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离婚率近年上升较快，已超过了日本和韩国，位居亚洲之首。广东的离婚率在2004年也呈上升趋势，高于上年21.2％。其中协议离婚上升更快，高于上年52.6％，而由女方提出的离婚则占了57％。

与之相关的原因之一是新《婚姻登记条例》的实施，使中国的离婚变得“容易”了。

允许离婚、且使离婚容易实现，无疑是现代婚姻的一个基本特点，也是男女两性权益平等与社会进步的体现。20世纪英国哲学家罗素以其特有的视角，历时50多年撰写出版了《婚姻革命》一书，即有如是说——不想使婚姻成为幸福障碍的一个新方式就是“容易实现的离婚”。鉴于当时的情况，中国也被罗素列入了离婚最不容易实现的国家之一，当然更不可能预料目前中国会在离婚上出现“领先”的情况。

他还指出，离婚是因婚姻存在而有的一种制度，当婚姻已遭到破坏，并且有可能造成更大破坏的时候，离婚就可能是中止或阻止破坏的唯一办法了，所以“离婚是婚姻的安全阀”。而“容易实现的离婚”，也就意味着这个安全阀是灵敏有效、能够及时发挥作用的。可想而知，若离婚要过三关斩六将，拖上个三年五载，其安全阀的作用也就会大大降低，甚至根本就起不了作用了。

然而，另一个问题也会随之而来：离婚虽是容易了，离婚的随意性是否就会上升呢？是否会使一些人在理由并不很充分的情况下，就匆匆忙忙离婚了呢？

于是，问题似乎又转向“什么是离婚的最好理由”的界定了。作为以数学、逻辑见长的哲学家，罗素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很特别，虽然抽象但具逻辑说服力，显示了一种哲学的智慧。他认为，人们离婚的具体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极其复杂的，所以“最好的离婚理由”实际是无法作具体界定的。但也并非是不可界定的——“双方自愿”可能就是最好的离婚理由，这也就像“双方自愿”是最好的结婚理由一样。现代婚姻必须具备这样“逻辑对等”的结婚理由和离婚理由。而以“双方自愿”为理由，实际就是对强制结婚或强制阻止离婚的完全否定，即认为这样的婚姻是违背当事人意愿的，因而是不善、不当的，也是不人道、不道德的，当然也是违背法律的。

在《婚姻革命》一书中，罗素还谈到了与“容易实现的离婚”直接相关的两个基本方面：法律与习俗。现代法律的制定与贯彻，完全可能使离婚成为一件“容易实现”的事情，但是社会习俗往往又使之大打折扣。对此，首先讨论的是与孩子无关的婚姻。他认为，婚姻之所以与其他的性关系不同，在于它是关于性的一种法律制度。但是，这一法律制度看似明确无误，但在实施中往往受到许多方面的纠缠。在西方基督教文化背景上，在很长一个时期中婚姻同时也是一种宗教制度，婚姻被笼罩在虚幻的神圣性之中。

按照上帝的意图，婚姻是不可解除的，必须保持终生。对此，《新约全书·马太福音》就强调，夫妻必须:“二人成为一体”，还指出这是:“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无论婚姻状况怎样糟糕，只要双方都还活着，其中的一方就不得离开另一方，即必须坚守住这一婚姻。否则，就是对婚姻神圣性的冒犯，也就是对上帝的亵渎和犯罪。如此这般，必定导致离婚实际上就不那么“容易实现”了，或者从宗教道义上说，离婚根本就是不被允许的事情。在此情况下，婚姻完全被宗教异化了，它不再是两个世俗的人因相爱、因生育或因别的什么世俗目的而结合，而成为上帝神圣性的一个证明，这样的婚姻怎么可能幸福呢？

的确，历史发展也促使基督教对不得离婚的严格规定渐有些许改变。据韦斯特马克所著《人类婚姻史》的记载，教会在坚持基督徒婚姻不可解除的同时，逐渐开始允许实行“不完全离婚”，即称之为“食宿分居”，夫妻双方可以此方式免除共同生活的义务，但同时还必须保留夫妻关系的名义，并不得再婚。这虽是自欺欺人，但是总算是有了一个变通的可能。随着社会民主、法制的推进，婚姻自由、自主必成风尚，宗教影响由强转弱，人们更多的是依据于法律、而不是依据于宗教结婚或离婚。

罗素是一个肯定应当使离婚“容易实现”的人，但却反对随意离婚。特别提到如果涉及到孩子，对离婚的处理就更应不同。他认为，如果从孩子的利益来考虑就会得出不同的道德观，即孩子幸福与健康成长的重要性远远在那些浪漫情感之上。为了孩子，父母从开始就必须约束自己的感情与行为。他甚至认为，已离婚的父母，除非是因特别重大的事情，否则就是没有尽到父母的责任，因为任何孩子都希望既有父亲、也有母亲。

为了孩子，把家庭与婚姻维持下去是值得的。然而，千万别因此把罗素当作一个老保守。他稳定家庭的一个主张非常出格——把单纯的性关系与婚姻区别开，即夫妻间不必拘泥于完全的性忠诚义务。当遇到丈夫或妻子红杏出墙时，这位哲学家竟然说：“美好的生活离不开自我约束，但是与其约束那丰富而广阔的爱情，倒不如约束那狭窄而充满敌意的妒忌之心。”如此这般，家庭就可维持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