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她当年能走到一起，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婚后两人都很体谅对方。

被诊断患胃癌后，他要“活一天开心一天“，焦急的她好不容易说服他做了手术。

谁知切除部分奇迹般地没再发现癌细胞，而生活质量变差让他闹起情绪，说是与其吃苦不如死去……

倾诉者：娜文

抗争来的婚姻我们珍惜

我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在同龄人中读书算好的，从小一帆风顺，就读于重点大学，毕业后单位待遇很好，工作又轻松。

渐渐到了恋爱季节，朋友圈中追求我的人不少，可我单单相中了松轩。他比我大8岁，是做生意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大多数人还视那些在商海里吃“螃蟹”的人为另类。像我父母这种知识分子就更难免对生意人有成见，很不能接受我和松轩谈恋爱。但我那时很勇敢，觉得松轩特别有男子气，见识又广。因此父母越反对，我就越坚持，最后从家里“逃”出来，和他领了结婚证。

我父母非常生气，一两年内都不让我登家门。后来我怀孕了，他们的情绪才有所缓和。但在我临产前，父亲正式提出，要让孩子随我家的姓。应该说，我们的结合给松轩很大的精神压力，在教育程度、家庭背景方面他觉得是有些配不上我，所以对于父亲的这个条件，他满口答应，以换来我家对他身份的最终认同。

我没办法劝说父亲收回成命，只好在报户口时让儿子随了我的姓。这下子，我父母脸上的阴云终于散了，但我抱着孩子回婆家，明显地感觉到松轩家人有些不悦。对此，松轩一句不满的话都没对我讲过，但我理解他的难处，就在日常生活中加倍对他好。

松轩在生意场上挺能干，但同时，他赌钱也赌得厉害。婚前我就知道他爱好此道，当时认为能凭借我的诚意与智慧促他戒赌，可事实证明我错了。因为不满他赌博，我和他吵了很多次，也谈到过离婚，但毕竟感情基础不错，没真的分手。

全胃切除后的意外发现

5年前，松轩患了胃癌，医生说已到了晚期。他是个乐天派，没拿这个“死刑判决书”当回事，照样天天在外交际，经常去打牌，说自己要活一天开心一天。但我可急坏了，想方设法求医问药，只盼着挽回他的生命。在多方面的努力下，松轩动过一次手术，身体恢复得不错。我庆幸他逃过一劫，他则更加“洒脱”，一天到晚泡在牌桌上，不好好吃饭，睡眠也不保证。到了去年3月，他的病复发，我又开始陪着他做放疗化疗。医院诊断下来，说他的癌细胞已扩散到三四个地方，估计最多只能再活三个月了。

到了这个时候，松轩依然坚持他的“消极乐观主义”，他说不想再进医院，不想再做治疗，不要吃任何“苦头”，让我也不要再往他身上投钱，不如让他活一天舒服一天。两家亲友都来探望他，大多数人都劝我听从松轩的意见，让他好好走完最后一段人生路。可我做不到！我觉得一个完整的家比什么都重要。通过上网查资料，我发现有与松轩病情差不多的病人通过做全胃切除手术，大大延长了生命，因此动了念头，要给松轩再动一次手术。松轩本人、两家的部分亲友都反对，我成了孤立派，但我没气馁，一个个地做思想工作。我对松轩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死马当活马医，博一记吧，如果手术失败，松轩不能再从手术台里出来，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已尽力，今后也不会留遗憾了。

好不容易说服了松轩，我开始联系医院，因为他的诊断结果很严重，没哪家医院肯收治，我百般托人，才让松轩做了这次大手术，把胃全部切除，食管与肠子直接相连。看到松轩从手术室里推出来，虽然在麻醉状态，但还在一下下地呼吸，我的眼泪唰地流到胸前，觉得在这场生与死的博弈中，自己总算没替松轩下错一步棋。

然而令所有人都无法接受的是，术后的病理分析证明，松轩被完全切除的那只胃里没再发现癌细胞。我很不解，又很气愤，马上找到有关医疗鉴定机构，那里的说法是当初松轩发病时，的确在他的胃里检测到癌细胞；如今找不到癌细胞，也有可能是经过大量的放化疗，把胃里的癌细胞彻底杀死了，但扩散到其他部位的癌细胞照样会危及他的生命。死神与他还是只有一步之遥！

听娜文讲到这里，我的心一下子揪紧，预感到这种医学上可能一时间无法明白解释的现象，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松轩与娜文之间的误解。果然，娜文难过地告诉我，手术后两人的关系降到了冰点。

他总是抱怨“生不如死”

手术是去年3月做的，出院后松轩的身体依然很虚弱，无法再经商，就天天呆在家里。一年过去了，他如今生活能够自理，还可以烧烧饭，做点简单的家务。在我看来，这种现状很不错，起码我和儿子一进家门，就能看到明亮的灯光和松轩的身影。

然而松轩不这么想。因为胃被切除了，他一躺下，吃下去的食物就会反上来，他总是吐，每天只能睡两个小时，他觉得自己的生活质量很差，认为“生不如死”。胃里没发现癌细胞这件事，让他一直耿耿于怀，他总是想，也许医生是误诊，如果不动那次大手术，保不住他能创造医学上的奇迹，癌细胞会神奇地消失，他又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了。于是，他越发不能忍受现在生活中的种种不便，脾气很大，口口声声抱怨我不该替他做主张。我和他耐心地讲道理，说不管医生是不是误诊，至少手术后把他的寿命从短短的3个月延长到了一年半，这是事实啊。

但松轩不接受我的观点，强调他是一个追求生活质量的人，宁可死了，也不要像现在这样天天痛苦。

一开始，我还耐心地做松轩的工作，但我渐渐发现，疾病的折磨、生与死的临界考验———这些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已将他“打造”成另外一个人。他变了，变得以自我为中心，听不进别人的开导，也听不进别人的安慰。手术后，许多亲友都来探望他，他的同胞兄弟姐妹也纷纷来我家，可是面对血肉至亲的劝解与鼓励，松轩一概听不进，认为世界对他太不公平，全世界的健康人好像都是他的仇敌。等儿子睡了，卧室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松轩对我也是这个态度。他一方面觉得他不一定能在世间活多久，日子可能是一天天数得出的，因此我作为妻子对他再怎么好都不过头；另一方面，我真的把心剖出来，饮食起居上好好照料他，对他好言好语，他又会怀疑我的“动机”，甚至当面嘲笑我很虚伪。

我承认，我和松轩在他生病前沟通上就存在问题，在他患癌后，特别是动过这次手术后，我们之间对事物的见解差别就更大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过分现实，我觉得虽然有一天也许松轩会先离我们而去，但我还得支撑这个家，独立将儿子抚养成人，因此必须为今后做长远规划。可是松轩只考虑眼前。有一次，我和松轩谈起儿子将来要考大学、找工作、结婚，我们做父母的得帮他未雨绸缪，松轩很不耐烦，说小孩子嘛，我们把他养大，就是尽了责任了，干嘛还要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分一大半给他呢？不如趁活着，吃好的穿好的，用在自己身上。望着松轩飘忽不定的眼神，我还读出他的潜台词：“如果我真的走了，你肯定会再找一个的，谁知道你会不会把这笔钱全投在儿子身上呢？”

就这样，虽然医生说松轩活到现在，真的是捡回一条命，但他天天都不开心。身体好些后，他忍不住手痒，常常到小区的棋牌室里打牌，因身体吃不消，过两天他就会嚷脚肿了。我劝他好好在家里休养，他就会牢骚一大堆：“你把我天天关在家里，想闷死我啊？”受他的情绪影响，我自己也高兴不起来。

本来刚成家时，我主理家里的内务和儿子的教育，从没操心过赚钱的事，也很少外出交际。松轩病倒后，我不得不一心扑在业务上，想多赚些钱还房贷、养车、攒儿子的教育基金、给松轩补身体。这样一来，我经常加班，周末也不得不去应酬、开会。松轩不适应我这种变化，但他从没对我明白地讲过一句劝阻的话，我在外边，他也没主动打过一个电话，但他会折磨自己。往往我晚上十一二点回到家，发现他还没睡觉，等在客厅里；我如果出差，他就故意不吃饭、不睡觉，一个星期里面孔都翻进翻出，不出好声。他这个样子让我很痛心，我只好尽量早回家，推掉大多数出差的机会。可是，无论我怎么努力，松轩的脸上就是没有一丝笑容。

更让我操心的是，手术后一年半过去了，任我怎么劝，松轩都坚决不肯去医院复查，总抱怨：“你把我弄成这样子，还不够啊？”“我再也不相信你了！”他一味任性与消极，认为他不日就会告别人世，根本不用再去浪费钱。我能原谅他的口不择言，但我真的担心他的身体。见他这种光景，几乎所有的亲友都转过来劝我，随他吧，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毕竟他患了重病，某种意义上是个“弱者”。可我实在太难过了，我无法接受昔日阳刚十足的我深爱过的这个男人变得情理不通，我希望他能转过这个弯，正确理解身边的人对他的关爱，更盼望他坚强起来，创造下一个医学上的奇迹。

我不知该如何安慰娜文，也许倾听本身就是最好的安慰吧。最后，娜文以一句牢骚结束了我们的对话：“松轩的情绪问题让我伤透脑筋，不知谁能帮助他重新变得可爱和坚强起来。我有时常常想，干脆换成是我生这个病吧，这样也就不用再受他的误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