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中国的公共管理呈现出一种实名制依赖和崇拜症:为治理SMS诈骗而要求手机实名制，为遏制炒房实行实名制购房制度，为治青少年网瘾采取网游实名制……《检察日报》对此刊文指出，实名制的透明监督效果实际只是一种幻觉，只存在于想象中，一个理性的公共部门应力避“实名制幻觉”的引诱。

《检察日报》刊文指，许多公共管理之所以都把眼睛瞄向了实名制，源于实名制满足了监管者一种透明监督想象:如果每个人都用实名购票，哪里还会有黄牛党的炒票空间；如果每部手机都是实名登记，SMS诈骗者就很容易暴露身份；如果娱乐从业者都实名登记、实名上岗了，见不得人的行为就会受到很大约束。

文章指出，这种透明监督效果实际只是一种幻觉，因为“每个人会不会按照制度预期那样都用自己的实名”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监督实施的前提。试想一下，为了保证每个人都用自己的实名上网、买火车票，这需要多大的监督成本！在整体诚信失范、配套制度缺失的环境下，监管者预期中的那个实名制根本难以实现。

文章认为，实名制确实有“透明监管”的功能，可监督每个人都用自己的实名登记有太大的难度。而且在造假技术日益炉火纯青的现实中，一个坏人能很容易钻过实名的漏洞，真正是“防君子而防不了小人”。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实名制根本不能单独起作用，它的实施需要一系列“基础制度”的配套，缺乏了这些配套，实名制的透明监督效果仅仅存在于想象中。

文章指出，正因为实名制的实施本身需要很大的监督成本，所以许多发达国家的公共管理越来越摒弃这种管理手段，而把精力放在建立一个完善个人信息体系上:无论你用不用实名登记，只要你做了坏事，管理部门都能通过一个相互勾连的信息系统查询到你的信息。实名制实际代表着一种落后的公共管理技术和思维。

文章最后说，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个现代社会中的公共部门也应尽力避免对公民提出“实名”的要求。一个坦荡、守法的公民是不害怕做某事时留下自己实名信息的，不过“实名”虽非什么麻烦事儿，但过多的“实名”容易给人带来被窥视的不安感觉，随着社会开放度的不断扩展，公民应该拥有匿名做大多数事而不被人“窥视”的自由，遇到问题动辄要求“实名”则破坏了公民的这种自由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