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邵逸凡,1989年10月出生在沈阳,现在生活在上海。我从小就特别喜欢文艺,喜欢唱歌、跳舞、弹琴。从宾夕法尼亚大学硕士毕业后,我在国企工作过,去伊拉克和非洲做过项目,也在顶级公司做过咨询,体会过在北京CBD当高级白领的滋味。
2018年,我辞掉了咨询师的职位,现在主要靠当演员跑龙套养活自己。
辞职后的我。
我小时候很外向,爸爸妈妈让我演个啥我也不抗拒。我妈喜欢音乐,会弹一点琴,还喜欢听歌。她是大学老师,不用坐班,所以基本上我在家她都在家。她在家都会放音乐,我听音乐就会跟着唱。
5岁去上少年宫的学前班,得选一个兴趣。我妈妈给我选了跳舞,但我在舞蹈班总是被说。跳舞要换衣服,我总是着凉感冒。而且老师觉得我长得不好看,她喜欢那种眼睛大大、皮肤白白的小女孩,但我随我爸,比较黑。反正老师很不喜欢我,不让我参加演出,要有领导检查公开课,就把我塞到画画班。
我还学了电子琴,一周去一次,一直学到五年级,考到最高级9级。对门的小朋友每次过来找我玩,都得等我练完琴。一个曲子每天要练15、20遍,他就在旁边数我弹到第几遍。
我小时候的照片。
上小学以后,我喜欢唱歌,就让妈妈给我报了唱歌班,总跟合唱团去演出。老师觉得我虽然不太好看,也不太起眼,平时排练好像都打不起精神,但一上台就有点人来疯,台下一坐上观众,或者是镜头一打开,我就会比较亢奋,表现比较好,所以还蛮多演出的。
小学我一直想加入学校舞蹈队,但没选上,舞蹈就放下了。唱歌和弹琴一直在学。
那时候我每个周日上午去学声乐,下午去学琴,学完琴还会去省文联学乐理。我妈特别厉害,周日都是她骑着自行车带着我,骑40多分钟到处去学。
小学三四年级时我在电视台唱歌。
二年级下学期,有一次我们去书店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同班同学,他已经开始学初一英语了,但我连apple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妈震惊了,觉得我被落下了,就开始让我学英语。她在家弄了一台电脑,又弄了一个多媒体软件,让我跟着电脑学英语。我每天都要在电脑上背单词、学英语,学大概一两个小时。
随着年龄成长,我的重心就慢慢从学艺术变成文化课了。
我小时候和爸爸妈妈的合影。
我妈把在家放音乐也换成了放英语,只要我早上一睁眼,耳边就全都是我背过的课文,做梦都是那些玩意儿。家里除了我练琴、写作业和睡觉,都有英语声。小朋友特别不爱来我们家玩,因为特别闹心,只要进我家就全是英语,我爸也不太回家,他也觉得烦。
我妈在大学教高数,能辅导我功课,她比我放假还早。我假期其实是最累的,早上7:30起床,8:30到11:30学英语,下午练会儿琴,又接着学。不算那些开小差的时间,每天至少能学四五个小时。
我(右)小时候跟舅妈、姥爷、姥姥、妈妈(从左到右)的合影。
五年级结束的时候,我爸调动工作要去河北,我们全家准备搬过去。河北的学制是小学5年初中4年,沈阳是小学6年初中3年。我妈接受不了留级,让我直接跳了一级,不念六年级,直接去初一。
初一,兴趣班就都停了。不过,家里买了钢琴,我没事总弹琴,比如说吃完饭,我妈洗碗的时候,我会弹一会儿,因为我妈洗完碗我就要开始学英语。
我跳了级跟不上,我妈就辅导我,把六年级的补上,又预习初一的内容,学着学着就都学完了。初一念完,我爸那边手续还没办好。我妈觉得,反正都提前学完了,干脆再跳一级去初三,等过一阵子去河北上。
结果,我跳级去初三那年,正好2003年非典,我只能继续在沈阳读,在沈阳中考,考了全校第三还是第二名,上了市重点。高二的时候我有闲暇,还跑去学了二胡,因为我想学个弦乐。
我高中的时候,参加二胡表演。
高二,我爸的手续终于办好了,我们全家搬去了河北廊坊,户口也转过去了。结果,河北是个高考大省,但是我们对这些东西没有什么概念。去了河北以后,才发现因为辽宁高考分低,有人会专门花钱把户口落到辽宁。
我学文,一直是全校文科第二,但我高考那天不舒服,心理素质也不好,就发挥失常了。志愿也没报好,从第一志愿一路落到第三志愿,而且都只差了两三分。
我坚决不复读,最后就高分去了天津师大英语专业,比天津本地的同学高差不多100分。考完试我就把书都卖掉了。
天津师大这个志愿还是我妈帮我选的,理由就是他们有钢琴双学位。她说,万一落到那儿,你还能学钢琴,你不是一直喜欢吗?她可能一直知道我喜欢文艺,她有很多想法,但是她不说。然后我就去了师大,成了我们学校第一个,我怀疑也是唯一一个钢琴双学位毕业的人。
我(右)参加钢琴双学位的期末考试。
我高分进的师大,所以学业上很轻松就能第一名。大部分时间都在弹琴,念钢琴双学位。每天练三四个小时琴。我觉得,我文艺的心一直都在。
大三去德国交换,我在德国待了整整一年,也学了德语。德国是贝多芬的故乡,我一去,看着德国的蓝天绿草,之前弹的那些曲子一下子就立体化了,我就知道他们就是看着这个风景写出来的曲子,描述的就是这儿的景色,就全都对上了。
我觉得好开心,就更想弹琴了。而且德国到处都是三角钢琴,随便弹。在德国上大学还不要学费,生活费也还好,因为德国允许留学生一年打三个月工。
我在莱茵河边拜托路人帮忙拍的游客照。
我天天泡在斯图加特音乐学院,在那练琴、认识老师同学,找那里的老师学琴,看看有没有可能参加考试,重新念一个本科学钢琴。
我在德国斯图加特音乐学院第一次感受到,一个是天赋上的差距,还有一个是在热爱上的差距。那里的学生特别刻苦,从小就请最好的老师,每天练五六个小时、七八个小时。我当时就觉得,天赋上我没比他们强,我过去的十几年,主要都在学英语、学文化课,我在钢琴上的努力也比不上他们。
我交换的路德维西堡师范大学地下室有好多琴房,我就在琴房里练琴。
学院有个华裔老师跟我说,你能考上,考试就弹两首曲子,你练一年能练得很不错,但问题是入学以后怎么办?能不能跟上?别人都是音乐世家出身,爸妈都是搞艺术的,这些人毕业了以后去工作都是有人脉支撑的,你毕了业以后能去哪?
我听完挺郁闷的,就回国了,直接工作了。其实我德国续签的签证都拿下来了,但我也没再回去。
2010年初,我开始去新东方教英语,工作挺顺利,学生也挺喜欢我。我妈是老师,我念的师大,我也有教学上的热情。但是教一教,觉得和想象中不一样,我之前是很理想主义的,觉得教育可以改变一个人,可以帮助一个人上升,脱离原来的阶级或者是生活。
但我发现好像不是这样的,到我手里的大部分高中生其实已经定型了,他有什么样的学习习惯,见过什么样的世面,接触什么样的资源,从小就决定了。我很迷惑,老师到底能干什么?教育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跟俞敏洪的合影。
另一方面, 2010年那会儿《杜拉拉升职记》特别流行,大学生都开始向往那种白领生活。我充满了憧憬,也想体验杜拉拉的那种高大上的生活。
我去了一个咨询公司,在咨询部门做辅助工作。很巧这个公司是个德企,老板全都是德国人,我能用德语交流,还会用德语讲笑话。老板就注意到我了,发现我在一个很不重要的部门,觉得有点大材小用。
老板就觉得,我是可以做咨询顾问的。但是做咨询顾问的人都是哪毕业的?北大、清华、常青藤。他跟我说,你现在离走上咨询顾问的路只差一个名校的招牌。我说那我就申请个学校。
申请学校对我来说非常容易,我在新东方每天都接触留学,而且因为要教课,GRE、托福成绩我都有,分数也都蛮好的。我写了一个申请,没一个星期,就收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回复,还给了我奖学金。我爸妈一直希望我继续读书,他俩一听说我能上宾大都特别高兴。
2012年下半年,我就去了美国。
宾大图书馆。
我在宾大读社会学的那段时间是非常郁闷的,学业上很痛苦,干啥都干不过别人、智商不太行、经历不太行、还比别人能睡觉那种感觉。我在国内的时候觉得自己英语很不错,去了以后发现,我同学都是哈佛、哥大毕业,他们GRE作文都是满分。
一起上课,老师是不会照顾我能不能听懂的。
而且每一门专业课,作业量都是每周要读一本书,写一篇论文。我第一学期选了4门课,每天在图书馆待到2点还写不完作业。每天都是看不完的书,写不完的作业。我真的太郁闷了。
之前我老板跟我说,如果你读完书还想做咨询顾问就回公司来,我们觉得你完全合格。所以我还修了一些沃顿商学院的课,学会计、学金融。
沃顿的一节市场营销课上,我(右)所在的作业小组拿了第一,大家一起合影。
会计课第一次小测验,满分5分,大家都是觉得“怎么才得了4分?”我一看我的,就得1分,一共五道题,就对了一道,而且我都不知道是哪道。下了课我就去找老师,一边哭一边跟老师说,要不然这节课就直接挂科,我也不考试了,也考不过。老师没办法,就给我一道一道讲。
第一年一直处于一种很痛苦的状态,春假大家都去旅游了,我在家写作业。
2013年暑假,我去国内一个非常好的咨询公司实习,那一个月在上海,每天都在客户那里加班到半夜。体验过这种状态,我就有点不想去干咨询了。于是,在宾大的最后半年,我就找了一个能去海外做工程的国企,把工作定下来了。
所以在美国留学最后半年,2013年底2014年初,我就没压力了,只剩下一个毕业论文。我知道自己一定能毕业了,我终于快乐了。我一快乐就要搞艺术,一休息、一有时间,就要搞艺术。
当时美国有一个特别时髦的无伴奏合唱(Acappella),五六个人或十几个人一个团,不放伴奏唱歌,有人唱低音,有人唱贝斯,有人唱中音,有人唱高音,有人唱B-Box,用嘴模仿打鼓的声音,有点口技那个意思。
我面试了好几个美国的团没面上,最后就和几个宾大本科的中国人自己建了一个合唱团,叫“宾大安可”。最后那半年除了写论文,我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从零到一把这个团建起来,我在学校找了架钢琴,自己写谱子,找排练教室,每周带大家排练两次。
2014年,宾大安可的第一次音乐会,前面两位后来结婚了,合唱团团员都去参加了婚礼。
毕业前我们开了两场音乐会,自己拉赞助、租场地、找音响设施,因为其他人都有课业的压力,主要是我在那搞。最后演出挺热闹的,大家都很开心。
开完音乐会以后,有团员过来跟我说,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学校里面压力都很大,合唱团成了我释放情绪的空间,让我缓解了很多抑郁情绪。
我离开以后,这个团发展越来越好,现在这个团已经发展到第八九代了,而且唱得好专业。干这个团是我在宾大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而且这件事最好的部分是,我做这件事情是没有任何功利性的。
宾大安可2014年的招募海报。前排左边是我,这时我已经毕业回国了。
宾大的导师看到我干这个团时候的精神状态,就问我要不要考虑艺术方面的工作?说我搞艺术明显精神状态都不一样。
她跟我说,毕不毕得了业,这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我得高兴,我应该干点让自己快乐的事情。而且她觉得我不是那么合适做咨询。
但当时我还没有想到自己可以做艺术方面的工作。我就跟她说,新工作不是做咨询,而且还能去伊拉克、去非洲,可以去观察人类。老师一听也行,说你去伊拉克给我寄明信片。但是我去了以后才发现,伊拉克的邮政系统完全不管用,没法寄明信片。
伊拉克的邮筒,投信口被挡住了。
2014年,我先去的阿布扎比,然后去了伊拉克,后来又去了非洲。
我去伊拉克的第一感觉是害怕的。而且当时我离开美国没有多久,感觉就像从时间轴的正轴一下子回到了负轴。
我觉得非常震撼,就是不亲眼看到就无法体会的那种震撼,因为它被战争摧毁得不成样子。我看到他们四五十、五六十岁的人受的教育都是非常良好的,是会说英语的,但是年轻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我就觉得战争毁了两代人。
我在伊拉克跟客户合影。
我们营地做了一个梯形的防弹墙,大家都住在集装箱里,办公室就在对面集装箱,上班也没什么事,每天八九点钟上班,中午12点去食堂吃饭,食堂就在五步以外的另一个集装箱,吃完饭午休,下午2点又上班,到5、6点又吃饭。那会儿的工作就是端茶倒水、打扫卫生、会议纪要,我还写写周报,看看合同,弄弄标书。
我在伊拉克没有经历过什么危险,就是太无聊了,完全没有娱乐。营地就巴掌点,我一直被关着,也不太开心,总想跑出去玩,但领导不愿意,因为觉得太危险,毕竟在伊拉克去买菜都得穿个防弹衣。
我坐在从巴士拉机场开往公司营地的车里看到的伊拉克街景。
从伊拉克出来,我就被派去了坦桑尼亚,中间还出差去了赞比亚。非洲总停电没水,但比伊拉克好太多了,至少和平,而且能上网。我们有自己的发电机,生活还是不错的。
在国企安逸久了,我忘了自己有多么不适合干咨询,就又想干咨询了。从非洲回国休假,我就开始面试。后来就去了2013年夏天回国实习的那家咨询公司,那时他们已经被普华永道收购了。
我在坦桑尼亚的工地上。
本来新工作是马上上岗的,结果因为程序问题,我要晚两个月才能入职。突然空出来两个月,我实在无聊,在家看电视剧,看《琅琊榜》,特别喜欢胡歌,还去上海看了《如梦之梦》。看完以后,我就对演戏这件事情产生了兴趣,心里又开始向往舞台啊艺术啊之类的东西了。
在咨询公司上班没几天,我就回忆起在宾大的痛苦生活了。同事都是清华、北大、藤校的,我开始有点拖后腿了。我们是末位淘汰制,待了两个月左右,领导就找我谈话,说我状态很危险,后来我慢慢又跟上了,但是非常累。
咨询对于我,从任何维度来说都是难的。最吃力的是整理、分析数据,我没有那些理科生,尤其没有那些学计算机的人强,而且我很害怕算错,在数据方面很战战兢兢。项目没有那么难,但我还是经常做到半夜两三点。
说来也巧,2010年我注册了世纪佳缘的会员。然后我一直没有换手机号, 2017年,他们问我要不要去参加非诚勿扰?我妈喜欢孟非,我自己也好奇,就去了,还面上了。
一开始上这个节目,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对我也是一个生活的调剂,连我领导都挺支持,觉得能给企业的一个好的曝光。我参加节目录制的状态就是,周五晚上加完班,坐夜班飞机去南京录节目,候场的时候就在那做PPT、开会,周日下午七八点钟录完,我再坐卧铺一宿到北京,拖着行李箱直接去客户那开会。
我在非诚勿扰的后台开电话会。
这么折腾了三个多月,真的是把我拖垮了。后来录节目,我脑子都开始不转了。
节目上了三个多月,我就成功牵手了,男生挺好的,但最后没成,因为工作压力实在太大了。上完节目,我又上了一个非常累的项目,天天搞到半夜,身体出了点问题,我就跟公司提出了停薪留职。
我决定休息一阵子,用这段时间去学跳舞。我找了一个班,每天早上7:30开始,跳8个小时的舞蹈,一周5天,一共3个月。平时我一起床就绝望,又是一天的工作。学舞蹈那段时间虽然起床也很痛苦,但我是有动力的,只要起来了就很高兴。
学跳舞这三个月给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样子都变了,变年轻了,也瘦了不少。舞蹈上也有很大进步,从一个不会跳舞的人变成了一个会一点的人。
我(左)在跳舞训练班里,练习劈叉。
三个月到了,继续回去上班,又没时间跳舞了,我开始怀念之前总跳舞的日子了。公司想派我去比利时做一个项目,我想,项目一干又是半年,又跳不了舞了。就这么着我就把职给辞了。
回顾做咨询这几年,我最有成就感的事情,就是搞两次特别成功的合唱。
有一次组织了一个合唱团,参加公司的比赛,拿了全大中华区第一名,还发了不少奖金。
有一年年会,组织了一个三四十人的合唱,我把一些小细节都给改成和公司有关的,调侃了一堆老板。表演时,大家从头笑到尾,看完这个节目,大家都打听说这节目是谁组织的,合伙人还过来跟我握手,说你太厉害了。
我们在年会上表演合唱。
我作为一个咨询顾问,最让我骄傲的事情是搞了两个节目,而不是我做了一个什么项目让客户满意了,让领导惊讶了,带来什么业绩了,非常像我在宾大的时候。
我一点一点地发现,自己确实是喜欢、擅长这些文艺类的东西。而且参加非诚勿扰给了我自信,让我觉得自己是有观众缘的,我跟其他女嘉宾比相貌上并不出众,但还是有人讨论我,还是有人喜欢我,我说的话大家觉得有意思,慢慢地就有人觉得我还挺可爱的。
辞职以后我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想法说要往哪里发展。我的第一目标是先养活自己,然后再往文艺这个方向走,如果不行我再找别的工作。
我(左)辞职后有一段时间兼职给小朋友当合唱老师。
离职以后我去了上海,花了20块钱进了几个通告群,什么主持群、演员群,然后就开始去试镜、投简历,开始做主持、拍广告,尝试了很多奇怪的活儿。
辅导别人面试、给别人改简历、改申请材料、当双语主持,甚至都想过要不要去教钢琴。我还做过蹦床模特,为了显示某品牌摄像机自动对焦功能特别强大,我在蹦床上蹦到最高点的时候摆一个动作,一天蹦8场,一场15分钟,连蹦了4天。
我还会接一些跳舞的活儿,比如古装戏里面跳群舞的、一个镜头都没有那种,我也会去。还做了很多替身工作,钢琴手替、游泳替身、跳舞替身。
我当蹦床模特的留影。
直到《风再起时》有一场戏,要找一个人演德语翻译,这个人必须要会德语,他们找不到合适的演员,就在主持圈找中德双语的。这条通告被我看到了,我联系了副导演以后,他们一开始觉得我没有表演经验,而且还有点年轻,我就只能非常积极给他们录视频,最后他们实在是找不到人了,就叫我去了。结果很幸运,戏份还挺多,还是和陆毅一起演,而且这部戏上映得非常快。
这之后,我就有作品视频了,大家觉得演得还行,还是跟明星演的,看起来也没紧张,然后我就开始就跑上龙套了。
但是跑龙套也有一些挫折。2018年7月,我被选中去拍一个微电影,前一天晚上到外地,晚上和客户吃饭,客户吃完饭说要去酒吧,问我要不要去,我拒绝了。第二天早上到片场,就把我换掉了,理由是觉得我不上镜。
我太郁闷了,一个人坐车回上海,从火车站出来就直接去了上海戏剧学院,要报考表演进修班,然后还考上了。9月份,我就去上戏学表演。念到第二个月,一位表演课的老师跟我说,“在任何条件下,我觉得你都不可能成为一个演员”,说完感觉我表情不对,又补了一句,“但我觉得你有更好的选择”。她甚至还说,她觉得学习太好的人演不好戏。我非常难过,当时就哭了。直到现在,快4年了,我才慢慢放下这件事。
是另一个班的老师安慰了我,跟我说,你已经在演戏了,你是不是一个演员不是由她去定义的。这个老师要排一个话剧,选了几个人去演,也有我。
我在上戏进修班出演另一个班老师的话剧。
这个话剧是个中文现代剧,原著是英语的,我拿到以后就把英语剧本翻出来读了一遍,把网上有的英语的表演和创作背景全看了。第一次排练,我就已经很熟悉剧本了,老师很喜欢我。接着,上戏戏剧艺术节,她就让我去演她的话剧,还是女主角。
一开始演戏确实很困难,经历过很多精神上的崩溃,但我仍然觉得比我想象的顺利多了,顺利的原因也包括我确实会得挺多,跳舞、唱歌、弹琴、潜水,我都会。
2020年,我基本上全都做演戏方面的工作了,而且已经能养我自己了。我这张脸很适合演正剧,赶上了很多献礼剧。
因为我会跳舞,又会唱歌,2021年,我还主演了一个音乐剧,那个角色特别适合我,把我这些才能都用上了。我妈还去看了,我觉得她看完以后对我的态度是有变化的。她开始接受了。
我主演的音乐剧剧照。
我之前停薪留职,家人非常愤怒,矛盾非常激烈。我妈觉得我有明星梦,不接地气了。我也挺生气的,觉得她不理解我,当然现在我完全理解了,她是担心我在干一件不靠谱的事情,担心我被人骗。
所以我辞职这件事情压根没有告诉她,就跟她说我来上海做项目,以后就待在上海了。我在她面前就一直维持着一个在上班的假象。
2020年,疫情对我妈刺激挺大的,她看到周围很多人在失业,突然就觉得开心、健康才最重要。我顺势跟她说我也失业了,他们第一反应是安慰我,怕我心里难受。
实际上,我2019年以后,一年能跑20多个龙套,20多个有明星的剧里都有我。2020年我已经走上正轨了。
拍摄《安家》时,我(右)跟其他小红帽演员们一起合影。
我觉得这两年我妈已经开始跟我站在同一条线上了,她也是喜欢文艺的。别人在剧里面看见我了跟她讲,她也挺高兴的。我能感觉到,我妈放心了。她觉得我还是脚踏实地的。
我能靠演戏养活自己,看起来也是高兴的、健康的,不是在瞎搞。而且我觉得她能回想起来,我小时候每个周日,她骑自行车带着我到处学艺术的场景。
我爸内向,他的做法就是给我打钱。之前还打了2000块钱给我,说是疫情补助,估计看到新闻说剧组都停了,演员没工作,然后就默默地给我打钱。
我爸妈和舅舅舅妈在家族群里讨论我演的戏。
我现在一直是在跑龙套,演主角的都是些小片子。虽然有时候能在大制作里演一些小配角,像《棋魂》或者《你是我的荣耀》,喜欢看偶像剧的人可能会对我有印象。
我在《叛逆者》里演夏夫人。
但邵逸凡这个人总体上谁知道?我在这圈混出来了吗?其实没混出来。但我对自己要求不高,我觉得能养活自己就很不错了。很多人会说那你出不了名,我就很奇怪,为什么干咨询,没人问我能不能干成合伙人,做演员就非得出名呢?为什么要这么难为自己?当然我肯定希望自己越来越好,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更重要的是,我喜欢艺术、喜欢跳舞,干咨询的时候,跳舞就是不务正业,现在跳舞就是提高业务能力,这个状态我就满意了。我在这条路上看到了一个可持续性,我能养活自己,还有时间跳舞唱歌,挺好的。
我不拍戏的时候每天都会去上芭蕾课。
这一路走来不是那种很浪漫的,我觉得成年人的路都是,走着走着就回不了头了。我现在都在想,如果不辞职,我是不是会在某一刻被咨询公司裁员?所以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是牺牲了点什么东西,就是船到桥头自然成吧。
过去两年我一直处于一种稳步增长、越来越好的状态,每个月都有稳定的工作,基本都是别人找我,我都是很开心的。
我和狗狗科科在上海家中,最近一直在封楼状态下。
如果没有疫情的话就都挺好的。现在疫情来了,我3月份就彻底归零。但我觉得疫情影响的不只是我,它影响的是所有人,我楼下开饭店那个人也不太好,舞蹈社的老板娘也不太好,广告公司的人也不太好。
我这两天一直在想怎么办,但还没有想出结果,我当然希望大环境能尽快的复苏。不然,我觉得我刚走上正轨,又得迫于生计转行,我不想转行了。
口述:邵逸凡
撰文:王满地
出处:见配图水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