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

这几天看到这样几条新闻：8月10日,北京举办“防止网上‘恶搞’成风专家座谈会”。民调显示，“恶搞”到自己63%的人会怒火中烧(《中国青年报》)。还是《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在一个关于年轻人买房要不要靠父母出钱的网络调查中，有7成多的投票者认可年轻人买房只能伸手找父母，“啃老”实属无奈。另有《华夏时报》消息，引起各界广泛关注的“父亲因上户口不顺利摔死新生儿”一案宣判，该父亲被判刑10年。

顽强的户籍制度、高企的房价、沉重的生存压力、网络恶搞成风。当这些东西串成一个社会文化的链条，我们就不难发现其中隐藏的某种必然关联。

户籍、住房、教育、就业，种种压力让置身其中的人备感焦虑，这种情况下，再来审视“恶搞成风”，就会有新的感觉。

恶搞的原因很多，抛开其他不谈，过去，我们忽视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国民的精神抑郁。很多时候，恶搞在“解构”的意义之外，也是一种精神重压向外宣泄的过程。压力太大，生存太难，恶搞成为一种被变异了的宣泄。

这让人想到近年来很流行的抑郁症。医学把抑郁症的症状概括为：抑郁心境，快感缺失，持续疲劳感，睡眠障碍，食欲低迷，躯体不适，自我评价低，自杀观念和行为。其实，当下的社会，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这些特点。在压力缓解前景不甚乐观的今天，甚至可以说，整个社会似乎在集体走向某种程度的抑郁之症。

恶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流行背后，潜藏着全社会集体的精神抑郁。常言道，堵不如疏，化解国民的生存压力和痛苦，比单纯的“禁”更接近治本之法，也是更具有人文关怀精神的社会文化治理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