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年末，北京。电影院，观看当天公映的岁末大片——《满城尽带黄金甲》的人络绎不绝。与之相比，所有制作费用还不到《黄金甲》宣传费用六分之一的电影《三峡好人》受到极度冷落，容纳五六十人的小放映厅里只坐了十多个人。

“《三峡好人》悲壮地抵抗着《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巨大声势。”一家媒体说。相比山西矿工韩三明在重庆奉节的经历，大多数人选择关心一段虚构的宫廷故事，在周杰伦《菊花台》的歌声中告别2006年。

与《黄金甲》相比，《三峡好人》使用的数码高清没有菲林的质感，但你不得不承认它像纪录片一样真实，真实得粗粝。

主人公韩三明把自己的手机铃声设为《好人一生平安》；他在奉节认识的朋友“小马哥”把手机铃声设成《上海滩》，小马哥认为，被拆迁完全改变了生态的奉节城已经成为一片江湖，只有像小马哥那样胆大仗义，生活才够有意思——他死于为强制拆迁而进行的一场械斗；摆渡船上一位刚刚度过变声期的少年，在影片里始终扯着嗓子唱最新的网络歌曲《老鼠爱大米》，这首歌成为在溽夏中沉沉睡去的奉节县城里唯一聒噪的声响。

种种不搭调但交叠的影像、飞速变幻的场景，是这个转型国家最琐碎的细部。文字、影像，乃至人类智慧目前所及的各种分析框架，都难以描摹这个巨大转型体的能量、轨迹、停歇和叹息。

这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一个大国的国家生活中，政治、经济、法治都发生了引人注意的变化，转型的轨迹仍然向前延伸。

草根“英雄”和“精英”们的论战说明，在一个转型社会，机会的不均等，往往将公众和既得利益者之间的鸿沟，化作口水悬河。互联网的兴起，恰恰为之提供了舞台。

整整100年前，奄奄一息的清帝国宣布立宪。清帝国最著名的改革派袁世凯对《纽约时报》记者说：“我们内部的管理体制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革，但这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它牵涉到要彻底改变甚至推翻现存体制的某些方面，而这种体制已经存在了很多个世纪。”100年前的访谈在今天仍然颇富现代感。这说明这个国家的历史依然是一个流体，内在的逻辑也没有发生大改变。因此，把2006年作为一个人为的截点、拐点，或是元年，都为时过早。

但是我们需要一个民间文本，告诉我们当众多宏大事件按照某个战略的既定规划次第发生的时候，它投射到人们的生活，如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选择和情感。

自从费孝通以后，中国很少有出色的社会学家，因此，来自搜索引擎的2006年度总结是最为接近的一份文本。互联网的普及使得这份问卷的被调查人分布均质，并且在一种完全自然的状态下成为样本之一。这份调查中，年度十大关键词的排行会出乎一些人的意料。前五位分别是MP3、跑跑卡丁车、QQ、迅雷、劲舞团。需要解释的是，第二位和第五位都是一种网游，而第四位是一种用于快速下载视频、音频文件的软件。

自从拨号时哇哇乱叫的“猫”慢慢从人们的用语中消失以后，宽带慢慢成为人们视听生活甚至是生活的主要部分。几年前，一些技术精英曾经用一种宗教般的热情鼓吹宽带救国的理念：他们认为，农业文明的象征是运河和灌溉网；工业文明的象征是铁路和公路网；信息时代的象征则是宽带互联网，这正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机遇。

现在，这种宏大的语境与这张与宏大完全不沾边的榜单放在一起，你会作何感想？

社会学者们是否会宣称中国也进入了“娱乐至死”的年代？在十大风云人物榜单上，郭敬明、郭德纲、胡戈等人排名的居高不下可能会印证他们的看法。我几乎可以听到精英们一声悠悠的叹息。就在去年，超女引发了一场民主模式的讨论，又被贴上了“自我沉溺的社会”的标签，精英们不停地哀叹、抱怨。但是一切都没改变，2006年的超级女声节目依旧是一场商业和社会意义上的成功，还有越来越多超女模式的娱乐节目在2006年掀起热潮。

与此同时，也许奉节城里那个唱“老鼠爱大米”的小男孩也一直在等待着类似“超级男声”的机会，否则，他的命运轨迹是：混迹在长江货船上，或者像许多奉节人一样去广东打工。

2006年，精英们除了继续喋喋不休地指责各种大众娱乐事件，还造就了在风云人物排行榜上排名第一和第六的韩寒、胡戈。

在未来的日子里，这种所谓“精英”与“草根”的口水战会继续。精英们指责那些热爱超女们的观众浅薄、趣味低下，却丝毫没有意识到除了指责，教化，他们没有提供任何相对于超女来说更有价值，更有人文关怀的替代品。

搜索表明了人们的态度。2006年，韩寒主要不是因为小说，而是因为与体制内精英的一场骂战成为“年度风云人物”的第一名。

精英们的批评对象不只是民众或是80后的年轻人，当历史老师易中天因为对三国历史的个人化诠释获得巨大商业成功的时候，我们再次听到了学术精英们异口同声的批评和指责。同样的批评还集中于一位擅长讲故事的历史学者——美国人史景迁，原因同样是因为史景迁的历史学著作本本都成为了畅销书。

数位精神病学专家、律师和法学家发出公开信，要求对“杀人魔王”邱兴华给予精神病鉴定，应在中国司法史留下重重一笔。

继续关心一下民众的喜好。在三个有点别致的名为“十大什么是”、“十大为什么”、“十大要不要”的榜单上，排名“什么是”榜单第一位的是：什么是爱；排名“为什么”第二为的是：为什么活着；排名“要不要”第二位的是：生命要不要继续。这些问题排名高于什么是双核、什么是3G、什么是和谐社会；也高过了为什么相爱、为什么考研、为什么结婚。

什么是爱、为什么活着，和双核、3G、考研相比，很难有确实的答案。相对于纷繁复杂的社会，尤其是转型社会带来的不安定感和不确定性，有理由认为，这些主题在未来依然会成为搜索榜上的热点。

为什么活着、什么是爱、什么是幸福——终极意义的问题是每一个个体需要孤独面对的，但是社会对于它的组成者最基本的承诺是：努力让每一个人拥有尊严，基本的权利和体面，也是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在榜单上，“什么是和谐社会”的排名高过了“什么是幸福”，这是否意味着，相当部分人仍处于权利的贫困之中？

十大“要不要”排名第七位的是：要不要废除死刑。随着2007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上收死刑复核权以后，这一排名相信还会继续走高。2006年邱兴华事件表明，“以血还血”的复仇心理在民间仍有着广泛的根基，这种民间情绪与司法机关“从重从快”的办案方针相呼应。因此，当涉及十一名无辜被害者的邱兴华案开庭时，庭审进展史无前例地进行了现场直播，并且死刑判决也当庭宣布。

2006年有可能在中国法治进程中留下浓重一笔，因为数位精神病学专家、律师和法学家发出公开信，要求对这位凶手给予精神病鉴定。这是向社会公开宣言：哪怕是那些所谓“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他的权利也应当得到最严格的司法保护。死刑存废的讨论已然不可避免，希望看到中国法学界在2007年的精彩表现。

对于中国来说，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存在着时而一致、时而相悖的利益，这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比起市场失灵，“政府失灵”是更大的难题。

与他们相比，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在2006年仍然不断遭到批评。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学家对于中国改革还缺少有分量的分析。吴敬琏的一系列著作仍然是其中最出色的。在2006年1月出版的《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中，吴敬琏提出中国正处于发展的关键阶段，全书分析的结论是“限制政府权力，建设有限政府”。正如财经作家吴晓波所言，这一结论是一个观念，而非战略。

普通人不愿意理会这些让人头痛的问题。搜索结果表明，人们对2006年硝烟弥漫的改革论战，以及旷日持久的医改争论没有太大的兴趣。然而也有人发现，网络，尤其是博客能掀起的不只是茶杯里的风波。一个叫向文波的企业家在自己的博客里质疑一起外资并购，事情竟然最终演化为关于外资是否危害中国经济安全的论战，使得一个财经事件一下充满了娱乐元素。

但是向文波没有成为搜索引擎选出的“十大风云人物”。人们宁可年年选择开发商潘石屹——这个中国最著名的地产商人，在2006年开始温和但是坚定地批评政府。但是人们还是弄不清楚房价到底还会不会涨，何时才能买得起房子。“国六条”依然能够位居十大“上升最快”的第六位，可调控的结果是：全国各地房价不顾各种调控政策，一路上涨。

《财经》杂志的研究员陆磊经过众多案例分析后得出结论：地产寡头一旦得到无限度的金融支撑，其投资膨胀几乎成为必然，价格操纵能力也随之进一步提高。在地产寡头与金融机构的共谋中，房地产价格泡沫迅速堆积，真实需求被排除在市场之外，甚至所谓“富人”大量购买豪宅也仅仅是一个神话。这是因为，购买豪宅的不是富人，而是开发商或中介制造出的假富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因此甚至不是“虚拟经济”，而是“影子经济”——是地产寡头和信贷资金的影子。于是，房地产价格神话将继续得以演绎。

陆磊这样的研究者不可能成为搜索引擎的宠儿，但是他们发现的基本事实无疑会校正人们的认识和选择。为什么我们总是需要用“好心办坏事”来不断为政府开脱？这个时候人们应该记起2006年辞世的弗里德曼和他开创的伟大传统。他告诉人们，政府不是上帝，它既不超凡脱俗，也不是法力无边。它和市场上的厂商、消费者一样，也是在一组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因此对于政府的行为，同样需要采用成本和效益分析。

对于中国来说，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存在着时而一致、时而相悖的利益，这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比起市场失灵，“政府失灵”是更大的难题。

我们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时代，但它最好早点结束。因为对于普罗大众来说，一个平凡而富足的年代，远远好过伟大但往往伴随着不确定的年代。

1988年在中国考察时，弗里德曼力主中央政府应该放开价格管制，他认为中国的改革到了“最后的时刻”。他对四川省长说：“如果你想把老鼠的尾巴砍断的话，不要慢慢地一截截地砍，一下砍掉就行了，长痛不如短痛。”省长请教说：“教授先生，你知道中国的老鼠是不同的，它们有很多不同的尾巴互相纠缠在一起，您先砍哪一根？”弗里德曼耸耸肩，没有回答。事后，随行的张五常教授发表文章说：“我是有答案的，但我当时没有说，我的答案是，把所有的尾巴都一同砍掉。”

今天，价格问题已经不是中国改革最严重的问题。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处于“半成品”阶段，总体上已更为接近撒切尔式的自由市场体制。但国有企业只占中国经济总量的28％，却获得了将近一半的银行贷款。电信、航空、能源、钢铁和汽车行业仍然处于政府强有力的控制之下。结果是，在过去25年以来，排除亚洲金融危机全面爆发那一年（1998年），中国是亚洲各经济体中经济波动最大的。用中国经济学家的话说，仍处于“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境地。

老鼠的许多尾巴依然纠缠在一起，但是我们已经无法听到大师的见解。弗里德曼夫妇合著的《自由选择》一书，本是他们一起制作的十集电视短片，在全美196个电视台中的72个陆续播放。但是这本书在中国始终没有成为畅销书，虽然在未来，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不断从中汲取智慧。

他在《自由选择》里提出了改造福利国家的一系列设想，但也不得不承认，设想再美妙，却不可能创造出进行彻底的福利改革所必需的全部条件。为此，弗里德曼需要用整整一生的时间，等待自己的一小部分设想变为现实。有幸站在巨人的肩上，我们还需要等待多久？

当搜索完这些宏大与崇高之后，让我们再关心一下矿工韩三明吧。他和他的伙伴们决定走出三峡，因为留在奉节作拆迁的收入是每天四五十元，而去山西挖煤的收入是每天二百元。当然，高发的矿难带来了极高的风险贴水，但是所有人义无反顾的走出了三峡——生处在一个转型时代，生活随时会遭遇巨大的不确定性，那点风险不是必须承受的吗？

历史学家唐德刚说，中国的转型就仿佛是进入历史三峡，走出它也许需要上百年的时间。2006年作为历史三峡中的一年，同样发生了许多大事件，留下很多关键词。这表明我们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时代，但它最好早点结束。因为对于普罗大众来说，一个平凡而富足的年代，远远好过伟大但往往伴随着不确定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