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25日，一名46岁的美国人George Floyd的死亡引发了美国以及全世界各地的大规模抗议。在5月25日晚间，Floyd在便利店购买香烟时被店员怀疑使用假钞。在店员报警后，赶到现场的警员与Floyd发生了冲突。一名名为Derek Chauvin的警员在冲突过程中将Floyd制服，并用膝盖压在了Floyd的颈部。Floyd反复表示，自己因为被压住无法起身，同时Floyd曾多次呼喊：“我不能呼吸。” “我觉得自己要死了。” “不要杀了我。”

Floyd生前曾经在酒吧当保安，并且还是一名卡车司机。但由于新冠疫情，Floyd又丢掉了工作。在2007年，Floyd曾因持械抢劫被捕，并在2009年认罪背叛监禁五年。

有谣言称，Floyd的死亡源于毒品过量，但是这个说法在独立的尸检报告中被辟谣：虽然Floyd在近期曾经服用过冰毒，并有心脏病，芬太尼中毒等症状，但其死因依旧是“颈部和背部受到了压迫，导致脑部血液供应不足”。这也预示着，Floyd的死亡与警员的压制性动作有关联。

在事件发生后，当时在场的四名警员被全部停职调查，随后被明尼苏达波利斯警局解雇。在5月29日，曾经压在Floyd颈部上的警员Derek Chauvin被逮捕，并以三级谋杀罪与过失杀人罪起诉(注：在6月3日，控罪升级为二级谋杀，另三名警员也被起诉为犯案共谋)。

这件警察滥权事件也成为了随后在各地爆发的抗议行动的导火索。在美国的各大城市均出现了大规模示威行为。而这些抗议的声浪也传到了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新西兰、欧洲等等国家。这已经不再是一场仅仅涉及明尼苏达波利斯市的抗议行为，而是波及全世界的，针对种族主义与警方滥权的示威行动。

一、美国真的“乱了”“疯了”吗？

趁乱盗窃商店、抢夺物品的个体的确存在，但他们显然无法代表针对警方滥权与种族问题而抗议的民众。因为随着抗议而进入公众视野的打砸行为，而去否定原本示威所意图呼吁解决的问题，着实有些跑题。

随着示威行动的升级，在社交媒体上，关于游行事件的暴力场面也在发酵。媒体记者曾经在报道游行的过程中被警方逮捕。来自澳大利亚的媒体还曾经被美国警方推搡。还有记者曾被橡胶子弹击中。而在美国处于极度分裂的状态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曾在6月1日表示，将派出军队维持秩序。在他的社交媒体上，他还曾经威胁要向示威者以及趁机打砸，抢夺商品的人们开枪。推特方面表示，这条推文违反了推特关于禁止“宣扬暴力”的规定，但由于这一信息具有公共价值，依旧将这条推文展现给了用户。

在中文媒体及微信当中，关于美国的示威行动也在被频繁报道，不过，微信当中的标题的大意更像是：“乱了！”“疯了！”“完了！”在他们的世界中，这好似成为了美国坠落的激动时刻。

我们都期望示威与游行能够以平和的方式进行，但事实上，这恐怕是一个奢望。因为示威行动本身，就是一种破坏“社会正常秩序”，从而让更多民众对示威者正在争取的权益有更多的了解，并且通过这样的方式，拓展行动的支持者。而另一方面，示威行动也是平民能够向执政官员、行政部门、及立法委员等等掌握公权力的角色施加压力的一种方式。不论是在工会罢工时在工作场所门口设立纠察线，还是选择占领主要交通道路，机场等等关键公众地方，都是示威起到效果的关键方法。

抗议的浪潮已经波及到了美国国境以外，在温哥华，有人打出“白人的沉默等同于暴力”的标语。

不论您对示威诉求的看法如何，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在全副武装的警察，保卫森严的总统面前，示威者显然在组织性与装备上处于绝对的劣势。这意味着对于诸如此类的示威行动，我们很难看到有高组织性的社会团体统一协调，而加入示威的人群也同样出于自愿，同时，也可能出于不同的目的。这使得没有具体的个体或组织能够为示威的行动所负责。而这一层面的，由于权力与资源不对等所造成的“无组织性抗议”，也带来了一个负面的问题：对于示威行动所带来的一切附加问题，追责将会变成十分困难的事情。趁乱盗窃商店、抢夺物品的个体的确存在，但他们显然无法代表针对警方滥权与种族问题而抗议的民众。因为随着抗议而进入公众视野的打砸行为，而去否定原本示威所意图呼吁解决的问题，着实有些跑题。

另外，也有一些人认为，例如George Floyd此类的事件，仅仅是个案，但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内，这样的个案或许有些太多：佐治亚州黑人青年Ahmaud Arbery被几名白人私刑处死，肯塔基州急诊室工作人员，黑人Breonna Taylor在自己家里被闯入且未声明自己身份及目的的便衣警察（误以为其家中有违禁品）射杀，纽约市中央公园内白人女性金融高管Amy Cooper因一名黑人提醒其按规则拴狗后打电话向警察诬告黑人威胁其性命。如果让我们再将事件向前推几年，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自己家中被达拉斯女警误杀的Botham Jean，以及在巴尔的摩与弗格森曾经发生的抗议行动。这些个案的数量，似乎有些太多。

二、亚裔可以置身事外吗？

在面对校园霸凌、家庭暴力、以及发生在各个场合下的暴力事件，我们总会看到想要置身事外的旁观者。我们总会想起小的时候家长们曾经告诫过的“少管闲事”，“不要参与公共事务”，“这不是你的责任”的话语。

正在阅读这篇文章的您，可能会有这样的疑惑：这看似是一件欧洲族裔与非洲裔团体之间的暴力，作为亚裔，这与我又有什么关系？

这样的问题不仅困惑着您，也是诸多亚裔人士正在思考的问题，或许，也包括这位在冲突现场的亚裔警员。

在George Floyd一案当中，媒体注意到了一位名为Tou Thao的亚裔警官。在Derek Chauvin对受害者施暴的时候，这位警官选择站在一旁，没有制止这样的行为。这引发了人们对亚裔群体在种族冲突当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讨论，而亚裔群体与非洲裔群体在这些问题上的纠葛，已经有了很长一段时间。在1992年的洛杉矶大骚乱当中，非洲裔群体就与韩裔店主们发生了巨大冲突，在当时的街区当中，还出现了枪战的场面。

旁观与不参与的心态或许与在社区内的一部分人士类似：我并不是施暴者，同时在一些场合，我还会成为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为什么我不能简单地不去理会这些问题，而选择置身事外呢？

Tou Thao在案发现场所做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并不罕见：在面对校园霸凌、家庭暴力、以及发生在各个场合下的暴力事件，我们总会看到想要置身事外的旁观者。我们总会想起小的时候家长们曾经告诫过的“少管闲事”，“不要参与公共事务”，“这不是你的责任”的话语。

Tou Thao在这起事件中所处的位置，又恰恰是亚裔在美国社会当中的缩影：掌握着一些资源，但又无法改变大局。比起其他的少数族裔，亚裔的日子或许感觉上还算好过，但在种族问题上，又往往是受害者。

如果我们用一种更加批判的眼光来看，这种思维常常被叫做“小市民思想”，但如果我们考虑到亚裔群体在北美大路上所处的权势地位，又不难发现，这样的想法以及这些“忠告”的存在，又有他们的历史背景原因。

如同非洲裔美国人一样，在美国以及加拿大的历史上，亚裔群体也曾经遇到过诸多制度性歧视：美国与加拿大都出现过禁止华裔入境的法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族裔的美国与加拿大人都曾经被看作成为敌侨而被迫迁徙。或许您认为，这些已经是旧时代过去了旧账，对今天的种族问题毫无关联。那么，在新冠期间，发生在美国与加拿大的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行为，恐怕值得您的注意。温哥华中国城的狮子两次被人涂鸦，特朗普一再在新冠疫情中挑起对华人的歧视。这些事情还都发生在2020年。

但另一方面，在种族问题上常常成为受害者的亚裔群体，在另外一些问题上，也充当了“加害者”的角色：不论是在警察滥权行为上束手旁观，还是积极参与支持例如特朗普一类的深度保守派政客，在2016年至今，乃至更早的时间内，亚裔事实上一直处于这样的尴尬境地。不同于非洲裔、拉美裔群体在种族问题上的立场，在亚裔群体之内，关于种族平权，社会公义的问题上，并不能轻易达成共识。

社区当中的保守分子愿意将自身所遇到的不公归咎于地缘政治的博弈，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当中，虽然他们自己来自于移民群体，但他们却在坚定地支持以反对移民知名的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从社会议题当中对于性少数群体，到对公共政策的理解，他们的立场与政治光谱当中最为右翼的人群十分类似。同样的群体在加拿大也有出现，在新冠疫情来到加拿大后，一名名为斯隆的保守党议员曾经发布视频质疑加拿大首席医官谭咏诗医生是否在为“中国工作”。谭医生生于英治时期的香港，随后又在英国与加拿大接受教育。这使得这样的质疑，充满了种族注意韵味。但即使是这样，依旧有人愿意为斯隆站台，并坚定地与种族主义者站在一起。

他们对居住地的公共事物以及进步思想采取十分抵触的态度，并且坚持使用来自原生国家的思维方式对事物进行判断。他们还会使用“黄左”、“圣母”、“SJW”（Social Justice Warrior，社会正义战士，含贬义）等一系列具有贬义性质的词汇攻击社区当中支持进步与平等的声音。

三、制度性的歧视您感受过么？

一些人出生于家境优渥的家庭，在面对这些束缚性的制度问题时能够反思并做出行动。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能够合法地活在北美大路上，就已经是一件令自己感激涕零的事情。

纪录片《亚裔美国人》中的镜头

对于大多数亚裔群体来说，在面对警察的时候，通常不会出现诸如此类的事件发生。但这并不能表示警察滥权与种族不公义的行为不存在。而在不同的领域，亚裔所面临的制度性问题，其实在深深地影响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还影响着我们的子孙后代。

您或许听说过竹子天花板的说法，这个词汇正是讲述了亚裔群体在职场上面临的制度性困难。在刻板印象中，亚裔往往体现了不善于表达、性格内向，以及不善于团队协作。这些由刻板印象引发的偏见在职场当中成为了系统性歧视，也负面影响了亚裔群体在职场中的发展。这些刻板印象也影响了亚裔在申请大学时的成功几率，在曾经震动亚裔社区的针对哈佛大学的诉讼中，这些刻板印象就成为了招生官眼中的“亚裔群体画像“。

同样的刻板印象也发生在约会当中。亚裔男性在约会市场上常常遭到排挤，并且面临严重的偏见。在大众传媒当中，亚裔男性经常被刻画成书呆子、说话有口音、身材矮小等等特征。这些来自于影视作品的偏见显然影响了亚裔男性求偶的成功几率。在宾州州立大学的社会学公开课当中，教授曾经指出，亚裔男性的收入需要达到白人男性的数倍，才能够在约会市场中得到同样的机会。

针对亚裔男性的污名化同样影响了例如林书豪这样的职业球员。在回顾他较为坎坷的职业生涯当中，林书豪多次提到了许多人并不相信他能够打篮球。即使在数据和运动测试中与当年的状元秀约翰·沃尔取得了相似的成绩，林书豪依旧没有得到任何球队的青睐。现在回首当年的往事，倘若不是2012年尼克斯队的伤病，或许林书豪当时就会告别NBA的赛场。对于在体育界、文艺界以及其他亚裔鲜有涉足的领域，我们现在能够看到亚裔群体的艰难处境。他们需要对抗的不仅仅是竞争激烈的市场，还有更多人们的偏见，这些偏见甚至还会来自于自己的族群。

如果我们再去观察今天北美各级政府的官员与幕僚，您恐怕会发现，亚裔以及其他少数族裔所占的比例，与理想相差甚远。在去年的民主党初选辩论上，唯一留在了辩论台上的非欧洲裔候选人杨安泽Andrew Yang被问到作为唯一的少数族裔候选人是什么感受时这样说道：“这既是一种荣幸，也令人感到失望。”

在他小的时候，也有人对他使用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词语。但对于非洲裔与拉美裔而言，这些问题远超过言语上的不舒适。一个黑人家庭的净资产仅仅是白人家庭的10%，而对于拉美裔来说，这个数字也仅仅是12%。他们所面对的经济窘境使得他们无法参与政治，更无法对抗财团资助的金元攻势。随着初选结果的不利，杨安泽在这一次竞选当中没能走得更远。这也体现了亚裔群体在美国的现状：在向上的道路上，看似总有那一个透明的墙，在阻挡人们前进的脚步。

由于亚洲地缘政治与历史渊源的多样性，亚裔群体在北美大陆的构成也相当多元。一些人出生于家境优渥的家庭，在面对这些束缚性的制度问题时能够反思并做出行动。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能够合法地活在北美大路上，就已经是一件令自己感激涕零的事情。同样是亚裔，他们的人生经历与感受截然不同，他们在这些问题上，具有不同的看法，也成为了一件十分正常的事件。而在一个自由的社会当中，拥有不同的观点，也是一件十分寻常的事情。

但在面对这些问题，以及出现在美国的深层次制度性种族问题时，仅仅看到表面上的乱象，显然并不是一种有建设性的思考方式。在做出判断前，理解问题的历史背景，理解示威者的原由，以及具有对苦难的同理心，显得更加重要。

出处：头条号 @海外即时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