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字面意思而言，鲁迅在“五卅惨案”发生后写的文章似乎容易引发人的奇异联想，但想想中国当时的现状和鲁迅的良苦用心，不得不承认这些文字是最深沉的爱国表现。

从给许广平的信可以知道，鲁迅1925年6月2日就看见了与“五卅惨案”有关的报道，但鲁迅这天写的文章是《我的“籍”和“系”》，6月5日写的是《咬文嚼字（三）》，这两篇文章都与女师大事件有关。6月11日，鲁迅终于写与“五卅惨案”有关的文章了———《忽然想到（十）》。在这篇文章中，因英国人萧伯纳、法国人巴比塞（其母为英国人）等列名于“大表同情于中国的《致中国国民宣言》”，鲁迅便认为“英国究竟有真的文明人存在”，“英国人的品性，我们可学的地方还多着”，并且要中国人“无须迟疑，只是试练自己，自求生存，对谁也不怀恶意的干下去”。在6月16日作的《杂忆》中，鲁迅以自己留学日本时所看见的反满行为的结果大泼当时被激动起来的中国人的冷水：“不独英雄式的名号而已，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并揭中国人的短：“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兵和匪不相争，无枪的百姓却并受兵匪之苦，就是最近便的证据。”在6月18日作的《忽然想到（十一）》中，鲁迅在继续泼冷水和揭短的同时，甚至要中国人“将华夏传统的所有小巧的玩艺儿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在7月8日作的《补白（三）》中，鲁迅甚至为外国人开脱责任：“外人不足责，而本国的别的灰冷的民众，有权者，袖手旁观者，也都于事后来嘲笑，实在是无耻而且昏庸！”

在群情激愤的当时，鲁迅这样的文字是很不合时宜的，但鲁迅这样写，自有他的道理。首先，是过去的经历和现在的事实告诉他，在当时的中国鼓舞民气是没多大正面作用的———不但没多大正面作用，甚至可能有负面作用：“这也是现在极普通的事情，此国将与彼国为敌的时候，总得先用了手段，煽起国民的敌忾心来，使他们一同去扞御或攻击。但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国民是勇敢的。因为勇敢，这才能勇往直前，肉搏强敌，以报仇雪恨。假使是怯弱的人民，则即使如何鼓舞，也不会有面临强敌的决心；然而引起的愤火却在，仍不能不寻一个发泄的地方，这地方，就是眼见得比他们更弱的人民，无论是同胞或是异族。”（《杂忆》）一些人在鼓舞民气时，却干着损人利己的事情：“一是日夜偏注于表面的宣传，鄙弃他事；二是对同类太操切，稍有不合，便呼之为国贼，为洋奴；三是有许多巧人，反利用机会，来猎取自己目前的利益。”（《忽然想到（十）》）在6月3日和6月5日声援上海人民反帝斗争的示威游行中，一些北京学生却在天安门集会时因争做主席而相打（见许广平6月5日给鲁迅的信）。面对这样的中国人，还能去鼓舞他们的“民气”吗？

其次，正因为如此，鲁迅非常强调思想革命的重要性。鲁迅认为，在“激发自己的国民，使他们发些火花，聊以应景之外”，“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得偏重于勇气和理性，从此继续训练许多年。这声音，自然断乎不及大叫宣战杀贼的大而闳，但我以为却是更紧要而更艰难伟大的工作。”（《杂忆》）在6月23日作的《补白（一）》中，鲁迅强调了“立人”在当时的重要性：“现在的强弱之分固然在有无枪炮，但尤其是在拿枪炮的人。假使这国民是卑怯的，即纵有枪炮，也只能杀戮无枪炮者，倘敌手也有，胜败便在不可知之数了。这时候才见真强弱。”在7月22日作的《论睁了眼看》中，鲁迅将对“瞒和骗”的国民性的批判与“五卅惨案”联系了起来：“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仿佛亡国遭劫的事，反而给中国人发挥‘两间正气’的机会，增高价值，即在此一举，应该一任其至，不足忧悲似的。自然，此上也无可为，因为我们已经借死人获得最上的光荣了。沪汉烈士的追悼会中，活的人们在一块很可景仰的高大的木主下互相打骂，也就是和我们的先辈走着同一的路。”

其三，鲁迅认为：“不以实力为根本的民气，结果也只能以固有而不假外求的天灵盖自豪，也就是以自暴自弃当作得胜”（《补白（一）》），所以，鲁迅反对“民气论”而主张“民力论”：“可惜中国历来就独多民气论者，到现在还如此。如果长此不改，‘再而衰，三而竭’，将来会连辩诬的精力也没有了。所以在不得已而空手鼓舞民气时，尤必须同时设法增长国民的实力，还要永远这样的干下去。”（《忽然想到（十）》）

其四，鲁迅提倡韧性的战斗：“譬如自己要择定一种口号———例如不买英日货———来履行，与其不饮不食的履行七日或痛苦流涕的履行一月，倒不如也看书也履行至五年，或者也看戏也履行至十年，或者也寻异性朋友也履行至五十年，或者也讲情话也履行至一百年。记得韩非子曾经教人以竞马的要妙，其一是‘不耻最后’。即使慢，驰而不息，纵令落后，纵令失败，但一定可以达到他所向的目标。”（《补白（三）》）

在“救亡”的形势面前，鲁迅没有表现出一个中国人对英日帝国主义者应有的愤恨，却津津于自己的“立人”工作，其原因在于：经过1923年的沉默（这年鲁迅很少作文）、1924年的“彷徨”（这年2月7日，鲁迅开始了《彷徨》的第一篇小说《祝福》的创作）后，1925年的鲁迅重新开始了“启蒙”工作。1925年3月6日，政论性周刊《猛进》创刊。鲁迅收到《猛进》第1期后，在3月12日给主编徐旭生的信中，首先分析了中国当时的现状：“看看报章上的论坛，‘反革命’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强聒不舍’，也许是一个药方罢，但据我所见，则有些人们———甚至于竟是青年———的论调，简直和‘戊戌政变’时候的反对改革者的论调一模一样。你想，二十七年了，还是这样，岂不可怕。”接着提出了“思想革命”的主张：“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华盖集·通讯》）这时的鲁迅，尚没有属于自己的刊物，只好将希望寄托在与自己思想有较多共同点的徐旭生身上。在邵飘萍约请鲁迅为《京报》副刊编辑一周刊时，“第二天晚上（按：据鲁迅日记，这天是4月11日），我们便聚集在鲁迅先生家里吃晚饭”（荆有麟：《〈莽原〉时代》），筹备出版《莽原》；4月24日，《莽原》周刊创刊；4月28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由此可知，鲁迅创办《莽原》的目的是进行思想革命。这可从鲁迅发表在《莽原》前5期（4月24日—5月22日出版）上的文章窥出其中端倪：第1期的《春末闲谈》、《杂语》，第2、5期的《灯下漫笔》，第3期的《杂感》，第4期的《编完写起》（这篇文章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后来收在《华盖集》中，题为《导师》和《长城》，第二部分收在《集外集》中，仍题为《编完写起》），这些文章都与“思想革命”有关。

在“五卅惨案”发生80周年之际，将鲁迅其间创作的相关文字抄录出来，一则纪念。二则还历史以本来面目。1925年8月29日，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闲话》，叙述了百余名中国人跟在两个醉酒后撒野的美国兵后一路喊“打”却始终隔着六七丈远的事情后写道：“打！打！宣战！宣战！这样的中国人，呸！”鲁迅在9月19日作的《并非闲话（二）》转述并驳斥了陈西滢的观点后写道：“这样的中国人，呸！呸！！”于是人们据此认为，“五卅惨案”发生后，鲁迅与陈西滢的观点针锋相对。从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出，这是典型的以偏概全。实际上，陈西滢“呸”的主要是百余名中国人在这件事上表现出来的怯弱，并不是“呸”宣战；鲁迅的“呸”主要是因为陈西滢在这件事上表现出来的那种留洋绅士高高在上的态度，并不意味着在宣战态度上与陈西滢有所不同。就向英日宣战而言，鲁迅甚至比陈西滢走得更远：鲁迅根本就不提宣战，甚至反对“民气论”，要中国人向“枪击我们的洋鬼子”学习，埋头发展“民力”作韧性的战斗；陈西滢毕竟还发表过被迫应战的文章：“我们现在应当在宣战一途之外想在种种方面来抵抗英国人。如果不让步而避免战争，终要设法避免战事。可是如果英国人与我们宣战，或是逼得我们到不得不作战的一步，那么我们也只好作战。”（《知识阶级》）三则说明，此时的鲁迅从事启蒙工作，并不如李泽厚先生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所说：“它仍然既没有脱离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固有传统，也没有脱离中国近代的反抗外侮，追求富强的救亡主线。”因为“新文化的领袖们过去一直主要关注中国国内的弊病。他们思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使他们基本上对帝国主义列强的行为不作道德评价，也不把中国的种种弊病主要归因于外国”。（许华茨：《思想史方面的论题：五四及其后》）四则想借此提醒沾沾自喜于中国目前发展形势的国人：“落后就要挨打”，80年前如此，现在仍然如此！中国人一方面要发展“民力”，另一方面还得在“立人”上下功夫，并且都得持之以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