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以来，中国软件外包企业的并购气氛越来越浓厚，而震动产业的并购事件也接连发生。已经浮出水面和正在暗流涌动的一起起并购，正在把中国软件外包产业推至一个“并购求大”的时代。企业规模不大，一直掣肘着中国外包企业的迅速发展。而通过并购急剧膨胀，是否真能解中国外包企业的规模之“痛”？

近日，有消息人士告诉记者说，在Hong Kong上市的中软(中国软件股票代码: 8216)本月底将发布一项重要并购事件。记者在与其市场人士联系采访时被告知，因为中软为Hong Kong上市公司，消息将择机披露，目前不适宜对外宣讲。

除此之外，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记者从多方人士处探知，目前业内有众多公司都在进行企业并购，只是由于尚未最终完成而未被披露。据记者观察，中国软件外包并购速度在明显加快。

据粗略统计，全国知名的软件外包企业如大连海辉、福瑞博德、中软、文思创新、博彦科技、软通动力、大展集团、中讯、浪潮等，都前前后后已经完成了数起、甚至10数起企业并购。并购对象除了国内企业之外，还涉及到了在日本、美国甚至欧洲的企业。

并购是企业扩大规模的快捷方式，中国软件外包企业并购速度加快，折射出中国企业对壮大规模的急迫心情。而限于这些公司多为非上市公司，或者软件外包业务未被单独上市，已经发生的诸多并购案例，其具体交易金额和人数规模，记者都还得不到客观数字。但从已知道的消息来判断，这些并购的规模并不大，限于几十人到三四百人的范围之内，而并购之后的企业规模也并没有明显的提升。

有业内人士就此向记者发表言论说: “中国企业虽然加快人员规模扩充，并采取了购并这种急速扩张的方式，但是从员工人数、营业收入甚至增长比率上来讲，都仍然无法与印度企业相提并论。”

业内人士陈援东告诉记者说，国际上处于软件外包最高等级的公司是IBM和EDS，他们所能接到的单子最大能过一亿美元; 其次就是印度的四大巨头，如TATA、Infosys和Wipro等，他们的单子平均在500万美元，最高能做到上千万美元; 而中国企业一般的单子只在50万元，有时规模会更小。

从全球产业分工角度来讲，中国内地毋庸置疑已经成为全球硬件制造中心。按此推理，在全球性的软件产业分工中，外包转移大潮也必将发生。然而，欧美的软件外包几乎都流入了印度、爱尔兰和以色列。一衣带水的日本是欧美之外最大的发包源地，尽管对中国市场青睐有加，但到中国的外包项目与其发包总量相比也只是个零头。由于规模限制，日本对规模要求高的项目单子也只交给日本国内的企业来做。

从总体规模上来看，根据印度软件行业协会年度报告显示，印度2005-2006财年软件出口236亿美元，整个产业产值达296亿美元。中国软件协会今年发布的一系列数据显示，中国2005年的软件出口值为35.9亿美元。从这一数据上来看，中国软件外包整体规模与印度相去甚远。另外，印度最大的软件外包公司人数已经达到五六万人，而中国最大的软件外包公司大概只有3000人。从收入上来看，印度最大的软件外包公司的年产值已经超过15亿美元，而中国目前最大的软件外包公司东软去年的外包收入仅为0.62亿美元。

中国企业一方面受限于发包企业的能力要求，另一方面直接面对印度同行的竞争，在这种深刻的国际背景之中，中国企业深负压力，企业并购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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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印度尚有差距

软件外包产业是世界范围内的产业转移与分工协作，因此中国企业与印度企业不可避免地要进行直接竞争。而分析中国软件产业并购的原因，也必须从印度同行们说起。因为在欧美市场上，印度企业给了中国企业太大的压力。

比规模: 虾米和大象

2006中国国际软件外包交易峰会将于12月13日至15日在深圳举行，这是中国最大的软件业外包交易活动，届时将有超过120家国内外企业寻求软件外包机会。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近期将推出进一步促进和扶植软件的政策。

在采访中，谈及规模，诸多国内著名的软件外包企业老总把自己的企业比为“兔子”或者“虾米”，而印度企业则被称为“大象”，两者差距非常悬殊。

而记者发现，这样的比拟来自于实际数据的对比。从数据统计上来看，中国内地从事软件外包业务的企业数量约为8000家左右，人数最多的企业是东软，人数接近3000人，大多数软件外包企业人数都在几百人左右，全国范围内规模达到上千人的少之又少(资料来源于中国软件行业协会)。

为了更好地对中印企业做一个客观的比较，记者从新浪财经网站上摘取了中讯软件集团公司的数据，其中包括人员规模与各项财务指标。中讯软件集团拥有“京城第一包”美誉，是一家专门从事软件外包的集团企业，在中国同行中处于领先地位，并且在Hong Kong主板上市(股票代码: 0299)。

据其最新公开的财报显示，中讯目前员工人数为2427名(截止2006年8月)，但记者发现作为集团公司，中讯拥有10数家分支公司。也就是说，2427名员工并非悉数都从事软件外包产业。另据其发布的综合损益表上，记者发现在2005财年，中讯的营业额达到2.5亿港币，与去年的1.78亿港币相比有大幅攀升，但税前利润从2004年的5230万增加到6058万，增长率仅为14.8%。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印度软件企业的数据。由于资料所限，记者只搜索到位于印度4大软件外包企业中的第四位-Satyam。据其官方网站显示，目前Satyam拥有员工人数近3万，到2005财年结束时，Satyam总收入为7.89亿美元，税后利润为1.67亿美元。而去年则分别为5.71亿与1.21亿美元，增长比率同为38%。如按1:8的汇率换算，中讯与Satyam的差距达到几十倍。另据Satyam中文官方网站显示，2006 年度Satyam营业收入有望超过 10 亿美元。

大连是中国著名的软件外包重镇，其举全市之力欲将软件外包打造成最大支柱产业的决心在中国已属罕见。按照大连市的计划，在2012年软件产业总产值将达到800亿～1000亿元人民币，占大连市GDP的1/6左右; 软件出口则要达到35亿美元，与目前中国整体出口值相当。

在采访大连信息产业局副局长靳国卫时记者获悉，大连的软件企业目前近600家，其中从事软件外包业务的中外企业达到200多家。规模最大的是东软，在大连的软件外包人员达到3000人左右; 大连华信为2000人，处于第二位; 位于第三位的是海辉，为1800人; 外资企业简柏特在大连的公司人员规模达到2000人; 惠普有望在今年年底达到2000人; 而IBM和戴尔目前人数也超过了1000人。

从产业层面来看，在大连超过千人的公司只有六七家，而且是在最近两三年内获得爆发式增长才达到这一规模。除此之外，超过百人的企业在大连为60多家，其余则为不足百人的小型企业。

比速度: 乌龟和兔子

在中讯与印度企业对比中，记者注意到其中一项关键性指标，就是营业收入与利润的年增长率，这项指标有别于规模的对比，但似乎比规模更具有深层含义。数字显示，在这项指标上，中讯远不如印度同行，这说明在企业的成长性上，中讯逊于印度Satyam。

根据印度软件行业协会年度报告显示，印度2005～2006财年软件出口236亿美元，同比增长33%; 整个产业产值达296亿美元，同比增长31%; 其中，IT软件及服务业出口173亿美元，同比增长33%; 服务外包63亿美元，同比增长37%。预计到2010年，软件出口将突破600亿美元。

中国软件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软件出口额仅占当年软件产业总额的7.6%，并且近几年该项比例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说明中国软件外包虽然得到重视，但是却没有取得根本性的突破，与印度软件企业的差距在不断地拉大。

而记者也感觉到，印度软件外包公司在基数庞大的前提之下，其增长还能保持如此快的速度，不得不让中国同行们警觉。

从目前的企业规模来看，即便通过近几年的大发展和并购，大展也只有1600人; 而文思对外宣称已超过2000人; 另一因并购而为世人所知的企业软通动力，目前的规模也还没有达到2000人。而这些企业都是京城中发展速度最快、规模最靠前的企业。

与此对比，记者从财报上看到，印度四强之一的Satyam仅仅今年第一季度新招员工人数就达到了1100多人。印度最大的软件企业TCS则在今年年初发布的财报中称，去年第三财季就新增了6000名员工。

这表明，印度企业不仅在人员规模上的扩充速度和总量上要远远超出中国企业，而与这些国际巨无霸相比，中国内地企业的增长速度并没有显现出任何优势。

接大单: 无能为力

规模与能力相辅相成，因规模所限，企业能力无法提升，由此被排除在规模更大的外包项目之外。

靳国卫透露说，目前困扰大连软件企业的最大问题并不是缺少单子，而是来自海外的单子由于规模巨大，远远超过了目前大连软件企业的能力承接范围。大连海辉去年并购了两家软件外包企业，其掌门人李远明对于企业规模深有感触: 当年海辉只有数百人之时，日本企业的大单子根本不会向海辉发标。去年完成并购之后，李远明开始接到大企业寄给他的邀标。李远明由此曾向靳国卫感叹道，企业规模何其重要。但是，靳国卫向记者透露说，面对国际上一些巨大的单子，海辉目前还是无能为力。

大展集团日本事业部总经理李锦成向记者透露说，目前国内的软件外包企业有着明显的规模之困，在与印度企业竞单时尤为明显。印度企业往往可以调度几千人长达几年时间为美国客户进行服务，而这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是根本不能想像的事情。在李锦成的眼中，5000人才是能够与印度企业在竞技平台上展开竞争的底线，达不到5000人则一切免谈。

另外，从上游发包厂商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单子有时是四五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单子，由于中国企业没有规模，发标时往往不在对方的考虑之列。李锦成还告诉记者说，由于中国企业的规模限制，美国企业对中国接单和交付能力存在很大的疑虑。

记者在采访博彦科技总经理王斌时，他向记者分析说，大的外包项目考察的还是企业的综合能力，这些大单结构上往往比较复杂，而发包企业也往往选择生存能力强的公司，从这个角度上讲，接单企业规模是非常重要的。

深圳软件外包企业福瑞博德市场经理陈援东对记者说，在美国市场上，客户非常重视软件外包企业的交付记录。比如，你要做花旗银行的外包，它就会审查你是不是做过其他银行，比如美林银行或者汇丰银行的单子，如果没有，那么你要成为花旗银行的合作方将会非常困难。要拥有这样的交付记录也就意味着软件外包企业要拥有行业经验、专业知识、国际资质认证、信息安全认证等等。另外，这些银行客户的单子的技术跨度非常大，需要企业具备不同平台和语言开发能力。陈援东对记者强调说，如果企业规模小了，怎么可能会具备这么多不同领域的技术人员。欧美发包方往往倾向于向外打包发一个一揽子项目，涉及到不同的软件程序、语言、数据库、包括各种系统分析和环境变量以及编程语言等。企业规模小了，往往不能同时具备这些要求，而不被发包方所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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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冲动与困惑

并购作为最快捷的一种企业规模扩张方式，在软件外包企业中却被称做“一定要谨慎”的事情。

5000人是一道槛

一位企业高层告诉记者，在北京私下里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并购意向传达的企业非常多，而且并购的气氛也非常浓厚。博彦科技公司总裁王斌认为，并购是企业成长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后一两年，软件外包企业间会发生越来越多的并购。

北京软件与信息服务业促进中心主任伍健民博士曾说，中国软件外包企业依靠自身积累慢慢发展，显然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我们已经落后印度10多年了。况且，印度的大企业之所以发展得这么快，也多半是靠并购成长起来的。

8月1日，大展集团并购北京北方新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BBX)，一口吞入450人，成为大展合并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大展从去年开始，已经前前后后并购了10家企业，这10家企业有美国的，有德国的，更多的是中国企业。

大展日本事业部总经理李锦成对于企业的成长规模非常警惕，他认为一个100人的企业要想靠自身的积累自然发展到5000人，至少需要七八年的时间。但如果在两三年内，中国的外包企业发展不到5000人的规模，对企业而言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但记者了解到，在大展完成10起并购之后，其公司规模仅达到1600人。可见每次收购规模并不算大。

5000人已经成为中国众多软件外包企业的阶段性奋斗目标。这其中包括文思创新和博彦科技，这两家企业都是近年开始崭露头角，并以超常规发展速度而引人瞩目。过去两年，这两家企业的规模增长都达到了100%，文思的目标是在2007年底将人数扩大到5000人。京城另一家软件外包企业大展也有计划在这一时间内将人数达到5000人，并以此为基础，最终扩充到一万人。成立于1996年的大连华信是大连本土最大的软件外包企业，年立之初仅为三四十人的规模，华信的目标是在明年达到3000人左右的规模，再过两三年达到5000人的规模。

靳国卫介绍说，大连市充分认识到了企业规模的重要性，其目标是未来一定要培养出像印度TCS和Infosys那样万人规模的企业。如果大连不出现这样的企业，那么整个大连的软件企业发展将呈现后劲不足，也拿不到大单子。大连市计划在未来10年间达到这一目标。靳国卫告诉记者说，近期企业将出现爆发式增长，四五年内肯定会达到万人以上规模。

让我们来看一下印度企业的增长速度。InfoSys一直被称为印度IT业的神话。媒体资料显示，它成立于1981年，当时仅有7名员工，二十几年间InfoSys便发展成现在拥有5.2万名员工，在世界17个国家设有分公司的跨国企业。

从印度企业的发展史来看，其规模的扩充中，并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Wipro为例，2003年7月以2400万美元收购波士顿一家技术咨询公司美国管理系统公司; 在2004年因为收购了美国一家做保险业整体解决方案的Phoenix Global Solutions公司，引起美国软件业的一次轩然大波;2004年5月以1900万美元收购金融服务咨询公司Nervewine; 2005年以2600万美元成功收购总部位于悉尼的澳大利亚顶尖核心银行业务解决方案供应商——金融网络服务公司。2005年12月分别以5600万美元收购奥地利的一家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和以2800万美元收购美国信息技术公司mPower等。

该公司自12月以来已收购了6家西方公司。公司负责人宣称: “迄今的收购交易规模介于2000万～5000万美元，未来的目标是提高平均交易规模。”

由可以看出，印度企业每次并购都彰显其大手笔，并购数额远非目前中国企业所可比拟。

并购中的困惑

一位企业的老总告诉记者，去年他一年中有80%的时间和精力进行企业并购事宜。他的结论是，与并购对象从接洽到最后能够完成收购，成功率为10%。而他看来，这一比率是非常高的。

这位老板还告诉记者说，并购非常复杂，也非常耗费精力。据他透露，由于软件外包企业多为创业型团队，并购的经验非常少，而且也不正规，通常没有专职人员来负责，这为并购增添了难度。另外，为数众多的企业家们抱着“宁为鸡首不为凤尾”的态度，坚决不出让企业，这种情况在中国特别多，使得并购充满困难。

在采访中，记者也感受到并购作为最快捷的一种企业规模扩张方式，在软件外包企业中却被称做“一定要谨慎”的事情。计世资讯分析师樊宇雄向记者分析说，软件外包行业特点非常明显，企业的主要资源就是人头，不像其他类型的行业，尤其是产品型公司，拥有房产地皮和生产线以及存货等固定资产。软件外包企业的并购最担心的事情就是人心不稳定，并购过来的人员在短时间内会迅速流失，那么并购方付出很大代价却什么都得不到。

一位软件外包企业的实战经验则印证了樊宇雄的看法。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说:“我们在与对方谈判时，有两点特别注意：第一，并购之后人员是否稳定。如果对方只想套现，并购之后抽身要走的话，我们肯定不会收购过来; 第二，为稳定人心，我们在并购时都无一例外地承诺，授予被购企业领导层企业集团层面的股权，而不是集团控股公司的股票。”

在采访中，记者还感受到了企业领导人的另一种担心，即商务上的合并不等于业务上合并，合并之后业务之间是否会出现协同效益，才是评价并购效果的关键因素。但从既往合并案例上来看，并购的成功率是非常低的，而并购之后，并购方的人员会不会作鸟兽散，则成为企业们普遍担心的问题。

博彦科技的老总王斌说，企业并购不是为了买而买，也不是单纯地追求规模而去购并，企业并购的实质是增加企业的运营能力。王斌反对企业在规模上通过并购做简单的迭加，他认为这样做并不能在实质上提升企业能力。

陈援东所在的福瑞博德对于并购也持谨慎态度，除在美国收购一家企业之外，在国内还没有打算以并购来进行规模扩张，而其增长主要通过企业自身发展。

大连作为中国重要的软件出口基地，他们对并购的看法如何呢？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并购作为企业扩张的重要途径，在大连并没有大行其道。相反，大连软件企业对并购持相当谨慎态度。据靳国卫介绍，大连软件企业之间的并购冲动不如北京那么强烈。靳国卫的观点是，大连软件企业之间的并购并不能增大大连市的整体规模。

记者观察到，企业并购也多发生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经济活跃的区域，由于投融资气氛浓厚，企业间的并购频率也远远高于其他内地企业。而大连的并购事件则相对少得多。另外，虽然渴望规模扩大，但大连企业间的合作甚少触及资本层面。

有采访对象告诉记者，在软件外包产业整体呈现上升态势的时候，进行并购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个时机必须把握住。但记者也感受到，受困于企业管理体制以及创始人的价值取向，企业并购的难度非常大。而且这些创业型企业往往缺乏资金，虽然政府先后出台了8号文件和47号文件对软件企业大力扶持，但是企业融资途径还是非常有限。不少国内软件外包公司都开始将上市纳入日程。但是，上市并非易事，国内融资有限，而国外市场条件苛刻，对这些公司形成不利影响。这些都将导致企业由于缺乏资金而不敢轻易去并购。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中国目前企业间的并购金额绝少对外披露，而采取换股方式的比较常见，另辅以现金，以达到百分之百吸收合并。

采访手记

当这个选题将要画上句号的时候，记者对中国软件外包产业颇感困惑与迷茫。

其一，近年来中国软件外包产业发展不可谓不迅猛，其中有些企业号称每年的增长都会翻番。但矛盾之处在于，这些软件外包企业不少号称发展已有10余年之久，但以其10年功力，只长成年营业收入区区一两亿，员工人数一两千，与印度同行20年便经营10数亿美元和五六万人员规模的光景，实在不知道如何对比。

其二，虽与日本同属于东亚文化圈，一衣带水，中国软件外包企业对日有着印度企业所不拥有的天然优势，但是目前来看，由于中国企业的规模和能力以及经验的欠缺，日本企业绝大多数的外包单子并没有大规模地来到中国，而中国企业经过层层分包，只拿到若干增值有限的项目。据数据显示，日本发往中国的外包项目只占其总发包的2%。

其三，印度企业老辣，后劲十足。虽然印度巨无霸企业越来越多，基业也越来越庞大，但是这些企业每年都有两位数甚至高达30%～40%的增长，增速之快，让基数可以忽略不计的中国企业都汗颜。另外，印度企业垄断着欧美外包的半数以上市场，除此之外还不忘日本市场，现在，印度四大巨头纷纷在上海设立分公司，大揽中国人才，其野心不小。

其四，中国企业的增长尚难令人满意。与庞大如象的印度外包业相比，中国外包业目前连个兔子都称不上。但问题是这只兔子何时长大，如果基因无法改变，那么就意味着兔子永远只是兔子，永远也长不大，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另外，中国的软件外包产业多带有个人或团队创业色彩，颇具草莽英雄特质，这也就意味着，再成熟完善的市场机制也可能无法发挥作用。

其五，从全球来看，软硬件的垂直分工和区域协作层次分明，各就其职。中国内地由于邻于日本、韩国等长于制造的核心地区，兼具广阔的内地市场和廉价的劳动力，而成为世界的硬件制造工厂。但不幸的是，软件产业的发源地却在欧美，而欧美无论在地域还是文化上都与中国有明显的距离。所以，中国能否在软件外包领域创造如硬件领域的奇迹，让人不容乐观。

作者： 倪洪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