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真实的悲惨故事

大塘村是贵州从江县最大的一个村，拥有2500多人口，密密麻麻的吊脚楼分布在宽广高峻的月亮山东麓。居住在这里的人全部是苗族，他们人均耕地不足7分，全部经济收入就靠种田，养猪只是到年底犒劳犒劳自己。因为经济落后，交通闭塞，这里的人常常自称自己来自第九世界——月亮山区是从江县的第三世界，从江县是贵州省的第三世界，而贵州省又是中国的第三世界，合起来这里正好是第九世界。

2004年10月3日中午1点，吴健智就降生在大塘村237号一个贫穷的农民家里。这家人和村里的很多人一样，多数赤着脚，连3到5元一双的贵州3537厂生产的解放鞋都买不起。而生一个孩子则是吴健智母亲嫁入吴家大门之后的最大夙愿，否则她就会感到在亲友面前抬不起头来。老天不负，他们在结婚后的第一年里，就怀上了孩子。但他们家庭实在运气不佳。

由于不堪忍受拖拉机的颠簸，在母亲体内孕育了7个月后，吴健智的大姐在一次母亲搭乘拖拉机回家的途中，急急忙忙地来到世界上，结果很快就失去了生命。这一悲剧并没有引起吴健智母亲的重视，她在第一个孩子流产后的一个月，又急急忙忙地怀了第二胎、第三台……结果怀孕的时间最长的是八个月，最短的是四个月，都没有活下来。吴健智是母亲的第四个孩子，而在他之前已经生了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

在吴健智降生的前一天，包括记者在内的15名旨在改变乡村教育、卫生状况的志愿者从北京、上海等地来到相邻的大洞村进行社会调查，这项行动得到黔东南州政协邵平南副主席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前东南分公司的支持。10月3日下午两点多，记者和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杜娟、首都经贸大学毕业生刘志洁被雍里乡党委书记罗朝明开车送到大塘村。

下午4点，我们要去找村里的赤脚医生了解村里医疗卫生状况，李春艳就来了。她正急冲冲地往村头赶。她今年27岁，贵州省黎平卫校毕业，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培训，成了村里唯一受过专业教育和专业培训的赤脚医生

记者问她为什么这样急，她说有一个刚出生的婴儿需要抢救，如果晚了可能就来不及了。在路上，记者一行从春燕口中得知，将要去的这家农户很穷，孩子中午出生的时候，曾经有过一声很响亮的啼哭，他们家为了感谢医生给他们带来的希望，将家里最后的两块钱都给了她，算作接生的费用。

春燕脚步飞快，除了刘志洁以外，其他人都跟不上她的脚步，她们最先赶到吴健智家。两分钟以后，我们才气喘吁吁地赶到大塘村237号。这237号是一栋两层的木结构建筑，一楼墙壁用几块木板拼凑而成，冬天四面透风；二楼的墙壁则是经过木匠精心加工过，木板严丝合缝，可以保证冬天不受寒风侵袭，屋顶盖上了杉树皮


“屋里窄小昏暗，还有一股浓重的余烬的味道……在一间小黑屋里，放着一张仅有我书桌那么大的床，很黑很脏，床上是一个消瘦羸弱的妇女，脸上尽是岁月和痛苦刻下的痕迹，看不出年纪。床边，一个同样瘦弱的妇女怀中抱着一个红色的布包。布包里，我第一次看到了他，他是那么的小，那么的痛苦，五官都皱在一起，即使在这么昏暗的灯光下，也能清楚地看出他的脸色发紫，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了。” 这是几天以后刘志洁回忆最初见到吴健智的情景。当时刘志洁建议把孩子拿到比较宽敞的客厅里来。

这时是下午5点，离吴健智出生才4个小时。

孩子已经窒息，春燕的判断是因为早产，体内器官发育不全，出生时吸入羊水过多，造成气管堵塞。吴耶眯把孩子放在一只宽大的板凳上。春燕采用按压治疗的方法。她把小孩的两只小手放在他小小的胸上，用自己的手有节奏地按压孩子的小手。“只要孩子哪怕只哭出一声，肺叶就会张开，事情就会好转。”

几分钟以后还是没有任何效果，小男孩依然紧闭双眼，嘴巴里没有半点哭声，甚至没有半点呼吸和心跳，小手上已经渗出了丝丝血印。

李春燕放弃了这种方法。她将自己的嘴对准孩子的小嘴，轻轻一吸，随即将一口黄色的液体吐在随身带的纸巾里。她把目光定了定，又继续凑过去……还是没有一点反应，皮肤继续青紫，渐渐失去光泽。

刘志洁的母亲是妇产科专家，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父亲是中科院专门研究试管婴儿的专家，所以她有一定的医疗知识，她一直在按压孩子的腮帮，配合春燕对孩子进行抢救。她还打电话向自己的母亲求救，母亲告诉她“不容乐观，要做好准备”。

有氧气没有？”刘志洁问。
“没有！”春燕回答。
“有温箱没有？”
“没有！”
“那，至少有消毒工具吧？”
“没有！也没有！！”

刘志洁想，如果有氧气，有温箱，有消毒工具，或许能够挽救这个脸色青紫的孩子，但春燕的医疗装备只有两把止血钳、一把剪刀、一个听诊器、一个体温表，远远达不到挽救这个生命所必需的条件。

“好吧，如果能送最近的医院，可能还有一线希望，但是记住，不要太乐观了。劝劝他的家人吧。”

“乡医院的条件比我这里好不了多少。没有氧气，也没有温箱。只有送县医院。”李春燕答道。

“去县医院！”刘志洁斩钉截铁。

奶奶吴耶眯显得很痛苦，第一反应是“我们没有钱”。刘志洁说“我们有，我们给你们出”。当时刘身上有1200元。

“县城远多，没有车，来不快。”吴耶眯说出了不送孩子去医院的第二条理由。杜娟说打120，李春燕说有20多公里，山路，急救车来回至少需要一个小时，怕来不及。


“找罗书记。”杜娟动作麻利地打通了罗的手机，请他开车送孩子到医院去治疗。罗回答“马上到”。当天晚上我们还准备为大塘村放电影，所有的机器设备都放在罗书记的车上。接到电话，罗书记就很快把电影放映设备卸了，开着车往村头跑。

吴耶眯仍然迟疑不决，她担心孩子死在路上，不愿意让孩子离开家。当地有个习俗，如果刚出生的孩子在外边死了，就要把他埋在路边上，而不能把他抱回家。刘志洁说：“你把孩子随身用的东西带在身上，就像在家一样。”

从里屋跨出一个男人，从脸上的风霜刀剑来看，大约有30岁左右（实际才26岁），他大概就是孩子的父亲。只见他用苗语队伍也米耳语了几句，吴耶眯才终于答应把孩子送往医院。

吴耶眯抱着孩子，神色凝重地冲出家门。她没有穿鞋，但她的脚步虎虎生风。

刘志洁随手操起了用作手术台的板凳，跟在吴耶眯身后跑。李春燕来不及收拾医疗器械，跟在刘志洁身后。杜娟收拾所有志愿者留下的东西，跟上队伍。

太阳渐渐靠近远处的山峦，大地上一片金黄。几只鸡发现了这群神色匆匆的人，呆着眼睛看了看，迅速跳到路边。一头肥猪从吴耶眯脚下悠闲地走过，丝毫不理会这群慌慌张张的人。

孩子的母亲产后大出血，刚被李春燕控制住，骨瘦如柴，只能在家里休息，没有跟着来。那位男人也没有跟出来，他要在家里照顾身体虚弱的妻子。

没有谁去安慰那位骨瘦如柴的母亲，甚至都没有人提到她，所有人都朝公路上赶，都没有想到这次好心的行动居然成了他们母子的诀别。

人们跑到公路上，罗书记的车还没有到。

立即停下来，春燕继续按压胸腔，进行嘴对嘴的人工呼吸。一群小孩围过来。吴耶眯有一种怀疑和绝望的眼神。

很快，汽车喇叭声就由远而近传来，吴耶眯眼睛充满了期待和焦急。

吴耶眯抱着孙子第一个上车，他坐在司机座的后面；李春燕紧跟其后，和吴耶眯坐在一起；刘志洁则靠在司机的靠背上，蜷着腰面对着他们。记者和杜娟都坐在第二排座位上，从江县团委副书记赵富定坐在副驾驶位置上。后排座位上还有来自河南的公派志愿者肖希田。孩子的另两个亲人吴岁眯、吴当眯则右侧活动的座位上不安地坐着。所有的人神色严峻，没有一丝笑容。

刚刚落座，这辆能容纳11个人的面包车就奔向村外，开得疯狂，在盘山的公路上风驰电挚。罗书记洒了空气清新剂，还打开了空调，车内不受前轮卷起的尘土困扰。但通往县城的公路满是沙石和泥坑，车颠簸不已。

刘志洁将板凳放在大腿上。吴耶眯把孩子放到凳子上，并用双手扶着孩子，让他在颠簸的汽车上能够稳定。刘志洁继续用双手按压孩子的脸颊，李春燕继续用手有节奏地按压孩子的胸部。

赵富定拿着一个手机，不断地拨打120。从江县民族医院党支部书记、医务科长莫建树接了电话，马上派出该院仅有的一辆急救车出诊。但莫建树在电话中说了一句令所有志愿者感到寒心的话——“把钱准备好”。

太阳收尽了最后一丝余辉，西边天空的彩霞渐渐减少，繁星渐渐布满整个天空。车窗外的一闪而过的树木，从青翠欲滴渐渐变成了飕飕黑影。人的脸色和天的颜色一样，不断变黑。

吴耶眯目不转睛地看着孩子，但孩子还是没有呼吸，没有哭声。她在车里不止一次流出了眼泪。

吴岁眯和吴当眯一直失神地东张西望，似乎找不到方向，也无所谓方向。

按压收效不大，李春燕又俯下身去给小孩做嘴对嘴的人工呼吸，一次、两次、三次……身上用于擦嘴的纸巾很快就用完了，孩子还没有反应。

刘志洁一直佝偻着腰面向孩子，她看着孩子，不停地按压孩子的腮帮，眼睛里噙满了泪水——一方面她为救治孩子无计可施而流泪，另一方面她也晕车，但一直强忍。

按压收效不大，李春燕又俯下身去给小孩做嘴对嘴的人工呼吸，一次、两次、三次……身上用于擦嘴的纸巾很快就用完了，孩子还没有反应。

刘志洁一直佝偻着腰面向孩子，她看着孩子，不停地按压孩子的腮帮，眼睛里噙满了泪水——一方面她为救治孩子无计可施而流泪，另一方面她也晕车，但一直强忍。

杜娟一直在给她所在的中国扶贫基金会母婴平安120项目部打电话，不断地汇报病情以及救治的进程。

汽车经过的最后一个村寨叫岜（念bia）沙，以其 “唐朝发型，宋代服饰，明清建筑，魏晋遗风”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人类心灵的最后的家园”而享誉世界，但其落后的经济让该村拥有250名学生的学校2000年春天流失了200名学生，起医疗条件曾经和大塘不相上下。

汽车开出岜沙1公里时，距离县城只有2.5公里。吴耶眯将头伸出左边的车窗呕吐。刘志洁要求停车，把她扔在路上，回来时再装上她。说着说着，她将头伸出了右边的车窗。

只有李春燕仍然镇定自若，坚定地对孩子做嘴对嘴的人工呼吸，伴随着汽车的颠簸，一次，抬起头，眼睛里充满了绝望……两次，抬起头，眼睛里充满了迷茫……三次，抬起头，眼睛里仍然满是坚强……

120急救车呼啸而至。罗踩了刹车。所有人都伸长脖子，似乎看到了希望。

刘志洁一下汽车，便在路边蹲了下来。从北京出发三天来，为了保证自己不晕车，她粒米未进。

李春燕走下汽车，就瘫倒在车门口。少顷，她醒过来便在路边呕吐。

杜娟接过孩子，快步往急救车上冲。

晚上6点50分，孩子被送到医院。县城的华灯已经全部放开，音像店里传出了流行的乐曲，街上车水马龙，纸醉金迷，声色犬马，一片繁华。

在从江县民族医院门口，顺着汽车的灯光，医院大门上“二级乙等医院”几个镏金大字金光闪闪。进入医院主楼，吴耶眯瘫倒在门厅右边的塑料椅子上。

在椅子的上方有一个塑料牌，上边写着“一张笑脸相迎，一片诚心服务，一句话语暖心”

孩子被送到医院之后，田应军给孩子作检查

田应军已错误地将孩子送往二楼小儿科，放在一张床上。志愿者肖希田和护师梁洪云一起搬来一瓶氧气。

医生马上给孩子吸氧。但孩子太小，需要放在温箱里才能保证他的体温。小儿科里没有这些设备。

也许是记者一直在跟踪拍照，也许是刘志杰一直用标准的普通话跟医生交涉，他们意识到将会为自己错误的行为付出代价，几个小护士在一旁嘀咕。梁洪云迅速地把孩子抱到一楼妇产科。

妇产科主治医师刘玉芝早已在治疗室等待。她先把孩子放在婴儿秤上秤了一下——550克！才把孩子放到医院仅有的一台宁波产HKN—90温度控制仪上。

检查孩子身体，刘玉芝发现孩子右手拇指上多了一个小指头——这个孩子先天畸形。

刘玉芝初诊的结果是“因为早产，他没有自主呼吸和心跳，嘴唇、面色、全身皮肤青紫，肢体湿冷，体温不升”。她的结论是“孩子病情危重”，她感到了挽救这个小孩生命的艰难，“因为一般这样的孩子治不好”。

孩子鼻孔上有些分泌物，刘用棉球擦干净，又将连着氧气的塑胶管插入孩子的鼻腔，供氧速度每分钟0.3升。

护士拿来吸痰器。刘玉芝将吸痰器的一根塑胶管插入孩子鼻孔，另一根放入自己的嘴巴，轻轻一吸，吸痰器里多了一层黄色的液体。

刘找来一层薄薄的纱布，覆盖在孩子嘴巴上，用嘴贴下去，做了一阵人工呼吸。然后一直用李春燕用过的胸腔按压法，轻轻按压孩子胸腔。

孩子没有反应。

刘注射了2毫升万分之一的肾上腺素和0.2毫克盐酸钠洛酮，继续按压孩子胸部。

在药物的作用下，晚上7点10分左右，孩子开始有微弱的心跳和不规律的细微呼吸，每分钟5次左右；测心律，215分钟一次。孩子病情有了起色，刘玉芝将氧气的流量加大到每分钟0.5升，并把孩子送入保温箱中。

放入温箱之前的刹那，孩子体色已经有所好转

从江县民族医院副院长杨怀武、石学金和莫建树先后来到孩子的治疗室，看着保温箱里的孩子一言不发。石玉护师、林素珍护师和妇产科主任邹梅兰等也参加了抢救。

晚上7点40分左右，有了轻微呼吸的孩子在保温箱里进一步好转。先是体色由原来的青紫转为桃红，继而又有了轻微的呻吟，并且呻吟声越来越大，还排放了一次墨绿色的胎便。

孩子病情的好转让所有人见到了天边隐现的一缕曙光。

刘玉芝紧皱的眉头开始舒展，她来到办公室，拿出纸和笔，开始撰写抢救报告，下笔如有神。

在病房门外，一直紧蹙眉头的李春燕、刘志洁、杜娟、赵富定和肖希田笑逐颜开地谈笑。刘志洁给妈妈打电话叙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以后，转身对李春燕说“我妈妈说了，你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医生”，随即在李春燕脸上亲了一口。


刘志洁和李春燕合影

吴耶眯这时也似乎对未来的生活产生了憧憬，她用苗话和吴岁眯、吴当眯商量以后对大家说，孩子是大家救过来的，感谢大家的好心，孩子还没有名字，请大家为孩子取名。

刘志洁和杜娟说：“第一，我们希望孩子以后能够健康地生活；第二，我们都是志愿者，希望孩子以后也能够像我们一样，长大了以后也做一个热心关心他人的志愿者。”

那就叫吴健智吧。”记者道，“‘智’取‘智慧’的‘智’，希望他以后能够聪明、有智慧，同时又像我们一样，做一个志愿者。”

“好！就这样。”杜娟、刘志洁、小肖、赵富定异口同声地说，李春燕在一边笑容满面 ,大家还和孩子的亲属一起照了一张合影。吴耶眯、吴岁眯、吴当眯脸上也满是笑容。然而此时，意想不到的情况却突然发生了。。。

护士林素珍在观察病情

吴健智的奶奶吴耶眯也不放心。

李春燕照完像后来观察孩子病情

吴健智的呼吸和呻吟只持续了四十分钟左右。

晚上8点20分左右，就在大家合影的同时，护士林素珍一直在观察孩子的病情，她发现吴健智的哭声越来越小，皮肤也没有几分钟前的光泽。她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刘玉芝。

刘玉芝来到温箱前观看时，孩子的嘴唇、身体和四肢的皮肤都已经变得青紫，呼吸已经变得异常的微弱，好几分钟才有一次反应，就像打饱嗝一样；孩子的呻吟就像游丝一样，小到几乎听不见。她连忙又补了一针肾上腺素，接着对孩子进行胸腔按压治疗。

护士们准备好医疗器械，排在刘玉芝身后，随着刘的需要地送医疗器械。

所有的抢救方法都用了以后，孩子的嘴唇、脸色和皮肤还是渐渐恢复了入院时的青紫的模样，两只眼睛紧闭，口鼻没有气息。

记者问刘玉芝“孩子的病情将如何发展”，她说不容乐观，但她会尽力。刘说，要想让孩子活下来，办法也是有的，那就是让他在保温箱里等到她的内部器官发育成熟为止，但这个时间得等两三个月，并且还不一定保证没有后遗症。“这样7个月的早产儿，一般能救活的比例只有30%到40%，即使有少数救活，60%到70%的也会留下痴呆等后遗症。”

大家照过合影之后，吴耶眯两只眼睛仍然盯着保温箱里的孩子。当她看到孩子皮肤又重新变成青紫时，她悄悄地抹了抹自己的眼角。她告诉刘志洁：“娃没气了。”刘心里顿时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

当刘玉芝将孩子能否治好以及治好以后的可能性告诉吴耶眯后，吴耶眯和吴岁眯、吴当眯用苗语商量，最后决定放弃对孩子的治疗。她们说：“我们住不起医院，把他带回家去，他能活就活下来，活不下来算他没有这个命。”刘告诉她，孩子离开了保温箱，不到15分钟就会死。吴耶眯坚定地要把孩子抱回家去。

刘志洁看到自己的努力即将付之东流，也不断地对吴耶眯说，“现在孩子还能治好，没有钱我们给你出。”吴耶眯说：“我们不花你们的钱，你们的钱也是辛苦钱，即使给他治好了，以后也是一个废人，我们家养不起他。”她就把手伸向了保温箱。

杜娟在病房外边的墙壁上低着头，垂着眼睛，一言不发。

李春艳也很伤心，她张着一双大大的眼睛，神情呆滞地看着病房，满是泪水，但她没有哭。

她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没有完成——作为一个农村知识分子，她有义务为不认识字的患者家属写书面证明，并念给她们听，再让他们按下自己的拇指印。吴耶眯、吴岁眯、吴当眯三人没有文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

在吴健智获得自己名字之后的五分钟，在刘玉芝的办公室，吴耶眯、吴岁眯、吴当眯三人在一份放弃治疗的申请上毫不犹豫地按下了自己的指印。这份申请是李春燕帮助他们代写的，内容是：“因小儿太小，病情危重，家人希望优生优育，要求医（院）停止抢救，出院。”没有话语，没有哭声，也没有眼泪。
出院手续办完后，吴耶眯快步走到保温箱前，迫不及待地打开保温箱，再次把手伸向了吴健智。但被刘玉芝拦住了，刘要在吴健智出院前对他作最后一次检查。

刘玉芝用听诊器听了听孩子的心跳，用体温表检查孩子的体温，摘除插入孩子鼻腔的氧气管和给孩子输液的针头……她告诉吴耶眯，吴健智的母亲三年内不能怀孕，先上一个节育环，身体好了以后再怀孕，生育，否则一直到不能生育为止她都不会有自己的孩子。

晚上8点50分，在孩子失去呼吸的最后时刻，吴耶眯抱起吴健智，在他的额头上亲了又亲，在他的身上摸了又摸，很快用包被将孩子包好，没有让他的头露出包被之外。

没有谁敢说“这个家庭以后我来负责”，因为没有人能够有这个能力和胆量，看着她的坚持，没有人阻拦她，只是眼睁睁地看着她把孩子从温箱里抱出来，包好，蹒跚地走出医院。

在吴耶眯起步的时候，刘志洁问她：“你回家准备怎么办？”吴耶眯回答。回去在路上丢掉,她的意思是如果孩子在路上死了，就把他埋在路边。说这句话的时候，她眼睛里没有焦虑，没有泪水，没有光芒。

刘拿出钱包，掏出100元，交给吴岁眯，让她给孩子的母亲补补身体。

记者给杨怀武、石学金和莫建树等几个医院领导打电话，他们答应派出世界卫生组织给该院配备的唯一一辆急救车，把三个妇女送到家。

38.“我们都尽力了，但是没有办法。”刘玉芝对记者说。这次治疗产生的费用应当有几百元，因为放弃治疗，孩子没有被救活，医院只收到刘志洁交来的38.1元，分别是药费34.6元，抢救费2元，挂号费1.5元。其余的都需要医院自己承担，而医院只有少量的财政拨款，连支付医生的工资都还不够。

在从江县城吃完了晚饭，罗书记开车送我们回到大塘的时候已经很晚了，电影放映已经接近尾声。作为总领队，记者在罗书记的邀请下面对村民发表了讲话，讲述了我们路上的情况，希望大家更加关注自己的健康，我们将和他们一起努力，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得起病，能够有更好的医疗保障体系。很多村民朝我们投来善意的微笑。

电影放映结束后，在李春燕医生的邀请下，我们来到了她家。

李春燕家的房子建在半山上，是一栋砖木结构的房子，以木结构为主，砖砌墙壁，一共两层，一楼外墙基本装修完毕，二楼空荡荡的还没有装修。进入屋内，也只装修了两间房，一间是春燕的卧室，另一间是春燕公公婆婆的卧室。春燕的公公正在咳嗽。

春燕的药架就放在公公婆婆的屋子里，记者进去看到，架子上空空如也，只有少量的几种药。记者问春燕：“你为什么不准备成套的药？”春燕说没有钱。

记者问：“通过看病不就有钱买药了吗？”春燕说：“村里太穷，一般人家有了病，出不起医药费。”春燕告诉记者，她给村民治病，每个月连本带利能够有600元的收入，可她每个月用于买药的钱就差不多900元，不够的就只有自己贴。

老百姓也是可怜，他们没有钱，你给他们治病以后，他们只有到秋天收桔子的时候再偿还。”村民们2002年前下的3000多元医疗款，目前只有600多元没有收回了；村民们2002年前春燕的3000多医疗款，目前还有1200元没有还清；而今年的欠账又在增加，她实在没有办法，就把村民欠钱的账单一笔一笔列出来，贴在屋里的一根柱子上，外人没有进到屋里，就看不见那份账单。

春燕没有钱买药，就向丈夫打借条，目前借条上的金额已经有5000多元。

记者还听到一个故事：一年以前，李春燕为了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小女孩的病，整整照顾了三个多月！前两个月是每天她都要去那个小孩子家去给治疗，后来家里实在离不开就把孩子接到了自己的家里治疗——在这三个多月里乡村医生象母亲一样对待小女孩，病好后李春燕没有要一分钱，事实上小女孩家确实没有钱……小女孩也从此把她当作了自己的“母亲”！

在记者即将离开李春艳家的时候，她打开了最后一扇紧闭着的房门，所有的人都惊呆了——这间屋的屋基已经被洪水冲掉了一个角，临近塌方的地方，地面分成了几块，分层下陷。

这间屋的柱子悬空，横的楼枕已经弯曲，似乎难以支撑房屋的重量，墙壁已经开裂，最大的裂口有10厘米，房屋已经倾斜。

记者来到李春燕的卧室。

靠外的墙壁上，也有四条裂缝，墙壁上的楼枕，已经和墙壁产生了大约5到7厘米的大裂缝。墙角靠外墙的地基正在开裂、塌陷……

而李春艳家的大门，原来比较靠近垒起来的地基外墙，而现在这个大门已经变形，打不开了，只有从靠山的一侧又开了一个门。

当天夜里两点，当记者一行离开大塘村的时候，李春燕出来送我们，刘志洁拉着李春燕的手说：“春燕姐姐，你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说话间，她塞了100元到李春燕四岁孩子的手里。记者也给了她100元。

10月17日，在北京的乌有之乡书吧，记者和刘志洁以及本次去贵州的其他队员一起，反思农村的教育和医疗问题，当讲到吴健智和李春燕医生的故事的时候，很多人流下了眼泪，老同志张保印还留下了100元，读者郭松民也留下了50元，他们让记者一行将这些钱转交给李春燕医生。

10月22日发稿前夕，记者再次和李春燕取得联系，她说她又没有钱去买药了，只有给村民开了处方，村民自己找门路去买药治病。

记者问春燕为什么一只留在家里不出去打工。春燕说父亲以前是这里的医生，交待过她，不管多苦，欠多少债，也不能离开村子，因为她是这里唯一的医生！

几个月以后，记者再次从北京来到李春燕家，得知他得到了一些社会捐助，大约有500多元现金，5000多元的药，她把现金用来改建了她的药房，将社会捐赠的药物放了上去，虽然多了一些名贵的药物，可是，村里常用的药物还是非常紧缺。

记者回到北京，只能在梦里依稀想到李春燕，我担心我的记忆像这张照片一样，逐渐变得残缺不全，遂将这组图片发上来，让大家保存，让大家铭记，让大家找到行动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