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让我肝胆俱裂的日子。1998年8月中旬的一天，大学同学将他父亲的车开出来，带我们几个朋友到西丽湖附近兜风。到西丽湖后，我和同宿舍的小敏一路闲聊，竟然不知不觉离车很远。当我们沿着一条漆黑的小路准备返回时，林间突然蹿出了四个歹徒，他们看见我俩，目光中充满了淫荡。两个歹徒狠命地用手堵住我的嘴，将我拖进了树林，我挣扎着向小敏求救，却看见矮小瘦弱的她被另两个人拖到了另一个方向……

许久，小敏听到我悲惨的哭声后，才抖抖缩缩地钻到我的身边，她握着我苍白颤抖的手，一把将我抱进怀里，一个劲地说：“贝贝，我不对任何人讲，我们都不对任何人讲。”我在小敏的怀里哭得肝肠寸断，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平日里瘦弱的女孩，在遭受如此大的变故后还能这么镇定，而我除了哭，却什么都不会。回到家里，我打开水龙头不停地冲洗起来，伴随着那无法控制住的泪水……

随后的半个月里，我像遭受了一场大病，面无血色，浑身发软，小敏还是跟往常一样来我们家玩，她千方百计地开导我，但那个可怕的梦魇还是浸入我的每一根神经。9月，学校如期开学。我变得有点神经质，听着别人小声议论着什么的时候，我立即怀疑他们已经知道了我的事情；睡觉的时候，我常常瞪着眼睛直到天亮，那受辱的一幕像放电影一样在我眼前轮回；有时，我会突然跳下床，冲到水房里，在水龙头的哗哗声中放声大哭……

我苍白无力的支撑终于在国庆节前夕崩溃了。那天，系里举行迎新座谈会，会场里黑压压的人群在我眼前涌动，我一阵昏眩，随后栽倒下去，四肢不停地抽搐，同学们一阵惊叫，慌忙将我送进学校医院，可医生的氧气袋无法让我停止抽搐，好心的室友只好拨通我母亲的电话。

我有一个很特殊的家庭。我七岁的时候，父母因感情不合离婚，我判给母亲。离婚后，母亲将我带来深圳，她没有稳定的工作，或者说，我也不知道她具体做什么工作，印象中，母亲总是很忙，很少回家，我的饮食起居一般都由老家一个远方亲戚照料。随母亲来深圳后，我便很少见父亲，他在湖南道县一家工厂做厂办主任，每个月父亲会给我打一次电话，但因很少与他一起生活，我对电话那端称之为父亲的男人很陌生。

我从昏迷的状态中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三天晚上10点钟。我昏迷的时候，母亲打电话给父亲，父亲仅用了3个钟头便从昆明飞到了深圳（父亲当时正在昆明开会）。看到我骨瘦如柴的模样，父亲的眼泪顷刻如断线的珠子，我从牙缝里微微透出几个字：“妈，我全身抽得好酸呀，就像被人抽了筋一样。”我的话刚刚说完，父亲立即扭过头，号啕大哭起来。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在这三天里，我已经“疯”过几次，每一次犯病的时候，神经科的医生便给我注射大量的镇静剂，我才渐渐恢复平静并进入梦乡……三天了，我是第一次清醒地从梦中醒来，并认出父亲。听着母亲说起我发疯的情景，我羞愧不已。

当班上的同学带着水果和鲜花来看我的时候，她们小心翼翼地询问我的病情，却又安慰父亲说我可能是食物中毒，我明白他们谁也不会说出“神经病”三个字，可我奇怪自己这时竟然没有半点痛苦和恐惧。在医院住了几天后，我便坚持要求出院，母亲拗不过女儿，勉强同意让我回家休养。

出院那天，我清楚地听见母亲对父亲说，孩子已经没有什么事了，你工作也很忙，就回湖南吧。父亲说：“我问过医生了，他们检查不出病因，但我怕小贝再犯病，我还是留下来观察一段时间，湖南那边我请假了。”

看着父亲因医生无法查出我的病因而露出惶恐的表情时，我心里产生了深深的歉意，就在两个月前，父亲打电话让我去道县老家过暑假，我在电话里语言还很不客气。这一刻，我多么想冲进他的怀里告诉他女儿的不幸呀，可19岁的我怎开得了口呢？

父亲没有回湖南，他在我们学校的招待所里开了一个房间（母亲不同意他住回家中），说要观察我一段时间。

父亲伴我读书

我以为自己那次发病是长期压抑和思想包袱过重所致。但自从第一次恶性爆发后，我再难得有安静的夜晚了，接下来的几天里，一到晚上，我便一阵气闷，随后神志模糊，哭闹无常，闹上两三个钟头后又自动恢复正常。这让我在寝室里无地自容，特别是当一个室友描述我发病时像一只咆哮的狮子般喊着“放开我，杀死你们”的情景时，我恨不得找个洞钻下去。这以后，我再也没有心情去上课了，同学们都知道我常常夜间犯病，每次上课都有人问我，“你好点了吗？”每回听到这样的问候，我便一阵紧张。我开始抗拒上课，抗拒看见任何熟悉的人，甚至抗拒学校里的一切。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母亲来看我和父亲，我便借口“赖”到父亲的招待所里不想走。约摸晚上11点的时候我又犯病了，当我恢复神志的时候，却发现父亲的身上布满了爪痕，母亲躲在一角抹眼泪，我再也忍不住扑在床上委屈地哭了，我呜咽着断断续续地讲了难以忘怀的耻辱，父亲的脸顷刻绷得很紧，随即我听见了“啪”的一声，父亲重重地打了母亲一个耳光，吼道：“我们就贝贝一个女儿，你把她带来深圳，为什么不好好看着她，那么晚还让她出去，你是怎么做母亲的。”说完，父亲转身要走：“我现在就去派出所报案，老子要打死那些王八蛋。”我吓得拼命抱住父亲的腿，哭着说：“爸爸，我还要读书，如果同学们都知道了我的丑事，我怎么上学呀！”母亲也哭着说：“算了，都快两个月了，这种案子怎么查呀。”父亲被我们的话击懵了，泪水夺眶而出，一拳砸在墙上，也砸到我的心里。

父亲最终没将我的事情说出去，由于我不愿意休学而带来同学们的种种猜疑，他便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子陪我学习。从那时起，我的大学生活便脱离了集体生活。父亲每天在出租屋里用简易的工具精心做好饭菜，等我下课，晚上则在9点钟以前喂我吃下一颗安眠药。然后心惊胆战地守候在我身边，好在我发病的时候照顾我。挨到周末，父亲便带着我到深圳市人民医院第二门诊部看神经科。事实上，深圳的几家大医院我都去过，一家一家的医院都给我作出了“间歇性精神病”的结论，其实，这就是常见的癔病，病因多与精神刺激和控制能力减弱有关。但父亲是矛盾的，他一面极力否定着医院做出的结论，带着我四处确诊，一面又跑去书城买了本《中医学原理》，仔细核对我的临床表现与书里描述的癔病发病时的表现。《中医学原理》中讲到：“癔病，重在治心。”

亲情治心

父亲紧缩的愁眉在为我找到了病因而舒展开了，但这个时候，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因为我与同学小敏是同时出的问题，但那件事情仿佛对小敏没有任何影响，于是，我在犯病前（意识时而清醒，时而模糊）总是拉着同学们“不讲理”地问他们：“为什么小敏没事，你说她是不是跟那些人串通好了的。”我问多了，同学们渐渐知道我和小敏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开始议论纷纷。原本心性开朗的小敏终于无法忍受同学们的猜测和议论退学了。后来听说她去了英国。小敏的母亲来学校为她办手续的时候，冲到父亲的出租屋里将他臭骂了一通，父亲低头说着：“小贝有病，你别怪她，她说什么话自己都不知道轻重的。”

小敏走后，我仍像祥林嫂一样整天嘀咕“小敏为什么没事。”最后，父亲不得不带我去找心理医生。

在深圳康宁医院，父亲为我找了一名经验丰富的姓郑的心理医生，她不仅告诉我克服心理障碍的方法，还同我畅谈人生，一股无形的精神力量似乎注入我的体内。从那天开始，我坚持学习打网球来磨练意志，同时也同父亲一起研究心理学方面的书籍。

1999年7月，父亲听说南头附近有位年轻时患过癔病的老中医时，便迫不及待地带着我去找她，这位老中医为我开了一剂自己年轻时服用的药方，还教父亲一套癔病发病时的按摩治疗手法，她的药方及治疗方式恐怕是我所遇到的最好的医学治疗，渐渐地，我发病持续的时间减少了，频率也降低了。可这时，长期在工厂请假的父亲被厂里列为下岗职工，可善良的父亲怎么也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女儿的遭遇，厂里寄来下岗通知的时候，他默默地在协议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按照道县当地的标准，父亲每月只能领取不到400元的下岗补贴。

1999年9月，父亲问我还愿不愿意继续上学（我常常休学）。我点点头，满以为从这个学期开始我应该可以到宿舍和同学一起住了，可当室友们问起我的病时，我满脑子都是自己夜里发病时的恐怖情形，我的手不由自主地抖动着，不争气的泪水奔涌而出，在一旁为我整理东西的父亲连忙按摩我的穴位，随后匆忙将我带走。

我的这次当场发作吓坏了同宿舍的女孩，她们纷纷找到老师要求单独为我安排宿舍。第二天，系主任找到父亲，谈论的话题却是：经系领导和老师商议，建议我退学回家休养。末了，父亲送系主任出去，系主任说：“把孩子养大不容易，做父母的，要想开点，不成才则成人，以后读书的机会还有很多。”

父亲学历不高，也不善言辞，他什么也没说便接受了学校的建议。办好退学手续的时候，系里的同学和老师为我筹集了5000块钱的捐款，我和父亲确实需要这笔钱，但父亲还是一分不少地将钱退回去了。

将近两年的相处，我和父亲之间的隔膜减少了，越发离不开他。母亲描述的那个面目可憎的男人形象越来越模糊，父亲是那么温柔、伟岸与善良，为何母亲会与他离婚。安静的时候，我常问父亲这个问题，每次问起，父亲便点燃一支烟，愁眉不展。见我一脸的迷惑与期盼，他说：“你妈妈以前没跟你说过吗，其实这是我们大人之间的事情，你们小孩子别管，我和你妈妈都是真心爱你的。”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而且我从来没觉得妈对我好。我生病了以后，她竟然一直让我们住在农民房，自己住花园洋房。”

“可你的学费、医疗费几乎都是你妈给的。我没这个能力。”

一刹那间，我仿佛看见了一个常年压抑的男人最脆弱的伤口，我不敢再将这个话题继续下去，撩开父亲心中的伤疤，该是件多么残忍的事情呀。

我和父亲继续住在出租屋里。每个月母亲会给我一笔钱，她不说是生活费，但我会原封不动地将钱交给父亲。我渐渐恢复了平静，我告诉父亲我还想读书，父亲听后，将大学二年级以后的课本全部买了回来，鼓励我说：“小贝，不能直接上大学，我们就考成人高考，一样可以拿文凭，上研究生。”父亲的话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于是，情绪稳定的时候，我便开始自学，准备再次参加高考。

2000年春节，母亲将我接回家中。年后，我留在母亲家，父亲则到宝安一家工厂里做技术工人，看着年过五十，驼着背的父亲打着简陋的行李去工厂上班的情景，我第一次在意志清醒的时候，为父亲，为这份亲情痛哭流涕。

爱的启迪

父亲不在身边，我要有加倍的勇气去面对病魔和新的生活。我每天坚持打一到两个小时的网球，看书做笔记，我还主动跟母亲参加一些活动。每天晚上，父亲会给我打个电话，遇到高兴或者不高兴的事情，我都一股脑倒给父亲听，父亲便开导或者鼓励我，电话线一头连着父亲的关爱，一头系着我的希望。

2000年3月，我在打网球的时候结识了一个留着平头的高个子男孩，他的一句“人之幸福全在于心之幸福”让我的心为之一动，我很快便得知，男孩在华侨城下属一家企业工作。从这以后，男孩总有用不完的理由找我。看着男孩清澈的眸子闪动着爱的光辉，我心底竟然涌动着说不出来的幸福感觉，正值花季般的年龄，谁不渴望一份纯真的爱情？当我打电话告诉父亲时，他高兴地大声说：“穿上你最漂亮的衣服，跟男孩约会去。”

一个迷人的夜晚，我同意了男孩的邀请，跟他一起去泡吧。进了酒吧时，那有着无限青春朝气的音乐让我第一次发现年轻人的生活竟如此的健康和精彩！穿着一身浅灰色休闲装的男孩早已等在那里，他拿着一个小半人高的毛毛熊向我走来，这是我生病后第次接受男孩的礼物，我的脸有些发烫。在酒吧暧昧的灯光下，男孩突然拉着我的手，“你喜欢这个礼物吗？”

“喜欢。”

“希望你睡觉的时候抱着它。”

男孩的手轻轻地托着我的腰，我突然一阵恶心，脑海里突然又闪现出那一幕。

“放开我，我要杀死你们。”……我一阵晕眩，正在我支撑不住快要倒下去的那一刻，一只强有力的臂膀将我托住了，我看见父亲苍老的面容在光怪陆离的灯光下有丝悔意。原来，父亲答应我应约后有点担心，便一直跟着我来了酒吧，安静地坐在一角注意我的神情。

这次的遭遇并没有扼杀我对爱情的向往，每次看到街头相拥的恋人，我心底是多么渴望能像他们一样拥有自己的另一半呀！但我这时只会当爱情的逃兵，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让我情绪紧张，父亲感觉到我的心理又出现问题，他干脆辞去工作，再次带我到康宁医院找郑医生做治疗。郑医生告诉我，只有当自己构建好完备的内心时，才有爱的自由。

郑医生的话像刀刻在我和父亲的心上，接下来的几天里，父亲嘴里反复唠叨着这句话。只有初中文化的他，并不完全理解郑医生话中的含义。

不久，父亲接到了爷爷的电话，奶奶得了脑溢血半瘫在床，每天喊着父亲的名字。无奈，为了另一个家庭责任，父亲准备离开深圳，暂时回湖南照顾奶奶。说句实在话，印象中，我从没见过爷爷奶奶，对他们亦没太深的感情，我舍不得父亲，但我知道，木讷得近乎有点傻气的父亲，最大的魅力便是懂得承担责任。

父亲要走了，临行前，他将郑医生的话写在纸上贴在我的床头，简单的一句话和父亲歪歪扭扭的字，竟然给了我追求完美的信心和勇气。

我送父亲去火车站，上车前，父亲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手机，说：“让你妈给你买张卡，然后把电话号码告诉我。”

我含泪点头，火车徐徐开动的那一刻，我放声大哭。

父爱如山

一转眼，父亲回湖南近一年了，我们常常通电话，在父亲的感染下，我跟爷爷奶奶也开始慢慢沟通，从他们嘴里，我慢慢知道了父母的一些经历。原来，母亲出身高干家庭，因外公工作失利被下放到道县，穷困潦倒时，母亲嫁给父亲并生下我。聪明要强的母亲看不惯生性懦弱的父亲，在我七岁那年同父亲离婚来到深圳。两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讲述自己离婚的儿媳妇时，几乎没有半句怨言，我开始明白，父亲身上的优点其实是继承了爷爷奶奶的优良传统。

从2000年开始，我便在母亲一位姐妹的服装店里帮她卖衣服，利用空闲的时间，我拿到了自考的本科文凭。2002年，我打电话告诉父亲，我准备报考湖南师范大学的研究生，这样一来，每次考试的时候，我可以回湖南老家看望爷爷奶奶。父亲很高兴，让我不要考虑学费的问题。

这年9月，我交了1万元的报名费后成为湖南师范大学远程教育研究生（在职研究生）。这时我的发病率已经降低到半年甚至大半年才一次的几率，可电话那端的父亲是那么虚弱，每次打电话说不上两句便开始咳嗽。我有点担心父亲的身体，可每回他都安慰我说，人上年纪了就这个样子。我便不再多心。

一连好几个月我都没有接到父亲的电话了，每次打电话回道县，都是爷爷接电话，他总说父亲出去打麻将了。我想，操劳了一辈子的父亲是该有点自己的生活了，我从心底为他高兴。

到2003年春节，我已经有一年多没有犯病，也有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没有听见父亲的声音了。我决定回道县老家看看父亲。2004年1月17日，我坐上了从深圳开往长沙的火车。小姨在火车站接我。小姨说父亲打麻将去了，我有点气馁。这可不像父亲的脾气，一种隐隐的不安涌上我的心头。从长沙到道县坐汽车要三个多小时，在这三个小时里，我竟然有好几次忍不住流泪。

眼泪终于流了下来，如同泻闸的洪水。当我跨进爷爷的家门时，我看见父亲慈爱的目光竟凝固在围着黑纱的相框上。

爷爷老泪纵横，布满老茧的手摸着我的头说：“你爸临走前不让我们告诉你，他是晚期肺癌。”

父亲在出租屋里看着神情恍惚的我，一根根抽着劣质烟的情景；父亲佝偻着背去关外工厂上班的背影；父亲强忍着咳嗽，听我在电话里报着喜讯，喉咙里发出的“哧哧”声如同放电影般在我的眼前浮现。父亲，年仅55岁的父亲，明明就是为女儿操劳而死的呀。

爷爷转给我一封信，是父亲在弥留之际给我写的。信中写道：“小贝，爸爸相信你一定会好起来……现在，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和你妈，你妈外表坚强内心却很脆弱，她一个女人在深圳很不容易，你长大了，要多体谅她，别总是针对她……”我泪水长流，为什么，当我跋涉出人生最黑暗的困境时，我最爱的父亲却永远地离开了我，连看一眼健康活泼漂亮的女儿的机会也没有。

我在道县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新年，离开时，除去路费，我将身上所有的钱留给爷爷，并记下了家中详细的地址，准备每月给爷爷奶奶寄回生活费，那是父亲未尽的义务，我义不容辞。我将父亲的信带回深圳给母亲看。当着我的面，她什么也没说，但那晚，我听见母亲在房间里哭了整夜。一辈子，还是父亲最了解母亲。她真的是外表坚强，内心脆弱。

现在，在母亲的支持下，我独自盘下了母亲朋友的服装店，生意不错，我与母亲的关系也融洽了许多。只是，每个夜晚，遥望北方的星空，我仍会泪水不止，为我的父亲。

记者手记：

认识小贝，是在她的服装店，一个老乡介绍我们认识，说她店里衣服很有个性，比较适合我。交谈了几次后，我很快喜欢上她，因我们对服装有着近乎雷同的嗜好，比如，泛白的牛仔、绣花的裤子、裙摆不够规则的裙。

除了养生美容与健身，我与小贝很少谈及其他话题。在我的印象中，她简单而快乐，至少不像我，每天顶着两个黑黑的眼袋四处搜罗别人的故事。于是，当老乡神神秘秘地告诉我，小贝是个很有故事的女孩时，我傻笑，一个与我同龄，面容纯净的女孩能有什么样的故事，即使有，无非就是失恋吧。纯情女孩失恋的故事已无法引起我的同情与关注。

老乡反复描述，小贝家庭复杂，经历坎坷。于是，我从老乡隐讳的字里行间真的读出了故事。再次见小贝，我不愿再跟她谈时尚，我试探着想走进她的内心。

小贝早知我的职业，我约她在梅林的布莱梅之家喝茶，她知道我的意图。

这是我做杂志以来经历的最难忘的一次采访：我与小贝面对面地坐着，她边哭边讲，我边听边哭。服务生不停地走来走去，看两个年轻的女孩泪流满面。这也是我第一次同约访对象谈亲情，在80年代生人的身上，亲情仿佛是总也敷不上墙的稀泥。小贝的经历，小贝对父亲深深的歉意与思念，让我的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我对“父爱如山”、“家是心灵的港湾”这样一些溢美之词有了更深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