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顾长卫这个人，因为他过去曾经和许多著名导演合作，而自己又在电影摄影上成就很大，所以在电影圈里有许多对他的形容，比如像“大智若愚”、“茶壶煮饺子———心里有数”等等。可他留给我最直接的感觉，就是话很少、表达吃力、木讷还有犹豫。可所有这些个性特点，都并不代表一个人因此就可能很不聪明。我们如果仔细去用心注意一下自己身边，其实每一个人都比他已经表现出来的要复杂得多。

2000年在我采访蒋雯丽时，她作为妻子曾说起这样一件事，倒是相当准确地勾勒出了顾长卫的性格另一面：有一次，在家闲聊，蒋雯丽问顾长卫：你为什么老是很不情愿接受媒体采访？顾长卫当时双手抱着后脑勺仰望天花板愣了许久，然后瞪着眼睛笑一笑说：我要控制自己的知名度。可现在他的电影处女作《孔雀》完成了，顾长卫虽然很有知名度，却并不再“控制”自己了，他甚至还显出了几分少见的着急。因为尽管他一向低调，可他还是希望能有更多的观众，走进电影院去看《孔雀》。如果不是因为《孔雀》马上要跟观众见面，我猜想顾长卫是从心里就很不情愿，也不会像现在这样高调出现在各个媒体面前的。他从小时候起，就已经很习惯于站得远一点，然后静静瞧着事情的发生，再瞧瞧别人如何反应。或者说他原本就是一个喜欢站在边儿上的那种人。

一个本来早已乐于站在人生边上的人，后来却让自己站进了必须要讨大众喜欢的导演行列，而且还希望大众都能有兴趣去看自己的电影。这真有点像哑人开饭馆，如果客人进门得少，店老板心里就会发慌，可他又不会把客套话喊得圆滑响亮，弄得场面热闹鼎沸。想起来，这也真是有点自作自受。

要做好对顾长卫的采访，对谁来说，难度都不会很小，因为他不是那种一见采访或一见镜头，就能让自己马上兴奋起来，不管是真是假都恨不得马上就把心窝子掏给你的那种人。我之所以长时间里一直对顾长卫有兴趣，是因为感觉他从来就是一个活在自己意识流之中的那种人，打一个不太形象的比方，他即使跟你面对面交流，好像在他的大脑周围也总绕着一圈雾，甚至他本人恐怕也很愿意就让自己的思维一直都跟着那片雾慢慢忽悠。这种头上有雾、心理情绪又挥之不去的感觉，尤其在电影《孔雀》里就表现得更明显也更意味深长。

就是因为顾长卫的低调加收敛，我在短时间里很难完整而准确地把握对他的印象。所以写顾长卫，我也想试着散淡而片断地去表现他分析他。包括他的个性与创作的优势强项，同时也包括他的缺欠和局限———

从《知识改变命运》慢慢走向《孔雀》开屏

已经看过《孔雀》的人，可能都会在心里纳闷，电影为什么要取这样一个名字，而且最后会是这样一个结局：影片已近尾声，动物园里，一雄一雌两只孔雀在铁笼里闲遛着，这时，片子里的三位主角：姐姐、大哥、弟弟，各自伴着自己的男人或者女人，分三拨儿都从孔雀面前走过，并且都用喊叫或手势，想让孔雀为他们开屏。可孔雀对他们的招惹根本置之不理。等到他们都走没影儿了，冷落寂寞之中，雄孔雀忽然浑身一抖就自己开了屏，而且还展开得那么吃力。

我想每个观众都可能会根据自己的生活阅历，对这样一个电影结尾作出完全不同甚至根本相反的解释。但我个人并不认为三对男女分拨儿走过孔雀的镜头就设计非常成功，我以为这样的走过相当刻意甚至还有点做作。可我却相当喜欢孔雀在冷清寂寞当中独自开屏的最后那几分钟：难看的屁股面对镜头，身子扭动了许久，然后又突然一转身正面亮出华彩的羽毛，差不多也就漂亮了没两秒钟，电影至此立即结束并转入黑幕拉出名单。

顾长卫究竟想以孔雀的出现和后来的开屏传达给观众什么？尽管接受采访之前，他就对我明言：你别把我这个人想得太好。可他这个人和他的作品，还是有某种谜语的味道，需要你充分去想象和猜测。

有人曾这样记述了顾长卫于1981年在北京电影学院的一段往事：当时78级学生(也就是今天的“第五代”导演们)联合拍摄了他们的第一部电影《我们的田野》。那是一部并不成功的学生习作。可其中发生了这样一小段插曲———

顾长卫有一天站在架着摄影机的升降车上，正拍的故事是一个兵团的知青牺牲了，顾长卫的情绪一下很受触动，他一边说话一边抽烟，谁知当场即被一位指导老师呵斥，让他马上把手里的烟掐掉。顾长卫心里不由感觉有点扫兴，于是就跟老师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抽这口烟。可指导老师对他严肃地说：你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抽烟却不是一种最好的选择。一个优秀摄影师应该养成的好习惯，就是要把心里的兴奋劲用在最需要用的点上。光知道激动，而不想着如何去表现，那只能算是个很一般的摄影师。

从那以后，顾长卫就把这句话存在了心里：越是赶上该兴奋的场面，他越是沉着冷静。

电影里为什么孔雀非要等身边的人都走光了，才在冷清寂寞之中自己开屏？我在孔雀那吃力的开屏之中，能感觉到有一种惊艳所呈现的努力与挣扎。而真正的美如果全面展现，恐怕都会经历一番这样的挣扎。或许只有虚荣，才会在热闹的起哄声里轻易而便宜地展示自己。

在汉语的词汇当中，有几个成语是这样表扬男人的：“当机立断”、“斩钉截铁”，等等。但很多熟悉顾长卫的人，都知道他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经常都会犹豫再三才能做出自己的最后决定。

顾长卫自己说：“对我来说，一件事情要事先好好想想、考虑考虑、犹豫犹豫，还能反复换个角度再想想，我觉得还是挺有好处的。可有时候其实心里也挺难的。既在犹豫当中，又必须马上做出决定，比如《孔雀》就是在非典马上就大面积暴发之前，我们2003年4月5日才出发开车去外景地的，如果再犹豫下去，几天之后就根本别想再出北京了。所以我现在认为，人做事情，还是要犹豫而决而不是一直犹豫不决。我清楚我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比较木讷，喜欢犹豫，可我还算是一个很踏实的人，我不是每天都能生出好多让自己激动不已想法的人，也不是老想着几年之后我应该怎样才能辉煌的人。”

1998年，顾长卫曾经与Hong Kong大实业家李嘉诚合作，独立导演拍摄了一套由40集真实人物故事组成的公益系列纪录片《知识改变命运》，每集时长仅一分钟，而每一分钟又都是一个微型而完整的真实故事片。这套公益纪录片，后来在中央电视台一套反复播放，至今回忆其中许多人物仍然历历在目：希望工程的摄影师解海龙、相声演员姜昆、导演张艺谋、水稻专家袁隆平、植树造林老英雄马永顺，等等。

可在《知识改变命运》的40集人物当中，最让我震动的还是：“一根稻草，两种命运。”肖琴、肖燕云亲姐妹俩，湘西土家族人。小学时因为家中赤贫，两姐妹只能靠抓阄上学。

一对亲姐妹的命运,难道真的会悬于一草?

那一年,肖琴五年级,妹妹燕云二年级。同样喜欢读书的两姐妹，在欣喜地盼到开学的9月时,却在妈妈手里攥着的两根稻草前呆住了———“家里只供得起你们中一个去上学,这两根草一长一短,抽到长的去上学,抽到短的就留在家里做事……”当肖琴两岁、妹妹燕云还没出生时爸爸就去世了,湘西偏远,当妈妈的向女儿举起这两根草时，真不知花了多大的气力,又经历了怎样的辗转不眠……

妹妹本能地先跑上去抽走了长的稻草,之后一脸全是灿烂的笑。于是妈妈手里握着剩下的短稻草,对肖琴说:你就认命吧!而成绩一向优异的姐姐只能辍学回家干农活。

从儿子看自己———童年的犹豫木讷和蔫儿坏简单

整整6年过去了，我又在《孔雀》之中，嗅到了和肖琴姐妹抓阄上学一模一样的意味。那种缓慢的、悠远的、可以让观众渐渐心心相印的那股子气息。

电影开始进入得非常安静：一个北方小城，一座老旧的居民楼，在一个楼梯走廊的拐弯处，有一家五口人趴在地桌上一起埋头扒饭吃。这是一个能让很多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甚至70年代人立即产生联想的画面。它非常细心、非常细腻、非常细节地逼近关注着普通人生的平常气息，甚至还有些许无可奈何的平淡；那背后深深内蕴着一番在如今在很多中国生产的电影里已经很难感觉得到的温暖情怀。而且这气息由始至终贯穿到底。电影历来就有圆梦之说，而且有很多导演的成名处女作，似乎都会带有强烈的自传倾向。我第一遍看即被《孔雀》所吸引，就是因为它有这样一番电影之外的人心感念。那么在这样的草根气息当中，是不是也深深氤氲着着顾长卫本人幼年、少年时的某些挥之不去的记忆与印象？我甚至还常常会猜想：像这样的内心温情，到底是天性使然，还是在一个人长大之后才能被渐渐自觉到的？

顾长卫：“我最近没事儿老琢磨我那三岁的儿子铁头。如果没他的话，我真是很难知道自己两三岁以前到底是什么样儿。比如上小学之前才开始记事儿，再往前的事情，我是没法儿回忆的。别的不说，我儿子看别人聊天的时候，就像我。还有他挺稳重，喜欢观察，也爱发愣，模样都像。从他身上，我感觉有些东西，可能真是与生俱来的。再比如，有一天他看电视上的《动物世界》，只要一看见动物之间互相争食撕咬，他就惊讶还又爱着急，脸上都能带出来。还有一个细节，比如他哭厉害了，本来怎么哄怎么劝都不行，可只要一看见他妈妈哭了，可能比他还难受，儿子眼泪虽然还在脸上挂着，但先就自己不出声了，接着马上就会走过来先劝他妈不哭，劝着劝着就把自己哭的事儿给忘了。这件事还真是屡试不爽。从这里也能看出些他的心性来。”