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SCDMA(以下简称TD)从1998年由中国提交草案并成为ITU候选标准之一，已经走过了8年风风雨雨。其标准化进程的推进，促进了中国政府对TD标准的深入思考和完善，以及对它成为世界标准的信心。然而与此同时，对TD的各种各样的猜测和疑虑几年来也不绝于耳。近日，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邬贺铨院士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就TD的相关问题阐述了他的独到见解。

我们对TD始终抱有信心，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将拥有庞大的3G市场

邬贺铨院士认为，TD具有不少国外同行认可的优点，因此TD之所以能够成为3G标准之一，并不只是源于中国具有庞大的3G市场。

中国2G市场也很大，为什么没有中国自己的标准？反过来说，既然中国3G市场很大，是不是我们不需要努力，不需要不断完善它，TD就可以“自然”成为世界标准呢？显然，市场只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既然TD能够成为世界标准，技术上必须是过硬、可行的。因此说我们对TD始终抱有信心，首先源于TD从标准开始就是一个技术上可行、完全具有技术先进性的方案。我们在青岛、保定和厦门的实验，已经对TD具有的先进性进行了检验，得出的结论之一，就是TD的频谱利用率比WCDMA和CDMA2000的高，这个优势，不仅仅已经从理论上得到证明，从实践上也已经得到证明。TD的这些特点也反映了移动通信发展的趋势，比如说上下行不对称分配带宽、智能天线、联合检测等。

在3G，中国在TD方面拥有的专利已经产生了重要影响

邬贺铨院士自豪地表示：在3G，中国拥有的TD专利已经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在3G市场拥有了话语权。

“当然也有人说，即便TD成为世界标准，中国不也仅仅拥有7.3%的专利吗？首先这个统计结果只是多年前的数据，我们现在不去说这个统计数据准确与否，在这方面，哪怕按照当时的7.3%计算，我们在TD无线接入部分的核心专利上也排在世界第一位了。而且在无线接入方面，这几年我们的专利申请可说是硕果累累，根据最新的统计，仅大唐移动申请的专利就有600多项，ZTE、Huawei等公司也申请了TD方面的不少专利。”他说。

“技术成熟性”是永远存在的，“成熟”是一个相对概念

因为我们拥有了TD的自主知识产权，中国才有可能在3G不再受制于别人的专利，跻身于世界之林。从这个角度来讲，TD标准的成熟是TD技术成熟的基础。

针对不少人担心TD不成熟会影响其商用化进程的问题，邬贺铨院士对记者表述了他的观点。他说，1998年我们提交TD标准的时候，已经比国外开展3G研究晚了整整10年的时间，再加上我们启动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缺乏资金支持，参与的各方力量不足，因此成熟得比别人晚是自然的。

他认为，首先，如果仅仅用与国外产品相比的成熟度来衡量，以此设定中国生产的产品进入市场的门槛，鉴于目前国内技术与国外的差距，你甚至可以说我们几乎没有任何一项新技术产品比国外的成熟，难道这样我们就有理由不发展自主产业了吗？第二，成熟都需要一个过程，如果不给TD一个考验的市场，那么它怎么会成熟？尤其是移动通信，各地的传播条件千差万别，仅靠计算机仿真和实验室试验缺乏代表性，通过应用使之完善是必须的步骤。很多国外厂商的产品也是在使用过程中不断成熟，中国庞大的市场对他们的产品成熟性起了重要作用。第三，我们对于目前TD的成熟度到底应该怎么看呢？TD商用没有一定规模，就永远谈不上成熟，特别是终端。移动通信的成熟很大程度上是靠运营和制造共同完成的。运营公司如果不把网络不断优化，终端质量再高也不可能有好的性能。运营商不应是TD成熟性的旁观者，TD的成熟过程也是运营商参与创新的过程，TD的成熟将得益于产业链的共同努力。当然就TD设备和终端的研发生产单位而言，要充分认识到目前TD试商用产品与WCDMA产品的差距，本着对运营商负责和对用户负责的态度尽快缩短这些差距，加快成熟过程。据当年参加过WCDMA新产品试验的专家说，目前试验网上的TD比当年WCDMA试验网的情况好多了。想想第二代移动通信在中国刚刚商用的时候，不也很不成熟吗？经常掉话，话音不清晰，终端性能和功能也很一般。这是很自然的，事物都有一个成熟的过程。成熟性是永远存在的，成熟是一个相对概念。

“双模终端”将是TD进入市场的首选

邬贺铨院士说，刚进入2G的时候，市面上的终端也很少，从终端设备制造厂商角度看，3G终端的研制时间其实不需要很长时间，他们关注的问题是有多少用户规模，是100万、1000万还是更多，市场有一定规模了，自然会有终端厂商跟上，市场会带起来多厂家多类型终端。

他认为，3G运营商，宣传用3G手机看电视、高速上网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要提出新意来吸引用户，但我想通话还是3G终端的基本功能。我们知道，运营商不可能在一个晚上建起3G网络，总是要不断地建设和优化，运营商会首先在发达地区建设3G网络，边缘地区可能要晚一些甚至晚几年。为了使3G用户在国内任何地方都能够打电话，“双模”的方式是最好的选择。就像WCDMA进入一些国家的市场时，也采用了“双模”甚至“多模”终端的方式一样，“双模终端”也将是TD进入市场的首选。即使开始阶段TD网络还不是很成熟，利用“双模终端”借助于原有2G网络也不会影响用户的通话。因此TD运营初期由于成熟性问题会给用户带来通话的“风险”的这种说法是有办法解决的。当然，国家对TD终端厂商和系统研制厂商的要求肯定不能停留在只是通话上，用户已经不能接受“大块头”的终端，包括黑屏幕等简单的功能，因此多功能、彩屏、彩信依然是TD终端所需要具备的。目前已呈现出的多厂商、多款手机的局面。

在标准的选择上，我们可以拥有“包容之心”，但这绝不能成为我们不重视TD的原因

有人认为，“3G时代中国应该采用目前国际流行的或者说相对成熟的国际标准”。这话没有错误，TD也是国际标准，但一些人心目中似乎认为只有源于欧美的3G标准才是国际标准。

我们回顾2G时代，欧洲没有采用CDMA，美国开放GSM市场也比较晚，而在韩国没有GSM，在日本则打不了GSM和2G的CDMA电话。

邬贺铨院士笑着说：“这些国家都没有考虑在本土能够使用其它国际流行的制式，你们觉得奇怪吗？我看一点都不奇怪！他们的想法是，你既然来到我这里，我应当也可以给你提供移动通信服务，但入乡随俗，为了接入本地的网络，你需要买一张本地的卡，租一部本地产的终端！2G时代，在中国既能打通GSM手机又能打通CDMA手机，这在绝对大多数国家是不可能的。我这里要说的并不是在3G时代，我们故意要给使用另两种3G标准的国外漫游用户不方便，在标准选择上，我们可以拥有‘包容之心’，但这绝不能成为我们不重视TD的原因。而且TD也不见得只会在中国使用，它完全可以走向世界，因为它具有一个先天的优势，要求的频段比较窄，尤其对一些频段紧张的国家，选择TD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邬贺铨院士认为，目前从技术、产业链成熟度来看，TD已经具备了商用的价值。许多事情不是技术、市场的问题，是我们的思想上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误区。TD商用首先需要运营商的积极配合，运营商希望使用成熟的技术、产品是自然的，无可厚非，这样他们的运营风险会比较小，因此他们对TD的态度不够“热情”，甚至害怕把TD的经营权分给自己也是可以理解的。国外的经验值得我们参考，在GSM刚刚制定标准而产品还未开发出来的时候，欧盟就施加影响让欧洲的13个电信运营商签署协议为GSM预留频段并承诺使用GSM，正因为如此，GSM很快迅速推广，运营商也从产品规模效益上得到好处，这是运营与制造双赢的例子。事实上，选择TD也并没有那么“可怕”。首先，用户不会过多关注技术进而主动选择哪种技术，而是更关心他们使用的网络资源的优劣，终端多样性的问题。如果将来终端做得更便宜一点，电话资费更低一点，对用户也就有更多的吸引力。

TD要想大发展，中国政府的推动力不可少

邬贺铨院士说，在2G，不少国家的政府要求电信运营业带动制造业，帮助制造业走出国门，中国政府目前还没给运营商这个使命。我认为政府非常强烈地影响运营商支持本国制造业是明智之举。其实在2G标准的选择上，也没有哪个国家政府讲中立，所有国家都是动用政府的力量，通过运营和牌照发放来扶持自己的制造业，这方面中国已经够中立的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要使TD大发展，需要各方努力，尤其是我们政府的主导作用。在技术创新体系中，除了强调企业是主体外，不能忽视政府的主导和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而在移动通信领域，运营商控制了设备市场，政府则控制了频率资源，政府对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有很大的影响。

今年6月美国的全美亚洲研究所出台了一份名为《标准就是力量?中国国家标准化战略制定中的技术、机构和政治》的报告，指出“一些中国公司已经从现存的国际标准及知识产权体系中成功获利，因此对中国政府支持另起炉灶开发中国自己标准的做法并不支持。它们紧密追随政府技术政策的现象却越来越少,尽管它们不可能完全忽视政府的意愿”。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他说，在证明TD已经基本成熟的情况下，我们需要运营商来用，实际上这里也是双赢的关系。中国电信运营业发展到现在，如果没有中国生产的设备企业的崛起，我们必然会花更大的代价，在2G尽管中国生产的设备加起来只占10%的市场，但其平抑物价的作用是事实，也给运营商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制造业和运营业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如此重要的标准上，在如此这么大市场前景的产业上，能够得到TD这一个机会，在今后也是很不容易的，目前有了很好的基础，如果在3G市场TD不成功，前车之鉴，那么将来在信息产业需要投资巨大的重要技术创新方面，还有谁愿意步此后尘呢？

从长远角度来看，政府主导是不可替代的，中国政府在TD方面也起了很好的主导作用，包括频谱、研发、资金和技术试验的组织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但目前TD仍然属于需要各方面扶持的阶段，发挥政府的影响力是TD成功的保证。

TD发展是“自古华山一条道”，只能成功不许失败

邬贺铨院士说，TD很快进入市场是毫无疑问的，但只满足运营商做那么几个点，TD仍然是活不下来的。所以TD现在涉及到的不是纯技术问题，而是电信改革的问题，当然这里所说的改革也不是简单的重组问题，对政府来讲是如何营造一个和谐的通信运营环境的问题，如何能够使每一个移动通信运营商有公平竞争和发展的机会的问题，只有这样，负责经营TD的运营商才不会感到吃亏。

邬贺铨院士认为，TD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也许和国外还有些差距，但是能很快赶上来，达到商用。但随着牌照的发放，很快就会过渡到增强型的3G上来，相对于国外增强型3G，我们的进度还是会比别人落后，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面临的形势更难了。在新一轮的竞争中TD会面临更大挑战，创新的路踏上就不可能停下。在信息产业部的领导下，很多单位正在争取在增强型3G和未来的LTE领域有中国标准出现或有中国的自主知识产权的地位，TD成功与否对此影响很大。如果TD在中国有一定的规模市场，它的长远发展包括增强型和LTE就会有一定的基础，如果TD不成功，只是象征性地试了一下，会让国人失去信心，前景就不好说了，移动通信发展差不多10年一代，失去3G的机会，下一代我们困难就更大了，竞争也就更为激烈。

TD发展需要企业“强强联合”

今年3月，TD-SCDMA规模网络应用技术试验正式启动，这标志着TD-SCDMA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邬贺铨院士认为，为推动TD-SCDMA的发展，像上海贝尔阿尔卡特与大唐移动这样结成战略联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TD的领域，目前已有一批跨国公司与国内企业结成战略联盟或组建合资公司。中国市场确实非常有吸引力，任何一家电信跨国企业都不能轻视这块巨大的市场，因此他们需要和中国公司合作，在未来市场中占领一定的份额，如果TD在中国取得了成功，它一定会在世界其他地区得到应用，而那些地方会有这些大企业的市场优势，从市场竞争和市场策略来讲，这样的中外“强强联合”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其实企业更关心标准后面的经济利益，市场竞争对手往往也要在某些环节取得共同利益，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要你死我活，因此组成这样的联盟是有意义的。中国企业之间也应该进行这样的联合，互通有无，互补互利，把我们的自主知识产权做大做强。

他强调，TD首先是一个国际标准，然后才是一个中国标准，TD的成熟和发展需要更多的企业积极参与，目前还需要更多的终端厂商的支持。当然联盟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TD的发展进程不断发展，但至少现阶段，这样的联盟还是越多越好。

后记：一个多小时的采访，邬贺铨院士严谨的科研态度、敏捷的逻辑思维以及对TD执着的真爱深深感染了我们。

“都说‘态度决定一切’，现在，TD的发展需要排除一切干扰，轻装前行，我相信它的前景会一片光明。”临别，邬贺铨院士的话还久久在我们耳边萦绕。

邬贺铨简历：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长期从事数字通信和光纤通信传输系统的研究开发和项目管理工作，近年从事下一代网络和第三代移动通信及信息化的发展战略研究。现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兼任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国家973计划专家顾问组成员、信息产业部通信科技委顾问、国家广电总局科技委特邀高级顾问、中国通信学会副理事长、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专家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国CNGI项目专家委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