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疫情的冲击，美国在3月新增失业达到了千万人口，有专家预计最终会达到2000万。而过去十年，美国的就业率稳步上升，在3月初达到仅为3.5%，创下近50年以来的最低纪录。

美国自60年代以来的失业数字

在这样的“失业大潮”面前，能选择在家工作并有良好卫生隔离条件的人，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的“奢侈”。毕竟，还有很多人没得选，有些是因为所从事的工作对社会运转至关重要，有些是因为绝不能失去仅有的工作和收入。

《纽约客》新一期封面，也向在疫情期间维系社会运转的人员致敬。灰暗时刻，一点微弱的光。

在中国疫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同样经历过这样的局面。

日复一日，这些普通人面对着严峻的现实，尽最大努力适应前所未有的变化。

以下是《纽约时报》记录的这些出门工作的美国人的故事。

空乘

切尔西（Chelsey），29岁科罗拉多斯普林斯（Colorado Springs）‍‍‍

通常，飞机上的乘客会撞到我们，拽我们的裙角，摸我们的腿，用肘部碰我们的臀部来引起注意。当他们去洗手间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脖子上他们呼出的热气。这是一个亲密的空间。就像一个巨大的金属管道，每天都有人在里面咳嗽、打喷嚏、挖鼻孔。

现在，这一切都有点诡异了。我最近从橘子郡飞往旧金山的航班，有166个座位，经济舱里只有9个人。他们都分开很远坐着，中间隔着好几排，大部分坐在靠窗的座位上，其中有些人戴着口罩和手套。人们不会点饮料，因为他们不想上厕所。他们不想要零食，因为不想接触别人。你可以从他们的脸上，看到恐惧。

前几天，在两个小时的飞行中，我一共洗了20次手。我的手都快破了。通常情况下，空乘人员只在清理垃圾时才戴手套。但我现在戴着手套来开门关门，关头顶上的行李箱。我得开始自带手套了。医院的存货已经不足，所以航空公司的手套发光只是时间问题。我要为每个航段准备三副手套。我们是可以戴口罩的，但我还没戴，口罩也不够用了。

我昨晚在网上看了一个教程，它教你如何把厨房毛巾折迭成三分之一，然后用橡皮筋把它固定在耳朵上。我可能会在下一班飞机上这么做。

现在到处都很安静。在机场，餐馆和酒吧都关闭了。有些食品摊还开着。小孩和成年人都戴着口罩和手套。一个穿着雨披的人走过丹佛航站楼。天空没有下雨。

在我中途停留的时候，旅馆里几乎空无一人。那天晚上9点左右，我们到达了杰克逊霍尔的一家小旅馆，我没有看到任何清洁人员。我自己把马桶座圈、冲水把手、水槽和水龙头都擦干净了。餐厅关门了，所以一些工作人员在27度的低温下走了大约半英里，到一个加油站买食物，那可能是个18小时前做好的热狗。那天我在去机场的路上买了一个鸡肉卷饼。没有微波炉，所以我只能吃凉的。现在很多酒店都不提供早餐。上星期我早餐吃的是之前剩下的比萨。最近我们收到航空公司发的一封邮件，说飞机上的餐食我们可以拿走些。我还有在额外带食物。

公众认为我们是愚蠢的空乘人员，但我们却是默不作声先接触到危险的人群。我们不是专门为大家端可乐的，服务乘客只占我们培训内容的1%。我们接受很多和警察、消防员、护士一样的训练。我们空乘人员也是9·11袭击中第一批死去的人。我们知道如何在90秒内疏散一架飞机的乘客。我们会灭火。必要时刻也得做心肺复苏。如果有人醉酒登机，我们要注意到。我们在第一线寻找家庭暴力和性交易的迹象。当我们按规定检查安全带是否系好，折迭桌有无收好时，我们也会检查每个乘客。现在，我们从飞行员那里得到了严格的指示，如果乘客咳嗽很厉害，我们会通知机长。如果任何人看起来病得不能乘飞机，他或她将被马上带下飞机。

让我紧张的是无症状感染和14天的潜伏期。但是我有跟大家保持距离。我相信自己的卫生状况，空乘人员都是爱干净的怪胎，这让我有一种安全感。我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其实还好。但是我在家里看到各种消息时，我感到很害怕。

我是一个离异的母亲，有一个3岁的女儿，通常当我回到家，我会去她爸爸家接她。或者她爸爸会马上把她带过来。现在我会告诉他先等等。我总是在车库里给我的行李箱喷洒消毒液，因为我女儿对灰尘过敏。其余的都是最近才开始的：如果我不得不触摸房子里的任何东西，我会试着用我的指关节而不是手指。然后我会脱下制服，把它放进洗衣机，用消毒水洗两个小时。之后再洗个热水澡。我会把行李箱里所有的衣服都放进洗衣篮，即使我没有穿的。我的前夫把车开进车库后，我的女儿跑了出来，伸着胳膊。我拥抱她，把她抱起来，告诉她我很想她，在我们走进家的时候，我会在怀里左右摇晃她。

我想让我的女儿知道谨慎和恐惧的区别。我仍然要工作，不仅仅是因为我必须工作，而且还因为我想告诉我的女儿，如何变得坚强。离开她让我很痛苦，因为我知道，我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而不能回来，或者我可能会带着可能严重影响我们生活的病毒回来。但我希望通过这一切，她能看到我正在尽我最大的努力，我正在试图为她做到最好。

我妈妈做了31年的空中乘务员，她经历了9·11事件、SARS、寨卡、埃博拉病毒。但是她说这次比之前所有的那些都要糟糕。上个月早些时候，我们航空公司的乘务员之间的谈话，主要是关于人人都讨厌的新制服。现在是可以想着无薪休假和探亲休假的时候了。大部分和我一起受训练的舱内空乘都请了假。但是我有一个女儿，和一笔房贷。

我热爱我的工作。这是我自己选择的工作，而且我也不可能辞职去另找一份工作。现在没人在招聘。我要继续飞下去，直到飞机坠落下来。

药剂师

坦维尔 · 侯赛因（Tanveer Hussain），68岁纽约州波基普西（ N.Y. Poughkeepsie）

我在城市药品公司（City Drug）工作了15年。由于医生和病人对新冠病毒的恐惧，日常生活发生了变化。我们开出的处方数量增加了，因为人们害怕药会用完，害怕药店不能继续营业。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我注意到我们的一些经销商，对某些药物的发放出现了延期和限制。希望这种情况会有所改变。这个地区绝大多数是贫困人口，所以我们面对的是接受医疗补助的人群。我们会尽可能帮助他们。

作为一名药剂师，我的工作就是执行医生的命令。我们检查病人的处方，确认药品的名称和剂量。我们检查药物的方向和强度是否正确。我们保持所有患者档案持续更新，所以我们也检查处方是否可能对他们已经服用的药物产生负面影响。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会和他们的医生谈谈，让他们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分发药物，保持库存，不断地为病人提供信息。我们和病人讲很多话。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和保险公司谈判——药物可能不在保险范围内，或者病人可能不在受保范围内。这些到最后可能都是浪费时间，但我们还会做。上周来了些病人，他们需要买药，但是他们没有钱。我们就把药给他们了，说吃药吧，不用管别的。

除了给病人足够治疗一两个月的药物之外，我们还要处理好恐慌情绪，让他们平静下来。从我30年的经验来看，我知道病人总是希望药剂师能够回答他们所有的问题。人们问我的主要问题是口罩、手套、酒精、消毒剂、氯仿和来苏尔消毒液。如果人们看到架子上没有这些东西，他们就会跑过来尖叫，“你们没有来苏尔了吗？”我能理解这种恐慌，所以我们必须很有耐心。我们会推荐任何我们能推荐的东西。店主经常从不同的地方订货，所以我们告诉顾客，“明天来看有没有货”或者“来之前给我们打个电话。”

一开始我并不担心新冠病毒，因为它听起来像是典型的流感。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了更多信息，并且开始采取预防措施。你可能不会相信，我们把透明的塑料浴帘衬垫从天花板挂到柜台上，所以顾客站在一边，我们工作人员站在另一边。每次有人走到柜台前，我们都要求所有的技术人员用酒精擦拭柜台。我们的员工戴着手套和口罩。我们刚收到一批货，我们希望星期一能收到更多。

我们计划告诉当地的紧急服务机构——比如消防站和警察局——如果他们需要手套和口罩，我们将免费提供。我们也在考虑生产小包装的手套和口罩，以便分发给有需要的人。我们在波基普西有相当数量的无家可归者，如果他们来到这家商店，会对他们有好处，我们会直接把东西给他们。我们身处在某种战争中，我们是这个团队的一部分。

我最大的担心是我已经快70岁了，而且我有心脏病。当我看到咳嗽或流鼻涕的人走到我们面前时，我会觉得紧张和担心。

我知道，我的免疫系统可能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强大。我妻子并不那么担心，但她每天都提醒我要采取预防措施。她身体比我好。我一直戴口罩，也开始戴手套了。但是你知道，当我成为一名药剂师的时候，我就发誓要不惜一切代价提供服务，我正在这样做。

消防员

克里斯 · 里德（Chris Reade），36岁加州贝尔（California Bell ）

我们消防站的绰号是“痛苦之屋” ，是在这里工作的自己人起的名，因为我们接到很多救火电话。我们有覆盖到洛杉矶郡邻近的城市梅伍德（Maywood），库达希（Cudahy）和亨廷顿公园（Huntington Park）。我们站每天接到15到20个电话。我们负责非刑事紧急情况的应对工作；如果有人拨打911，我们也会应对。我们还有一个急救小组，所以我们提供很多紧急医疗服务，从接生到治疗心脏病。如今就像一个普通的流感季节，但它却厉害百倍。现在我们正在不断地扫描人们，以确保他们没有任何迹象或症状。每个人都有可能患病。

早些时候，一个星期五的早晨，我们有一个出现流感症状的患者，他出现了基本所有的危险信号。医院的护士想确认，病人是否发烧、鼻塞、流鼻涕、咳嗽，所有迹象都表明会有新冠病毒。这个人占全了。我们穿上了装备服，全副武装隔开在六英尺之外。

穿衣（donning）与脱衣（doffing）是防护工作的重要部分，有具体的流程来防止交叉感染。我们每一步都做得很小心。

如果病人检测呈阳性，我们不得不自我隔离，将自己与家人、同事和公众隔离开来。通常，医院会跟我们说的。但这家医院人手不足，不堪重负，员工当中也出现了感染。 我们穿上防护装备的速度更快了，因为在正常的流感季节，我们只戴手套。在过去的三天里，我们只接到了五六个电话。现在所有的装备服都是一次性的。如今我们每周都列一次用品清单，看看部门有多少防护服、口罩、手套和护眼用品。我们不需要时时刻刻全副武装去检查一个病人。我们只是试着留心，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会持续多久。

我们需要的东西目前都足够，但是如果接到电话的数量突然激增，那情况可能会马上改变，所以我们每天都省着用。

我们部门有几个人出现了症状。我感觉我也被传染了。我10个月大的孩子也出现了症状，一个月前我们送他去了医院，他住了两晚医院。那正是流行病在加州开始变严重的阶段。当时我们没想着多问医生。回想起来，我们那时可能都已经得上了。那是我得过的最严重的流感。我感觉很疲惫，喉咙痛，发烧，还流鼻涕。

在消防站，我们试着互相照顾。如果谁有点不舒服，我们就会说，回去待在家里吧。但我们其实也缺人手。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经济衰退期间，我们为了省钱而减缓了招聘节奏，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恢复过来。现在在洛杉矶郡消防局有250个职位空缺，这意味着我们每个人必须做更多的工作。我们强制要求加班。如果在休息时间被叫去工作，这叫做“召回”。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尽管那可能孩子们的生日聚会和假期，我们还是会被召回。没有人想要被召回，但是现在任何生病的人都必须被送回家。这么做只是为了确保其余的人不生病。每天早上，作为机动队的队长，我打理队伍，谈论我们的一天，谈论我们要做什么训练，也聊聊时事。队长要检查手下所有的队员，如果有任何人出现症状或体征，我们会送他们回家。但是我们都没有接受测试。

在过去的三天三夜里，每天晚上我都睡了三个小时，而就是这三个小时也被电话打断了。我们接到了近60个电话，其中包括两起建筑物火灾。星期五有幢房子着火了，今天早上我们在梅伍德的一家小型精品酒店也着火了。我们本来能够把所有人安全地救出来，甚至还能救只猫。不过一个住户把猫丢下了。后来当我们挨家挨户确保房间里没有人时，就看到猫在房间里跑来跑去。所以我们把猫带给了她的主人。

很多人看到消防队员的时候，都想和我们握手，感谢我们的服务，但是我们试图与别人保持距离。如果一定要示意感谢，我们会碰碰胳膊肘。

外卖员

艾德文 · 奎奇（Edvin Quic），31岁布鲁克林（Brooklyn）

我在布鲁克林送外卖已经三年了。骑自行车送货的我们，大多是拉丁裔。你知道的，来自危地马拉、墨西哥、委内瑞拉。我的朋友，其他的送货员，都只知道我的绰号。他们叫我 “穿靴子的猫”，就像那部儿童电影里的一样。这么叫是因为我个子矮，而且我总是穿大号的靴子。

我工作的公司是一家基于手机应用程序的递送服务公司。你打开应用程序，它会告诉你哪家餐厅可以买到食物，能送到哪个地址。现在，因为这种冠状病毒，我们每隔三四个小时就会收到各种各样的短信：“把货物放在客户的门外” “如果你觉得不舒服，请待在家里休息” “请戴上手套和口罩。如果你没有手套和口罩，不要使用这个应用程序”。

所有的外卖员都不得不去抢着买那些装备。到处都卖光了。我打电话给我的朋友：“你知道有什么地方还能买到口罩吗? ”

我搞到了一箱口罩。我还有一箱手套和一箱洗手液。现在我的生活日常完全不同了。我会擦我自行车的把手。当我去拿外卖时，我尽可能去卫生间洗手洗脸。我频繁换手套，每天换一次口罩。

我生活在纽约已经14年了。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看起来像一部灾难片——空荡荡的街道，所有店都关门了。人流量大概下降了70% 或80% 。每个人都很害怕。你可以从人们的眼睛里看出恐惧。顾客们害怕我们这些外卖员，因为我们天天在外面跑。当我送货时，我会打电话给顾客：“跟你说一下，我把你的外卖放在大厅了。” 他们说，“那就把它放在楼下吧。”

也许五分钟后，当确定我肯定走了之后，我猜他们会下来吃饭。 通常情况下，一个小时内你要送四次外卖。当病毒刚刚出现时，我们每小时只送一到两次。但是现在，过了一个星期，我每个小时就能达到六七次。人们担心（州长）库默会让这座城市彻底关闭。但我得付房租，要付账单。我会尽可能长时间地工作，因为我确实需要钱。

我来自危地马拉城。我17岁的时候来到纽约。我是最先来的，然后我的三个兄弟也跟着我来了。我有五个姐妹还住在危地马拉。我的父母也在危地马拉，他们昨天给我打电话了。电话里他们恳求我：“千万小心。如果待在家里更安全，那就待在家里。”

我是单身。现在一个人住。总有一天我要在纽约组建家庭。在危地马拉，如果你工作8小时，你最多能挣12美元。然而当外卖员，我每天可以挣120到130美元。我常试着每个月给家里寄400或500美元帮忙，这样我的姐妹们就可以去上学了。

我想在纽约过完我这辈子。纽约是世界上最好的城市，这里是最好的国家。我喜欢布鲁克林，因为它相对比较安静，而且如果你需要去曼哈顿的话，离得也不远。我经常骑自行车。我没有车。如果你骑车穿过曼哈顿大桥，大概需要10分钟。那里很美。你站在河的上面，船在下面经过。有时候我会停下来，拍一张河面上的照片。

我在布鲁克林市中心工作。布鲁克林高地，公园坡——这都是我的地盘。很多有钱人住在这里。纽约人都很慷慨的。他们小费给得很不错。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在街上看到很多外卖员的原因。现在，随着新冠病毒的出现，小费都跟着涨了。

我有次送一个三明治，得到了20美元的小费。 实话实说，我其实很害怕。我整天都在街上跑。和很多人打交道。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戴着口罩。我每天估计和一百个人说过话。这很危险的。当我每天醒来时，我就会告诉上帝，“请求主保护我。” 我骑自行车的时候，通常不担心。我的自行车挺耐用，带着个电动自行车的附件。如果你充六个小时的电，你就可以用六个小时。

一些外卖员很害怕警察。但如果你遵守法律，他们不会给你开罚单，也不会没收你的自行车。即使纽约的交通状况拥挤，我也从来不担心会出车祸。但是新冠病毒是不同的。你可以看到街上的汽车，你可以躲着走。但是你看不到病毒。你躲不了。它隐身了。

急诊室医生

道恩 · 亚当斯（Dawn Adams）Washington metropolitan area（华盛顿特区都会区）

几个星期前，我们这个地区开始出现病例，感觉好像一夜之间什么都变了。

一旦关于冠状病毒的消息传到街上，越来越多的病人就走进了急诊室，情况变得相当混乱。但是在那个时候，在三月初的时候，我们只测试那些有中国旅行史的人。因此，即使病人有发烧、咳嗽、上呼吸道出现症状，但没有去过中国，我们也不会进行测试。下一个方向，就是测试有症状的人，调查是否有过病人的接触史，是否去过中国或意大利。当时这些措施我们认为挺合理的。我们是一个军事机构，当中大多数是现役军人、退休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他们经常在国际范围内出差。

在那段时间里，由于旧的治疗方案已经到位，我的一个同事在另一个急诊室工作，他看到了一个50岁的病人，咳嗽发烧，呼吸严重窘迫，但没有出国旅行，也没有过相关密切接触。尽管那个病人病得很重，需要治疗，但根据我们的筛选标准，他不能接受测试。在那时候，因为我同事的病人不算高危人群，所以同事没有戴口罩，他就这样暴露在病毒面前。后来他被隔离，不能再工作。

我后来去照顾他了，有其他人接替了他的工作。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我一次连续值班25小时，两次连续值班12小时，即将开始下一个12小时的工作。我知道我的同事感觉都很糟糕，因为急诊室的文化就是不能耽误任何工作。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工作，别人就得为我们工作。自工作以来，我没上班的日子用一只手就能数出来——我母亲生病的时候，我母亲去世的时候。生病意味着你已经做不好工作了，这是我们根深蒂固的观念。但是，如果有人不得已退出，你也要顶上，这点大家有共识的。

就在我的同事被感染并隔离的那个星期，我们发现了第一例阳性病例。在那之后，我们另有一位同事也被感染。另一位女医生不得不顶上。我这位同事的母亲生了很严重的病，身体非常虚弱，她一直在照顾母亲，所以很担心会传染给她。我深深理解人们必须做出个人选择，但我也非常非常害怕，在病例增速如此快的时候，失去更多的医生。我们机构现在有三个确诊病例。而这些数字只会继续增加。大约在第一个同事于3月11日的周末被感染的时候，我们推测华盛顿地区有大约60例病例。现在这个人数已经超过了1600个。

每一周，每一天，都会出现新的情况，这对我们来说已经再清楚不过，我们必须好好保护自己，因为我们不可以失去任何医生。我们有 N95 口罩，但数量不多，最近我们被告知，要省着用防护装备。我们之前就戴着口罩，进入认为有疑似病例的病房，但很快我们被告知，进入每个病房，都要戴着医用口罩。随着事态升级，我们现在被要求，整个轮班期间都要戴口罩。

我认为，对我们来说最棘手的事情之一，就是来自政府官员相互矛盾的信息，他们说每个人都能做上测试，都可以接受测试。但这不是我们得到的指令，这些信息已经引得人们自主要求检测，但如果他们没有症状或没有接触史，就会被拒绝。我的一些同事，被不能接受检测的病人痛骂诅咒。作为一个有色人种女性，我习惯于被质疑，或者被病人问：“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医生? ”当我走进病房时，我会自然而然地说，“嗨，我是亚当斯医生。”

但是我理解，人们现在很绝望，他们需要答案，想得到帮助，所以我试着理解他们。我们的急诊室，只能容纳有限数量的人，他们却还把我们当作初级护理。因此，在如今一切的混乱中，我们仍然在治疗从喉咙痛到哮喘，胸痛和中风等各种疾病。

但是这些病人和那些可能带有新冠病毒，以及想要接受检测的人都混在一起。 我们的检查室之间通常只有一层薄薄的窗帘隔开。我们机构只有一个负压室，在那里空气不会流通到其他区域，你可以把高风险的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安置在那里。我们原以为负压室是一个可以区分高风险人群的地方，但由于潜在病例太多，来看病的人太多，这个方法行不通。所以很麻烦。我们如何才能区分所有人，不增加他们的风险，也不增加我们医护人员的风险？为了解决接受测试的问题，我们机构现在在急诊室外搭起了一个帐篷，在病人进门之前对他们进行预先筛选。

急诊室的文化就是我们不能停下来。这也是我选择急诊医学的原因之一。我是一个喜欢亲力亲为的人，我发现站在第一线，做那个第一个把手放在病人身上让他们稳定下来的人——这本身就是对我的回报。在我的工作中，我们没有指定的休息时间，也没有午餐。你做你的工作。你一边看病人一边在办公桌前吃饭。如果你真的没有忙晕，你会试着休息一下，希望能去趟洗手间。现在情况还是一样，但是就是变得更紧张了，所以当我有工作要做的时候，我没有时间去恐惧。

我真正担心的是我的儿子。我是这个10岁孩子的唯一监护人，他的学校还刚刚放假。学校就是我孩子的托儿所，所以我不得不匆匆忙忙的，特别是因为我经常需要在各种机构来回奔波。我有两个保姆，但我不知道，如果政府封锁交通，他们不能照顾他，我该怎么办。我也让他的处境变得危险，也不想增加保姆的风险。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年轻人得新冠病毒肺炎的风险被大大低估。这意味着我必须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来平衡家庭和工作。这是很大的压力。我知道我自己现在面临着什么，我也读到过医护人员感染和死亡的报道。所以我尽力保护自己吧。我差不多每天要洗手5000次，清洗接触的所有东西，一直戴着口罩。但是我也很清楚我的使命是什么。

外展工作者

妮基·格里加鲁纳斯（Nikki Grigalunas），41岁芝加哥（Chicago）

我在芝加哥的 Thresholds 组织做外展工作，所在小组负责的区域大致占到城市的三分之二。我们需要找到那些露宿在外的人，带他们去吃午饭，去医院或者社会保障管理办公室寻求帮助。慢慢地，这些人才会逐渐吐露自己真实需求。如果我们发现，这当中有人真的无家可归，或患有精神疾病，我们将会再次拜访他们。（注：外展工作是指一个组织对所在社区提供信息或是帮助，此处的妮基主要负责寻找帮助流浪在外的人）

新型冠状病毒改变了大家以往的工作方式，人人相遇都需保持6英尺的安全距离。

在这条准则的影响下，我们不会再带任何人去吃午饭，也不会贸然带人去看医生。但这项工作的准则还是不变的，我们希望确保他们生活中遇到的任何问题，都能及时被解决。“嘿，我的睡袋湿了，能再要一个吗? ” “我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

而且，我们仍在持续留意那些正在接受药物治疗的人，观察他们药物治疗的进展。这真是关乎生存的大事。 不久前的一天，我们小组在早上出勤，我记得那天雨下得很大。在公园里，我发现了一位在外露宿的男人，他栖身在雨蓬下，那是他的常驻地点。

见面后，我们马上为他带去了食物：麦当劳9号套餐。我们随后简单聊了下冠状病毒的情况，他倒不对社会隔离感到陌生，受心理疾病的困扰，独居生活对他来说，早已习以为常。 麦当劳关闭了它的堂食区，这点着实不便。对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来说，他们将无法像往常那样，使用快餐店的卫生间，简单取暖，要杯热水，甚至来这儿点餐都变得有些困难。面对这种情形，我们外展工作者开始分发瓶装水，因为那些流浪者们在此刻很难找到饮用水。

如果我说，自己全然不在乎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那肯定是假的。但是，当我身处这片战场，脑海中唯一闪现的事情，就是去帮助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我们要确保有人照看他们，我们满怀信心地投入其中。他们蜷居桥下的日子，不会因为你是初次发现，就代表着它才刚刚开始，或许，他们已经艰难地过了五六天；也不会因为你的出现，就立刻终止。这就是社会工作的首要原则，我们不会置之不理，我们只是出现在那里，就是这样。

殡仪馆工作者

史蒂夫 · 巴顿（Steve Barton），52岁西雅图（Seattle）

我经营着三家殡仪馆。美国新冠肺炎的爆发点，就在我柯克兰（Kirkland）的办公室附近。从那时起，我就意识到，我们将要为不少受难者送行，到目前为止，大概就有25个了。整个柯克兰只有我们一家殡仪馆，许多失去亲人的家庭就在这儿附近。他们不会说：“我们刚刚告别了自己的亲人，让我们到30公里以外的殡仪馆吧。”他们只会选择在这里，在离家半英里的小殡仪馆里完成最后的送别。

每当流行性疾病爆发时，殡仪业就会忙碌起来。我们经历过埃博拉，也经历过艾滋病广泛传播的年代，所以我最担心的是：像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多少次？现在，看起来似乎易于控制，但从死亡人数来看，情形不容乐观。它是真实的悲剧，是一场混乱。如果有一天，一切都失控了呢？我们大家还会聚集一起，来商讨解决办法吗？

人们还在研究新冠病毒的传播途径，它是飞沫传播吗？那些已去世的人不再呼吸，也不会和你交谈，但他们身上仍然可能带有生前微小的唾液。我们听说，病毒会在这些液体中存活数天。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够说清，和死者待在一起是否完全安全。但我不认为新冠肺炎要比很多已知疾病更可怕——脑膜炎、肝炎或其他别的什么病。

大家在不断强调各类措施的重要性——要戴好手套和口罩，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消毒。我们全副武装，把更多衣服穿在身上，这件事非常严重，没人想要轻率对待。往常，不会有人会戴着口罩和手套去疗养院接人，那时，人们需要先和前台服务者报备，待他们告诉你房间后，再放下折迭床就可以了；可是现在，所有人都需要戴口罩进出。疫情爆发后，我们有段时间，会用塑料布裹起去世老人的尸体，一边向外抬，一边喷洒消毒水。

我们现在还有物资，但疫情会糟糕成什么样？我们会“弹尽粮绝”吗？我现在开始试着联系并组织社区成员，一起自制防护装备，其中还有志愿者是在 Facebook 上看到招募信息后，选择加入的。那些居家隔离的人，虽然不能前来现场支援，但要是家中有缝纫机，就可以帮殡仪馆缝制口罩应急。我的母亲最先加入于此。

我几乎成天待在殡仪馆，凡事亲力亲为——为逝者穿衣、摆放棺材、举行葬礼仪式。殡仪馆也有办公室人员负责接待逝者家属，帮忙安排葬礼事宜，在这段特殊时期中，大家格外体谅对方。很多死者同他的亲属不得不待在一间房间，为此，他们不能擅自离家。尽管这些人非常清楚自己可能感染了新冠病毒，但他们还没能接受冠状病毒的检测，也不知该怎样才避免这种风险。

“我们知道自己暴露其中，但不确定还有谁感染了病毒，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否感染，因为没人进行过测试。” 从前，我们都是通过电话或是传真来沟通工作。新的网络系统刚搭建没多久，但很多来这里的都是老年人，而且去世老人的配偶也不会使用电脑，有人告诉我：“我不知道怎么打开电脑，过去都是他（自己去世的伴侣）把电脑打开。”线上办公不太容易推进。

总有人觉得，离世者越来越来多，那殡仪馆一定借此赚了很多钱。但事实恰好相反，除了很基本的服务外，其他的项目都被叫停。刚开始，在我们接待的那些家庭中，有很多原本计划到天主教教堂举行弥撒——全家人都到场的大型弥撒，可最后，因为教堂关闭了，我们是在摩托车队的护送下，直接来墓地参加葬礼。为此，有很多家庭推迟了葬礼服务。即使现在推出了仪式直播，但有人真的愿意“出席”空无一人的仪式吗？我们现在不能让任何人参加聚集活动，所以我的殡仪馆里只有一个空房间和一口棺材，还有什么项目能额外收费的呢？

人们从不谈论死亡。他们甚至不愿意去想这件事。当父母告诉他们的孩子，自己想要筹划葬礼时，孩子们就说: “我不想谈论这个，千万别提它。”这点我确信无疑，或许是对死亡的畏惧，使他们不敢提及此事。人生真的，真的很短，即使你能活到一百岁，也不过就是转眼的事情。
全社会的注意力都放在青少年身和小婴儿身上，将死之人，不会有太多相关的新闻出现。你不可能了解每个人的死因，有时候根本没有原因，也没人知道为什么。人类就是这样的脆弱。

我母亲每天都来办公室陪我，令人替她担心，可是没办法，在殡仪馆工作是我的职责。我在尽力保证她的安全。或许，我们家遭受了诅咒，注定成为工作狂，这很难改变，在特殊时期下，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去做好本职工作。你不能说：“ 好吧，我们不必担心有人无法举办葬礼，大可让别人来做。”这是不可能的。

兽医

布莱恩· J ·布尔坎（Brian J. Bourquin），46岁 波士顿（Boston）

3月16号晚些时候，我们诊所做出决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实行无接触计划。第二天，我们就通知所有宠物主人，做好心理准备，更严格的政策就要出台了。如果你现在提出预约申请，那我们只能电话解释病情：只有那些生病的，或者先前被耽搁疫苗注射的宠物才能预约门诊。针对这点，我们也同陪诊主人达成了协议：到宠物诊所后，爱宠和主人需先在车中，或在门外等待。前期的病史了解都将通过电话完成，这种策略也同样适用于手术检测，等这套流程结束，我们才会到门外来接待看诊的宠物。

我们在前门六英尺处设置了橙色警戒线，以便给腾出安全空间。为了保证隔离有效，前来的人员必须站在那条警戒线后面。我们戴着手套和口罩，给狗狗使用新的牵引绳，避免触碰宠物主人自己带来的那条。对于前来的猫咪，我们会让主人放下背包就离开，自己再用诊所的毛巾将其搬进去。所有的检查都将在房内进行，待治疗方案制定完成后，再给门外的主人打电话，进行沟通。

“病人”进来检查的流程大致相同，称重、体检再治疗，在10到15分钟，等待检查的时间里，宠物们大多表现不错。但宠物的主人或许显得有些紧张，他们回想起自己走入医院，独自坐在等候室，想象着糟糕的手术结果——简直太可怕了。因此，我们正在努力消除这份担忧。的确，这份工作变得比以往压力更大，尤其是，当你知道史密斯太太要给你难堪的时候，或者当你知道琼斯先生要对你所做的一切进行质疑的时候，你就会感到紧张。不过，抛去新冠病毒带来的糟心事，我们这会儿反而笑得更多了，也许，这是小动物传递来的积极情绪， 曾经难以共事的人现在似乎也变得更容易了。

开始的第一周，我们常要花时间与客户在门外交谈，想象这是一个风度翩翩的职业，所有兽医都站在那里谈笑风生。但是实际操作中，我们也遇到了很多问题，好比，有人和你讲话，但因为相隔太远听不清楚，这些太正常不过了不是吗？于是，我们决定不再幻想，严格遵从电话检查的流程，目前来看，宠物主人们都还算接受。我想，他们也意识到，兽医们承担着感染新冠肺炎的巨大风险，来试图照顾那些可爱的“四脚家庭成员”。

兽医的世界很小，我们互相寻求支持和建议。对兽医们来说，“好的消息”是，同传染病打交道一直是我们的工作，再熟悉不过了。

我们长期在处理着宠物间的传染，谨防宠物主人的健康受到影响，甚至两者之间的交互传染也要预防，比如癣。所以我们习惯了戴手套、换衣服这套防护流程；也习惯了日常消毒。所以，我们时刻提醒前来门店的客户要多多留意，不管是新冠肺炎、流感还是普通感冒。如果你生病了，很容易给你的爱宠带来危险。病毒随时可能会变异，它无处不在，传染性极强，像宠物的皮毛、皮带或项圈都可能成为它们寄生之所。

试想，如果我们先用手擦嘴，紧接着又去摸狗，在人身旁紧紧相依的爱犬有传播新冠病毒的可能吗？的确，虽然目前还没有确诊病例，但我们不排除这点。

所以，作为兽医，我需要再次和大家强调一下：如果你生病了，要记得和家中的宠物分开。但现实很难进行，可怜的病人身边没有亲人陪伴，怎能舍得舍弃唯一的宠物伴侣呢？

只有在实行宠物安乐死时，我们才允许主人进来陪同，毕竟，和爱宠告别的时刻格外重要。我们特意在海湾村的诊所准备了个靠近侧门的单间，这样既能保证主人陪伴爱宠走完最后一程，也免于担心接触工作人员，会加大新冠感染的风险。（注：海湾村 Bay Village 位于麻萨诸塞州波士顿的周边，是一片面积不大的住宅街区） 我从未想过，有天我会考虑这些事情。

办公室清洁经理

匿名（E.），52岁北弗吉尼亚（Northern Virginia）

我总共负责弗吉尼亚州的14栋大楼，其中有6栋是医疗大楼。下午5点以后是工作最艰难的时候。想象一下，一栋四层楼的建筑，一套单独的小隔间里就有125个废纸篓。一个人用吸尘器要整整四个小时不间断地工作才能清理完。我们需要把硬地板拖得干干净净。然后我们需要把垃圾倒到离办公楼一个半街区远的垃圾箱里，来来回回许多次。无论雨天、雪天还是炎热的天气里，就这么背着垃圾袋走个七八趟。而且我说的还是一个四层小楼。

在埃博拉病毒爆发期间，我与一家公司合作，这家公司与凯撒医疗集团（注：Kaiser Permanente，美国最大的健康维护组织）签有合同。但是在凯撒，清洁工就像技术员一样被对待。凯撒的维护主管——对我来说，就像是上帝派来的天使一样——保证我们受到适当的训练，可以应对任何流行病。他要求与他签约的公司给员工们培训如何使用个人防护装备（P.P.E.）、如何消毒、如何清洁手术室。但是在商业部门的培训，虽然办公室是干净的，却不像这样详细。

人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应该得到更多的保护，我们可是他们的前线啊。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清洁产品以及正规的培训，那么我们都会被感染，或许不是冠状病毒，但也会是其他病毒。那些每小时要清洁5000平方英尺的人怎样才能做好消毒工作呢？他们不能。

时间根本不够用。你几乎没有足够的时间能倒完垃圾，甚至没时间擦去手指上的污迹。 让我来告诉你，在普通办公大楼里设立有肺科诊所和传染病诊所。当我们进入这些地方的时候，却没有个人防护装备。我们必须得穿着制服，戴着手套，而且尽我们所能做到最好。即使我们想要，我们也无法为员工提供口罩，因为根本没有可用的口罩。

我很害怕会把什么东西带回家。所以我在屋外脱掉鞋子，尽量不和女儿们有任何接触，直到换好衣服。我担心如果我出了什么事，我的女儿们就无依无靠了。但是只要公司不允许我待在家里，我就不能说我不会出门，因为那样会让我失去工作。

我们都很害怕。我手下有为我工作的单身母亲，丈夫即将被驱逐出境的妈妈们，家庭唯一的支柱，白天还要在餐馆工作的人，现在他们所有人的唯一收入来源就是清洁工作了。我发现我的这些工友们都在哭泣。 （注：原文是my women） 她们因为这份工作而疲惫不堪，但她们必须继续下去。无论怎样，无论有没有人给她们防护手套。我手下有一些老人六十多岁了还在打扫卫生间。每个人都害怕被感染。但是，更令人悲伤的是，她们更害怕失去工作。所以她们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上帝的手中，希望上帝会降下怜悯，让她们不会感染新冠肺炎。问题就在于，出门赚钱，餐桌上才能有食物。

作为经理，我努力让大楼尽可能地多开一会儿，这样她们就有时间能检查一下。我们从不休息。昨天我看见一个男人在倒垃圾，我对他说: “不要把袋子压在自己身上。那里面可能藏着一根针。”他对我说：“没有时间了。我们必须在今晚11点前完成，现在已经10:45了。”

助产护士

艾丽卡 · 索耶（Erika Sawyer），39岁 旧金山（San FranciscoNurse）

不管怎样，女人们都会有孩子的，无论身处战争、流行病还是灾难。作为一名助产护士，我和无国界医生一起完成了10次任务——去过南苏丹4次；肯尼亚、莫桑比克、中非共和国、津巴布韦、洪都拉斯；以及坦桑尼亚的布隆迪难民营。在紧急情况下，都是全天候的后勤保障。你必须通过服务来决定人群的流动，这些服务怎样去提供，哪些事情是重要的，哪些不是。你必须写新的不同的协议，同时也知道它们明天可能将再次改变。这就是现在在医院里的感觉。

每个人都很害怕，病人很害怕，员工们都很害怕。我们没有测试剂。所有的口罩都是限量配给的，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能得到多少。护士和工作人员开始把它们储存起来，以确保如果我们用完了，周边还有一些应急的物资。我们正在尝试着找到可回收和再利用的协议。有传言说 N95的口罩被偷了。这种感觉就像我还在南苏丹，这种事对美国来说真的很荒谬。这的确不是分娩的最佳时机。对于病人来说，有两种恐惧：我会感染病毒吗？它会伤害我和我的孩子吗？还有一个我认为更直接的担忧：我们的医疗保健系统，会在我分娩的时候崩溃吗？

这就好像我站在岸边，看着海啸来临。现在，一切都很平静。当我们的医生开始生病的时候，当我们的护士开始生病的时候，或者，上帝保佑，我们失去麻醉的时候，我们现在都在等待着这些事，并且做了很多应急计划。这类事情我最不想让孕妇担心。我曾在没有麻醉师的地方工作过，也曾在四小时车程外的地方做过剖腹产手术。那真的非常吓人。这里的许多医护人员并不习惯在紧急情况下工作。因为我个人的经验，我为员工做了大量的后勤计划工作。我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技能，但它的确是：你必须明白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保证人们的安全，让人们保持冷静，让你的团队保持团结。

在这个国家，我们对怀孕如此焦虑，以至于我们实际上看到的人比我们需要看到的多得多。城里所有的医院都缩减了这个数字。女性在家自己测量血压。我们也在尝试去解决，怎么做胎儿监护。女性仍然会来做解剖扫描超声波检查，但除非有什么问题，否则我们只通过电话和她们沟通。在三月的第四个星期开始的时候，我们把整个产房搬到了另一家医院。我们的老场所将成为新冠病毒肺炎病人的呼吸室。

在紧急情况下，你必须灵活应变。这里的医院管理人员是不习惯这样做的。我们都看过这样的电影，就像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的时候，人们试图拯救地球，然后，就像这个凶狠的头目说的那样，“等等，不，你不能这么做。”我们已经在与官僚主义作斗争了。我们尝试着在诊所门口建立一个体温检测站，但是由于某些规定的原因，这被大楼的负责人拒绝了。

人们已经习惯了这些自上而下的公司，中国的医院也是这样。每个人都在等待命令。在紧急情况下，你必须因需求而变得更有自主性。你只需要做你认为最好的，这就是为什么，当大楼的人说不的时候，我就这样说：“放一张桌子在那里，人坐在那里，拿一根温度计。谁来阻止我们？现在没人会炒我们鱿鱼。”

我并不是从来不害怕。有时候我也会手足无措。前几天早上，当我看到病毒正逐渐在非洲蔓延时，我忍不住开始啜泣。我很担心那会是什么样子。真正打击我的是我身处的社会正在变得不稳定。我和许多不同国家的许多人一起工作，他们在如此疯狂的不稳定的情况下辛勤工作了这么长时间。我总会有办法的。我在那里待三个月，或六个月，或九个月，然后我就回到我安全的，第一世界的生活。

每过一天没有变得更疯狂的日子，我就想：等等吧，也许不会那么糟糕。也许我是无缘无故太激动了。但我不知道。我一直在关注意大利和现在的纽约。如果事情变得很疯狂，我们有足够的产前和分娩保险，如果他们需要我在重症监护室操作呼吸机，我也会这么做的。

辩护律师

凯瑟琳 · 克劳福德（Cathryn Crawford），芝加哥（Chicago）

在三月的第二个周末，芝加哥大都市区的刑事法庭因为新冠病毒暂停了大多数案件的审理。首席法官说，我们仍然可以去法庭要求释放那些被关在监狱里的人。这给了我希望，但是我对花费这么多时间和往返于法庭感到很沮丧。

我们在朗代尔基督教法律中心的客户，是一位来自芝加哥最贫困地区不到24岁的年轻人。我们的案件经理，通常每周去库克郡监狱看他们一次。这很重要，因为人们在拘留期间会感到沮丧和恐惧，这会使他们更倾向于认罪，这样他们就可以出狱。

现在，我们的执行董事告诉我们不要去监狱。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可能是病毒携带者。不过，我们和客户交谈的主要方式是，告诉他们的家人，让他们打电话给我们收集信息。监狱提供的任何关于新冠病毒肺炎的信息，都无法传达给我的客户，所以他们从家人那里得到的信息也并不总是准确的，所以他们很恐慌。我们听说这里的环境非常恶劣。这座监狱是一座住着5000多人的紧密住所，它关闭了通风设备，也取消了准备共享餐食。我们的客户说，在疫情爆发后两周多的时间里，没有洗手液，当有了洗手液时，只有警卫能用。他们还说，他们只能得到一小块肥皂或两个液体装洗手液来维持一整个星期，如果他们用完了，他们也不得不去买更多。一些警卫们有手套，但他们看到没有人戴口罩。他们也仍然坐在一起，用着同一部手机。

我和我手下的律师们，已经为我们所有的客户提交了书面议案，要求撤销他们的监禁，或者撤销指控，让他们离开。由于潜在的健康状况问题，一些律师对上法庭感到很紧张。我是诉讼部主任，所以我说：“我会为你上法庭的。”

我只和我丈夫一起住，没有孩子。我们没有很高的风险，而且我们可以自给自足。起初，我并没有对自己的风险给予太多的考虑。但是随着我回到法庭的次数越多，我就越会想，为什么我们要对案件，特别是轻罪案件，进行个性化的、有时多重的复审呢？

3月18日，星期三，我们在法庭上，一位法官告诉所有人远离法官席，远离她和法庭记者。她让我们去盥洗室休息。她显然很关心病毒的传播，因为它影响了法庭上的人们。尽管如此，她还是推迟决定，我释放一名19岁男孩的议案。这名男孩没有任何刑事犯罪记录，因为入店行窃的轻罪指控而被监禁了数周。

穿过走廊，我们曾在另一名法官面前争论，要求释放另一名19岁的少年，他因非法持有枪支而被指控的轻罪，在监狱里关了186天。我说: “州政府的证据不足。这个孩子有哮喘，并且有一颗子弹卡在他的身体里。自从入狱以来，他已经去过两次医院了。让他带着电子监视器回家吧。”

但是检察官让监狱里的健康风险得到了最小化，法官也没有准备好解除他的保释。这真是令人感到挫败和沮丧。我们试着给客户们需要的东西，但是病毒的安全性建议和制度，在某些情况下的残酷性结合起来真的让这变得很困难。

第二周，我回到法庭，看着这位因入店行窃指控而被拘留的19岁少年坐了一个半小时，却被告知我必须改天再来——尽管如此，那时，两名被拘留在监狱的人，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我们郡的刑事司法官员没有做出足够迅速的反应。他们就是做不到。

餐饮服务经理

珍妮弗·佩维利（Jennifer Peverill） ，41岁爱荷华州滑铁卢（Waterloo, Iowa.）

我在滑铁卢公立学校工作了将近14年。过去五年，我一直担任餐饮服务经理，并管理滑铁卢学校的四个厨房。我一直在管理餐厅，我的父亲是学校的管理员，所以我觉得我也可以胜任。从那以后我就爱上了它。

大约三周前，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但是我们在新闻中听到了很多关于新冠病毒的消息，我开始意识到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社区。3月13日，星期五，我们离开学校的时候，我都不认为我们所知的事情会变得这么快。我们得知学校将从3月24日星期二开始关闭。这太不真实了。我们现在不知道明天都会发生什么。

我的第一个想法是，我们这个地区有许多依赖学校早午餐的孩子们所以我联系了我的食品经理，问他们是不是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他们告诉我，当学校关闭时，学校系统将为我们的学生提供路边餐。那时我们正在放春假，所以在那个星期，我为路边服务餐做志愿性的准备工作。我有两个孩子，我只是觉得，我需要尽我所能帮助他们。 很明显，我会非常谨慎地做一些保证自己安全的事情。每个厨房里都有一到四个人在工作，我们遵守着应有的社交距离，勤洗手以及消毒。你可以看出人们很紧张。我们尽量保持六英尺的距离，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厨房工作。

我知道父母可能对让他们的孩子出门拿食物这件事有点紧张。但是我们会戴上手套，从车窗把餐食递给他们。或者如果他们走过来，我们会把饭菜递给他们，以及尽快让他们离开，这样就不会有太多的互动了。

现在在外工作有点令人担忧。我不想带任何东西回家给我的家人。我67岁的母亲上个月刚做完癌症手术，所以当然，我不会接近她，因为我依然每天经常外出。这很难。但是这些学生每天都依赖于这些免费的早餐和午餐，而且很多他们的父母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帮助父母减轻压力，因为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艰难的时期。

杂货店老板

唐纳·约翰逊（Donell Johnson Jr.），35岁 加州西奥克兰（West Oakland, Calif.）

我是一家工人合作社的工头。我们上星期工作非常努力，把货架重新装满。我们之前确实消耗了很多货物。

但我们是一家小商店，所以我们能够更加灵活——我们能够很快地转移和替换库存不足的商品，并且能够很快地一起做出决定。现在我们有更多的罐头食品之类的存货。我们的行业决定了我们服务的对象非常精确，如果他们改变了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迅速转变。我们是一个合作社，我们做决定的方式是对此有帮助的。合作社现在非常重要，它是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我们能够彼此适应。

我们一直在柜台上放着一个叫做业力罐的东西。人们把钱投入其中，我们用这些钱来帮助那些可能无法负担所有生活费用的社区成员。我们刚刚把它放到网上，这样人们就算不去店里，也能给予他们的帮助了。我们现在正在做快递服务，从专门为老年人提供配送服务开始，所以我们最近在迅速地发展这项服务。人们也可以在这里购买礼品卡。每张卡都有一个唯一的号码，所以你可以和需要的人共同分享这个号码。他们甚至不需要实体的礼品卡就可以来，只要有号码就行。

在这段时间工作，我会确保我有足够的休息，在收银台戴上手套，以及，当然，还有围绕着商店的清洁、消毒各种桌面和刷卡密码机等来采取预防措施。我在登记时会保持距离，并遵循疾病控制中心的指导方针。我不认为我是积极主动地在担心，但我觉得我是下意识的。我觉得我的身体好像显现出了一点压力和焦虑，即使它在我脑子里算不上最活跃。

但是，我需要继续去工作了，因为我们需要确保在这个社区里大家都能吃上饭。当人们在家的时候，他们做饭会比以前更多。而且我也得养家糊口。我知道，如果我在有这么多需要接受食品服务或招待的人的情况下——不能去上班——这对我和我的家人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我非常害怕的是很多企业将会倒闭，这些也会导致经济影响一直持续下去。

家禽加工厂工人

匿名（A.）加利福尼亚中央谷地（Central Valley, Calif.）

我在位于加利福尼亚中央谷地的一家大型家禽包装厂工作。这家工厂有数千名员工，公司市价数十亿美元。有好几条流水线，我们要么悬挂鸡肉，要么切肉，要么给它们打上识别标签。

要进入工厂，你得穿过一个狭窄的走廊，只能容下两个人并肩走过。有人刚结束夜班，也有人准备开始上白班。进出时我必须出示我的徽章，我们都处在密切接触之中。

更衣室里更是挤满了人。我会把我的午餐袋放在那里，穿上我的围裙、靴子，再戴上长橡胶手套，因为我要处理生肉。 在工厂车间里，我的这条流水线上，我们总是站在离彼此大约三英尺远的地方，传送带在我们中间。

我们一个紧挨着另一个站着，几乎伸手就能碰到。我所在的区域里没有人戴口罩。只有少数人有口罩，那是他们自己买的。我们用手来处理一切，所以如果想咳嗽或打喷嚏的话……

不同的部门在不同的时间吃午饭。餐厅里有几个微波炉，但是没有清洁物品用的抹布。现在墙上和浴室里都有分配的洗手液。他们还竖起了牌子，上面写着“洗手”。我所看到就是这么多，这是最新的情况。

工厂里有很多老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基础病史。这些人才真正处于危险之中。那些60多岁，尤其是70多岁的人，有糖尿病，高胆固醇，哮喘。

如果这里有人感染了，肯定会扩散，因为有很多老年人。他们总是彼此密切接触着，在工作的时候、排队的时候，当他们经过彼此的时候，尤其包括进进出出的时候。

我决定接受这次采访，是因为我希望它真的能拯救某个人的生命，希望公司能采取措施尽一切可能保护他们的员工。同时，我也担心如果他们发现是我干的，我会因此而被炒鱿鱼，即使我已经在这里工作了这么多年。

说我很害怕，那都是一种轻描淡写的形容。在中央谷地，我们的医疗保健系统已经很匮乏了。这个地区有一些州内最富裕的区域，但是也很难找到医生来。因此，即使在新冠病毒到来之前，我们也缺乏医疗资源。我们没有足够的医生，即使去看初级保健医生，也必须提前一两个月预约。我们的诊所已经超负荷运转了，急诊室也不堪重负。这里的人早就明白这一点，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那些，在过去因没有足够医疗保障而逝去的亲人们，而他们一直都背负着这一切。愿上帝保佑这里不会有人在这儿感染，否则必将引发灾难。

加油站服务员

卡伦·拉芙（Karen Raaf），28岁俄勒冈州（Oregon）

有时候，当人们试图自己加油时，我还是会感到惊讶，但我不得不提醒自己：在这个国家也就只有两个小州仍然需要服务人员。工作中闲聊的时候，现在所有的话题都是病毒，完全都是病毒。我感觉大脑都要被它融化了。每天，来的每一个顾客都会问：“你们的生意怎么样？”

嘿，我们还是老样子。20号高速公路刚好穿过小镇，很明显还有大卡车来往，而且很多人都开着车。“你们采取了什么预防措施？” 我们不停地洗手。在我的工作服里，还有一瓶小型的洗手液呢。我们很认真地在对待这件事——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顾客们。

一些顾客会只把窗户打开也就那么一英寸，然后把一张夹着信用卡的纸巾递给我。他们说，“这也是为了保护你，亲爱的”。你会遇到这些人，你也遇到那些会在事后仔细擦拭它的人。但他们也不会像强迫症一样地对待它，也不会做出一副你就是个肮脏祸害的样子。之后我们又遇到很多人。他们会说，“随便吧，伙计，这是我的卡。”

我们这儿有很多老年人——这是一个庞大的退休社区——有些人很乐意接受我的洗手液，我们一起洗手，彼此都很开心。我希望看到他们以顾客的身份再次惠顾，而不是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他们的讣告。

我妈妈是个护士。她一直都在监测这种病毒，主要是寻找老年人或者免疫系统受损的人以外的异常情况，比如年轻人感染或死于这种病毒。而是我爸爸才是那种“应急准备先生”（Mr. Emergency Preparedness）。他为国家做了很多灾难准备工作，而且他一直处于各种忧患之中。在甲型 H1N1流感和禽流感以及其它我们遇到的病毒爆发期间，他外出订购了大量的洗手液和清洁用品，以帮助维持州政府大楼的清洁。即使不需要那样，他也觉得在每个公共场所都准备好洗手液是十分必要的，他总是为我们家做同样的准备。他本来应该下周来这里的，但我和他谈过了——他和我妈妈在山谷那边有一所房子，他们将在那儿住上几个星期。他说我经常和公众打交道，即使我身体很健康，也有很大的风险感染上，如果我让他们也患病，那就糟糕了。

我会是病毒的载体吗？我不知道在俄勒冈州加油，会不会比其他州更糟糕。油泵在某种程度上会很脏。假设一位顾客手上有冠状病毒，他们又触摸了控制面板，病毒现在就在那上面了。数以亿计的人们正在触摸它，而且他们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才可能会停下来用洗手液洗手，因为人们只是想进去加好油然后赶紧离开。至少在俄勒冈州和新泽西州，有了加油站服务系统，我们经常洗手。我有洗手液。我们每天晚上都要喷洒和擦拭油泵，这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我还带来了高乐氏湿巾，因为它们使用起来更方便。我认为这才是关键——就是要清理好所一切物品，而且要尽力把这做到最好。

那些知道我曾经上过大学也毕业了的人有时会问，“你为什么会回到加油站来工作？”

答案是，我不知道该拿心理学学位怎么办。我不想失业。现在我有了镇上为数不多的稳定工作之一。人们都认为汽油是绝对必需品。他们让我们继续营业，而其余的场所现在就像《迷离时空》（注：The Twilight Zone，美国1959年至1964年期间推出的半小时电视系列剧，为黑白摄制，内容以怪诞、神秘主义为主），商店里没有人，公园里也没有人。我开玩笑地和我们的顾客说，我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因为我不仅决定了要进入这一行，而且还回到了加油站。我很高兴我这么做了。我很高兴我这么做了。

巡警

斯科特·坎贝尔（Scott Campbell），24岁 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

我们是全州最大的警察局。现在连我们局都不再点名了。我们换班的时候，直接上车就走了。他们会给我们口罩、手套和汽车消毒剂。这些汽车按计划每周要清洗三次。如果有什么意外，我们可以请专业的清洁工来清理。几天前，一个囚犯在牢房里呕吐了，那个就是专业的清洁工清理的。

当我去上班的时候，我会用来苏尔消毒剂擦拭方向盘和电脑的键盘，其实之前我也是这么做的，因为想保持清洁。警察局现在不对公众开放，但我们每次有25到35名巡警在外，还有至少4名警官，外加一名在桌前办公的警官。每个人在车里都有一套防护服和一整套口罩、手套和保护眼睛的装备。

我们呼叫时都是用代码的。代码1表示有生命危险——枪击、企图自杀或可能是有警官需要帮助。代码2代表事件不危及生命，但也是一个紧急事件——一场骚乱、正在发生的攻击，是敲响了警钟。代码3是例行程序，好比一个生活质量问题，或有辆车的窗户破了，这需要上交一个报告。现在调度员会告诉拨打代码3的居民，使用在线报警系统，巡逻人员也不像我们以前出动得那样多了。

随着病毒的蔓延，我们已经减少了与居民的许多接触，这是为了保障我们和他们的安全。停车次数也减少了，不仅是因为路上的车少了，而且也是因为我不想在转弯的时候，因为不打转向灯而停车，也不想因为交通违规而受伤。这个部门的管理层一向善于通知信息。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告诉我们，要求停车检查的时候不要再下车登记了，而让司机把证件举起来就行。

可我们仍然是警察啊。我接到了一个自杀男性的电话。他说他割腕了。我们请求了救援，然后把门踢开了。有一张沙发，一张桌子和一个冰箱顶着门。我们攀爬过去，那个男人在硬木地板上的一个角落里，他的左腕上有一滩血。那些伤口很浅。我们搜查了他的工具，找到了一个剃须刀片和一把小折刀，然后把他带到了走廊。我们不得不对他进行更仔细的检查。我们不能让他进了救护车里还带着凶器，因为那样我们就成了世界上最蠢的白痴。所以我们搜了他的身，他的血流到了我们的身上，他呼气时我们能感觉到。但我们没有停下来。

当人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就会赶过去，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而这可能是致命的。那个房间里的人？他或许就患有新冠肺炎呢。

食品分发中心经理

黛安·卡里奥西奥（Diane Carioscio）， 62岁 芝加哥（Chicago）

食品分发中心（注：发放公益食品的机构）位于北朗德尔（North Lawndale），在芝加哥的西边。那儿是马丁·路德·金在唤醒人们后举家搬迁的地方。在他被杀害以后，人们在这里放火哀悼他。这儿仍然还留存着一些被大火夷为平地的街区。因为这是一个贫穷的社区，没有人会对开发这里感兴趣。在北朗德尔，40%的人都在为能不能吃到下一顿饭而感到不安。假使在最好的时日里，只有这40%的人，那么现在算上这场流行病，你会发现这里对食品分发中心的需求变得更高了。在平常的星期三，我们为220到240人提供服务。3月18日那一周，加入这一行列的人数增加了近50% 。

与此同时，我们恰好还是一个全志愿者运作的食品分发中心。我们有34名常规志愿者，其中有26名都超过60岁了。再加上现在大家说的，“如果你60岁或以上，就要待在家里”——包括我在内——那就只剩下8个人。还有一些人有潜在的疾病，比如免疫系统脆弱。三名员工患有哮喘。至少有10人待在家里。我们有几个大学生帮助我们，一个牧师，还有一些高中生。人们正在向前看。

我们重新设计了满足需求的模式。我们过去的许多需求模式都被取消了。一个就是“客户选择”（client choice），就是杂货店的那种模式，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东西，像是在购物一样。这种模式已经不再适用，我们只能回到老式模式，即预先包装。另一件被弃之不用的模式，就是要求接受包裹时必须签名。这样就不存在共用一支笔的情况，也不会有意外的接触。

在过去的一周里，我们不再允许捐助者进入。这样他们更安全，我们也更安全。我们和市议员还有警察协商，把小巷改成了单行道，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开车穿过。捐助者打开箱子，我们把食物装上车。没有肢体上的接触。

我住在郊区，但我已经在和谐教会食品分发中心工作了八年半。对于许多志愿者来说，这就像在为主在做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神的事，是神的旨意。许多来自社区的志愿者也在这样做，因为他们需要食物。当我们结束一天的工作，如果我们还有什么剩下的，那些志愿者也可以去拿。他们享受服务他人，享受做好事的乐趣，但他们也会带回家一些食物。我不想贬低他们的服务，因为他们是如此的忠诚。我们有一群女性志愿者，她们每周三早六点半就来了，不管什么天气。

我告诉我们的许多志愿者，一定要待在家里，因为我知道他们的情况。“你丈夫刚出院，你可不能把病带回家。” “你有哮喘，你的病会影响呼吸，这会加重现在流行的这种病。”一个哮喘患者竟然不知道这种病会影响她的呼吸。我告诉他那时，她回家了。我绝不反对任何人离开。如果他们意识不到他们正面临的危险，那才是最麻烦的。他们应该意识到这会影响到和他们一起生活的母亲、他们的配偶或者根本离不开他们的孩子。还有这附近居民的健康，他们中的一些患有哮喘，还有人因为成长过程中因为缺乏食物而患上了糖尿病。

这么多的人都身处边缘，以至于哪怕任何小事发生，他们都没有缓冲的机会。他们总是熬过一天算一天，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没法像我们这些还可以奢侈地计划的人那样去思考这意味着什么。“我们该怎么花钱？” “如果我们想换工作，我们可以去做这个做那个。”

但是当你成为这些边缘人群，你只能等待着每天都会发生什么。看到人们每天因为醒来而心存感激着说：“感谢主，感谢您赐予我新的一天。”这真的很令人难过。

我们在采取尽可能多的预防措施。我们测量志愿者的体温，不停地洗手。把蔬菜打包时，我们会相互隔六英尺。但是食物的需求就摆在那儿，我们自己本身也需要食物。我不敢说，“我在做好事，所以不会有坏事发生在我身上的。”

我知道我们都在冒险，但我必须这样做。我总是说不出合适的话来形容这种想法。

主要参考资料：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0/04/01/magazine/coronavirus-workers.html

编译：头条号 @Le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