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云南回来之后我根本无法剪接，拍的东西我只看了一半，采访了十几个人我根本不知道应该如何排序。片子一直放了两个月，直到有一天我忽然有了感觉，试着剪了一小段并且加入了一段音乐，感觉特好。我拿去给组里的人看大家都觉得不错，这就定下了基调，后面都按照这种感觉来做，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全部剪接。有记者说在《德拉姆》里看不到导演的作用，其实拍摄对象的选择、气氛的把握和最终的剪接是纪录片导演重要的工作。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从来不提问，一般都是执行导演在问，我主要是掌握拍摄的气氛。比如在拍藏族老头的时候他们家特别漂亮，我觉得不好感觉不对，就要求摄影师拍烟气。很多人当时不理解，最后在剪接完成的时候再看，念经的老人有一种半人半仙的感觉。

纪录片的种类有很多，文化类的纪录片是为了保留文献价值而组织拍摄的，还有一种完全跟拍式的。我看过一部20个小时的纪录片，是跟拍一个村庄20年，纪录了村里两代人的生活，一个乡村20年的变迁。还有一类就像《德拉姆》这样带有一定美学价值的，处于各种学术边缘的纪录片。现在我还没有能力去做一部深入反映人类学问题的纪录片，因为我没有研究过，我这种片子是比较综合的。不同类型的纪录片有不同的拍摄手法，比如人类学类型的如果要拍马帮，就会去买100匹马，去借30年前最好的行头，再去采访十几个马帮的人，把一切都恢复到与原来一模一样的状态下，把马帮的完整的生活和组织结构都完整的纪录下来。这类片子体现的是人类学价值，但对我来说没有意义，因为这里面没有情感的东西只是一个真实的再现。

纪录片是电影的一类这是不容置疑的，当然现在的观众还是更喜欢看编出来的故事片。人们需要娱乐，娱乐有离人很近的和很远的两种，像赌博出去进来的都是真钱，这是一种最近的娱乐。最远的娱乐就是和观众没什么关系，看电影里那段故事觉得很感人，是一种移情，这一定需要和真实生活有一段距离。随着在不同社会时期人们审美的变化，这个距离也会发生变化，不是一成不变的。越在发达社会人们越希望看到距离远的影片，像现在的《指环王》。普通受众的生存环境决定了他们的心理，人们希望在电影里找到一种寄托。

有人说现在中国一年拍一百多部电影，但只有几十部能够在院线放映，这是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我听一位朋友说在美国同一天就放了148部不同的电影，我听到这个数字特震动，这才是真正的电影市场。美国有一部片子在一家影院已经放了570天，票房达到了800万美金，这是多过瘾的一件事。而我们的电影总是以一种类型作为导向，像最近都是大制作的大片，其它类型的没有也不提倡。现在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个150人的放映厅和一个80人的放映厅，国家允许我引进我喜欢的电影，我肯定把它做得特别好。我一点一点地去做电影，一点一点地去带动观众。

我是受一个日本导演的启发，这个人以前是搞图片摄影的。他的电影得了无数的奖，但永远进入不了主流院线，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但是他认为有价值的题材是一定要拍，通过坚持不懈的积累一定要完成的。后来我想我是不是应该去一些大学，票价定得很低，我去和学生们座谈，让更多的人来看。不赚钱真的没关系，拍电影就是为了让人去看，能赚点钱我就把它留起来，为下一集《茶马古道》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