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大学在招生过程中应该如何对待传统上不受重视的少数民族，成了一个爆炸性的热门话题。

每当大家就此争得面红耳赤、热火朝天时，我就想起了我的一位墨西哥室友的故事。

在斯坦福的第二学期，我搬进了研究生居住的Escondido Village中一套二室一厅的公寓。我的室友叫格莉丝达，是墨西哥裔美国人，在教育学院读博士。

格莉丝达来自南加州圣塔巴巴拉。她在圣塔芭芭拉加大上完大学后，在当地一间小学教了很多年的书，期间结了婚又离了婚。我遇到她时，她已经34岁，比我大整整10岁。

为什么她忽发奇想来读博士学位，我没有仔细问过她。但她跟我讲过做老师时的一些经历：“我跟学生说，把你嘴里的东西吐出来！他们便把一块糖吐在我的手掌上，上面全是唾沫！”我的印象是，她之所以重回学校念书，跟她不想继续在小学教书有些关系。

格莉丝达的父母都没受过高等教育，更不用说念博士学位了，也不知道斯坦福是名牌大学。她妈妈穿着格莉丝达送的胸前写着“斯坦福妈妈”的套头衫在街上走，听到旁人恭维，才知道女儿上的是一所好学校。

除了格莉丝达外，我认识的博士生要么是系里的同学，要么是中国留学生，格莉丝达跟他们不一样。

格莉丝达有着墨西哥女性常见的丰满有致的身材，早上化妆，出门穿高跟鞋和漂亮的套装。她总是说要减肥，看我似笑非笑、不置可否，就气哼哼地说，“你不要得意。等你到我这个年龄再说！”有时候早上起床还没化妆时碰上我，她便摸一摸在当时的我看来颜色有点暗淡、皮肤有些松弛的脸说，“你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看到我这副样子的人。我可不能让第二个人看到！”

或许是教育学院功课比较松，格莉丝达不像认识的其他人被功课和资格考试压得愁眉苦脸，而是成天旋风般进进出出，打电话，会朋友，说说笑笑，神气活现。她对我没日没夜埋头书本也不以为然。到了星期五晚上，如果没出门，她就要叫我一起聊天看电视。

作为昨天的小学老师、今天的教育博士候选人，我猜她喜欢跟我这个对美国文化一无所知的外国人住在一起，因为这让她有很多机会发挥自己的特长教育我。

有一次我在电视上看电影《恐怖角》（Cape Fear），她马上指出这种电影没意思；我看《雨人》（Rain Man）或《当哈利遇到莎莉》（When Harry Met Sally）时，她就赞赏地说，“嗯，这部电影才值得你看！”

格莉丝达爱讲笑话。有一次她说她要在教育学院的一个活动上演喜剧，叫我去看。我以为喜剧是很多人一起演一台戏，结果却是格莉丝达一个人站在台上叽里呱啦说个不停，而且因为听不懂的缘故一点不好笑。后来我才知道，她演的是美国流行的单口喜剧（stand-up comedy）。

格莉丝达有一帮经常来玩的朋友。这些朋友都是墨西哥裔，其中有一个小巧玲珑的女孩叫伊格玛，是附近一所小学的老师。格莉丝达告诉我，伊格玛本是斯坦福教育学院的博士生，后来退学了，当了小学老师。“跟我恰恰相反，”格莉丝达说。“我是小学老师时，她是博士生；现在她当了小学老师，轮到我来念博士！”

还有一个经常来的男生叫阿里汉卓。格莉丝达不久前才认识他，之后就经常跟我提起他，说他性格非常可爱，也许他们的关系会进一步发展。“但他有两个缺点。第一，他身材有些超重；第二，他缺了一颗牙齿。”后来我见到阿里汉卓，果真是她描述的样子。但至少在我们做室友的几个月里，他们似乎都只是一般朋友，没有开始约会。

有时候格莉丝达也谈跟念书有关的话题。有一阵子她经常得意地告诉我，教育学院一位姓肯的名教授对她很欣赏，当着全部博士生夸她，说她对研究课题的想法很棒。不知道教育学院的博士生中是不是有不少像我这样毫无社会经验的大学毕业生。若果真如此，阅历丰富如格莉丝达在选择研究课题时肯定有优势。

但快到夏天的时候，格莉丝达对肯教授越来越不满了，因为肯教授居然批评她的工作。“我想他大概爱上我了，”格莉丝达有一天跟我说，“不然他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这么爱挑我的刺，找我的茬？也许我以后应该不化妆就去办公室。做一个相貌最普通、最没有吸引力的人，反而不会惹上这些祸！”

暑假到了。格莉丝达要回家，我则留在学校。我们公寓的电视是格莉丝达的，她说如果我夏天想看电视的话，她可以用20块钱把电视租给我。我有点吃惊她要收我的钱，但乖乖地给了她，因为我夏天确实想看电视。

夏天过完了，我等着格莉丝达来向我讨还电视，但她没露面。我没有她在圣塔芭芭拉的联系方式，跟她的朋友也都没有单线联系，不知道去向谁打听她的情况。但我再没见过她。我想她大概夏天遇到了什么事，或是冒出了什么新的想法，终于决定不再回学校。

那时候不知道有平权这回事，从没想过格莉丝达跟平权是否有关系。那时候也没想过一个家庭的第一代大学生在学校会比其他学生遭遇更多困难，但后来每次听到这一类讨论，我就会想起格莉丝达。

如果她身边的人像我们身边的人一样崇拜读书人和博士学位，她大概不会轻率地放弃学业；如果她的家庭更熟悉大学和大企业的老板和雇员之间的互动，她可能会用一种不同的态度处理和教授之间的关系。

我们外国学生其实也是弱势群体，求学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困难。我们对要怎样选择研究课题，怎样跟教授打交道，都笨手笨脚，没有经验，而且我们还有语言和文化的障碍。

但我们在一种极其重视教育的文化中长大，我们中很多人来自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加上我们没有退路，所以即使遇到困难，也都死磕到底，绝不敢一言不合就退学。这种态度不一定对，有时酿成了悲剧，但也让我们显得更加执着和坚毅。

而且在格莉丝达的朋友圈中，她不是第一个退学的人，伊格玛已经退学在先。可能她们的共同背景导致了她们共同的行为，也可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朋友的行为对她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人们对命运的不公都明察秋毫，怨声载道；对自己拥有的财富、地位、文化上的优势，却习以为常。这个盲点很多人都有，算是人之常情，但如果不刻意纠正，也容易心胸狭窄，斤斤计较，怨天尤人。多接触与自己不同的人，则可以开阔眼界，懂得感恩，知足常乐。跟格莉丝达做室友的经历，就是一扇小小的窗口，让我稍稍瞥见了一个我本来不熟悉的世界。

不知道格莉丝达现在在干什么，是否结了婚，有了孩子，生活得好不好。她比我年长，有本地生活经验，又性格热情，回想起来是一个很温暖的人。她喜欢烹调，一个拿手项目是牛奶布丁：把米放在牛奶中用小火慢慢煮，再在适当的时候加入糖和肉桂。煮到差不多的时候，整个公寓都弥漫着肉桂和牛奶的香味。

这些香味，以及那些她强迫我放下书本和她一起聊天看电视的星期五的晚上，给我初来美国的青涩而单调的日子，增添了一些暖色。

作者：硅谷维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