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作者，约翰·M·巴里，罗彻斯特大学历吏学硕士，曾任记者和足球教练，现为杜兰一塞维尔大学生物环境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常为《纽约时报·周末特刊》《时代周刊》《华盛顿邮报》等撰稿。巴里的作品多次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被美国科学院评为2005年度最佳科学，医学类图书。

全球冠状病毒大爆发时期，人们想起了这位作者，以下是媒体对其进行的一次邮件采访，值得当今社会面对席卷全球的病毒的危机时刻去反思去学习：

记者：面对当下情况，我们应该从您的书中学习到什么呢？

约翰·巴里：有好几种，我认为它们都很重要。

第一，当局需要说出真相，即使是在不舒服的时候。这很重要，原因有二。首先，它可以减轻恐惧。人们总是更害怕未知。当人们认为他们没有得到一个直接的信息时，他们会感到不确定。在恐怖电影里，怪物出现之前总是最恐怖的。一旦恐惧变得具体，我们就可以处理它。我们可以面对现实。第二，如果你想让人们遵守你的建议——而遵守是成功的关键——他们必须相信你，信任你。如果他们怀疑你，他们就会无视你。在新加坡，总理一开始就直言不讳地说了实话，结束了恐慌性购买，更重要的是，这也是新加坡在病毒面前领先的原因之一。

例如，1918年在费城，人们被欺骗，整个城市几乎崩溃。一次又一次地征召志愿者，但没有志愿者站出来。人们挨饿是因为没有人有勇气给他们带来食物。在旧金山，市领导联名签署了一份声明，全文刊登在报纸上，“戴上面具，拯救你的生命”。他们不知道面具没什么用，但关键是，尽管人们害怕，但城市运转良好。

记者：总统最近提到1918-1919年的流感比Covid-19更致命，他说：“如果你感染了它，你就有50/50的机会或者很接近死亡。”这是准确的吗？

巴里：离得都不近。1918年的病毒比Covid-19更致命，但在西方，它有大约2%的病例死亡率。在世界其他地方，情况更糟，不是因为西方的医疗保健更好，而是因为在西方，人们接触了其他流感病毒，这提供了一些自然的交叉保护。在许多不发达国家，人们很少看到流感病毒，所以那里的流感病毒更高，但没有比50%高的。

记者:Covid-19在中国武汉爆发后，中国政府的行动方式您觉得怎样？中国人有没有应该吸取的教训或学习的经验？

巴里：很明显，一开始缺乏透明度在中国造成了损失，相比之下，中国科学界从一开始就开放，一有病毒基因序列就公布。这是非常重要的，给了我们在药物和疫苗方面的先机。

记者：你的书抓住了一个残酷的讽刺，那就是人们把1918-1919年的流感称为西班牙流感是多么不公平。西班牙人没有审查制度，所以他们的报纸是第一个承认这种流行病的——但它并不是起源于那里。其他国家则把新闻自由武装起来反对他们。

巴里：这是真的，它不是从西班牙开始的。我们不确定它是从哪里开始的——主要的假设是中国、美国、法国和越南，但它可能是从其他地方开始的，而且肯定不是从西班牙开始的。它之所以得名，是因为西班牙没有战争，而且它的媒体对它的报道也很自由，尤其是在国王生病之后。但那发生在第一次春潮期间，那是温和的，以至于一些医学杂志的文章认为它不是流感，但将Covid-19称为“中国病毒”似乎是一种有意识的政治策略。

记者：你提到1918年相对温和的第一次春潮提醒我，那次大流行有好几次。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西博士说，在当前的危机中，我们都应该为这样的事情做好准备。1918-1919年的波浪是如何形成的，我们能从中吸取什么教训？

巴里：在1918年，我们遇到了一次一般温和的春潮，那是偶然的。纽约、芝加哥和路易斯维尔，以及世界各地的其他地方，已经宣布但局部爆发，但洛杉矶没有记录到一个春季死于流感。虽然它一般是温和的，但有很多迹象表明它可能是非常致命的。例如，在一个小的军队哨所，它杀死了5%的士兵。在路易斯维尔，情况很糟。接着是致命的第二波袭击。全世界大约三分之二的死亡发生在9月下旬至12月下旬。然后在1919年3月和4月出现了第三波，除了第二波以外，任何标准都是致命的。

绝对没有迹象表明，Covid-19的毒力会比现在更大，因此我们可以在这个问题上放松。别担心。不过，我确实预计它会在几波中来来去去去，而且我预计它会成为地方病——它将永远在这里。但这并不一定可怕。现在没有人的免疫系统见过它。随着我们的身体对它的熟悉，我们很有可能在没有疫苗或药物的情况下自然地处理它。

记者：川普总统星期四说，他“从每个人那里都清楚地听到人们想回去工作”。他说：“我们可以采取全国范围内的措施，但我们必须很快开始这一进程。”你怎么看？

巴里：现在这么做会是灾难性的。病毒会无处不在，我是说无处不在。有办法让部分甚至整个美国最终恢复工作，但它们是复杂的。

就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传播的地区而言，新加坡和韩国已经为该做什么创造了模式，但现在我们没有资源跟随他们，即使在目前为止几乎没有社区传播的地方。首先，我们需要从测试开始的各种监视能力，这些能力在任何接近所需数量的地方仍然不可用。事实上，现在人们已经用完了使测试有效的试剂。一旦我们解决了检测问题，如果仍然有一些地区没有太多的社区传播，我们可以像那些国家那样使用检测和接触追踪、隔离和检疫来维持它们的运作，但所有这些都必须严格执行，僵硬的，任何泄漏都可能引发爆炸性爆发。

记者：士兵和其他服役人员当时和现在都面临着真正的危险，因为旅行和近距离接触。世界各国军队是如何应对1918-1919年流感的？

巴里：1918病毒杀死的是年轻人，不是老年人。超过90%的超额死亡率发生在65岁以下的人身上，大约三分之二的死亡年龄在18-50岁之间，最高死亡年龄为28岁。当然，士兵的年龄是首要目标。美国军事训练营显然有很高的死亡率。他们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教训。有120个营地。其中九十九个国家实行某种形式的隔离。21个没有。发病率和死亡率没有差别。。。这听起来令人沮丧，但如果你深入观察，你会发现数据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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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不得不维持这些措施，大多数训练营在几周后变得马虎，因此最初的福利就失去了。这是一个教训。你必须继续这样做才能产生影响。

第二，只有极少数训练营严格执行所有措施。这几个阵营确实成功地使曲线基本平坦化，但他们的结果很少被淹没在更大的纯统计研究中。教训是：你必须做正确的事，相隔六英尺，洗手等，所有的时间，每次。

当然，现在在军营里，实现社会距离要比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难得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平民更容易取得成果——如果他们做了他们应该做的，并且他们继续这样做。

记者：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人必须在承认丑恶事实和投射希望、承认斗争和失败以及自信地带领公众走出黑暗之间取得平衡。当时和现在相比，美国领导人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巴里：伍德罗·威尔逊从未就这一流行病发表公开声明。从未。由于战争，他创造了一个宣传机器，其设计师写道：“一个想法的力量在于它的灵感价值。所以为了在战争中保持士气，政府撒了谎。国家公共卫生领导人说，“这是另一个名字的普通流感。”他们试图将其降到最低。结果，死的人比战死的人多。而且，由于人们很快就知道这不是普通的流感——人们可能在24小时内死亡，症状可能会像鼻子、嘴、眼睛和耳朵流血一样可怕——而且由于他们无法相信别人告诉他们的话，真正的恐怖笼罩着一些人，以至于社会本身开始变得纷争，它变成了每个人为了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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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社区是如何聚集在一起的？

巴里：在旧金山，它比我知道的其他城市运作得更好，那里有很多恐惧，但也有一个巨大的，组织良好的志愿者努力。每个街区都得到了照顾，以确保人们得到食物，如果生病，则被送往急救医院。爆发后，《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大肆宣扬，当这座城市的历史被写下时：“最激动人心的事件之一将是当战争滋生的瘟疫的黑色翅膀在这座城市上空盘旋时，旧金山各城表现得多么英勇。”很少有地方能这么说，但即使在费城，当该市要求警方提供4名志愿者将尸体从家中运走时，仍有100多名警察志愿服务。费城几乎陷入混乱，市民志愿者的绝望呼声无人回应。

记者：引用桑塔亚纳的话是老生常谈，但这是事实：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人们是否太容易忘记1918-1919年的流感？

巴里：每当有人引用桑塔亚纳的话，我就引用黑格尔的话：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是，我们从历史中学不到任何东西。小布什政府决心证明黑格尔的错误，并吸取1918年的教训。在卫生和公共服务部助理部长斯图尔特·西蒙森的领导下，在总统本人的支持下，他们建立了一个基础设施，为大流行做准备。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继续这样做，事实上对H1N1和埃博拉的反应都很好。川普花了一、二月份和三月份的一部分时间忘记了每一课。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非常感谢你抽出时间！世界是如何度过1918-1919年的流感的？他们做了什么我们需要做的更多？

巴里：基本上，在1918年，他们就挺过来了。大多数城市确实实施了社会疏远，但为时已晚——在实施这些措施时，病毒已经传播出去，因此效果甚微。有几个例外，比如圣路易斯，他们确实成功地使曲线变平了。结果是67.5万美国人死亡，根据今天相当于200万的人口增长进行调整。流感病毒比Covid-19更致命，但Covid-19可能感染更多的人，所以即使病死率较低，你也可能看到巨大的死亡人数——除非我们采取行动。

最终，人们的免疫系统已经习惯了这种病毒，并能够更有效地对付它。此外，病毒本身似乎也发生了变化。最终演变成季节性流感。

我同意托尼·福西的观点。这种病毒很可能从现在起就存在了。它不会消失的。我希望天然免疫与药物和疫苗一起将大大减少Covid-19的威胁。

出处：见配图水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