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国际教育这条路，就像是带着孩子走在一条独木桥上，而且这条独木桥通向哪里，你还不清楚。” 一位家长向我们这样描述选择低龄留学的感受。现在，疫情给这条道路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

撰文：李秀莉 孙一丹 印柏同

滞留在加拿大的安娜和女儿收获了一段难得的亲子时光

疫情下的小留学生生活

从美国回来的两个月里，雨萌每周要上五天的网课，从晚上8点到凌晨3点，这是疫情期间她的生活日常。由于学校要求直播课的出勤率，虽然有着12个小时的时差，雨萌还是每日按时打开直播课。长时间的黑白颠倒和每日四节课的强度，她觉得“确实是有点累”。

15岁的雨萌是第二批从美国包机回国的小留学生之一，她所在的新泽西州距离疫情中心纽约只有三小时的车程，3月初纽约疫情暴发，新泽西州也难以幸免。截止到3月21日，新泽西确诊病例1327例，仍有大量未检测人群，随着病例每日增长和暑期来临，雨萌和父母商量后决定回国。一周后，“五个一”政策出台，雨萌妈妈买的三张机票接连被取消。4月6日，中国驻美大使馆发布了小留学生包机回国意愿情况统计，雨萌马上在大使馆网站登记了信息，并在一周后收到通知，三天后飞机将从纽约机场直飞杭州。17日，快速地收拾好行李后，雨萌坐着朋友开的车来到纽约机场，穿上自己准备好的防护服和手套，准备登机，同行回国的小留学生约有180人左右。“每个人都穿得像《生化危机》电影里的人物一样。”雨萌对本刊记者回忆。在直飞的14个小时里，没有人吃饭或上厕所，一直到隔离酒店雨萌才脱下防护服。虽然辛苦，已算幸运——由于年龄偏小且所在地区邻近纽约，雨萌是最早乘坐包机回国的小留学生之一，她的同龄同学和朋友仍有部分滞留在美国，没有收到包机通知。

专做美国低龄留学的小留教育总经理刘仁赞告诉本刊记者，由于美国航空管制比较迅速，导致最早只有20%的学生买到回国机票。4～6月份以来，国家开始派包机接回无成人陪伴的中国小留学生回国，费用自理。但部分家长待情绪平复后，考虑到高额机票和回国途中的风险，选择让孩子继续留在美国，因此，这些学生的回国速度逐渐放缓。目前，机构200多名在美国的低龄留学生中，还有将近一半没有回来。美国某国际教育学校的工作人员陈怡菲告诉本刊记者，因为美国中学的开学时间在8月份，算上回国隔离的时间，孩子回家能待的时间寥寥，再加上美国对中国入境的限制即要求在最近14天内到过中国的旅客都不允许入境，回去上学又是另一个难题。这可能也是不少家长选择让孩子继续在国外待着的一个原因。

雨萌在国内黑白颠倒应付美国时间的同时，安娜已经在太平洋彼岸的加拿大度过了近半年中国时间表。每当加拿大夜色降临时，她开始踩着中国的上班时间工作，一直到凌晨3～4点才睡去，第二天中午12点起床，吃完午饭后，一边陪女儿上网上课外辅导班和晚课，一边继续工作，晚课结束，安娜和女儿、丈夫一起到外面做运动。加拿大的疫情管控没有那么严格，优美的自然环境帮助安娜减少了身处异国他乡与疫情环境下的压抑感。

安娜是中国人。今年1月来看望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读书的11岁女儿和陪读的丈夫。本来买的正月十五回国的机票，赶上国内疫情暴发，假期延长，安娜将机票改签到3月。没想到，回国的机票从3月一路改签到7月，最近的一张7月2日的票也被取消。前期，因为国内推迟复工，安娜还没有特别担忧的感觉，随着全面复工的推进，仍然回不去的安娜开始着急了。安娜所在的公司属于小型创业公司，工作中经常需要面对面的充分交流，远程办公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但并非长久之计。

相比疫情给自己的工作带来的不便，安娜更担心的是11岁的女儿。她此前在国内的公立学校读书，去年8月来蒙特利尔上学，目前正处于语言的适应期，因此这一年尤为关键。蒙特利尔一学年一共三个学期，第三个学期的时间最长，结果第二学期刚结束就赶上疫情，到现在一直在上网课。考虑到不能让孩子长期盯着电脑，学校将课程的时长缩短到上下午各一个小时。再加上缺少面对面的语言环境，安娜女儿的学习进度被大大影响。安娜只好通过给女儿报课外补习班的方式做一些弥补。据她了解，一些更低年级的中国留学生受到的影响更大，因为年纪小，学校将他们的网课控制在一周1～2次，一次一个小时的频率，其他时间只是用相对宽松的作业进行弥补，“基本完全离开了语言环境”。

受影响的不只孩子的语言环境。加拿大的教育体系分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安娜的女儿上的是私立学校，最大的特色是学校搞的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她特别热爱的篮球比赛、冰球训练，目前都参加不了。王真的儿子在英国牛津郡的一所全寄宿制男校上小学四年级，今年3月回了国，目前，每天下午3点半到晚上10点半是他六节网课的时间，再加上做作业，一直要忙到晚上12点左右。儿子告诉她，和正常的线下课程相比，网课牺牲了部分内容，比如宗教课这种需要到教堂去唱诗的课程就被取消了。

好在一家人在一起，而且安娜有一定的语言功底，可以在学习上帮助女儿，因此他们家的情况还不算太糟。安娜听说，一些家长不在身边又没排到回国机票的小留学生在疫情发生后，只能借宿当地同学家。此外，疫情期间，虽然美国、加拿大的很多此前需要付费的在线教育资源几乎全部放开，以辅助学生的网上学习，但是需要学生自己去寻找，对独立学习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没有家长陪读的孩子，大量时间可能就用来打游戏了。”

“低龄留学热”遇冷？

这些在疫情下陷入两难的孩子，大多是这些年随着国内的“低龄留学热”来到异国的。

成立于2004年的小留教育对国内低龄儿童的出国热潮有深刻的感受。刘仁赞告诉本刊记者，一开始，他们做的是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等地的留学生监管业务。那时，风头最盛的是韩国小学生赴美读书。2012年以后，中国的小留学生出国市场开始一步步升温。小留学生服务机构陆续起来。“尤其是2013、2014、2015年，属于疯狂的三年，每年增长率都很高。”刘仁赞回忆。

程宝燕是夏威夷大学比较国际教育专业副教授，从哈佛大学博士毕业后，她便加入了夏威夷大学教育学院做助理教授，同时也成为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所的成员。2013年，她观察到她所在的夏威夷地区乃至全美的中国小留学生数据都在快速增长，便开始了对这一群体的研究。程宝燕告诉本刊记者，中国在美小留学生2005～2006年只有65人，这一数字在之后10年内成倍增长，2009年，中国超过韩国成为在美最大的国际高中生输入国。2014年，在美高中留学的中国学生（持F-1学生签证）约占在美高中国际留学生总数的30%，根据Globally Mobile Youth网站发布的国际教育机构数据（IIE），2016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56%。2016年，整体中国在美小留学生（K-12，即幼儿园至高中12年级）总量超过3.5万名，学生来源也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渗透到二、三线城市。

程宝燕分析道，与大学和硕士阶段出国留学相比，低龄留学是长线的教育投资，小留学生的家庭经济实力提升是这一群体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这段时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成倍增长，很多家庭如果有两所房子，尤其是在北上广这些城市的，就比较容易负担起孩子的出国留学费用。”

一些新的留学服务产业应运而生。“当时很多国外中学开始走进中国招生。之前大家可能觉得出国没有门路，突然之间，发现原来这么简单。校代这个行业就是这时候开始的。”刘仁赞口中的校代就是与国外各学校的校方代表或是招生官直接联系的中国机构。与留学中介不同，校代不仅提供出国前的咨询服务，还提供租房、转学、舍监等留学后服务，以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国外学习生活。2015年，刘仁赞开始专门做校代服务，从最早代理的10所学校发展到现在的上百所。他发现，要想做好校代，除了拥有更多的学校资源，还要有海外的寄宿家庭和监管实力。

小留教育旗下有1.1万多家合作的寄宿家庭，包括大量当地白人家庭。解决寄宿家庭和留学生之间的冲突是他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比如他们今年帮助过的一个孩子，就是因为语言和文化上的沟通不畅，和寄宿家庭产生了不少摩擦。趁着这次疫情，小留机构将其转到了一家华人家庭。“这种情况其实蛮普遍的，有人一开始说要个白人家庭，感受气氛，结果到那里后本身语言能力很差，跟住家稍微有一点冲突或者分歧就会激化。”刘仁赞说。疫情开始后，他第一时间通知所有寄宿家庭戴口罩，做好防护。但因为中美文化和防疫思路的差异，很多白人家庭并不严格执行。为此，刘仁赞安排不少孩子转宿到华人家庭里寄宿。

对这些自理能力和心理都尚不成熟的孩子来说，他们在海外的求学生活需要更细碎、更生活化的帮助。国内某高端低龄留学咨询公司的市场总监告诉本刊记者，他们为小学生做的教育规划会细到未来读什么学科、专业。有的机构甚至会为每个家长和孩子匹配一个老师对接，老师24小时不能关机，随叫随到。孩子在寄宿家庭住得不开心，想出去玩，甚至想买双耐克鞋，平台都会想办法帮忙解决。刘仁赞的公司业务也因为满足了这些需求而壮大。2016年，他收购了一家海外留学监管公司。随着规模不断扩大，还买断了一家美国排名前30的高中网校招生权。

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如一盆冷水浇下来。今年暑假本该是机构新一轮招生的开始，但截至目前，小留教育的招新量几乎被拦腰砍。很多本来有出国留学计划的家庭也选择了暂时搁置，继续观望。本刊采访的多家留学服务机构称，今年的招生人数将直接决定明年的业务收入，因此长远来看，恢复可能至少需要1～2年的时间。

疫情之下的回国潮？

今年1月，安娜的女儿考取了多伦多的一所私立学校。原计划是今年暑假先回国，暑假结束后，再从蒙特利尔搬家到多伦多。疫情打乱了原本的计划，现在，安娜需要在几种选择间做权衡。多伦多的疫情比蒙特利尔严重，回国也在安娜的考量之中。疫情让她认识到一家人在一起的重要性。但因为工作关系，安娜未来1～2年内不会常住加拿大。如果一家人分开的代价换来的只是孩子在这边上一个网校，是否应该考虑回国？但回国后女儿已经没有学籍，无法入读公立学校。如果就读国际学校，她听说不少低龄留学生都在回流，国际学校也不那么容易进了。

王真也面临着相似的选择。前几天，王真儿子所在的学校给她发邮件，称欢迎孩子9月份继续去英国读书，但她还在犹豫。“我现在更多的不是担心疫情的问题，而是其他因素。”王真对本刊记者说，“因为现在国际上对我们确实有一些排斥和不利的声音。”听一些华人小留学生讲，在就读的法语学校里，有人公开声称Chinese virus（中国病毒），虽然很快被学校出面制止，还是让不少同胞的内心感到难过。本来，王真对孩子的教育规划是走国际化路线，多去几个国家和地区读中学、大学，感受不同文化的碰撞，但现在，她对世界的开放和安全产生了疑虑。

儿子回国后在酒店隔离期间，王真接触到一条专门针对小学生的网课推送广告，听了三节试听课后，她帮儿子报了一个系统课程，包括暑假10天的提高班和五年级上学期的内容。“当时我想的是，孩子这个学期肯定走不了，下个学期欧洲如果控制不住，我可能会让孩子在国内上一段时间，因此就先报个班，让他适应国内老师跟孩子的交流方式、授课方式。”现在，王真的儿子每周一到周五上英国的课程，周六上午上一节国内数学。

对这些妈妈们来说，这样不确定的感觉其实并不陌生。自从让孩子走上跨文化教育的道路后，她们就常常处在各种得失未知的选择下，疫情对世界的影响，让她们对孩子的教育又多了一重忧虑和不确定。6月初，美国政府发布了对某些中国学生签证的限制，禁止七所直属中国工信部的大学学生去美国留学，这成为安娜所在的留学生妈妈群里热议的话题。“群里不少家长在激烈讨论，要不要干脆回国读书？因为在中国高考至少是个确定的结果。”安娜对本刊记者说。但考虑到不少国际学校的学生没有公立学校学籍，参加不了高考，再加上政策在不断变化，家长们都还在观望。“选择国际教育这条路，意味着很难再回到国内公立体系。家长就像是带着孩子走在一条独木桥上，而且这条独木桥通向哪里，你还不清楚。”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安娜、王真、雨萌为化名）

出处：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