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主动调走，应该说是了却了我的一桩心事，但不知为何，我心里空落落的，好像失去了什么珍贵的……

2004年11月，笔者去东北某县级市出差，拜访了昔日的师范大学同学——该市主管文教卫生的马副市长。这个当年班上的“辣花”（因经常打抱不平，同学们给她起的雅号）已变得温婉成熟。谈到刚刚经历的那场匿名信风波，她脸上的笑容凝固了，眼神有些许无奈，特别是说到陈冬托市委书记捎来的那张字条时，她噙在眼里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簌簌而下……

在心灵上，我与他有种秘密沟通

2003年12月4日，我刚进办公室，市委书记就打电话来，让我去一趟。

作为刚刚提拔上来的主管文教卫生的副市长，我的资历最浅，市委书记从来没有单独叫我去他的办公室。一路上，我有些忐忑不安：难道我分管的工作出了问题？

“有一件关于你的事情，”市委书记随意聊了聊工作上的事，在谈话将要结束时，严肃地说，“这是我接到的第二封匿名信。”说着，他把一封没有邮寄地址的信递给我。

刹那间，我将自己分管的几项工作、包括私生活都过滤了一遍，觉得并没有什么可让人非议的地方。

那是一封打印的信，大意是我和秘书科的副科长陈冬从教育局再到市政府，一直如影随形……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和你谈这件事，可见组织上是信任你的。不过，你也要注意一下，不然就会被动。”

我木讷地点了点头，同时感谢领导对我的关爱。

晚上下班，我回到家，系上围裙为丈夫和儿子准备晚饭。洗菜时，我不由自主地发呆。剖鱼时，我竟然伤到了手。保姆连忙跑过来，找纱布、翻创可贴，弄得手忙脚乱。奇怪的是，受了伤，我竟然没有感觉到疼。包扎好后，我又进了厨房。保姆急得快哭了：“雇我就是做这些事的。你的手受伤了，怎么还能做饭呢？”我淡淡地笑了笑。

这是我和丈夫从结婚那天就约好的，我要给他做一辈子饭。直到现在，虽然儿子已经13岁，我的职务也由教育局局长变成副市长，这个约定也没有改变，就像丈夫的工作——结婚时他是厂里的后勤科长，如今还是科长。

丈夫和儿子在饭厅里吃饭，我一个人躲进卧室里，盯着手指上包扎着的伤口发呆。我想理清一些事情，却一直无法开始，就像在一片草地上寻找最初的那根草般艰难。

放在手袋里的手机像惊恐的小动物般振动起来，是陈冬打电话来。我迟疑着，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接，就在迟疑间，电话挂断了。陈冬似乎感觉到我的迟疑，不想让我再苦恼下去！我心头一阵温暖，不顾一切地给他发SMS：老地方。然后，迅速化好妆出门。我对丈夫的解释是：市政府要开紧急碰头会。

走出家门，我把脚步放缓了，心里犹豫着：真要去见他吗？

我认识陈冬已经七年了，但只是和他在非工作时间单独见过一面。那时，我即将到市政府上班，而现在我已经是副市长。几乎不见面已经搞出了匿名信这样的事，如果见面，还不知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人言可畏啊！”我不由得想起市委书记的话来，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我在小区花园的长椅上坐了许久，同时再次给陈冬发去SMS：约会取消。

第二天，在办公楼走廊上，我遇到了陈冬。他穿着铁灰色的西装，衬着清瘦的脸庞，干练而得体，根本不像是36岁。我心里有点儿慌，但还是故作镇定、目不斜视地走向办公室。

随后，陈冬敲门进来，把一份文件递给我：“马副市长，卫生局送来的。”我接过来，示意他先出去。他随即退出门外，轻轻地把门带上。门锁“咔”的一响，我的心才安定下来，但文件是看不下去了。

一小时后，门再一次被敲响，又是陈冬。他是来拿文件的。我心里又是一阵狂跳。我不明白这是怎么了。原先和陈冬不过是比较谈得来，私下他有时叫我“马姐”，但办公时间，他在教育局叫我“局长”，在市政府叫我“马副市长”。

除了当上副市长的那天外，我从来没有因为私人原因单独和陈冬呆在一起。

2003年6月13日，我收到组织部的通知——第二天到市政府报到上班。事业更上了一层楼，我异常开心，很想找人一块儿庆祝庆祝，于是打电话给丈夫，但他表示这天有应酬，不能回家和我庆祝。我知道所谓应酬只是他的借口，而真正的原因是他不开心——我从中学老师到教导主任、校长、教育局局长，几乎一年一个变化，而他的工作岗位一直没有挪动；如今我当了副市长，一贯有点大男子主义的他当然会不舒服。没想到的是，儿子这天也不回来，直接去了他奶奶家。看着空荡荡的屋子，我有点伤感，忽然就想到了陈冬。

陈冬原是教育局的宣传科科长，为人优雅，做事非常有分寸。我曾和他一起出过几趟差。

我给陈冬打电话，他告诉我在咖啡厅里见面。我到的时候，他已经到了。他起身替我拉开椅子，并铺上餐巾纸。面前的烛光暖暖地形成一个圆晕，笼罩着我和他。那天晚上，我回家很晚，但心情无比轻松喜悦。我觉得自己在心灵上与陈冬有了一种难以言明的秘密沟通……

我不敢再想下去。我是副市长，应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我决定再也不单独与陈冬见面，而且要以最快的速度解决这件事情，绝不能让它影响我们两人的前途和家庭。

我迟疑了，将他调走还是留下？

2003年12月8日，市中心医院25周年院庆。市卫生局局长和我打招呼，请我去说两句。本来是卫生局提供发言稿，到时我照着读就行了，但偏偏他们准备把材料送过来的时候电脑坏了，无法将发言稿打印出来。无奈，我只好让他们把一些基本材料送过来，然后自己“操刀”。

原以为，对我这样的中文系毕业生来说，写一个短短几分钟的发言稿应该不成问题。谁知道送来的材料上有许多专业性术语，我看不太明白，在电脑前坐到晚上8时多，仍然打不出几行字。

就在这时，陈冬敲门进来了。

“马姐……”

我瞪大眼睛盯着他。

他立即改变语言方式：“马副市长，见你房间还亮着灯，我过来看看是否有帮得上忙的地方。”

“我在写材料。”我把文件推到他面前。

他瞄了两眼，说：“这种资料没什么用。”

我听了心里不太舒服，于是板着脸严肃地说：“那么，陈科长帮我弄个有用的吧。”

“等我五分钟。”他拿着资料走了出去。

陈冬非常有才华，在教育局宣传科的时候，他把教育系统的宣传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我到市政府走马上任不久，他就调进市政府秘书科任副科长。我觉得他不适合在秘书科为领导做“嫁衣”，更应该去宣传部……而眼下，为什么会有人写匿名信把他和我告到书记那里去呢？难道与我们一起出过差有关？

在教育局当局长的时候，我和陈冬一同出过三次差。我记忆最深的是2002年10月去杭州的那次出差。

那天在火车上，我头痛病犯了，陈冬马上从包里取出止痛药，让我服下。我感觉奇怪：他怎么会随身带着头痛药？他只是笑笑，没做任何解释。

到了杭州，事情办得并不顺利，我心烦意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想事情。

“马姐，别总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陈冬说，“我们出去走走吧。”

不知为什么，我竟然喜欢听他叫我“马姐”。我比他大一岁，他这样叫我的时候，我有种温暖的感觉。

我收拾好衣服，和他一起走进离酒店较近的公园。

在湖边散步时，他向我讲述了自己的生活：结婚，又离了婚。我问他为什么不再找一个。他说没遇上合适的。我笑着问：“想找什么样的？马姐帮你留意。”他忽然站住：“性格、长相按马姐这种标准就行。”

奇怪，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彼此都没说话。过了一会儿，我默默地转身往回走。他跟了过来，低声说：“马姐，你听我说……”我停住脚步，背对着他：“请叫我‘马局长’。”他愣了愣：“马局长，您听我解释……”“不用解释。”我径直回了房间。

那一夜，我没有睡好。我知道，他绝对不是拍马屁、巴结领导为自己前途着想的人。那么，难道……要知道，我丈夫也并不了解我有这种自从当上领导，因工作压力太大，时常发作的头痛病啊……

第二天，我们像没发生什么事似的继续工作。不过，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有意疏远他。直到得知当上副市长的消息后，我才抑制不住地与他见了一面，喝了一次咖啡。陈冬一直没有再婚，虽然我们两人不可能有什么，但隐隐的，我还是有些作为女人的骄傲……

五分钟后，陈冬拿着一个发言大纲走进来。他把发言大纲分成三部分——医疗门诊的服务问题、医生的医德问题、医疗费用与药品价格问题。每部分只有几个提示词。我有些恼火：这样的发言稿，我到了市中心医院怎么发言！

陈冬看出了我的不快，竟然笑了：“马副市长，您不妨亲自去市中心医院看看。”

那天晚上，我真的和陈冬去了市中心医院“微服私访”。原先，我曾数次到过这里，不过只是听报告、讲话，或是到几个科室走走，完全没有形成印象。这次“微服私访”，没有人知道我是副市长，我还真的发现了不少问题。

第二天，我没有用发言稿，只是把自己看到的，从患者的角度去发挥，没想到效果出奇的好。市中心医院的院长当场表示：一定要从服务着手，趁建院25周年进行一次整顿。

如果没有这次发言稿事件，也许我会狠狠心，找陈冬好好谈谈，将他调到另一个部门或另一个城市去。但通过这件事，我竟然迟疑了：如果那样，我将与陈冬像人海中的过客一般，在人生的旅途上真正地擦肩而过，也许，再也没有相遇的机会了。

难道，我真的对他……不可能！我告诉自己，女人，特别是从政的女人，绝对不能拿感情来开前途的玩笑。就算我可以舍弃一些东西，但37岁的女人要改变生活已经很难。究竟该何去何从？我的头痛病又发作了，大脑像发生地震，头皮几乎裂开。

我不知道的是，另一场风波正在悄然而起。

心里空落，好像失去了什么珍贵的

2003年12月底，市委书记再次把我叫过去。这一次，除了一封新的匿名信外，竟然还有一张照片——我和陈冬在市中心医院的照片，背景是医院的妇产科。信里的措辞更加无耻，说陈冬陪我去医院打胎……

我气得满脸通红，刚想说什么，书记对我摆了摆手。

“你在市中心医院的讲话，我听到反映了。我们的干部就是要从老百姓的角度去看问题、思考问题。”书记顿了顿，用笔杆有规律地敲打桌上的电脑键盘，“有些人就是这样，看到别人工作努力就用阴招整人。这件事是要查清楚的。不过，小马呀，你看是不是让陈冬换个单位？”

“别，书记。”我连忙拦住他的话头，“如果陈冬走了，而这件事还没弄清楚，那我们岂不是不抹也黑？而且，这样对陈冬也不公平。他是极有才华的人。”

“是啊，他有才华，不然当初我也不会调他来。本来想让他在市委宣传部这边，可他非要去市政府不可。”书记叹了口气，“可惜呀……”

我这才知道，原来陈冬是书记从教育局要来的，但我不明白书记所说的“可惜”是什么意思。

有领导的支持，我心里安定了不少。

事情愈演愈烈。那天我回到家，发现茶几上放着同样一封匿名信，旁边还放着那张相片。儿子不在家，丈夫一脸严肃地坐在沙发上。

任何男人都受不了这种事情，何况他是大男子主义者，当然更加不能容忍。一瞬间，我脑海里闪过别人离婚时的一幕幕：孩子哭闹，亲友们劝说，等等。

我故作镇定地坐到丈夫的身边。

“虽然你比我强，但你是我老婆。对不对？”丈夫忽然轻声问。我点了点头。“既然你是我老婆，我就应该相信你。对吗？”他轻轻地搂住我的肩。

那一刻，我的泪水无声地湿透了他的肩膀。我觉得，凭着他的信任，足以让我爱他一辈子。我作出决定：与陈冬好好谈一次。我要告诉他：我爱丈夫，比谈恋爱时还要爱，我们之间绝对不会有结果。我相信陈冬会理解我的心情，会感受到我承受的压力，同意调出市政府。

谁知，陈冬听了我的话之后竟然说：“不，我不走。”

我好几次想找书记帮忙做工作，把陈冬调走，却觉得这样对陈冬不公平。毕竟，他没有做错任何事。

转眼，过了2004年元旦。1月9日下午，我正在办公，陈冬敲门走了进来，搬椅子坐到我的面前，目光炽热而痴迷。

我板着脸问他有什么事。

“马姐，”他低下头，“我知道写匿名信的人是谁了！”

原来，陈冬知道匿名信事件后决心查个水落石出，凭直觉，他那时就有了怀疑对象，只是苦于没有证据，所以他时常去教育局“办事”。今天上午，他在教育局和负责维修电脑的铁哥们老王闲聊，证实了自己的怀疑。王副局长让老王帮忙将手提电脑的C盘格式化，老王无意之间发现了那封匿名信的草稿……

“她丈夫在杭州工作，那年我们一起去杭州出差时，她非要休探亲假不可……”陈冬有点气愤，“她是什么心理？因为你当上了副市长？还是因为咱们关系好……”

“咱们只是工作关系！”我打断他的话，严肃地说，“你是你，我是我。另外，只要她不再伤害我，我就不想追究！”

陈冬脸色暗了下来，转身出去了。

过了几天，王副局长打电话来，期期艾艾地说，陈冬找到她，将掌握的证据摆在她的面前，还说如果她能向我解释，他就不再追究。王副局长接着解释说：她之所以会做出这些事，是因为当初她和我都是教育局的副局长，作为后备干部，她也完全有机会得到提升，然而局长职位却落在我的头上，后来我又做了副市长，走之前却没有“关照”她，所以她心理失去了平衡，就将那张她弟弟处心积虑弄到的照片当作“撒手锏”。她哭着说自己知道错了，请求我原谅。我告诉她，既然这件事没有造成恶劣后果，那就算了。

不知不觉，快过春节了。在一片喜悦的气氛里，我觉得少了点什么，后来才发觉已经几天没有见到陈冬了。我去问秘书科的人，他们告诉我：“陈冬申请调到一所偏远的山村小学做老师去了。”陈冬主动调走，应该说是了却了我的一桩心事，但不知为何，我心里空落落的，好像失去了什么珍贵的……

2004年5月25日，我接到市委书记派人送来的一封信。书记除了勉励并肯定我的工作外，还讲到了陈冬。

陈冬是书记的忘年交，两人几乎无话不谈。陈冬不愿再婚，除了对我心存好感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患肺癌三年，已经到了晚期。他自愿调到山区教书，一方面是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做些实实在在的事，另一方面是不愿让我见到他最虚弱的一面。

信里还有一张字条，是陈冬写给我的：“马姐，我去了。陈冬绝笔。”看到熟悉的笔迹，我不由得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