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专家谏言TD：运营商应公开征集测试用户

在TD商用前夜，《21世纪经济报道》邀请四位长期研究、支持TD的电信专家，就TD发展的实质问题展开了富有建设性的讨论。

友好用户不具广泛代表性

《21世纪》：TD的测试已经结束了，网通在青岛建的试验网被评为了精品工程，但北京的效果却不如前者，为什么?

陈金桥：仔细观察各运营商的3G策略，会发现各自对TD商用化的态度很有意思。对于固网运营商而言，不管是拿到什么牌照，都需要新建网络。有牌照比没牌照好，哪怕拿到TD也是移动牌照，总体上是一个正面效应。

其次，在类似北京的大都市进行技术测试，其效果一般不会具有典型意义。众所周知，凡是人口特别密集的地区，电磁波的应用环境都会比较复杂，需要应付的无线电干扰就比较多。在这个地方布网测试，需要投入较多的资金、人力和精力，而效果却未必最佳。所以，我认为运营商在测试阶段会有重点倾斜。

《21世纪》：现在各运营商开始征集友好用户，你们有什么看法?

舒华英：运营商们不应该寻找所谓的“友好客户”，用户的需求在哪，要由用户来说了算，而不是运营商说了算。而广大用户的看法和需求，才是TD真正的用户需求。

运营商应该公开地广泛征集测试用户，可以在网上报名，海选志愿者，由他们来使用和测试TD的效果。我觉得要充分利用传媒的力量动员广大群众，我相信相当一部分年轻人会愿意参加试用，我自己也会参加试验。

史炜：对，可以让用户先预付手机费，给每人发一张调查表，等他按照运营商的要求填了表后，再把话费退还给他。

陈金桥：在TD的整个测试过程中，确实有一些做法值得讨论。如果政府部门始终“以我为主”来考虑预商用的组织办法，可能就不会采取更有进取性的“海选”策略。

我个人以为，海选方式可以成为初期较好的培育市场方式。电信运营商当然可以自己定义“友好用户”，比如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相关人员，但这种单向的“目标性筛选”排斥了普通消费者的直接感知，未必具有广泛的社会代表性，实际上也难以发挥市场前期阶段的“公民教育”作用。

不过我认为，海选志愿者的方式在北京、上海推行比较困难。因为北京的基站非常少，覆盖的范围非常小，只能以居住在附近的人群，比如政府官员、企业这些特定用户群为代表。而在青岛、保定和厦门比较适合，因为网络覆盖比较大，运营商在部署推进的态度相对比较积极。

打消运营商“对号入座”心理

《21世纪》：预商用结束后，TD如何向商用推进?

史炜：这次测试友好用户结束，然后12月开始再发八万户，然后明年1月份发14万户，2月份发36万户。就硬性推出，别管成败就这么干了，许多举棋不定的事，别管失败不失败，硬干就成功了。

现在对TD的讨论不是好和坏、优和劣的问题，而是如何以最快的速度推出去。现在两万户的专业用户远远不够，从抽样的角度也很难做，北京5000户，跟整个北京的手机用户数量比概率太低。我建议以几何级数的增长规模发展测试用户，到一定程度后，全面商用，TD的用户才能全面推开。

卢奇骏：预商用的时候就应该发放牌照，因为既然叫商用的话，必须和运营商的利益结合在一起。

现在如果三家运营商都在建TD网，在搞预商用，是不是三家都要发TD牌照?如果只给一家发TD牌照，那就不如干脆明确一下做TD的承载主体，责、权、利明确，那么在预商用这个问题上，他就会考虑到未来商业模式的问题。如果不绑定运营商，不保证牌照，运营商哪里来积极性?

陈金桥：现有的运营商很可能产生“对号入座”的心理，所以它犹豫、彷徨。比如，中国网通从盈利业绩来讲，它面临的困难更大一些，但可能认为TD的机会大于风险，所以积极性高一些。

《21世纪》：过去几年，业界给TD提前发牌的呼声一直很高，为什么一直没有付诸行动？

陈金桥：从2003年下半年到2004年，业内对TD提前发牌的讨论比较热烈。主要意见可以归纳为两派观点。一派观点坚定认为，对TD的支持一定要先期启动，比其它两个标准先12个月到18个月发牌，如果TD商用比较好，别的标准甚至要不要启动都可以观察，所谓进攻退守，一些国内电信设备企业非常支持这个观点。

但是，多数电信运营商持反对观点，具体有两个原因：第一是能否承受国际贸易伙伴的压力。因为另外两个标准直接涉及到欧盟和美国跨国厂商利益，当然会影响中国与两者之间的贸易平衡关系。事实上，欧盟和美国的企业集团在游说政府高官和议员的时候，都在高科技领域施加了较大的压力。

第二个理由，在2003年、2004年我们的TD产业化太弱了。当时系统、终端、检测仪表等整个产业链几乎没有成熟的产品。一旦提前发牌可能立即陷入尴尬，没有终端，也没有系统。那个时候其实面临一个战略选择，如果觉得这个条件不具备，那就需要加速推动跨国公司的介入，但这些企业一直处于观望状态。

为加速产业化进程，发改委、中国国家信息化产业部和科技部等部委向TD联盟企业拨了一些资金，但是资金总量不足，使用分散，企业有些抱怨像撒胡椒面。政府部门的立场一直在清晰地表达，肯定要扶持TD产业，但多数大公司还是从2004年下半年到2005年才陆续加入到产业链之中，才真正投钱做事。

这几年下来，TD虽然没有正式商用，但是这个牌是打得不错。据了解，在国内产业界跟欧美企业IPR的谈判过程中，TD也是一副好牌。在下一步我们争取技术制高点和产业标准的主导权时候，比如发展超3G或者4G，商用化的TD产业可能成为一副大牌。

我个人以为，从三大标准的国内外市场进展和力量对比来看，确实需要在国内市场上给TD一个先行起跑的机会。但现在看来，提前发牌的最佳时机可能已经丧失。

《21世纪》：如果说TD已经错过了发牌的最佳时机，现在有没有可能采取什么补救措施?

陈金桥：应当考虑将预商用这个环节尽量缩短，做好弹性规模测试即可。在几个试点城市扩大几百万规模与全国性建网应用还是有差别。其次，需要释放一个最强烈，最明确的政策信号，选一个运营商，给他12个月的优先期。但许可证是要有条件的，比如需要达到定期网络覆盖的要求。只要政府给出一个强烈的信号，要发牌了，我们相信有很多企业会马上投入，用不了24个月就会提供商业服务。

史炜：我认为应该利用国有资本的优势，找最好的运营商限期健全网络，限期扩大用户。

卢奇骏：就是立即发牌。政府的牌照是一个指挥棒，也是一个市场信号，牌照一发就等于是市场准入。整个产业链像打强心剂一样，获得极大的信心，所有企业都会投入进来，这是很简单的道理，牵一发而动全身。

舒华英：这些措施一出来，效果超过国家投入几千亿。除了政策扶持，而且还要让国资委在运营TD的电信运营商中的股份继续下降，以引进国外资本进来和国际接轨，解决资金的问题。现在ChinaMobile，国有资本持有70%多的股份，让它降到38%，让出来百分之几十股份，我相信有很多运营商愿意投进来。

出台TD产业规划

《21世纪》：发放牌照后，政府在TD产业上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陈金桥：发放牌照只是启动市场的第一步，后续的产业扶持和管制政策必须配套，否则就会面临很大困难。关于强制异网漫游、结算费用优惠，还有非对称的号码可携带，这些政策如果不考虑的话，我们还是很忧心TD运营商的未来业绩。

电信产业过去的投入机制是以政府决策、国有资本注入为主。现在来看，国有资本对高科技产业投资的基本立场和管理态度还不够清晰明朗，这一点国资委的态度比较重要。

另外，个人还有一个建议，在发放牌照的同时，同步发布关于国家对整个TD—SCDMA的战略规划及其相关政策。异网漫游等管制政策必须要有，而且特别强调后期管制政策一定要跟进。

史炜：产业规划政策，那是最根本的。历来只要国家发改委出台产业条例，投资马上集中。比如国家发改委出台关于能源的战略，马上再生资源，循环经济一下就上来了。围绕TD产业，如果国家发改委出一个指导性的规划建议，并且经过人大审议以后，是不缺钱的。

《21世纪》：产业规划应包括哪些内容?

陈金桥：首先，要系统化阐明国家对这个产业的基本态度。

第二，要有一个可持续的融资制度。对TD来讲尤其关键，TD如果全部靠政府投钱也有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用创造性的，一种新型的融资模式解决资金缺口问题。

第三，3G市场启动以后，管制政策必须要跟进，否则，恐怕TD产品、设备和业务应用都面临很大的问题。

舒华英：作为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应该有几个大的战略项目来带动整个国家的整个发展。假如TD不能算作一个大的战略项目，把它作为一个前奏来推动总可以吧?

卢奇骏：类似的例子，像法国的优利卡计划，欧洲的空中客车计划，中国怎么不可以搞一个TD计划呢?这样把TD的发展形成了一个系统工程。

《21世纪》：对于TD能否成功，现在仍然存在很多争议，你们如何看待其前途?

陈金桥：我觉得TD要商用成功，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TD一定要有一张全国性的网络。至于能不能在局部城市再搞一些所谓“叠加组网”，要看运营商怎么决策，但一张全国性网络是最低要求。

另外，TD网络的主要运营商最好不要从零开始，先具备一定的网络规模和用户基础，才可能较快进入市场起飞阶段。TD完全从零开始建，还是一上来就有一定市场基础，可能对它的市场地位产生重要影响。

如果能获得领先的时间，如果相关的扶持政策能够跟上，主要承担的运营商全力以赴，我们相信TD不会在未来的3G市场中居于完全弱势地位。我们内部评估认为，TD经过三年的发展，可能追平CDMA2000的市场位置。

舒华英：有人说，TD仅在中国用会失败，但是在2G时代，日本自己的数字移动电话制式PDA不是国际标准，其他国家都没有采用，目前还在继续服务，它有赢利、没有死，它活下来了。中国有多大的市场，日本才多大的市场？我就不相信TD会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