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抚顺市志》等史料记载，当时有的日本战犯撕下贴在墙上的《战犯管理条例》，有的在监号内大喊“天皇万岁” ，还有人故意浪费粮食，甚至为不听教导用筷子捅聋自己的耳朵。

抚顺战犯管理所1964年总结的《对日本战犯中将藤田茂德教育改造经过》中，这样描述了他的出场：“身穿将校服，头戴战斗帽，撅着仁丹胡，佩戴中将军衔领章，威严傲慢地走进战犯管理所，并公开向我们表示：‘我是日本军人，为天皇服务是日本军人的天职。’”

藤田茂，日本陆军第59师团长，是35名将级日本战犯之一，他命令部下以活人作“刺杀活靶”进行“试胆训练” ，理由是“不叫士兵刺杀活人，看看鲜血，胆量是壮不起来的”。

969名日本战犯中，属第59师团的将近300人，大河原孝一等4人昔日都是该师团的“鬼子兵”。

超常的优待

看上去十分瘦弱的前日本战犯绵贯好男只有48公斤重。他告诉记者，从西伯利亚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之后，短短半年时间，他的体重由53公斤猛增到63公斤。

“我们含着泪工作，瞅着他们吃的饭菜心里很气愤。”齐亨隆老人在采访中几度落泪。他当时负责战犯伙食的采购。

公安部制定的战犯伙食标准分为三档，大灶每月15元，中灶20元，小灶30元，分别供应尉级以下、尉级、将校级战犯。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管理所工作人员吃“瓜菜代”，战犯伙食标准也没有降低。1960年左右，管理所为操作方便，伙食标准统一为每人每月25元。

“每月20多元的伙食标准是什么概念？”管教员崔仁杰对记者说，“就是鸡鸭鱼肉管够吃啊，那时候一斤大米一毛多，一斤猪肉不到三毛钱。困难时期我一个月肉票只有几两的定量，饿得脚都浮肿了，下班时路过厨房闻着香味扑鼻，肚子咕咕真受不了。”

厨房最多时有十几个炊事员，工作人员大都不理解为何如此优待日本战犯，对于将来如何处理他们也都心里没数，有人一边做饭一边猜测“喂得胖胖的将来枪毙的时候才够劲”。

2005年年初，中央电视台播放纪录片《战俘回忆录》，齐亨隆每天必看。“那主要是讲日本人怎样对待战俘的，押在沈阳、东南亚的美国、苏联、中国的战俘。”他禁不住老泪纵横地说，那些美苏中战俘“骨瘦如柴不像人样，天地之差啊。我再想想我们怎么对待战犯的，越看越生气”。

认罪教育

从“九一八”到“八一五”日本投降，抗日战争持续了14年；从1950年接收日本战犯到1964年最后一批遣送回日本，又是14年，按侯桂花的比喻，战场转移到没有硝烟的思想领域。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共有5座战犯管理所，其中抚顺战犯管理所知名度最高，它以对日本战犯、伪满战犯成功进行思想改造著称。

“日本战犯为什么能改造过来？我的理解是，首先要他认罪。”张仁寿对记者说，“认罪是直观的。你杀了人烧了房子强奸妇女，不能不认，不需要更多道理。”

“需要道理的是，这种行为是作战行为还是战犯行为，用国际法和中国国内法的尺度量罪定性，他就没话说了。”他说，“再辅之以人道教化，不认罪也把他当人看，不折其尊严，这对日本人是有用的。

最早对日本战犯进行思想教育，与两个人创造性的工作分不开。他们是吴浩然和他富有传奇色彩的同事张梦实。”

据《抚顺市志》记载，周恩来指示“对这些战犯进行适当的悔罪教育”的时间是在1952年2月，而此前吴浩然他们就已经组织了战犯学习小组。

未能如愿上大学的大河原孝一把战犯管理所比作大学，他求知欲很强，还当了学习小组的组长，组织全组25人一起讨论。

吴浩然在生前的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记述：“我们没有搞强迫命令，也没有进行硬性灌输。而是先通过调查研究，首先把战犯中有学习愿望的80余人组织起来，分成6个学习小组，由他们自己选出学习组长……学习方法是先由各小组传阅学习材料，在领会基本精神的基础上，联系实际自己开展讨论。”

当时的学习材料主要是日文的列宁《帝国主义论》，以这部著作为思想突破口，是张梦实的提议。

张梦实，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之子，曾就读日本早稻田大学时受中共地下党启蒙，产生反满抗日思想。他担任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管教员时，他的父亲则戴上了战犯编号牌。“儿子管教父亲”成为美谈，而他本人并不愿意提起这段往事。

与众不同的经历决定了他不仅有理论素养，而且非常了解日本人的国民性。《帝国主义论》在日本国内是禁书，讲给战犯确实抓住了要害。

“这部著作没有什么党派色彩，写的是社会发展史，讲什么是帝国主义，它的本质是侵略。”为抚顺战犯管理所写“ 改造日本战犯工作总结”的主笔张仁寿说。

战犯痛说家史

4名前日本战犯在战前都从事着普通、正常的职业——大河原孝一是一名铁路工人；“小市民”出身的岛亚坛是一个画工；公司职员高桥哲郎毕业于“专门学校”，在4人中文化程度最高；绵贯好男是一个农民，在家以种地瓜等农作物为生。

他们的个人情况在日本兵中是有代表性的。吴浩然在生前留下的一篇回忆录中记录道：“这700余名校级以下战犯，90％以上出身于日本劳苦国民家庭，文化程度大都为高小水平，被俘时年龄均在20岁到30岁之间……”

发现日本兵中有不少是工人出身，吴浩然冒出一个点子——他们同样受过剥削压迫，何不开个诉苦会呢。

吴浩然给大河原孝一等学习组长布置了两道思考题：对比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对比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监狱。组织战犯讨论第一题时，挑选出身贫寒的战犯作重点发言，讲自己的家史。

“一天，我正在办公室翻阅各学习小组长报上来的‘学习情况汇报表’，突然看守员师国荣跑进屋来，大声说‘老吴，不知为什么，各监舍里都有人在哭，你快去看看’。”吴浩然在1980年代口述回忆录时，掩饰不住内心的成就感：“我听了却很高兴，不慌不忙地对师国荣说，‘你不必担心，战犯们的学习已经进入理论联系实际阶段，这对他们悔罪认罪有好处 ’。”

第一个痛哭的是宪兵军曹东一兵。他是佃农出身，他的家史听起来类似中国的“白毛女”。东一兵说，为给父亲治病，大姐辍学到火柴厂打工，每天工作14个小时，直到中了磷毒，牙床溃烂活活饿死了，厂方说大姐5年期合同未满，硬逼二姐顶替做工，父亲在病床上看到女儿被抓走，晕了过去再未醒来……讲到父亲的丧事，东一兵放声大哭，其他战犯也跟着哭起来。出身贫寒的人争着讲述自己的家史，都是边讲边哭。

痛说家史使战犯群体发生了分化。“尉级以下战犯感觉，受剥削阶级才是同一个战壕的。”崔仁杰说。

吴浩然后来在在回忆录中说：“这些校级以下战犯普遍认识到，人的贫穷不是天命所致，而是由于垄断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造成的；天皇也不是最仁慈的神，他是日本剥削阶级的总代表。为天皇效忠，就是为垄断资产阶级卖命。所以，自己犯罪，应该感到惭愧！”

“经过两年学习和悔罪教育，80％以上的校级以下日本战犯交待出2980条罪行，写出637份检举材料，为最高检察院组成的东北工作团开展侦讯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抚顺市志》引用了这组数字。

暴风骤雨式的认罪

“如果说悔罪教育是和风细雨，认罪运动就是暴风骤雨。”崔仁杰形容。

1954年，最高检察院东北工作团500余人的审讯队伍进驻战犯管理所，在尉级以下战犯中开展“认罪运动”，对将校级战犯则采取“过筛子”式的个别审讯，一个个过关。

为打开僵局，在认罪运动中采取了“典型引路”的方式。第一个典型是第39师团中队长宫崎弘，他在全体战犯大会上坦白了扫荡湖北白羊寺村，如何亲手残杀几十人的罪行，当时全场听得目瞪口呆。属于积极分子的学习小组组长大河原孝一从未做过典型发言，尽管他也亲手杀害过无辜百姓，其罪当诛，但就残暴程度而言，相比之下怎么也轮不到他当典型。

崔仁杰说，认罪运动的场面很有感染力，“大家在运动场上席地而坐，典型发言时，听众有同感就会突然站起来鼓动性地说几句，也不长篇大论，比如‘我简直是一个失去人性的恶魔’、‘是，真不假，我们确实是恶魔’，经常有人喊一句‘ 多岗(日语：同感)’，然后全场齐声高呼‘多岗’，右臂高举起一片”。

“这么个会后，分组开会气氛就不一样了。”崔仁杰分析，听众心理是“他的罪比我严重得多都坦白了，我还怕啥呢，何必自己背包袱”。

认罪运动持续了将近一年，在这期间，很多战犯思想压力大，吃不下饭，说“认罪运动是生死斗争啊”。“彻底否定旧我、产生新我，由一个战犯到一个善良的人，转变过程必然是痛苦的。”崔仁杰说。

“认罪运动后，一提到自己的罪行和中国宽大待遇，战犯都爱哭鼻子了。”他说。

认罪之后

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大河原孝一等897名日本战犯免予起诉，遣送回国；对45名罪行十分严重的日本战犯，分别判处12至20年有期徒刑，但最终全部提前释放，最后一批日本战犯于1964年回国。

回国之后，他们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所有前日本战犯全部参加。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即使获得自由也不意味着战争结束，大河原孝一就是这样一个。

他回国后回到战前工作的铁路局继续当铁路工人，同时在“中归联”兼任副会长，从事反战、友好工作，例如护送被抓到日本做劳工的刘连仁回国。回国10年，他45岁时辞职专门从事中日友好工作，他说：“因为我感到很对不起中国人民。”

目前，近千名日本战犯仅百余人在世。大河原孝一对本报记者说：“我已经这么一大把年纪了，50多年来在为中日友好尽一点微薄的力量，现在更感到对未来负有责任。但时间不多了，感到非常着急，非常想把反战的观念传达给下一代。”

“今天参观了惨案纪念馆，想到日本国内还不承认发生过侵略战争，我由衷感到气愤。日本政府应该正视历史，特别是应该反省战争责任，对这个事情有个了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