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靠媒体提高知名度，媒体靠明星提高了销量，明星与媒体之间形成稳固的合作关系。记者兼乐评人王小峰在自己的Blog上记录了最近的新鲜感受：

这几天，有不少陌生电话打过来，按我平常的习惯，基本上不接陌生人电话。但是连续打过来，估计对方肯定有急事。

接通之后，第一句话基本上是这样：

“这是我的新电话……”

“你的电话被曝光了？”

“是的。”

“恭喜，你是名人了。”

6月2日，一份记录了近600个明星电话的电话录在某网络论坛上被披露。6月6日，此事被媒体报道，旋即形成了媒体的三种报道方式：推测泄露者身份；报道明星态度；表达对娱乐圈未来的担忧。

目前，泄露的原因有“媒体记者遗失通讯录”、“下岗编导报复”、“黑客入侵经纪人电脑”等多个版本的猜测。至今，泄露的原因仍只停留在推测阶段，但娱乐圈并没有因此而瘫痪，也没有如娱记担心的那样“会对明星与媒体的沟通造成很大障碍”，至少从大量“上榜明星”们在上百个骚扰电话中，明星能准确地接到记者打来的电话，并在各类媒体上发表自己的牢骚、愤怒和崩溃。

想当明星？拿隐私来换！

“混蛋、王八蛋！”演员邓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狠狠地咒骂肇事者。这个至今仍面目模糊的人，据说让邓婕每天接到上百个“骚扰电话”。

去年7月，处于饶颖事件之中的赵忠祥，在接受娱乐记者采访时，说过一模一样的话，他认为自己的纠纷不是供大家娱乐的。

“一个莫名其妙的人，打通了之后特别高兴，笑着说没有想到真的打通了。”颜峻在音乐圈里是颇有名气的乐评人，他写乐评、自己动手组乐队演出，还经常组织一些地下乐队的演出。电话号码也出现在600个电话录的颜峻只接到过一个“骚扰电话”。

可能由于这个原因，颜峻的看法更平和一些，他将“明星电话录”看做明星、公众与媒体之间游戏的一个具体案例，串联起这三者的就是隐私。“这个游戏是明星一边在出售自己的隐私，包括感情、收入，另一方面大众也在消费隐私。这中间有一个平衡，明星尽可能把这个出售保证在一定的范围内，如果走得太近，明星会不爽，但是离得太远就没有人去讨论他的隐私，会对他的事业造成损害，他也会不爽。”在他看来，明星作为公众的梦想，替公众在做梦，另一方面又成为大众戏弄、玩耍的对象，包括在或大或小的范围内破坏他们尊严、隐私，以达到破坏他们神话的目的，使大众能有一个平衡。媒体一方面造成明星的神话，一方面参与互动地破坏这个神话，其中的游戏规则就是戏弄和玩耍的“程度”。

“明星要宽容，媒体要自律。”南京师范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顾理平说。他认为，明星享受了比较多的权力——“成名的权力，宣传的权力”。这些权力让明星占有了更多大众传播资源，具体包括比较多的媒体版面和广播电视时段。“他们占有了这些资源，必须作出牺牲和限制，隐私应该有所牺牲，而公众对明星产生的兴趣是对他们的补偿。”

中国新闻学会副秘书长孙旭培认为：“对明星生活的监督是必要的，他们是青少年崇拜的对象，他们的行为举止容易给社会产生很大影响，对他们的监督有利于他们注意自己的言行，起到表率作用，从这个角度上看是维护公共利益。”因此，像假唱、违约、抄袭等行为，会影响大众从明星的演艺中获得快乐，吸毒、婚外情等行为，会对大众尤其是青少年，产生负面道德示范作用，媒体曝光能起到限制和警示作用。事实上，由于这些明显负面的行为在道德上很难立住脚，当事人很少会寻求以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孙旭培认为，虽然享有的隐私比普通人少，但“明星不是所有隐私都应该受到侵犯”，比如“身体上的毛病”，比如“家庭成员的事情”，比如“发生在人家家里的事情”。遇到这些情况，当事人告上法庭，十拿九稳。

真正容易纠缠不清的是这两者之间的争议地带。长期研究新闻与法律关系的孙旭培和顾理平都提到，隐私权的实质是“不被了解的权力”，但在实际中，隐私权是可以放弃的。比如明星出于宣传的考虑，将电话号码提供给媒体，又没有声明不得扩散，就有可能被看作放弃隐私权，容易引发争议。

遇到争议怎么办？孙旭培和顾理平都表示，中国目前还没有针对新闻的立法，现有的法律也未对“名人”、“明星”等作出明确界定，隐私权依附于名誉权，没有法律上明确的权利。因此如果在法律上引起纠纷，只能依靠法官根据每一次的实际情况行使裁量权。具体到“明星电话录事件”，两位学者都认为，明星对自己的电话保密，既不会影响演出水平，也没有在道德表率方面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他们的电话号码当然属于个人隐私，希望“不被了解”的要求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