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拜登以微弱优势战胜川普近一年后，美国仍行走在刀尖上。许多政治结果都是可能出现的。包括拜登正在寻求的渐进式经济和政治改革，以及川普2020年1月尝试过、他和共和党仍然试图达成的颠覆选举和宪法规则。

很难准确判断究竟是什么深深困扰着美国，以至于引发了川普运动。是因种族、宗教和意识形态而分裂美国的无休止的文化战争吗？是财富和权力不平等加剧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吗？是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的全球力量在减弱，还是美国领导的战争不断带来的灾难导致了其自身的痛苦、沮丧和困惑？

所有这些因素都在美国动荡的政治中发挥着作用。然而，在我看来，最严重的危机是政治方面的——美国的政治制度未能像美国宪法所承诺的那样“促进大众福利”。在过去的40年里，美国的政治已经成为一种局内人的游戏，以牺牲绝大多数公民的利益为代价，肥了超级富豪和企业游说团体。

顶层1％和其他人

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在2006年看到了这场危机的本质。“有阶级斗争，没错。”他说，“但发动战争的是我的阶级，富有的阶级，而我们正在取得胜利。”

主战场在华盛顿。突击队是聚集在美国国会、联邦各部门和行政机构的企业说客。弹药是每年花费在联邦游说（2020年估计为35亿美元）和竞选捐款（2020年联邦选举估计为144亿美元）上的数十亿美元。支持阶级战争的宣传者是由亿万富翁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领导的企业媒体。

近2500年前，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一个有缺陷的宪法秩序，可能会让一个好的政府变成一个坏的政府。由法治统治的共和国，可能会沦落为民粹主义的暴民统治，或由少数腐败阶级组成的寡头统治，或独夫暴政。除非美国的政治体系能够脱离大规模的企业游说和富人竞选融资的腐败，否则美国将可能面临此类的灾难。

美国针对穷人的阶级战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上世纪70年代初就开始了，并在过去的40年中以残酷的效率付诸实施。从大萧条时期的1933年小罗斯福总统的就职典礼，到1961年～1968年的肯尼迪·约翰逊时期，大约30年的时间里，美国的发展道路大致与战后西欧相同，成为了一个社会民主国家。收入不平等正在减少，更多的社会群体，尤其是非裔美国人和妇女，正加入经济和政治生活的主流。

然后是富人的报复。1971年，企业律师刘易斯·鲍威尔（Lewis Powell） 提出了一项战略，扭转了社会民主趋势，而后者正朝向加强环境监管、工人权利和公平税收的方向发展。大企业要反击了。1971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提名鲍威尔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他于次年年初宣誓就职，这使得他能够实施他的计划。

在鲍威尔的推动下，最高法院打开了企业资金进入政界的闸门。在1976年巴克利诉法雷奥案（Buckley v. Valeo）中，最高法院取消了联邦政府对候选人和独立团体竞选支出的限制，认为这违反了言论自由。在1978年波士顿第一国民银行诉贝洛蒂案（First National Bank of Boston v. Belotti）中，鲍威尔撰写的多数意见宣称企业用于政治宣传的支出属于言论自由，不应受到支出限制。最高法院对竞选资金限制的猛烈抨击在2010年《公民联合诉联邦选举委员会》（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案中达到了顶峰，该案件基本上结束了对联邦政治中企业支出的所有限制。

（1981年7月27日，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就减税立法向全国发表讲话。）

1981年里根当选为总统后，通过为富人减税、对劳工组织发动攻击和削减环境保护，强化了最高法院对公众福利的打击。这一轨迹仍未逆转。

结果，美国在基本良好的经济表现、福利和环境控制方面与欧洲分道扬镳。欧洲总体上继续走在社会民主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而美国则走在一条充斥着政治腐败、寡头政治、贫富悬殊、蔑视环境和拒绝限制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的道路上。

一些数字说明了差异。欧盟政府的财政收入平均约占GDP的45％，而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仅占GDP的31％左右。因此，欧洲政府有能力支付全民医疗、高等教育、家庭支持和职业培训的费用，而美国不能确保提供这些服务。欧洲在《世界幸福报告》的生活满意度排名中名列前茅，而美国仅排在第19位。2019年，欧盟的预期寿命为81.1岁，而美国的预期寿命为78.8岁（1980年美国的预期寿命高于欧盟）。截至2019年，西欧最富有的1％家庭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约为11％，而美国为18.8％。2019年，美国人均排放二氧化碳16.1吨，而欧盟为8.3吨。

简而言之，美国已成为富人所有、富人所治、富人所享的国家，对它给世界其他地区造成的气候破坏不承担任何政治责任。由此产生的社会分裂导致了绝望的死亡（包括吸毒过量和自杀）、预期寿命下降（甚至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出现）和抑郁症发病率上升，尤其是在年轻人中。在政治上，这些混乱导致了不同的方向——最不祥的方向是川普，他提出了虚假的民粹主义和个人崇拜。服务富人，同时用仇外心理、文化战争和强人姿态分散穷人的注意力，这可能是煽动者剧本中最古老的伎俩，但其效果之好仍令人震惊。

强大的阻力

这就是拜登试图解决的情况，但迄今为止，他的成功有限且脆弱。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所有的国会共和党人和少数但具有决定性的民主党人都打算阻止任何对富人和美国企业有必要的增税，进而阻止建立一个更公平、更环保的社会，后者的建立迫切需要联邦收入的增加。他们还阻碍对气候变化采取果断行动。

（2021年9月30日，美国参议员古尔斯滕・西尼玛( Kyrsten Sinema，左)与乔・曼钦(Joe Manchin)私下会面半小时后前往参议院投票。）

因此，在拜登任期的第一年行将结束之际，富人仍然牢牢掌握着权力，而在公平税收、增加社会支出、保护投票权和迫切需要的环境保护等方面，处处面临着障碍。拜登仍有可能取得一些小胜利，然后在未来几年再接再厉。这是公众想要的。大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支持对富人和公司增税。

然而，拜登在2021年遭遇的挫折，很有可能会帮助共和党在2022年赢得国会参众两院的控制权。这将导致至少在2025年之前无法实现立法改革，甚至可能预示着川普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重新掌权，届时的总统选举将在共和党控制州的社会混乱、暴力、媒体宣传和选民压制中进行。

美国的动荡具有令人不安的国际影响。当美国甚至无法连贯地管理自己时，它就无法领导全球改革。也许现在唯一能把美国人团结在一起的，是一种过度紧张的海外威胁意识。在美国国内混乱的情况下，两党政客都升级了他们的反华言论，仿佛新冷战能够或多或少缓解美国的本土焦虑。唉，华盛顿两党之间的好战只会带来更多的全球紧张局势和新的冲突危险，而不是解决安全或任何紧迫的全球问题的真正方案。

美国还没有回归，至少目前还没有。它仍在为克服几十年来的政治腐败和社会忽视而挣扎。结果仍然高度不确定，未来几年的前景对美国和世界都充满了危险。

作者：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D. Sachs，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中心方案网络主席）

出处：《中国新闻周刊》2022.1.3总第102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