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社会信息化的进程,实现农村通信市场的普遍服务成为建立和谐社会的焦点问题。农村通信市场应该如何破局?通信企业的利益追求与普遍通信服务该如何协调?记者为此采访了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杨培芳。
廖鸿翔
当前,实现农村通信市场的普遍服务已成为建立和谐社会的焦点问题。农村通信市场应该如何破局?通信企业的利益追求与普遍通信服务该如何协调?记者为此采访了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杨培芳。
记者:有说法认为目前的村村通工程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村村通”主要是靠政府扶持推动,对于运营商来说这一工程颇有些像鸡肋,食之弃之皆不可。您是如何看待这一说法?
杨培芳:这种看法肯定是不对。电信的普遍服务,特别是农村电信服务单靠市场经济是解决不了,否则“村村通”这个词的出现就显得没有意义。农村电信服务必须依靠政府介入。前几年的“村村通”工程进展并非一帆风顺。这其中存在认识问题,通信企业是要追求利益最大化还是社会价值最大化?从长远的利益来看,电信企业还是应当更多地考虑通信的普及服务,单纯追求利润是短视行为。中国处在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很多问题很难一下就考虑的十分周全,而经营者并非十分理性,消费者也不是很理性,在这种情况下,由政府出面搞“村村通”是适合目前国情。我们不应当把市场经济理解为惟利是图、锱铢必较。市场经济并不是完全的放任消费者和经营者去选择,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必须要调控、要管制。通信行业不应该进入“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误区,这有悖于网络经济规律,更不利于国家的发展。
记者:政府、通信公司花了很大的代价,把电话通了进去,但是这个地方有了电话机,却没有往外打,来电也很少,甚至一些农村最后会把这些电话再拆除。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如何打破这样的尴尬局面,使农村通信长期生存下去,实现它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杨培芳:我曾经到过西藏、甘肃等经济欠发达地区考察,发现其中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在有些地方,老百姓温饱都还没有解决,甚至连饮水都没有,自然没有达到需要打电话的程度。按马斯洛的五层需求理论,实际上只有三层:生存、交流和自我实现。如果说吃饭、喝水的需求还没解决,自然不会去考虑通信的问题。但是多数地方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一个村子里,大家很穷,但是也有几户已经富裕起来了。那么他们就会有通信的要求,但是却没有网络、线路给予满足。因此,面对这样的情况就需要区别对待。当第一需求达到以后,就应该考虑信息交流的需求,交流就成为基本问题,普遍通信服务就应该进入。“村村通”并非要求100%的覆盖率。有一些地区,像沙漠里人烟稀少的地方,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居民要搬出来,“村村通”就没必要进入。当实现温饱后,就要解决“村村通”,乃至“家家通”。除了通电话,还要考虑网络信息服务的进入。只要可以通电话,就可以上网。这样,广大农村就能和公平信息社会接轨。这需要政府的一次推动,然后还要建立长效激励机制,比如普遍服务基金和各种配套政策。
其次,关于企业经营的手段。要用便宜的、老百姓负担的起的价格,使社会大众参与通信、享受通信。最近我发现中部地区有些刚刚富裕起来的农村小镇,农民上网都可以用视频聊天,跟国外的亲戚、跟其他城市的朋友聊。他们之所以如此频繁的使用这一高级业务,是因为在当地,该业务的资费标准为30元包月。低廉的价格对许多富裕农民的消费有较大的影响。那么如此低价是否意味着亏本呢?这里关键是量的多少,新经济和老经济的区别就在这里。要用价格杠杆吸引大众的消费欲望,消费量增加了以后,单位成本就降下去了,收入也就提升了。对许多新业务而言,最好是通过政策的调整,让普通老百姓用的起,那么企业也会有利可图。这样就可以较好地解决双赢的问题。
当然有人不同意我的观点,认为中国人这么穷,不可能这么快发展起来。有些地方装了电话又拆了下来,这样的情况是有。但是更要看到,二十年前,中国就是世界的农村,现在,经过二十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建成了世界第一大网络。我们的网络装备水平已经高于欧洲的一般国家。这些成就为何能实现?就是我们的政策对头。在网络新经济领域,穷人滚出的雪球往往比富人滚出的要大。
记者:您认为从国家的宏观角度上说,“村村通”工程具有什么样的战略意义?依靠村村通工程是如何实现公平的信息社会呢?
杨培芳:“村村通”工程作为农村电信普遍服务的一部分,主要是为解决数字鸿沟问题而采取的一个重大政策措施,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切入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提出“穷人经济学”的理论。他认为,穷人不是穷在土地、资源和产业上,主要是穷在人的素质上,长期信息闭塞造成观念落后才是最严重的落后。比如中国一些牧区的牧民,以谁家牛羊数量最多为最富,他们舍不得卖掉自己的牛羊,换成钞票。结果一场雪灾或者瘟疫,就有可能变得一无所有。以“村村通”作为切入点,是解决数字鸿沟、进而缩小贫富差距的很好方式。
“村村通”作为政策,首先是靠政府的推动。政府推动可能有很多手段。有强制性的手段、也有一些激励性的手段,在初级阶段适当地搞一些强制手段是可行的。但从长远来看,应该慢慢建立激励机制,使企业去做普遍服务也不会吃亏。有人说:“为什么下饭馆吃饭不搞普遍服务,买汽车不搞普遍服务,而电信要搞普遍服务?”实际上电信和吃饭和买高级车的享受是不一样的。电信一个重要的网络特征就是需要大众参与,才能体现网络的价值。网络的使用价值远远高于它的财务价值。多数国家都有普遍服务政策,当然其他国家不叫村村通,但很多实质是相同的,都必须考虑整个社会的信息公平。光给富人提供服务而不考虑穷人,只会让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数字鸿沟越来越大。未来的经济不是富人的经济,而是穷人的经济。如果穷人消费发展不上去,那么整个社会的发展就会停滞。因此国家必须要实施村村通,甚至农村信息化这样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