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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刚刚签署了一项法案，要求公立学院和大学在2023年之前为学生们提供堕胎药物（abortion pill）。当然，该法案能够实施的前提是能够获得相关资金支持。

该决定不仅是对拨款资金（grant money）的使用不当，而且也不符合目前的形势：堕胎率已经降至多年来的最低水平。这项法案表明了民主党州长纽森宁愿去推动一项所谓的“进步法案”（progressive agenda），也不愿去实实在在地帮助学生。

根据这项新法案，包括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和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在内的34所州立学校都必须从2023年1月1日开始，为学生提供堕胎药。该法案的实施还将取决于基于赠款的资助。

据“日安萨克拉门托”（Good Day Sacramento）新闻网报导，纽森州长签署的这项法案写道：“随着其它州和联邦政府在倒退，限制生育自由，在加利福尼亚，我们正在前进，扩大堕胎药获取途径，强调妇女的自主选择权。我们正在消除生育健康的障碍，在大学校园增加堕胎药获取途径，并利用新技术使病人与医生的互动方式更现代化。”

对立法者和学生来说，这听上去“很方便”，但这项法案在物流和财政方面都是一场噩梦，更不用说针对堕胎本身的道德问题了。首先，从本质上讲，堕胎药会导致流产，流产导致胎儿死亡。流过产的妇女都知道，这是一个可怕的、混乱的、悲伤的过程。这不是我们应该鼓励在大学校园里的女性去做的事情。

家庭权利组织“拯救加利福尼亚”（Save California）的主席对此表示：“化学药物堕胎使得准妈妈们变成了堕胎新手。”女人一定会因此而受苦，胎婴一定会因此而死亡。”“大学校园不应该变成为迷你堕胎诊所；它们需要成为促进教育的场所。”

虽然该法案称，它的实施将由捐赠者出资，但是“日安萨克拉门托”网站报导说，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认为，其财政支出困难几乎是不可逾越的：

“新成立的生育健康基金只有在2020年1月1日之前从私人捐助者那里筹集到近1030万美元之后，这项法案才有可能实施。

根据比尔分析（Bill Analysis）得出的结论，所有费用将由补助资金（grant money）和私人捐款，而不是用普通基金（General Fund）的钱或学生费来支付。其中一部分资金——每个为此成立的学生健康中心（Student Health Center）的费用高达20万美元——将可被用于工作人员评估、设施、购买设备、改善设施、建立协议、为病人制作教材，培训工作人员等等。每个加州大学和加州州立大学还将需要一笔额外补助金，用于支付各种直接和间接费用，包括通过电话向患者提供24小时后备医疗支持。”

而且，每个校园都需要一台超声波仪器，总价值将近100万美元。

更糟糕的是，据加利福尼亚大学校园的评估，实施该法案的费用肯定将出现“不足” ，而且“即使没有资金，每个学生健康中心每年的持续费用也将在220万美元到320万美元之间。”除非政府或基金会在2023年后提供资金支持，否则这笔费用最终将由学生承担。”

加州前任州长杰里‧布朗曾在去年否决了这项法案，原因很多，包括最明显的一点：他指出，在大学校园附近有许多堕胎诊所，执行这项法案给这些机构带来了难以置信的财政和道德负担。

最后，谈到堕胎本身，很难令人理解，为什么纽森州长会如此急切地想让大学校园里的堕胎变得如此广泛、草率和不安全？根据古特马赫协会（Guttmacher）的研究数据，在过去的几年里，无论是在受欢迎程度上还是在统计数字上，堕胎率都在下降。

为什么不采取鼓励安全的性行为和摒弃性泛滥，甚至是在校园里收养孩子等其它措施呢？这些选择要便宜得多，而且在道德伦理上也是更合理的。

无疑，支持堕胎并不应该是州立学校的工作，当然也不应该是纽森州长的工作，而为孩子们提供更方便堕胎的途径，将在校园里制造一种焦虑和悲伤的气氛。

这篇文章所表达的是作者的观点，妮可‧拉塞尔（Nicole Russell）是一位自由撰稿人，也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作品发表在《大西洋月刊》、《纽约时报》、《政治家》、《每日野兽》和《联邦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