机。同时我的弟弟妹妹也都可以帮爸妈负担他们到北京的旅费。”
而陈朋他自己正是就读科技领域,近年来科技大幅改变了中国的社会。他的研究主题是软件自动化,他也非常喜欢。然而念起来并不轻松。
“在中国大陆,要拿到博士学位,要花比较久的时间,”他用相当流利的英文说着:“我花了六年半拿到我的学位。对我们这些念工程的学生来说,有相当多的问题要解决,因为这里的技术革新速度并不理想。我不认为我们在20年内可以追上Microsoft或Intel--我们还离他们非常之远。”
“我们可以借由写程序或是弄个小生意赚不少钱,然而基本上还是跟不上真正的信息潮流,因为我们的创新性不够,”他说。
他表示,这样的问题已经渐渐在校园内被人提出讨论,但他也说:“我认为中国人的个性上,对于快速转变的社会并不适应。大部分能思考的人,包含学界的人,都在思考要如何致富。然而真正针对问题的独立思考却很稀少。每个人都想进入市场赚钱--然而没有创新,又要如何创业呢?”
信息产业的培育中心
多数人认为,大学院校在中国的信息产业中处于核心地位。许多中国的信息主管都是名校出身,同时有许多的公司企业都位于大学附近,以就近吸收人力资源或进行技术合作。有许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都有博士学位,同时大学讲师有自己创办的公司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清华大学是中国科学技术的重点研发中心之一。新浪网,Sohu.com网,以及其他有名的国外公司,如Google,都与这个学校有密切关系。
在清华里有许多的高楼大厦,其中有一栋叫做“培育中心”。科技部为170家在这里准备创业的公司提供了10万美金的研发经费。这些公司有免税,免费的办公空间与每年超过12,000美金的补助经费。然而有的时候创业也需要来自国外的人材。
清华技术外包中心的Jichang (James) Guang,同时也是软件外包公司Startech的首席执行官。他的公司雇用清华这些刚成立的小公司里的员工。
“因为清华这个名校,我们可以进行很多高档的技术外包计划,”他说:“比方主机板的设计,制造,分析以及软件设计。已经有一两家公司将要达到股票公开上市的阶段。”
“所有在这个培育中心的公司,都是我们的资源库。”他说。
学校与企业
Guang是从美国回国创业的许多人之一,他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回到清华大学。现在他在清华已经有了办公室,可以召集中国这些最有冲劲而且受过最好训练的信息人才。
他的儿子同时也是他的事业伙伴,目前位在美国加州工作,主要业务是负责寻找新的客户。他为了每个包下的计划成立公司,从广大的资源库里挑选可以与他合作的研发团队成员。
“中国区的IBM就是使用这个模式,”他说:“他们常跑进一家公司说:‘我们想要借用10名工程师团队,跟他们签一年的合同。钱花多少我不在意。’”
“然而在这个培育中心我们有一项优势--这里工作的员工大约有3000人。基于这个中心成立的公司都喜欢这个模式。他们不需要为那些计划承担责任,同时又可以出租他们的员工赚钱。所以有些人把这里叫‘卖身的地方’”他说。
这种在学校与业界身兼数职的观念,并不只在中国出现。Guang以前也为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工作。然而清华大学已经决定削减允许兼职的员工数量。
“在不同的大学里你可以看到十分不同的趋势,”陈朋表示:“以清Huawei例,它已经不再鼓励教授自行创立公司。这是因为两年前教授们纷纷成立自己的公司,身兼两职工作。他们要在早上教书,然后在午饭的时候变成公司老板,然后在晚上在实验室当技术主管。”
“有些人一个月可以赚10,000元人民币。这比教书的薪水还要多。清华不认为这是什么好事,所以表示教授如果要继续当公司主管,就必须辞去教授职务。然而在浙江大学,学校依旧鼓励教授自行创业。然而该大学比清华大得多。”他说。
浙江大学有44151名全职学生。在信息学院,有13个博士后与329个博士,956个硕士与2887个大学本科生。
李娜(Li Na)是该校的一位博士生,从2004年起就是Microsoft研究中心的实习员工。“我在这里担任研究助理,”她说:“Microsoft跟我们学校达成协议,所以可以有比较多放假。”
在过去五年,Microsoft已经从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各学校吸收了2000名实习工读生。实习工读在中国十分的流行,因为这样可以让学校跟业界加强联系。
因为她的努力,李娜在Microsoft的联欢活动上被邀请参观比尔·盖茨的家。她认为十年前她绝对无法想像会有这样的机会。
“有许许多多来自海外的专家学者,”她说:“与他们工作和参加研讨会议,让我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她还提到中国近年在科技上的大幅进步,她说:“我在1997年进入大学,在那个时我们宿舍没有电脑。我们不知道什么是互联网。一年后,我们有电脑,有了拨号链接线。现在我们有了宽带。然而在那个时候,我无法想像中国会进步到现在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