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系列的最后，我想就我在美国做学术民工的所见所闻，谈谈在国外生物医药领域读博士的情况。我在那边时间不长，也不是拿学位的性质，所以描述未必准确，还请在美国读博士的朋友们补充指正。另外，欧洲和澳洲的情况我不了解，请相应的朋友们帮忙补充，谢谢！

首先要岔开了说下目前在中国读博士的现状。

在中国读博士，实在是不得已的下下策，除非能进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神经所这类体制接近国外研究机构的异类，那还稍好一些。如果我本科时的数学物理等公共课能不挂掉那么多，凭专业课成绩和GT分数早就出国读博士了，也就不会有那么多曲曲折折。

中国很多高校和科研院所，对博士毕业条件的规定实在是荒唐。虽然在前文中我说过，因为国情不同，如果在中国也像美国那样对博士毕业条件不作硬性规定，而由答辩委员会对博士学习期间，实际所受学术训练的质和量，以及学生实际学术水平进行考察来决定（我在美国就见过没有第一作者SCI论文而毕业的哈佛生物学博士来应聘博士后）。那样的话，先不说国内大部分导师有没有这种考察能力，此制度本身必然导致更大范围内更严重的学术腐败。

但并不是说除了这种当前情况下最合理的方式，就不可以有其它辅助方式。以其为单一标准，比如交大规定理工科博士必须发表影响因子总和大于三分的至少两篇文章，这种强奸学术的规定，逼迫学生要么抓住狗熊将其痛打一顿让它承认自己是兔子，要么就尽量规避风险，尽量在别人走过的老路上试图挖点残羹剩饭吃。

因为创新程度越大必然意味着风险越大，意味着出成果所需时间越长。没有人会愿意拿无法顺利毕业为赌注，去赌自己可能在创新的领域中作出大成就。只有我在前文中反复提到的“少数秉赋异于常人而且运气特别好”的人可以例外。这种规定，与其贼兄盗弟——高校教师和院所研究员晋升的规定中，关于发表论文质和量的部分一样，是我所知道的学术规定中最荒谬，危害最大的。它们不仅给博士生和青年教师施加了无谓的压力，催生了一大堆在世界范围内臭名昭著的，印出来只能当草纸用的中国式SCI/EI论文（包括我自己的在内），而且使我们这个民族的创新能力受到极大的损害。

昨天排四重奏时我跟Patrick聊天，他是赛诺菲中国（制药）的部门总监。他说据他在曾经工作和生活的几个地方——美国，法国，日本和中国——的观察，中国科研人员所做的具有真正原创性意义的研究，是最少的。

这种原创性意义不仅不可能用SCI论文数量来衡量，而且SCI论文影响因子和被引用次数也不是准确的标准，因为写论文的时候尽量引用自己人的论文，不管实际上是不是真的在文中具有参考意义，这是很自然的。中国人多嘛，所以中国人的论文被引用次数上升很快有此一个原因。

相对地，做出一个成果所需的时间倒是一个更有规律性的标准。CNS（Cell，Nature，Science）上的文章，鲜有在一两年之内就做出来的，而那种印出来只能当草纸用的杂志，里面的文章多是同一个课题组一年能灌好几篇的水文。一项真正有意义的原创性工作，除非得到上帝赐予的灵感从而一次尝试就成功，必然要经历艰苦的摸索，反复的尝试，再加上经验，灵感，日复一日枯燥难耐的工作，才能诞生。

中国的博士培养制度，为啥不允许培植这类珍贵果实的土壤存在？

我们的博士学制一般是三到四年，交大去年才延长到四年，又规定延期不得超过两年，像我这样出国交流休过学的，还不能对休学的时间相应给予补偿。去掉疲于对付各种课程（只有赵立平教授的课是真正有意义的，其它都是枉然浪费时间）而无法投身实验室的第一年，论文投稿准备答辩的最后一年，只剩最多四年。

等到导师摸清了学生的特点而给了他合适的课题，学生也锻炼出了堪用的能力，课题做到能判断可否继续下去的程度，又是一到两年过去了。最后只剩一两年时间，想做原创性研究？连失败一次的机会都没有。

有一句话永远是对的：只要你在做的是一份事业而不只是工作，不管它本身给你带来的收入可能多微薄，不管在世俗的眼光中这如何算不上一份体面的工作，从你开始从事这份事业的那一天起，你已经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