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1年3月份开始，深圳卫视直新闻在深圳大学开了一个新闻实践方面的短课。面对面的交流中，同学们提出了不少直率的问题。在谈到“拜登上台后的中美关系”的主题时，有同学问，平时看电视，怎么感觉报道有关美国的全是坏消息？为什么国内的新闻媒体那么关注美国的负面新闻？

*自去年初发生新冠疫情以来，美国至今累计感染人数已超3400万，死亡人数超过61万人。

“国外比较乱套”

我引用了多年前赵本山的春晚小品调侃说，“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独好！”

20岁左右的大学生，对这个20多年前的老段子，可能并不知道。不过，他们对新闻的感觉，却和20多年前人们的“调侃”基本一致：电视上的国内新闻大多是“正面报道”，好消息多；而西方则是坏消息不断，形成强烈的反差。

对于学生的直率提问，我的回答也直截了当：美国的坏消息多，除了“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传播规律，更多地体现了中西方之间因为制度、传统和价值观不同，相互不理解，甚至对抗。就好比生活中的两个人，如果彼此“嫌弃”，当然彼此也不会有什么好话：

中国人难以理解美国的所谓“控枪自由”，对美国各地枪击案灾难频发感到震惊；

中国人难以理解美国极端的“个人自由”，对不愿戴口罩造成的疫情泛滥感到匪夷所思；

美国借口“人权和自由”，插手台海、香港和新疆等问题，更是中国坚决反对的。。。

有了这么多分歧，媒体上显现出对方的“坏消息”，也就不足为奇了。毕竟各国媒体代言的实质是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

尽管这数十年来，中美关系有很大提升，但中美在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时松时紧、从未消失，这些冲突同样也会表现在媒体的报道上。

也因此，中国媒体选取美国新闻的角度，难以排除国内意识形态的影响，报道容易给人“主题先行”的印象。但在这场对抗中，中国媒体其实还是报道有据、相当“克制”的，消息基本也都是援引欧美主流媒体的报道。

谁被偏见“绑架”？

相比之下，美国等西方媒体，尽管在本国内部事务上，不少报道还能标榜“客观理性”；但在对外特别是对华事务上，则早已被意识形态偏见绑架。

像美国之音、自由亚洲广播电台，就是专门面对中国，传播不实消息， 干涉中国内政，妨碍“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等政策。最近西方又利用新疆问题诋毁和妖魔化中国，还煽动“抵制北京冬奥”，对中国国际形象损害非常大。

*灰色地带网站长篇报道：特朗普散播的新冠病毒起源于中国实验室的阴谋论如何被炮制

揭秘：《纽约时报》变“棋子”

最新曝光西方媒体内幕的震撼弹，来自于美国独立网站“灰色地带”。

“灰色地带”创始人、主编麦克斯·布鲁门特尔指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纽约时报》和CNN是独立媒体，但这些媒体实际上已被美国的情报部门发展成为信息战的棋子。这些媒体雇来报道俄罗斯、中国或巴以地区等敏感话题的人，观点都会受到审查。

大约两个月前，《纽约时报》发布了一个广告，想招聘新的俄罗斯特派记者，广告中明示，如果你想拿到这个职位，就必须致力于妖魔化普京，把俄罗斯描绘成一个反乌托邦的、以破坏世界稳定为目标的独裁政权。后来这条广告在推特上成了笑柄。

“在美国当记者就是这样，你得通过意识形态测验才能成为记者，基本意味着你得是个极端主义者。尽管报道俄罗斯的时候确实需要批判地看待许多事情，但他们根本不允许你正反两方面都提到。”

*《纽约时报》招聘驻俄记者广告（截自该报社网站）

布鲁门特尔揭开了一个真相，就是自诩“恪守公正中立”的西方主流媒体如何与政府串通一气，在社会上制造“仇恨中国”的共识。

“你去看《纽约时报》，每篇关于中俄的报道，都是可怕的负面新闻，还经常不具名地引用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这就是情报部门介入的地方。这些匿名官员往往来自情报部门，或者五角大楼，他们把特定的情报提供给记者写新闻。记者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从所谓“情报界”获取信息，他们吃这口饭就靠这个。顶尖报社的记者为了保住和政府的关系，在意识形态上会展现出严明的纪律性。”

西方的软性审查

“灰色地带”的创始人认为，“中国的信息受到严格的控制，有刚性的审查制度；而西方主要靠胁迫、制造同意，以及越来越多的软性审查”。

他举例说，在美国，如果直接质疑抹黑中国新疆“种族灭绝” ，都会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名誉受损，它会损害记者的个人和政治前途。他声明：“这些事我们都亲身经历过，但是我们不在乎，因为我们是独立网站。我们觉得有责任公开真相。 ”

“灰色地带”曝光的当然不是个案。美国媒体也绝不像有人以为的，是像镜子一样反映现实，这面镜子常常是“哈哈镜”，而且严重误导了当地民众。“中国落后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在西方国家流传甚广。在有些西方国家，只要说到共产党、共产主义，就是全盘否定的。

中国记者被当成“被告”

课堂上，我也向学生例举了中国记者的真实感受。

常驻巴黎二十多年的文汇报高级记者郑若麟，谈到他在法国多次上电视节目的经历时说，有些媒体为了抹黑中国，多次搞诱导式提问，并对他的讲话断章取义，或是一言不合，就打断他的发言。郑若麟有一次在节目中抗议说：“你们请我来，不是请一位被告来听取他的审判书的吧？如果不是的话，那就应该让我把话说完。”

郑若麟还谈到，不少法国记者和学者也对西方媒体盲目的“反华”立场表达不满。法国作家马克西姆·维瓦斯撰就写了《新疆维吾尔谎言的终结》，用自己两次到访新疆的亲身经历，展示真相，对西方媒体的冲击非常大。这本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多次引用。但为中国说真话，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为长期的“反华”宣传，法国民众大多被西方媒体“洗脑”。维瓦斯已经遭遇直接威胁了，什么都可能发生。作为朋友，他为维瓦斯担忧，也希望中国给予他们支持。

*法国知名作家马克西姆·维瓦斯： 我看到的新疆具有非凡的活力

国内媒体“公信力”值得反思

课堂上的关于“中国媒体客观性”的交流， 因为时间有限，我们的讨论就此止步，但我觉得意犹未尽，比如：为什么在不少人心目中，西方媒体“追求客观和真相”，而中国媒体“不客观”、“缺乏公信力”？

学生的问题中，其实也隐含着对国内媒体“公信力”的怀疑，之前就有同学提问说，“中国的媒体不要光唱赞歌，能不能有一些更客观、更有说服力的报道？”这些富于理想的年轻同学，对于新闻业现状的不满溢于言表。

在这样的质疑声中，作为媒体人，该如何反思？中国媒体的国际和国内报道是否有失客观？为什么给学生们这样的印象？或许，这还不只是学生的感受，可能也是不少民众对中国媒体的“刻板印象”。

“坏消息”大多是美欧原创

在和学生的课堂交流之后，我特别留意了一下，最近的国际新闻里，到底有多少条美国的负面新闻？我随机抽取5月31日下午17点央视新闻频道一个小时的节目，统计了一下，在国内新闻播报完之后，一共播报了11条国际新闻：

1、德国瑞安航空一客机紧急迫降落柏林 疑遭炸弹威胁 警方搜查后未发现异常

2、欧洲多国媒体同时披露 美国国家安全局监视欧洲多国政要和官员

3、以巴停火后 以色列外长首访埃及

4、美国佛州音乐会遭遇枪击事件 2人死亡

5、美国芝加哥民众游行呼吁停止枪支暴力

6、“长赐”号货轮搁浅苏伊士运河事故后续：调查结果认定货轮船长应对搁浅事故负责

7、瑞典哥德堡发生枪击事件致一人死亡

8、美国弱势群体疫苗接种率更低

9、缅甸疫情防控禁令延长至6月30日

10、感染人数激增 南非调高疫情防控级别

11、刚果（金）尼拉贡戈火山喷发灾害 余震不断 总统建议灾民暂勿回家

*5月31日美国佛州音乐会遭遇枪击事件 2人死亡

这11条新闻都是简讯，美国三条，欧洲三条，亚洲非洲等地的消息有5条。除了炸弹威胁、窃听丑闻，还有战争、枪击案、自然灾难、事故、疫情等，确实没有一条好消息。虽然这档新闻只是我随机取样，但也颇具代表性，属于国际报道的一般常态。

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坏消息”大都是美欧媒体原创，中国媒体只是选取和播报了这些世界重大新闻。

实际上，在国际舆论场上，全世界重大新闻有80%来源于西方几个主流媒体。而其中，负面报道是常态。举个例子，美国新闻界的最高奖——普利策奖中，超过80%的题材涉及战争、犯罪、公民自由、种族矛盾、自然灾害和国际关系等等，也就是说，美国的主流媒体一直是以揭露性和灾难性事件为报道主体的。

加上我们和美国相距遥远，中国媒体关注的，更多的是和中国相关的美国政治动态，而这些动态在近年来大多也是负面的。比如：美国对台军售、渲染“中国威胁”的《中国军力报告》、体现强硬对华政策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等等。这也是为什么，涉及到美国的重大新闻，往往是“坏消息”比较多。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媒体就只能报道有关美国的“坏消息”，实际上，中国媒体也会及时报道中美之间的“好消息”。包括6月2日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六天内两次和美方高官通话，传递的积极信号。各大媒体都在第一时间给予了高度关注和肯定。

不可否认，扭转人们的某些“刻板印象”，提高媒体的“公信力” ，将是一个长期工程。

“我们还是要跟西方对话”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中国问题学者郑永年最近在深圳的演讲——《中国正在面临西方的知识围堵》，颇为发人深省。

他说，现在中国跟西方之间互相叫骂、互相妖魔化，各种民调都显示中西方各自的软力量都在下降。新冠疫情以来我们行动上做得非常好，但言论上做得不够好。我们辛辛苦苦从行动上得来的分，都在这种互相对骂和妖魔化中被抹掉了。我们还是要跟西方对话，而不是互相妖魔化、互相叫骂。

如果从媒体角度来反思：我们能不能更加理性地看待美国？基于世界“和平发展”的大趋势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美的媒体能不能破除“妖魔化”的套路？

美国的社会里，同样也发生着美好的事情，这些内容能不能进入中国的主流舆论场，改善中美两国民间的气氛？

反之也一样，普通中国人的生活，能不能通过媒体走进美国的千家万户，这种正面的形象和能量，能不能传导和影响美国的舆论？

“过滤”信息降低“公信力”

其次，值得反思的是，国内媒体在新闻报道过程中，往往还会出现“自废武功”、降低“公信力”情况。比如，不少媒体出于保守或者没把握，担心新闻报道中有些信息“于我方不利”，就主动“过滤”掉这些信息，而只摘取那些“于我有利”的说法和报道角度，这样就可能造成新闻事件的内容缺失。

但实际上，现在获取信息的渠道很多，人们从你这里看不到的信息，也会在别处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几次，就很容易产生对你的不信任。这恐怕也是不少中国媒体给民众造成“不客观”印象的原因之一。

舆论环境也是中国媒体人面临的困境。对于某些高度敏感的新闻，如何“脱敏”处理，如何理性报道，不光是媒体一家的责任，从意识形态监管部门，到新闻主管机构，再到社会大众的“容忍度”，都是必要条件。这个整体环境什么时候能够更开放、更宽容，是中国媒体达至“客观理性”目标的关键。

中国媒体问题集中在“公信力”

正如知名传播学者达雅·屠苏指出的那样，中国媒体竞争力的问题不在硬件设施， 而在软实力方面，集中在优质内容和“公信力”问题上。

他举例说：中国媒体仍在报道官方新闻，因此被西方当作是中国政府的“喉舌”。和西方的更多关注负面报道不同，中国的正面新闻或建设性新闻，被国际社会接受还需要很长时间。

“宣传” “灌输”已不合时宜

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创立者、全国政协前发言人赵启正对此也早有分析。他认为，中国有不少媒体，因为承担着对国内进行宣传和导向的职能，常常过分强调“宣传”“灌输”， 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时代，因此丧失客观公允的可信感，已经受到民间媒体与西方媒体的挑战。 传统媒体必须放弃“宣传”“灌输”这些观念，而代之以“对话”“沟通”的姿态，这种姿态将相对弱化国家主义的话语色彩，重建主流媒体的公众可信度。

塑造“公信力”也是技术活儿

同时， 中国媒体需要摆脱传统政治观念的桎梏，创造出更多优质的内容。其他国际媒体可能花两年的时间去做一个调查性报道, 相比之下, 中国媒体的竞争力就不突出。

实际上，媒体塑造“公信力”也是一个技术活儿，因为话语权背后是知识的能量。“坏消息”里，能不能少些简单片面的“贴标签”，多些有价值的认知提升？

在热点新闻报道中增加立体的维度，实际上，深圳卫视《直播港澳台》在这些方面做了多年的拓展。比如，对于美国疫情和枪击案的“坏消息”，进一步分析：为什么美国人不愿意戴口罩？为什么那么多美国人坚持“拥枪”？美国崇尚的“个人自由”究竟给美国带来了怎样的特质？等等。

又比如，对于中美关系的报道：美国内部到底如何评估中国的军力？ 拜登政府炒作“中国威胁”的同时，是不是还有理性的合作意向？在中美关系中如何反应“适度”？既不要草木皆兵，激化矛盾；也不要疏忽大意，错判形势？

不过，在庞大舆论场的众声喧哗中，这些理性的声音还远远不够。

百万学者习惯国际“沉默”？

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再做部署。会后，一篇《中央再谈国际传播 百万学者为何习惯国际“沉默”？》的长篇学术论文，在这一背景下引发广泛关注。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呼吁释放百万社科学者的能量，解决中国在国际舆论场“挨骂”的难题，他在文中相当坦率地指出，“学者为中国对外发声的各种顾虑相当多：一是怕说错话、二是得罪官员、三是怕违反纪律、四是怕没分量、五是怕白费精力、六是怕国际制裁。”

其实，中国智库面临的问题和中国媒体的问题，有颇多相似和关联之处。

媒体背后需要知识体系支撑

知名学者郑永年也指出，为什么中国媒体走不出去，在国际上缺少竞争力？“因为我们媒体背后，没有一套人家可以接受的知识体系来支撑。如果没有这套知识体系，光靠技术手段，我们的媒体永远做不大、做不强。我们要思考这些问题，中国的智库要思考这些问题，要在和西方的对话中做好、做大、做强我们的话语权。”

从20多年前的《东方时空》开始，中国媒体就在不断寻求新闻的突破。《东方时空》的创始人之一陈虻曾说，“新闻的改革不可能是领导告诉我们：同志们，禁区开放了。永远没有这种时候。干新闻干一辈子的人会有体会，新闻的改革永远是撞击反射，不是别人给你东西，而是你做出东西，让人认可。”

撰文：深圳卫视直新闻 @万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