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体开始,更深入的了解下可能成为??历史上首位华裔总统的杨安泽:
某个星期五的下午6点,杨安泽(Andrew Yang)的办公室电话响了。
他伸手去接,而后愣住,手停了下来。电话是他所在纽约律师事务所的人事协调员打来的。他知道,如果接了电话,整个周末他都将会坐在办公桌前处理一大堆枯燥无味的文件。
这一幕发生在1999年的秋天。当年,24岁的杨安泽找到了一份让人羡慕的工作。他走的是一条“精英路线”,从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校、布朗大学,到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最后在达维律师事务所(Davis Polk & Wardwell)——美国首屈一指的律师事务所工作。算上工资和奖金,他一年可以挣15万美元。
但他盯着电话,脑海中唠叨不止的低语突然变成尖声的警报:他选错了工作。他想做一名创业者,而非坐在那里帮人写合同文书。
任由电话铃声发作,他溜出了办公室的门。这次小小的“叛逆”,是他日后从律师到企业家所迈出的第一步。
20年后,作为2020年美国大选的华裔参选人,他打破常规的互联网商业建设者的职业生涯,成为了他打破常规的选举活动的基础。他宣传着自己在创建初创企业,以及培育专注于公益企业等方面学到的经验。
他在竞选中提出的“招牌”政策——每个月给18岁至64岁的国民派发1000美元的“全民基本收入”——是所有主要候选人中所提出的最另类的提议。
走“精英路线”,却偏要脱离舒适圈
这样的另类提议是杨安泽喜欢打破传统的一个产物,该苗头从他2000年初决定辞去律师事务所工作,走出“金钱、权势和舒适圈”时起就开始发芽。
美国华裔总统候选人杨安泽(左二)从布朗大学毕业时与父母及哥哥的合影。图据《华盛顿邮报》
杨安泽经常提及,在律师事务所的日子是他“人生中所度过的最糟糕的五个月”,“在律师事务所工作,就像参加一场吃派(pie)大赛,如果你赢了,你的奖品就是更多的派。”最近一次杨安泽从华盛顿到纽约的火车上接受采访时,一边匆匆咬几口火鸡三明治,一边说道。
辞去法律工作并不意味着真正离开。在新千年开始之时,他和法律事务所的另外一名同事创建了一家互联网初创公司,致力于帮助名人利用他们的名声为慈善筹集资金。
但这次创业失败了。他破了产,失去了自己的房子,瘦了不少还失去信心,同时还不得不担忧如何才能还掉上大学欠下的11万美元债务。但他很快重新塑造了自己。“没接那通电话,我从未后悔过。”
喜欢钢琴二重奏的书呆子
今年44岁杨安泽是美国华裔后代。父母分别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物理博士和统计学硕士,母亲现在是一名艺术家。
杨安泽的父亲在通用电气找到工作,随后又开始为IBM工作。作为镇上少有的几个亚裔孩子,杨安泽看起来很书呆子气,常被欺凌。他玩过《龙与地下城》,还有钢琴与网球,因为父母曾说过,大学喜欢全面发展的学生。他的哥哥劳伦斯,目前是纽约大学的一名教授。他的母亲南希·杨回忆称,兄弟俩喜欢表演钢琴二重奏,经常赢得当地的比赛。
杨安泽的父母知道他非常聪明,但不是特别有动力。他们告诉他,“如果你失败了,那是因为你没有努力尝试过。”
“安泽很小的时候曾对我说,‘我真不怎么在乎成绩如何,但我知道你喜欢我拿A,所以我为你拿回了A。’”
他的家庭重视教育:除了哥哥外,他的父亲、叔叔和堂兄都成为了教授。“对于第一代移民而言,工作的稳定性是最重要的,”南希·杨说道,“我们认为要找到一份好工作必须要接受好的教育。”
从“天才少年中心”到精英学校
12岁时,父母把他送到了“天才少年中心”,这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为学业优异的孩子专门开设的一个暑期项目。杨安泽把它称之为“书呆子训练营”。接下来五年的暑假,他都是在这里度过。
杨安泽(二排右二)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天才少年中心”。图据华盛顿邮报
为了进入“天才少年中心”,他必须参加SAT考试,即美国“高考”,在申请大学时才会考的试。1600分的总分,他考了1220分,比那年考大学的大多数高中生还要考得好。看到他考取的如此高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官员们非常惊讶,并要求他在接下来的3个暑假里每年考一次。
13岁时,他得分1310分;14岁得分超过1400分;15岁时,他的分数超过了1500分。当到了申请大学的年龄,杨安泽称他都不用再考SAT了,因为他15岁时的成绩即便是申请最顶尖的学校都已经足够。
上到10年级时,一位同学和他谈到了埃克塞特(Exeter)——新罕布什尔州的一所精英寄宿学校。杨安泽认为,该校听起来像是大学的一张绝好入场票。父母很高兴地为他掏了学费,当时一年的费用为1.7万美元。
“这是我们没有计划到的规划,”南希·杨说:“但他告诉我说他想成为佼佼者中的佼佼者,他可以成为那儿最好的学生。我很难拒绝他。”
但入学后,杨安泽才发现他格格不入,因为埃克塞特长期以来被视作循规蹈矩学生的传送带。在当时的一张班级照片中,杨安泽站在一群穿西装打领带的白人孩子的中间。他穿着一件法兰绒衬衫,双手放进宽松牛仔的口袋里。不过这座学校的学术十分严谨,在这里,杨安泽入选了美国国家辩论队,并且到伦敦参加了世界锦标赛。
“成为又聪明又成功的人”
后来,杨安泽同时被斯坦福大学和布朗大学录取,最终他选择了后者。他学习了经济和政治学等专业课程,而后还参加了法学院入学考试,180分的总分他考了178分,于是被哥伦比亚法学院录取。“我想成为又聪明又成功的人,法学院似乎是条很好的路。”杨安泽说。
索菲亚·阮是杨安泽在布朗大学的一位好友,她说,杨安泽为了让父母高兴学习非常努力。
杨安泽(左一)与家人。图据华盛顿邮报
杨安泽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室友劳伦斯·吴称,杨安泽非常聪明,不用特别努力就可以拿到很好的成绩。他们都认为加入纽约的一家大律师事务所,是意料之中的事。顶尖公司往往喜欢在顶尖的法学院中招聘。
这些大公司给第一年参加工作的员工所发放的年薪为12.5万美元,另外还有几万美元的奖金。为了上哥伦比亚大学,杨安泽借了大约12万美元。因此一份高薪的律师事务所工作,是“取得部分投资回报”的明智方式。
“感到毫无意义和空虚”
1999年9月,杨安泽走进了达维律师事务所的大门。他被分配到一间小办公室中,和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的乔纳森·菲利普待在一起。他们每周的工作时长超过80小时,主要负责审阅文件和合同,为资深合伙人写总结,打印文件等。“这让我感到毫无意义和空虚,”杨安泽说。
为了搞清楚自己是否只是为了钱而做这份工作,杨安泽称他对自己做了一个小“测试”。他去了百货公司,为家人购买了羊绒围巾和其他礼物,带回家后发现家人似乎很喜欢。“我就想,这些足以让我做一份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了么?肯定不行。”
杨安泽对创建属于自己公司的想法无法自拔。当把辞职想法告诉父母时,他们最先问的问题是,他的债务怎么办?“我自己解决,你们不必担心。”
放弃高薪,让父母不太开心。他们为了支付他的学费,曾申请了两次抵押贷款,本以为他的高薪可以让他们高枕无忧。
坎坷创业路也“充满活力”
由于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关系,杨安泽的同事菲利普了解到,许多明星慈善晚会募捐而来的钱,有许多用于了慈善机构的日常管理和开销,这让他震惊。他想到了一个做慈善的好主意:建立一个在线平台,将明星和支持慈善的粉丝直接连接到一起,省去中间慈善机构的开销。
当把这个想法告诉杨安泽时,他的激情一下就被“点燃”了。两人争取到律师事务所的无偿法律援助,辞职创业。当时杨安泽手中只有1万美元的存款,公寓每月租金1600美元,每个月还要还学生贷款1200美元。
由于其创业投资公司在就业方面成功显著,杨安泽还受到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接见。图据华盛顿邮报
这家起名为“Stargiving”的公司曾取得过一些成功,但5个月后杨安泽的个人财务就破产了,信用卡也透支到最大额度。2002年,这家公司最终没了生意而倒闭。杨安泽继续尝试了其他事业,有成功也有失败。而后依靠经营一家商学院备考公司,2009年卖掉时为他赚取了“小几百万”的资金。2011年时,他创立了创业投资公司Venture for America,成为一个支持其他企业家创业的成功孵化器。
由于该公司在就业方面成功显著,杨安泽还受到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接见,被授予“变革先锋”称号。他还在2015年被选为“全球创业精神总统大使”。
杨安泽说他从不后悔学习法律,这让他“更有条理和注重细节”。但另一方面,法学院教他的谨慎分析会妨碍他作为企业家迅速做出决断。他说,他必须“卸下”法学教授们交给他的部分知识。
“尽管Stargiving公司失败了,但它仍是段充满活力的过程,”他说。“那是一段自我反省的时期。很容易会有失败感,你做着旁人无法理解的工作,挣的钱也不如朋友多。但你至少尝试过了。”
红星新闻记者 王雅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