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在大众传媒上的张伟平有时候会使人反感，因为他说的话总是很大，有点不可一世。事实上他虽然不能说“被妖魔化”了，但是也多少有点被歪曲。他的个性使他有底子说大话以及在说大话之后不在乎周围的反应。

在北京近郊一个安静的宅子见张伟平，还没有到饭点，他挥手说，上桌子吧。他指着一张很大的圆桌，招呼连他在内的4个人。入座后，他关照说就按清淡的来，就鱼啊虾啊可以了……结果还是摆满了一桌子。

他不是有心炫耀，也似乎没有必要故意巴结。以他今时今日的江湖地位，即使目中无人，也无可厚非。

只是好在他还是一个实在的人，如果他没有那点实在，就不会至今还在中国电影这个浑水里一直淌着了。

决定拍《英雄》的时候，他已经赔了4部片子。其中《有话好好说》赔了1000多万。“如果《英雄》失败了，我会消失，绝对不再做电影了。”

他和张艺谋的合作并非商人做派。那个时候，他们是朋友，他喜欢电影，他不喜欢，电影不是他们的话题。

“我记得他拍完‘摇啊摇’回来，人瘦了几十斤。他们分手了，他们以后的合作自然也就结束了，很多海外的投资人不愿意再继续投资他的电影――我说，这叫什么事啊？！”

旧事重提，不是出于标榜或者刺激。感情事都是此一时彼一时，他无意评判。他替张艺谋不值的，是那些不再给予投资的生意人。这个时候，他表现出和作为一个生意人必备特性相悖的仗义。日后，4部影片的亏空，是他当年仗义的代价。

他作为一个金牌制片人的出道，完全就是拔刀相助。没有任何高深的运筹帷幄或者处心积虑。也没有一个赌徒的心态。想来他是一个天生喜欢扶弱的人。

多年以后，《十面埋伏》的张伟平，和一个相熟的小女孩记者开玩笑说“你这样的小丫头看了《十面埋伏》也许是会哭鼻子的。”次日，报纸上出现了“张伟平说看《十面埋伏》不哭就找我”这样的文章。“事后我知道是这个缘故，要是一个爷们干的，我就大嘴巴打上去了。”后来到戛纳，小女孩搞不定采访，求助张伟平，他还是帮忙解决了很多问题。

用一些世俗的标准看待张伟平的做法，似乎就是看不懂的。他是有着自己标准的人，而他的标准在外人看来就是有点随心所欲。其实也就是有点仗义和不吝。他骨子里正直，胆子大，气量也不小，属于水浒人物，和常规世界中的人有着不同之处。而他的成功，也使他越发可以忽略很多困境――他是特例，不是范例。

张伟平是一个健谈的人，但是他不是一个读书人，所以不会说好听的话，没有唐诗，都是元散曲。说到自己以前干的职业，说“我是一个药剂师，旧社会说仨劫道的不如一卖药的，可见我这买卖好”；说自己做电影赔钱，“那可真是从姥姥家赔到舅舅家了”……原始语言无不活泼生动，这个时候，很有点张艺谋电影最初的意味。

他们做朋友，总归有着投缘的地方。他不懂他的生意，所以常常要和他有争执；他不懂他的电影，《十面埋伏》之后，也会直言“你就等着挨骂吧”。然而无论如何，说到今日中国电影的“大片”，仍然是二张的天下。

张伟平毫不讳言“中国电影就是需要大片”。这就是他做电影的理念。在他看来，电影是视听的享受，要给人在家里无法享受到的震撼，这样才能使他们离开电视机，走到电影院。

海外大片之所以会有高票房，就是因为他们的大制作，其中包括技术和明星阵容。“电影确实是要讲故事，可是电影不是仅仅讲好一个故事就可以了，讲故事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否则光靠故事，一张非正版碟就可以对付了；看电视剧更好，30、50集的，把一个故事给你讲得再明白不过了――这不是电影唯一的优势。”

在几次失败之后，他琢磨电影的生存之道，决定要做《英雄》。对这个题材的选择，首先是要圆张艺谋一个梦。

张艺谋有一些情有独钟的人物，比如秦始皇、武则天……既然是钟爱的题材，那么也就具备拍好的基础。

张伟平亦不讳言张艺谋电影在《英雄》之后在剧本方面的薄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黄金甲》请来了两位年轻的编剧和张艺谋合作，在故事上用了很大的力气。“你们这次看看《黄金甲》，就会知道这个故事有多精彩了。它确实是一个名著改编的众所周知的故事，但是你看下来又觉得有不一样的感觉，每个人物都有一条线索，构成了故事的复杂性。”

《黄金甲》在澳洲做后期，三个公司竞标，结果制作了《哈利波特》特技的英国公司胜出。“21个镜头6500万港币，也是最贵的一个选择。我想贵就贵吧，人家也是贵得有道理的，不是胡来的。”

他对特技的要求，是和故事完整流畅地衔接，不能为特技而特技；同时，要给观众极大的震撼，不能觉得随便拍拍也是可以出来的效果――其实一方面是要不留痕迹，一方面又要引人注目，真是很高的要求。“我就是为观众想的，不是为我自己，最后观众会给我中肯的评价的。”

看完《英雄》，他觉得张艺谋可以有艺术电影之外更大的潜力；看完《十面埋伏》，他说只有“仙人指路”是可以留得下来的经典镜头……《千里走单骑》拍完，他舒一口气，终于帮张艺谋完成了高仓健的一个心愿。

“我不是一个电影爱好者――可能这些年干这个，慢慢培养了一点兴趣，但是我真的没有那种狂热。就是既然做了这个事情，咱就把它做好了，做电影不就是把观众拉到电影院里去吗？至少我不能做把他们赶回家那种事情。”

奥斯卡点映也是目前手头上在进行的事情，他说他只选择了沈阳一个城市，放完规定的场次就可以了，属于完成指标，不想大张旗鼓地造势。“而之所以选择沈阳就是因为那里现在很多电影院都不放电影了，改什么歌厅舞厅了，我在沈阳长到14岁，我对那里有感情的，就想帮帮他们，让电影院重新活过来。”

可见做任何一件事，张伟平往往容易受到原始情感的支配。在他的经验范围之内，他有做好一件事的聪明和毅力；之外，他靠的是胆识和天赋。他并非理论家，也不是艺术家，他只是一个实干的人。所以，他没有高谈阔论的习惯，有的都是肉身相博的经验之谈。他所做的电影，不是“中国电影”，而是“张艺谋电影”――张艺谋电影未必可以代表中国电影的最终方向，但是，它是中国电影中绝对不能缺失的一个部分，甚至，它是一个领袖部分。制作了这个领和袖的，就是张伟平。

张伟平也不是一个职业制片人，至少目前看来，他除了张艺谋电影之外，也没有合作过其他的导演。所以他在中国电影制作业中，多少还是有着票友性质的。尽管这个票友可能因为喜欢某个流派而唱成了角，但是终究还没有被收为入室弟子。他的出现，很有当年民族资本业之于乱世崛起的意味，不讨名分也许是他最聪明的自保和最自然的生存方式。

《满城尽带黄金甲》开机之前，北京沙尘暴，于是一时间流行一个SMS，说是张艺谋把黄土给招来了。那个时候，张艺谋不高兴了，说，怎么这个事情也赖我头上啊？张伟平乐呵呵地说，这不挺好？不用宣传了，已经家喻户晓了。

这就是他们谁也少不了谁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