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物：杨林，男，46岁，曾是成功的个体老板，现为自由职业者

采访时间：2005年9月25日

采访地点：上清寺某茶楼

上周日上午9时许，一自称为情所伤的男人打来电话，急切地想马上见我。我因事无法抽身，便请他晚上再打来。没想到电话挂断不到10分钟，他又打来电话。这次他的声音带着哭腔，说如果不能马上见我，他就站在长江大桥上……

20分钟后，我们在上清寺一家茶楼见了面。

偶然邂逅，我们成了热烈的情人

现在我的心情乱极了，像一堆草，堵在胸口里，又闷又慌。我想不通为什么我这么爱她，她却硬要将我往死里逼。最让我不解的是，尽管我知道她心硬、冷酷，并且隐隐知道她并不怎么爱我，可我还是狂热地爱着她。面对她的冷漠，我几乎想剖开我的胸膛，把心亮给她看，或者一头扎进长江里，死给她看。

我为她流干了一个男人的泪水。你知道吗？一个游走江湖、熟悉人情世故、饱经沧桑的中年男人的眼泪，不是水，是血啊！我在一个又一个失眠的夜晚想她，她想钱，可我没钱。每当想到钱，我就用十指抓挠我的胸脯，用拳头捶打我的胸膛。在“咚咚”声中，我一遍遍问自己：为什么我没钱？为什么爱情要用钱来换？没有钱就没有爱情吗？

痛过了，哭过了，醒来，又是新的一天。口袋里，依然没钱。而我，依然爱她，又去找她，又依然是同一个问题困扰着我：我没钱，拿什么去爱她？

我真是心力交瘁。此刻提起她的名字，我感到又爱又恨，想撕碎她这个人又想把她抱在怀里。

她叫苏芸，今年37岁，是一个漂亮的可人儿。1997年，她在成为我的情人之前，是别人的妻子，一个4岁孩子的母亲。而我，是一个有着3个孩子的父亲。

那时她是万州一家厂子的电工，她丈夫是一家罐头厂的工人。而我当时是万州一个出租车公司的科长。

一天，我请朋友去夜总会潇洒，看到一个身材很好的女人在唱歌，音质、发声技巧都很不错。我唱歌也很棒，于是我上前与她搭话，说想与她同唱一首歌。

第二次我们相遇更偶然，我在一个地方等车，居然碰上她也在那个地方等同一个方向的车。我招了辆TAXI，叫她搭车。她欣然应允。应该说就是那次搭车，我和她的关系就有点粘乎了。一个长得不赖的男人和一个同样长得不错的女人并肩挨着坐在一排位置上，彼此能听见对方的呼吸声。此时此刻，无论是故意心不在焉看着窗外还是实则用余光扫描身旁这个人，心情都是一样激动的暗喜。

我已记不清第一次是我主动还是她主动。但我觉得那个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两人几乎是只走了一步，便跨越了有人要用一生的光阴来跨越的陌生的界限。我们像一对前生都在相爱的恋人，今朝相逢，便急不可待地一头扎进爱河里。

当我第一次把她裹入身子底下，我发觉我对她的期待便变成了永无止尽的河流。不管是情还是性，这两种绵延不绝的爱相互交织激荡着我。我发觉我快被淹死了。

我提出租一间屋，苏芸幸福地点点头。那时她已下岗，无所事事。每天8点30分她像上班一样准时抵达我们的租住屋，然后买菜做饭，中午我们共进午餐，接着便是午休。这是我每天最美好的期待，同床共寝，相拥而眠。而一到天黑，我们就各回各的家。

有一次，我下午到那里有点事，见她可爱的样子，我决定不去上班了。天渐渐黑下来，我还沉浸在欢愉之中，我不舍，决定不回家了。苏芸也不忍离开我。就从那一次起，我们打破了以往的禁令，把白天黑夜都变成了我们的天堂。

一天，苏芸告诉我，她怀孕了，已有4个月。这个事实让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分分合合，我还是为她离了婚

我决定和苏芸私奔。

做出这个决定，我是通过三思的。第一，和苏芸的事，闹得满城风雨，她丈夫扬言要雇人整死我；第二，我的亲朋好友都为我不要妻儿子女，而与一个下岗女工厮混感到不解。我感觉我们在这个城市已无立锥之地了。我们只有逃。

就在1997年的8月8日，我们来到浙江温州。我在一家单位找了个驾驶员的工作后，就在单位附近租了间房，把苏芸安顿下来。

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们的爱情似乎重又开始，而我们整个人，似乎也都成了两个透明光鲜的新生儿，心无杂念地期待着每一天每一个幸福时刻的到来。我们不想明天，也不回顾过去，我们只贪婪地吸吮享受此时此刻的每一个细微的幸福。

转眼到了这年春节，一天傍晚，我下班回来，看到屋门大开。进屋一看，老婆和三个孩子来了。三个孩子在各自玩耍，老婆和苏芸在低声交谈。

她们没有大吵大闹，这是我意料之中的。我老婆性格温顺，通情达理。她们交谈后得出的结论也让我感到十分惊讶。苏芸居然高高兴兴地答应离开我，回万州。

苏芸走后，她睡过的那张床的位置立刻被我老婆所代替。但说实在的，我内心想的仍是苏芸。我不讨厌我老婆，但我老婆姿色平平，又无情调。她就像我一件穿得发白的旧衣服，虽贴身，却激不起我亲近她的欲望。

后来我又去了深圳。这个地方是我的风水宝地。我在那里与人合伙办学校，几年间净赚70多万元。去年因深圳取缔私立学校，我回到了万州。

回到家乡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听苏芸的下落。离开她的几年时间里，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她。记得有两次，我打电话给她，都被她老公抢去接听了电话，她因而挨了两次痛打。她现在过得好吗？

她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她自从1997年从温州回来后不久即与丈夫离婚，孩子归她丈夫。她没有房子，现寄住在她母亲家里。

我的心痛了一下。

我找苏芸谈了一次话，回去便向老婆提出离婚。那时，我的大女儿、二儿子已长大成人。我给了大女儿20多万元让她去深圳创业，又给了二儿子20多万元让他读警校。剩下一点钱在当地买了房、装修后，已所剩无几。直到去年，我向老婆提出离婚时，她仅有10多万元。而我，仅有8万多元。

当时，我认为身上只有几万块钱的男人就是没钱的男人。没想到时隔一年，我会像一个落水者一样巴望着那8万做救命稻草。

去年，为了能挣钱，我做了很多事，在本地开休闲、洗脚城，后又赴成都开饭店，但捣腾来捣腾去，似乎不管怎么努力，结果总是亏。直到今年5月7日，老婆答应我离婚时，我身上仅剩下1万多块钱了。

钱快没了，而我还没有自己的事业，甚至一份固定的工作都没有。连日来的奔波、劳作，已消耗了我的所有体力，我累了，我想有一个家了。我把我的想法说给苏芸听。苏芸竟然这样回答我：“房子都没得，结脑壳婚。”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短处：我是个没钱的人，怎能拥有婚姻呢？

于是，前段时间我来到重庆找工作。

为了爱，我决定卖肾买房

我无法让自己怀着昂扬斗志去另一个没有苏芸的地方开始新生活。我是忧郁的，甚至

是沮丧的。这不仅仅因为我已届半百，懂得一个城市对于一个中老年人求职的拒绝是何等的严酷，还因为我对苏芸肉体与情感的眷念，已到了不可分割的地步。

早在5月，我就对苏芸说过，请她等我一年，我会为她挣一套房子，她当时也是答应了的。可随着光阴的流逝，我发现她有点急不可待，而我也有点坐不住了。我太想马上有一笔钱，为我和苏芸的爱情安一个家了。因此可以说，我到重庆是抱着急功近利的思想来的。

然而，就像有句话说的，欲速则不达，我到重庆三天了，不但工作没找成，反被人骗去300多元钱。

我心痛这点钱。我希望能攒下每分每厘为苏芸买房子。我更恨自己窝囊，在深圳我好歹还算个老板，手里也有个几十百把万的。不曾想回到家乡，竟沦落到别人屋檐下讨口。更可气的是，给苏芸打电话，她不是不接，就是关机。失去她的消息对我来说无异于下地狱。即使接了电话，又怎样呢？她会在电话里长吁短叹。她的每一声叹息，即使很轻，也会如针尖麦芒一样刺破我的耳膜。她想有套房子！她想有个家！而我又何尝不想！

我感到眼前一片漆黑。我连工作都找不到，我到哪里去挣钱？！没有钱，也就意味着我会失去爱情。而一旦没有了爱情，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我曾想过我只需要5万元，就足以在我们那个镇买一套不窄的房子。为这点钱，我曾想过出卖我的劳力，如果有哪个老板愿给我5万元钱，我愿做牛做马报答他。想想这个可能不会有，我才又想到了最后一个办法：卖肾。

我知道肾之于男人的重要性，但我想，如果没有了爱情，我拿这副强健的体魄又有什么用呢？而倘若能够以自己身上的东西甚至生命换回爱情，这不正是我所希求的吗？

我打听到沙坪坝一家医院可以卖肾。当这家医院告诉我一只肾可卖到30万元时，我当即办了住院手续，等待身体检查和血型查验。

我将打算卖肾的事告诉了苏芸，她态度冷淡。这严重伤害了我，同时也更加坚定了我要卖肾的决心。我要用一只血淋淋的肾来换一套精美的住房给她，让她住在里面时时刻刻想着我。

采访后记：不能承受之轻脆

“我要用一只血淋淋的肾来换一套精美的住房给她，让她住在里面时时刻刻想着我。”杨林说这话时语不成调，然后泣不成声。那时他刚从沙坪坝那家医院咨询出来，在给苏芸打过电话之后，又给我打来电话。

但在茶楼里，杨林没流一滴眼泪，他只是不停地重复着这一句话：“没办法，我太爱她了，我只有这样做了，没人能够说服我。”他的眉头纠集在一起，眼神里有掩饰不住的委屈、慌乱。而这一切，仅仅在他离开苏芸三天以后，太过浓烈的思念便使他几近疯狂。

我无法阻止杨林的疯狂。我只想说，凡事有度，物极必反。尤其是爱，这种清脆的东西是经不起人们太过狂妄的折腾的，也许爱到疯狂之日，即是爱情碎裂之时。但旁观者的冷静显然是杨林们无法接受的，就像他们可能无法接受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