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李开复对面是一种持续的挫败和绝望。技术要比人性更根深蒂固地活在他身上，那种感觉很像是跟Siri聊天，全程剔除人类情绪。这让人产生一种不太对劲的迷惑：如果他参加图灵测试，能通过吗？

这种最大化的气质只在一种状态是合理的，那就是科学家的实验室。这原本可以成为一个最典型的科学家故事，一个天才，迷恋技术，与机器共存，活在实验室里。但显然，李开复早在30多年前就放弃了这条路，这也是他的故事中最有意思的一部分——天才决定离开实验室，投身复杂、浑沌、充满局限又充满活力的商业社会，活在人群中。

文｜李斐然
编辑｜朱柳笛
摄影｜尹夕远

最大化战争

李开复的西装裤口袋是一个精确测试后确定的尺寸，它和最新款iPhone的尺寸贴合，既不会浅到放不进去，又不会深到不容易取出来。在重要场合，他会戴宽度7厘米的细领带，比市面上大部分领带细1厘米，因为他经过实验发现，这样的搭配显瘦。就连他的笑容，都像是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职业偶像营业时的「idol smile」，这是他大部分照片里的固定微笑的弧度。

坐在这样的李开复对面是一场持续的心理危机。他的人生经历被量化，像一个可查询的数据库，他的回答基本上全部出自他出版过的8本书，以及迄今为止发表过的公开演讲、访谈和文字记录。如果你读过这些内容，就可以准确预测他每一次的答案。因为不管问题是什么，他都会绕回到这些公开信息的范畴之内，逻辑落点始终是——「世界因你而不同」，每个人都要「做最好的自己」，而现在，我们应当关注「AI未来」。这些是他的自传标题，也是他研究后发现最适宜大众传播的话题。

他的生活是一场最大化的战争，在有限条件里，最大化时间，最大化效率，最大化确定性，不允许冗余。偶尔助理给他在两个时间段中安排了休息，会遭到他委婉的批评：时间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这场最大化战争贯穿了李开复30多年的职业生涯，他拥有一个商业偶像的完美履历：毕业于学术顶尖的哥伦比亚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工作过技术最顶尖的科技公司，苹果、SGI、微软、谷歌，而后在2009年创办创新工场，投身中国的创业热潮。

在每一个阶段，他都创造过最大化的奇迹：在苹果，他曾将尚处于实验室阶段的前沿语音识别系统，压缩了1000倍后应用在当时的苹果电脑里；在微软，他创建了微软中国研究院，这成为后来世界知名的微软亚洲研究院，走出来许多AI领军人物，被《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称为「世界上最火的计算机实验室」；谷歌中国也在他的推动下，从一个人到700人的团队，实现了最具历史意义的本地化。

过去10年中，他的最大化战场是中国的互联网创业。创新工场所投资的项目超过350个，已经诞生了17家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独角兽，基金规模超过20亿美元。「创业本身就是一场最大化。人们在创业环境中得到的成长，是在其他环境里不会得到的。创业就是做出了有限性和无限性之间的连接，达到了人的最大化。」

技术造就的商业奇迹，是过去10年间中国互联网的独特景象。技术高度集中化了效率，放大了个人的力量，让所有人亲历了一场肉眼可见的奇迹——一个创业者能改变所有人购物的方式，一个聊天工具能颠覆此前所有的通讯龙头企业，一个网红主播能直接决定一款口红的生产……中国市场成为全世界资本最为瞩目的新大陆，它吸引着一个又一个人投身这片土地的最大化战争，在这里，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亲手创造一场影响14亿人的奇迹。

「看到时代的变迁，看到迎头而来的机会，总在想怎么去调整自己，才能捕捉到这些机会。如果你让我每天做一样的事情，我会枯燥到死。」李开复说，「每一年我说不出来我做了两三件很惊人的事情，好像就白活了。」

不过，这场最大化战争也多少吞噬了人性。在家里，他陪家人的时间是经过精密规划的最大化策略，「既不会少到让她们抱怨我不是好丈夫、好父亲，又不会多到影响工作效率」。妻子谢先铃有次跟他吵架，气到离家出走，不接电话，不回短信。结果，李开复选择用技术回应。他在Google搜了大概1000条道歉短信，从里面挑了50条比较接近他的口吻的，自己又写了50条，凑成了一个100条道歉信的数据库，然后写了一个程序，每隔45分钟随机发送短信，不间断地一直发，连续发送到第三天的时候，妻子败给了程序，认输回家。

创业伙伴陶宁从微软时代就认识了李开复，那时候，连跟他吃饭都是一场智力竞赛，要一边吃一边玩难度极高的推理游戏。她注意到，同样使用语音输入，李开复的语音转化准确率要比周围所有人都高。因为他常年训练自己，用机器习惯的稳定状态说话，「不要只train机器，还要train自己」。

与他结识近14年的黄蕙雯是创新工场现任CMO，起初她并不想接受这份工作，就跟李开复说，北京雾霾好重，我不要搬过去。结果过了一会儿，她在微信上收到了他的答复，他依次发来中国气象局的监测结果、社科院的研究报告，以及第三方机构的观察统计。李开复纠正她，准确的事实是，北京的空气质量已经有了大幅改善。这构成了李开复强悍的说服力，但也让黄蕙雯不得不冲他吐槽：「你一定要每天都过得这么用力吗？」

所以，坐在他对面是一种持续的挫败和绝望。技术要比人性更根深蒂固地活在他身上，那种感觉很像是跟Siri聊天，全程剔除人类情绪。这让人产生一种不太对劲的迷惑：如果他参加图灵测试，能通过吗？

这种最大化的气质只在一种状态是合理的，那就是科学家的实验室。这原本可以成为一个最典型的科学家故事，一个天才，迷恋技术，与机器共存，活在实验室里。但显然，李开复早在30多年前就放弃了这条路，这也是他的故事中最有意思的一部分——天才决定离开实验室，投身复杂、浑沌、充满局限又充满活力的商业社会，活在人群中。

与复杂共存

商业世界有一些暗号。特别是创业者见投资人时，他们一般不会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你只能去捕捉一些讯号——聊天中他有没有看手表，中途接电话有没有回来，如果聊了半小时他还在提问，要么这次有戏，要么他不懂这个赛道，想让创业者帮他普及一下背景。最直接的失败征兆是，「我后面还有个会」。

但是，李开复会给出不太一样的讯号。他爱谈论技术，见他需要准备好充分的数据材料，以备他实时提问。他尤其钟情于技术天才，有时甚至会打破自己缜密的时间规划，跟他们多聊。可是，如果技术天才只讲技术，他会直截了当地告诉对方，「你的想法太天真了。」

他的本质是一个计算机科学家。在成为投资人、创业者、职业经理人之前，他是足以跻身世界一流的人工智能专家。计算机博士李开复设计过一款人工智能博弈程序Bill，击败当时奥赛罗棋世界冠军；他还使用一种叫做「隐马尔可夫模型」（HMM）的方法，建造出世界上第一套非指定语者连续性大词汇语音识别系统Sphinx。学术界一种开玩笑的说法是，衡量一个人的研究高低，就去看他的论文能在多少年后还持续折磨着后辈入行必读。而李开复的论文，直到今天还有程序员将其翻译成中文，细细研读，距离他发布这些论文已经33年了。

走出实验室后，他亲历过这个时代几乎每一次最重要的技术变革，参与它们的落地。陶宁记得，即便在微软、谷歌这样的顶尖公司，想要让技术进入产业也是一场恶战，李开复要反反复复做演示，跟不同人群磨合，他们之中大部分人不懂技术，「99%不是你的技术同类」，但他们又有自己的立场和顾虑，李开复的工作就是需要弥合这种人群之中的认知差异。

商业是人构成的战场，在这里，赢的关键是学会与复杂共存。尤其在中国创业，是一场全世界最残酷的战争。所有参与者将最大化推向极致，只有亲自下场，你才能明白这种现实的颠覆性力量。天才的最大失利往往不是技术缺憾，而是误读了人，误读了人性，误读了人群之中的风向。

在微软的时候，到美国总部开会，坐满一屋子的天才工程师总提中国盗版，讨论的主题都是怎么抓、怎么告、怎么正版化、能卖多少钱。「我说你们根本不懂中国人的思维，我就带他们来中关村，教微软的人怎么理解中国市场。」

李开复设计了一套小实验，他让来北京的美国高管们先去一趟当时的电脑大卖场海龙大厦，每人发同样的钱，买一个电脑回来，去亲眼看看在中国做生意是什么样子。结果在中关村购物一圈，连最理性的CTO都陷入了中国充满感染力的消费亢奋之中，回来热情地跟李开复说，什么都有，什么都有，什么都有！那是一种谁也阻止不了的商业生命力。只有亲历才能明白，你没法跟一颗破土而出的种子讲道理，靠理智否定它的生长。它会不惜一切代价活下来，最优解是与它共生。

过往的经历把他训练成一个务实主义者。2006年，他参加香港科技大学前沿研究讨论会，台上坐着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时任科大校长、物理学家朱经武，还有著名数学家、菲尔兹奖和阿贝尔奖得主迈克尔·阿蒂亚爵士。他们热烈地讨论「诗人科学家」这个议题，数学好美啊，数学充满想象力，只有他不太同意。

李开复很客气，这是他身上的另一个重要特质。他婉转地提醒：「这个世界需要有像他们那样伟大的科学家，留在高校研究院，来探索数学之美，但是也需要像我们这样的工程师，来把它做成有价值的东西，解决人类的问题。这两者缺一不可。」

他必须要学会在人群中生存。王咏刚是创新工场CTO，也曾在谷歌工作了10多年。他知道，跟形形色色的人谈技术，是个苦差事，讲深了大家听不懂，讲浅了大家觉得没有用。碰上完全不懂技术的人，尤其是传统产业的老板，也得讲得下去才行。他有一次听到李开复不得不跟一个地方老板解释，「AI是一种新时代的Excel」，因为Excel对他们来说已经代表了复杂，他耐心地解释，「像Excel那样，你把数据填进去，结果就能算出来。」

「我就没有开复那样的好脾气，讲不明白我就不想说了。但是他还是很有热情，能在不同场合，耐着性子，让所有人听懂。」王咏刚说。

「市场接受了，技术就得到了承认；市场不接受，再奇妙的技术也不名一文。」李开复曾这样写道，市场是一切技术的试金石，只有不适应市场的技术，没有不适应技术的市场。就算是地球上最伟大的科技公司，技术不能落地，也在市场一文不值。

整个过程都要对抗人群中的怀疑、不解和误会。智明星通的CEO唐彬森说，10年前觉得李开复不像个投资人，每天叮嘱他关注技术趋势，「老发一些没什么用的话」，「我们还在创业苦哈哈的，满脑子想的还是人怎么招啊，工资怎么发啊，他老说要all in移动互联网，老说比尔·盖茨的名言，『人们永远会高估一两年的发展，而低估了未来10年的发展。』我当时心想，手机屏幕就这么点大，性能又特别差，能怎么样？」

如今，技术奇迹验证了李开复的判断。前不久，创新工场10周年纪念，他给李开复发了一条信息，「伟大的时代需要有伟大的想象力。」

然而，人群之中，质疑总免不了。出现负面评论的时候，陶宁和李开复经常争论。李开复希望能把事实解释清楚，但陶宁告诉他，如果他相信，自己事业的目标是把技术落实进产业里，就必须专注于技术的落地，「活在一种不理解中，学着与噪音、反对、误解共存」，对这个世界说，那好吧。

「你说他没有生气过10分钟、1小时，他肯定是不高兴的，但是他得用理性的方式去处理。」陶宁说。「况且，创业中太多你想要做的事情，已经填满你的时间了。像开复这样从学界跳到工业界，面对客户、投资人、产品、团队，他已经生活在人群之中了，必须学会接受过程中的噪音。」

这大概就是时代留在他身上的一种复杂性。他的技术信仰分成两半：前一半是个科学家，能写最复杂的论文，调教机器理解人类；后一半是个商人，能洞悉客户的需求，教会人类理解机器。自始至终，他都是流动在两者之间的人。

吞噬与救赎

技术将李开复的最大化战争推向了顶峰，他不仅要最大化技术在商业上的效益，还要最大化自己的影响力。

微博最热的时候，他给自己的微博写了一个AI程序，让机器自动抓取实时热门的话题，以及与他有交集的主题，以影响力排序转发，连发送时间都是精准实验的结果，间隔10分钟发会掉粉，间隔40分钟发又不能实现每天发送量最大化，衡量过后得到最优解，间隔30分钟发一条，每天发送25条，以实现每天稳定涨粉的目标。机器全程模拟人类发送的随机性，避开整点发布，以免留下机器痕迹，机器甚至能代替他自动回复留言，为他增加粉丝互动频率，维持热度。

那段日子，向来平静的李开复持续生活在一种强烈的情绪冲击里，愤怒、喜悦、兴奋、焦躁，所有血流都冲向大脑。他每天都会检查自己的粉丝数，如果没有达到增长预期就会不高兴。他变得对最大化数值有所偏执，「一场演讲没有1000个人我就不去，每天微博不新增1000个粉丝我就不开心，一个记者来采访我，读者不够多我就拒绝。」

一切都是最大化的工具。曾经的创新工场合伙人王肇辉结婚，邀请李开复致辞，仪式结束后，他发现李开复写了中文发言稿、英文发言稿，在微博、推特、脸书全平台上都发布了一遍。作为新闻发言人的他感到高兴和感动。但是，李开复大女儿上大学收到的父亲的信，也被父亲同步发在了网上。虽然赢得了点击率，女儿却非常不高兴。

今天回忆起这一切，最大化影响力的念头「就像肿瘤一样长在我身上，顽强、固执，并且快速扩张」，直到疾病的突然到来。

在经历了常年的熬夜、高压、疲劳作战的生活后，李开复的体检报告里检测出腹部存在26个肿瘤，医生确诊为淋巴癌四期。当整个中国互联网在井喷似的蓬勃发展时，李开复花了17个月养病。最大化战争暂时休战。

休假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一开始，他还不能正确融入这种生活里面。在动完手术的几个小时后，他还试图再度投入工作。他在家的卧室里搭建了一个工作台，用金属臂把显示器悬挂在枕头上方，躺着回复邮件。

因为生病的缘故，他提前立下遗嘱。写遗嘱的时候，他第一次认真注视自己手里的笔，「那支笔曾在上万册书上签名，畅销的自传，鼓励中国年轻人努力工作、开拓事业的书，这些书每一本反响都很好，如今，同一支笔却见证了我的失败。」

写完遗嘱，他坐在母亲旁边，母亲已患阿尔兹海默症多年，只能勉强认出他。直到那一刻他才意识到，自己最大化的影子还有另一面。自传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故事，但对当时在美国陪读的母亲而言，那是寂寞的回忆。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儿子上课的时候，她只能在家对着电视，一台一台换。因为语言不通，她只看得懂一个猜价格的节目，节目很热闹，但她也只能猜测这种热闹。从天亮到天黑，只有捱到儿子回家，才有人跟她说话。

成功人生的所有细节都显现了另一个模样。在台湾养病期间，他试着参与家里的装修，两个女儿告诉他，过去他花了大工夫，把房间布置成公主房，买小星星的贴纸，自己一颗一颗贴在天花板上，但其实，她们并没有想要成为公主。

小女儿说，她更想要收到爸爸的信，因为爸爸过去经常写信，写给爷爷奶奶，写给妈妈，写给姐姐，但是他已经很久没写了，自己高中毕业的时候，还会收到爸爸的信吗？

生病期间，李开复重读了许多年前自己父亲写来的家书。原来早在他事业的最开端，父亲就曾在信里，反复叮咛 ——

「先铃、开复：

先后接到你们来信，一则以喜，一则以虑（我未用『忧』字）。喜看开复的研究受到别人的注意、重视，但我要说一句话是，做学问的要有自尊心，但更要有谦逊心。学习是无止境的。」

经过了这么多年后，他终于开始理解，和自己渴望的最大化不同，父亲治学的根基恰恰是渺小。父亲70岁的时候选择当教师，教了几十个学生。学生写给他的讣文里反复提到这位老师谦逊的治学观点，他相信研究任何历史最忌讳的是「成见」，「历史是没有官方说法的」，自己的观点也不是最终的答案，应该欢迎反驳，包容不同的意见。

「我才发现，他写给我的每一封信里都隐含着一些人生建议。他教我怎样去做一个更好的人，不要为了一些没有价值的事情让自己太忙碌，做人要谦虚，千万不能骄傲。父亲通过这些信，以非常温和的方法来传递他的爱，而我感知得太晚了。」

在台湾养病期间，住在他家附近的邻居杨柏林是一位画家。他看了李开复的故事，送来一幅画。这幅画是很多种颜色一起在流动，黑色包裹着红色，蓝色流向了金色，画面正中央是蔓延开来的白色，如同水一样，不断流动，这是他所理解的李开复。

杨柏林说，他在李开复身上看到了自己。这位画家一直以来的创作理念就是「影子和自我」，而在李开复身上，他看到这个主题的又一次呈现——「真实的我是影子的救赎，而影子的另一面，是我更辽阔的世界。」

回到人群中

病愈回到工作中，李开复回到了他的平和状态。他是一个始终很客气的人，很少生气，总是保持弧度稳定的微笑。最大化模式并没有完全消退，连轴转地飞行、演讲、开会。妻子常常问李开复，「你到底要几岁退休啦？」

他还不想退休，多久都不想。他还在享受流动在人群中。今年秋天，李开复去上海的世界互联网大会演讲，飞回北京没几天，又到钓鱼台国宾馆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在会议间隙的大厅，遇到的几乎每个参会者都会跟他打招呼，停下来聊一聊。他像水一样流动在不同群体之间，对决策者解释技术的苦处，得给民营企业一些帮助，然后鼓励研究员多参与实践。

只是，赢已经不重要了。「经历的灾难多了，人就学得会客观了。人从挫折中学到的东西，远比成功里学到的多。碰到好多问题，上报纸了怎么办，大会不能开了怎么办，他们说，开复你怎么还这么镇定？我说我都被微软告过了，这算什么？我都得过癌症了，还怕什么？」李开复说，「这一生活得已经很值了，得到了超过我能想象的很多东西，我已经很感恩了。如果我失去一切，那也值了。」

在互联网世界，这也许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平静。他的办公室位于中关村，就在楼下吸烟区，休息时间会有许多挂着工牌的人聚在一起抽烟，他们锁着眉头，抱怨美国贸易管制黑名单、竞争对手使过的黑招、扩大市场的压力……互联网，一种焦虑、厮杀、竞争的象征，是全世界最残酷的竞争市场。焦虑是他们被这个技术时代所塑造的一种底色。

经历过技术时代屡次变革，现在的李开复觉得，在10年中国互联网中诞生的最有价值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产品背后精于执行的人。「我觉得中国创业者是很强大的一批人，整体来说他们不会是很恐惧的人，一方面有自信，相信自己一定能完成，万一真的做不成，那就公司关了再创一家，做一家倒一家，倒一家就再开一家，真正厉害的创业者都是这样起来的。」

一个重要的领悟是，人的最大化，不能做简单的量化。一个不能透露姓名的创业者说，当时他有一个合伙人，很多投资人不看好，都不愿意投。但李开复对他说，「我知道这个事你肯定会踩坑，但我也知道如果出了问题，你也可以收拾得了，所以我们冒一点风险，还是会投。大不了到时候麻烦一点，帮你解决问题。早期多犯点错误，总比后边犯错成本小得多。」事实证明，他的合伙人果然出了问题，但这名创业者也的确熬过了这个错误，带着公司成长为市场的关键玩家。

最近，李开复开辟了一个新的最大化战场——让AI落地。

他在创新工场设立了一个人工智能工程院，给学生做技术夏令营，找传统产业谈合作，还联系了大学，帮忙设计人工智能的教材。作为人工智能工程院的执行院长，王咏刚常常和他一起出差，去工厂考察。他在一家工厂车间呆了一天，生产线上1000多个人，王咏刚挨个去看每个人的工作，看看能不能用自动化取代。车间工人用很细的镊子，贴一张小小的贴片。一个工人一整天困在自己的工位上，反复这个枯燥的动作，拿起来、贴上，再拿起来、再贴上。这是一个亟需得到解放的重复性劳动，但是，今天的AI只能在虚拟世界起效，做语音和人脸识别还可以，一旦进入真实世界，又粗糙又笨拙，远远不能取代细活儿。

「那天出来我就在想，未来AI是一个无论怎么想象都不过分的发展。让它发展取代工人，这不是一个效率问题，而是一个人道问题。人类是不应该被困在这种枯燥的重复性劳动里的，应该做一些更自由的事情。今天的AI还在非常非常早期的起步阶段，如果AI真正能落地达到90分的话，世界会变得非常不一样。这是我或者开复，以及一些做AI科研的人所相信的AI。」王咏刚说。

这又将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就像是他所亲历的每一次技术落地，又要跟决策者建言，又要面对陌生人的迷茫和质疑，想办法让人听得懂，又要耐心劝服创业者相信，这背后是下一场技术奇迹。但李开复似乎很享受这件事，每天连轴转地面谈，演讲，参加讨论。

1983年，李开复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攻读博士学位，那里是世界人工智能尖端研究的前沿阵地。他的博士生研究计划中这样写道：

「人工智能是人类学习过程的阐明，人类思考过程的量化，人类行为的解释，以及对智能原理的了解。它是人类了解自身的最后一步，我希望投身这门新的、有前景的科学。」

今天重读这番宣言，李开复似乎的确在用自己的时间，践行着这场实验，他把自己训练成机器的思维模式，量化自己的行为，去教机器理解人类，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机器的理解，把它推向人类，实现「人类了解自身的最后一步」。

「我确实是用了20年的时间，才慢慢地了解他，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也不是个最理性的人，他是一个像我们一样的人，是一个领导，一个下属，一个朋友，一个长辈，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儿子，他是一个生活在人群之中的人。」陶宁说，「他的主线是忠于技术，围绕着技术他做了所有事情，做了研究，做了产品，做了投资，收集了人才，也获得了很多朋友。技术改变了他的人生，他也因为身处这样的技术时代，改变了别人的一生。」

只属于自己的房间

现在的李开复试着活在一场最大化的宽松里面。他已经不怎么再发微博了，自动定时发布的程序已经终止了，他只会偶尔上去看看评论。过去看电影，他会按照IMDB排序，从9.2到6.5依次看，他在家里装了160T的服务器，确保他准确拥有全部6.5分以上的电影。现在也没关系了。他最近在重看《教父》，看了好多遍，他现在喜欢教父那样的英雄，说不上是英雄，却也并不是坏人，一生与人性的种种复杂面共存，是一个活在人群中的人。

李开复有一个秘密，那就是吃。他热爱美食，也热衷于研究美食。每年大董上新菜，他都会受大厨邀请试菜，跟大厨讨论菜品。曾有一家出版社知道了他的美食喜好，想给他出一本美食书。但是，在李开复决定之前，王肇辉就直接拒绝了：「我说不行，只要我还在PR这个岗位上管事，就不可能有机会。我不希望开复的公众形象变得不专注。我希望科技、投资是占他人生符号99%的东西。不能让人感觉不务正业，跑去做美食了，这不合适。我不同意这样的事情出现。」

不过现在，这个秘密也不需要隐藏了。讲述美食时候的李开复，有一种毫无掩饰的由衷快乐，他花了整整10分钟时间，认真描述如何煮一颗最完美的鸡蛋。这是他经过反复试验、调试，推算出的完美鸡蛋烹饪数据。

他选择谷歌工作的其中一个条件是，参与谷歌中国餐厅的筹建。几乎每个和他在谷歌共事过的人都记得，每天中午的试菜环节，会看到一个神采奕奕的李开复点评菜，面试大厨，提很多专业问题。

现在不需要争夺最大化流量了，他开始允许自己说点真正想说的话，吃到好吃的东西，他会给它们拍特写，传上网。其实，如果没有其他人反对，李开复还挺想写美食的。但是，他是一个温和的人，不喜欢跟人起冲突。他也尊重别人的专业，只要是他认定的资深人士的建议，他大多会接受。所以，这个出版计划最终流产，李开复只说了一句话，「那好吧。」

病愈之后，为了让更多人对AI感兴趣，李开复愿意去展露更多真实。他参加了奇葩大会。在去录制的车上，他准备了一份详尽的发言稿。助理提醒他，那儿鼓励现场即兴，你自由发挥就好啦。但这是李开复所不习惯的场景，他反问，「自由……怎么自由？」

结果，奇葩大会收获了嘉宾语音声波最平稳的一期节目。录制结束后，蔡康永跑来找他的助理：「开复在干什么啦，让他来玩的，一上来就讲课，也不跟我们打招呼，难道他是紧张吗？」

习惯是不容易更改的，他还是喜欢活在精确的最大化里。临近采访结束的时候，李开复展示了自己手机相册，里面有两部评分7.9分的电影。「这是我最近发现的两部电影，我还没有看过。」他说回家后会把这两部电影下载来看，所以此时此刻，写稿还不能写「李开复看过IMDB上所有6.5分以上的电影」，准确的说法是「所有6.5分以上的电影，减去两部」。

生活也依然追求一种最大化，但如果没做到，那也没关系。李开复在家里追求极简，一切都要藏起来，相册藏在抽屉里面，电视藏在油画后面，电脑藏在飘窗里面，音响藏在房间隐蔽的壁龛后面。他试图也把妻子的化妆品藏起来，为此设计了一个能够装400个瓶子的镜柜，完美容纳妻子现有化妆品。然而，住了一段时间后，满载的镜柜外面不知道为什么又冒出来100瓶。于是，他从自己的护肤品里拿了20瓶出来，也放在外面。李开复说，这是适应环境的新策略，既然要存在冗余，就让冗余也搭配着来，在一种新的平衡里，与冗余共存。

他再一次开始写信。小女儿毕业上大学那一年，他给她写了一封不再公开发表的信。信的最后一段是：

「我问妈妈想说点什么，妈妈让我告诉你，我们非常爱你。我问她，这句话是不是应该说，我们爱你，比昨天多一点，比明天少一点。她点点头，眼睛里闪烁着一点光，那就像是在你小时候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时，同样的光芒。」

后来不久，小女儿把回信文在自己的身上。一个是「Stay Gold」，它出自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诗，原意是，美好总是容易消逝（Nothing Gold Can Stay），但她改了一下，对她来说，美好也可以永不消失。另一个是一组数学符号，那是长大之后终于领悟的父亲的关心，一个大于号，一个小于号。

今天的创业依然是一场最大化战争，但作为亲历者，他也得到了珍贵的经验：「最大化会发挥人的潜力，但也会犯错误。我学到的就是不要去算计到这么细，分清楚哪些是自私的最大化，哪些是真正对世界有意义的最大化。」

李开复的家里现在有两间书房。一间是给外人看的，是他完美一面的呈现，干净到空无一物的书桌，所有物件都可以完美收纳，曾经的奖状、奖杯和毕业证书，整齐地排列在柜子里，是展示给世界看的战利品。

另一间书房非常狭小，里面完全没有装饰，没有吊顶，没铺地板，抬头就是黑压压的暖气管道，屋里只有一把歪到有点散架的椅子，勉强可以坐下。这里放着他在家里布置的服务器，以及所有不想被外人看到的东西。

这里藏着所有他生活的秘密回忆。曾经手写给妻子的情书，父亲写的信，自己的病历，过去工作用的旧名片，只对自己有意义的工作纪念物，乱糟糟地堆在一起。他跟自己约定，老了退休了，他就把这些回忆按顺序整理好。但现在还不用，这样就好。

只有在那个房间里，他不用活在最大化里。这是他精致的家里唯一一个乱糟糟的地方，没有条理，没有分类，不用小心翼翼。他时不时要去那儿维护服务器，跑数据的十几分钟时间里，读一会儿信，发一会儿呆，想念父亲和母亲。所有情绪都允许得到短暂的表达，怀念，生气，懊悔，沮丧，难过，也有希望。这是最大化战争的一条缝隙，只在这里，活着一个真实的李开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